Friday, September 15, 2017

從資訊供求看傳媒前景 免費早餐: 梁天卓

從資訊供求看傳媒前景
2017-09-13
近年傳統傳媒的地位不斷下降,有的紙媒由公信力第一變成公信力第七,有的則由誓神劈願不賣盤,到最近終於向現實低頭,當然不消說的是一直低迷的記者薪水,依舊追不上通脹。到底傳統傳媒的前景如何?
有趣的是,在傳統傳媒地位漸降的同時,大家都認為資訊已是垂手可得,事情的真相往往只是一click之遙。從需求看,在這個無需外出,只需要手握一部智能手機便能知天下事的年代,搜尋資訊的邊際成本很低。
不過,大家離「真相」有多近還須看資訊的供應。互聯網出現之前,由於訪問拍片的成本不菲,加上發放消息的渠道不多,規模經濟等成本效益的因素令以往資訊的供應者,大多由報紙雜誌等大台所擔當。現在上網留言拍片易過借火,只要一(手)機在手,普通市民隨時可以由追花生的普通街坊,搖身一變成為一個追尋真相,並將其廣泛發布的記者。
瞎子摸象大家都耳熟能詳。有時候尋找真相就如拼圖一樣,要把各瞎子對大象的印象拼湊起來才構成真相,我們才可以避免各執一詞。在互聯網世界裡,無論是不同的瞎子將各自對大象的印象對外發放的成本,還是把各瞎子的印象併湊起來的難度也降低了不少,這解釋了為何現今報紙(即使是號稱公信力第一的那些大報)愈來愈多報道依靠「民間記者」報料,以及「人肉搜索」式的調查愈來愈普遍。
以「民間記者」報料作為調查方式有時十分有用。近年的一個例子是傳真社的屋苑大維修圍標調查報道。它在網上呼籲住宅物業業主提供大廈維修承建商投標資料,結果前後共收集了二百多個屋苑的標書資料,為我們了解大維修市場裡有否圍標行為提供大量資料。
不過,這種「人肉搜索」式的調查方式可不是沒有成本的。由於「民間記者」大多沒有受過專業記者訓練,加上其中有部分「民間記者」可能有固定立場,這些因素都可能會影響了他們提供的資訊的可信性和代表性,這些資訊甚至可能是特朗普口中的「Fake News」。
於是乎,在資訊的供應不缺下,品質監控就變得更為重要。要控制資訊的質素,我想到兩個方法。一是各大傳媒擔負這個質控的角色,這不單是判別「民間記者」所提供的資訊的真偽,更包括在這個KOL泛濫的年代尋找有真知灼見的真.學者來把關。
二是政府負責訂立各種法例,來「禁止」市民散播沒經證實的消息。正如高斯80年前說,市場與公司的選擇是交易成本的問題,由傳媒或政府監控資訊的質素,其實亦關係到其各自的成本。到底哪一個質控的選擇的成本較大?哪一個選擇會令我們更容易看到大象的全身,而不只是大象的屁股?

經濟學者分析言論自由的界限 徐家健 經濟3.0

2017年9月12日

經濟學者分析言論自由的界限

師父教落, 粗口說得流利的人多少有點文采。爬格子寫專欄,你卻只有緣見識我的文采(一笑),但這與言論自由無關。不是深奧的大學問,我的女朋友亦較少機會領教我的豪情髒語,皆因10萬個激嬲女友的理由當中,據說9萬幾個是開口夾着脷,不想激嬲女友於是小心說話,亦與言論自由無關。言論自由最近再引起港人關注,什麼「言論自由有界限」、「言論自由要符合道德標準凖」云云,又是哪門子的言論自由呢?
今天與大家分享兩篇關於言論自由界限的經濟文章,作者都是不少行家心目中的自由主義者。
艾智仁的《私產與自由》
六十年代中的美國,「言論自由運動」(Free Speech Movement)在大學鬧得熱哄哄。名校柏克萊見證了首次校園大規模的「公民抗命」,導火線是大學禁止學生使用學校設施進行一些政治活動。離柏克萊加大不遠的洛杉磯加大,張五常的老師艾智仁(Armen Alchian)寫了一篇叫《私產與自由》On Private Property and Freedom的短文批評運動參與者對言論自由的誤解。言論自由的界限是要符合道德標準嗎?艾智仁說得清清楚楚:
Had the foul speech been conducted in private among only those desirous of engaging in such discussion, with no others involved even as inadvertent listeners, there would not have been any violation of free speech. Unpleasant, immoral or improper words are irrelevant to the concept of free speech.
然而,這並不等於學生可以隨意佔用大學設施作他們的政治表態。產權經濟學之父這樣解釋什麼不是言論自由:
The difference between free speech and free resources has long been recognized in economics,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Freedom of speech is the right to use one's resources to communicate whatever he wishes with whoever is willing to hear him. It does not include a right to appropriate the use of other people's property to communicate with them. Nor does it include a right to communicate or express ideas to people against their desires.
把言論與資源兩者的「自由」混為一談,害了言論自由。資源有限,在所謂資本主義社會的界限往往是私有產權。問題是,公立大學的設施產權並非私有,更說不上屬於學生。另一方面,大學高層說什麼「言論自由有界限」亦只會愈說愈亂,反而自稱大學沒有畢業的好友周顯問得好:民主牆的作用是用來宣傳政治立場,還是用來分析時事,討論政見?
民主牆既非學生私產,民主牆上發表的意見亦非幾個大學生私下吹水可比。周顯的問題,校方與學生不可不答。
高斯的《貨品市場與思想市場》
西方社會討論言論自由時,背景不是幾個學生私下吹水道德底線何在,更不是男女朋友間不應說什麼激嬲對方。香港各界KOL討論言論自由時,卻往往停留在牛頭角順叔探索順嫂底線何在的水平。
以美國為例,他們討論的主要是憲法第一修正案限制國會不得制定法律禁止宗教及言論自由,並禁止立法剝奪人民和平集會及向政府請願的權利。另一產權經濟學大師高斯(Ronald Coase),在《貨品市場與思想市場》The Market for Goods and the Market for Ideas一文中卻質疑:
In the market for goods, the government is commonly regarded as competent to regulate and properly motivated. Consumers lack the ability to make the appropriate choices. Producers often exercise monopolistic power and, in any case, without some form of government intervention, would not act in a way which promotes the public interest. In the market for ideas, the position is very different. The government, if it attempted to regulate, would be inefficient and its motives would, in general, be bad, so that, even if it were successful in achieving what it wanted to accomplish, the results would be undesirable. Consumers, on the other hand, if left free, exercise a fine discrimination in choosing between the alternative views placed before them, while producers, whether economically powerful or weak, who are found to be so unscrupulous in their behavior in other markets, can be trusted to act in the public interest, whether they publish or work for the New York Times, the Chicago Tribune or the Columbia Broadcasting System...Why should this be so?
現代西方社會對自由市場與言論自由的看法如此南轅北轍,高斯認為邊際上政府對貨品市場干預太多,並質疑憲法第一修正案之下邊際上政府對思想市場干預太少。
政府應否為言論自由設限?原則上,我認為並非不可以討論的問題;實際上,普通法之下美國法院其實已不時就憲法第一修正案作出解讀。法律上,香港居民享有言論、新聞、出版的自由,結社、集會、遊行、示威的自由,組織和參加工會、罷工的權利和自由(《基本法》第三章第二十七條);實際上,《基本法》對港府權力的限制大家卻有目共睹。有見及此,煩請各界KOL在討論香港的言論自由時,先把主場從牛頭角轉到金鐘,然後問一問:邊際上政府對思想市場干預是否已經太多?
香港亞太研究所經濟研究中心成員、美國克林信大學經濟系副教授及資訊經濟計劃附屬學者

壞孩子的言論自由 免費早餐: 曾國平

免費早餐: 曾國平
壞孩子的言論自由
2017-09-11
曾幾何時,央行行長以木訥慎言見稱。從語言藝術高手格林斯潘,到拘謹到悶死隔籬的伯南克,皆能緊守美國聯儲局只管通脹和失業的原則。
聯儲局一舉一動足以影響全球金融經濟,權力大說話自然要小心,以免引起誤會過度揣測。今時今日,央行權力界限模糊,愈來愈積極介入各種監管,央行行長的言論忽然自由起來,就如美國聯儲局主席耶倫,到我們金管局總裁陳德霖,都紛紛就貧富不均等傳統央行工作範圍外的話題公開演講。
手握大權發表太多意見,不是健康發展。
言論自由有價值,同時言論又會對別人有影響,於是理想情況下的言論自由會受到一定限制。權力大,講說話對社會有廣泛影響,因而要格外小心,比一般人少一點言論自由。
無權勢又無影響力,發表言論效果甚微,說話的自由就多一點。權力可以客觀比較,至於甚麼道德不道德,則人人標準不同(如有些人論斷別人時尤其要求高),實不應跟言論自由扯上關係。
在香港,情況正好相反。
學生的言論就算如何不當不堪,只要沒有犯法就有自由去表達。學校內部警告懲罰學生是合理回應,出奇的是,手握大權的大學高層,充分利用言論自由,帶頭公開錄影片段鼓勵全民公審學生。
如此「照顧」學生,結果是權力管轄下包括其他大學的學生主動自我審查言論,以防大學高層主動出賣自己。當然了,大學生少說話坐定定,對某些人來說是最佳結果,但若然如此,便不要再講甚麼創新工業創意思維了。
至於比大學高層更有權的幾位前教育高官(以及喜歡以「個人身份」說話的前特首),皆以言論自由著名,亦發表過同樣「刻薄冷血」的言論,印象中似乎沒有大學高層為之聲淚俱下。
經濟學中有一個「壞孩子定理」(Rotten Kid Theorem):縱使壞孩子沒有真感情,也會做做戲配合一下跟家人和睦相處,為的就是分享家庭資源。
利益有份分,意假也要扮情真。依靠政府撥款,依靠政治意向明顯的商界捐助,我明白大學高層面對的財政壓力,也明白一眾愛講正義愛講自由的學者教授為何不太敢挺身而出。講到底,資源要緊,權力更是難捨難離。 原來,學生不是壞孩子,一臉哀傷的大學高層才是壞孩子。

彈Prokofiev的女人 免費早餐: 徐家健

彈Prokofiev的女人
2017-09-08
聽古典音樂會,一般在購票那刻已知道演奏的是甚麼。令人期待的驚喜,往往要等encore時段主角獨奏沒有事先張揚的曲目。更理想,當然是熟悉的音樂能夠造出「意料之外情理之中」的效果。最近王羽佳來港表演,彈奏的是柴可夫斯基的第一鋼琴協奏曲,以及貝多芬的第二鋼琴協奏曲。論偉大,柴氏當然比不上貝氏;論流行,柴一卻始終比貝二受歡迎。再加上,王羽佳當初是憑浪漫樂派彈出名堂來的,二選一放棄貝二不是個困難的決定。欣賞過王羽佳的柴一,彈得好是意料之中的好。令我驚喜的,是encore時她選了普羅哥菲夫(Prokofiev)第七奏鳴曲裏的Precipitato。
品味呢家嘢,傳統經濟分析視之為exogenous,即外在而不需解釋的。不盡是與生俱來冇得解,而是至今我們還未發展出一套有系統的理論去解釋「呢家嘢」。關於音樂品味,我有一個可能是以偏概全的觀察。智商高又愛分析的朋友當中,沒有幾個對柴可夫斯基(或其他浪漫樂派全盛時期的作曲家)情有獨鍾,但他們卻可以非常重視貝多芬打破古典樂派的框框。更有趣的是,他們之中有的對莫札特「只應天上有」的旋律百聽不厭,同時亦對華格納打開現代音樂之門驚為天人。顯然,此品味現象不只是古典與現代之爭,亦非重視重要性而輕視可聽性那麼簡單。打個比喻,與這些古典音樂迷說喜歡柴可夫斯基,情況比跟爵士音樂迷說喜歡Kenny G好不了多少,都是非常「唔型」的一件事。
同樣是俄國音樂的代表人物,說喜歡Prokofiev會自我感覺良好一點。很多對古典音樂歷史有認識的朋友都同意,古典樂迷對Prokofiev的音樂重視不夠。其一,音樂上從古典轉型至現代,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現實的做法是最終把古典音樂「急凍」,有市場的表演者從此只追求演繹過往經典,而Prokofiev部分作品頗為現代的。其二,可能是政治原因,Prokofiev在史太林年代決定返回蘇聯發展,或多或少令一些歐美的樂迷感到失望。
從藝術回到科學,經濟思想史上其實亦有類似的不幸現象。近月忙着籌辦《佃農理論50年會議》,請了芝大元老夏保嘉(Al Harberger)來深圳走一趟。今天是同事的夏保嘉,當年張五常在芝大時已是芝大經濟系的系主任。世人對夏保嘉在經濟學的貢獻重視不夠,或多或少是由於他年輕時參與過智利皮諾切特政府的經濟改革。論重要性、趣味性,夏保嘉和張五常的文章才稱得上對人類文明作過一點貢獻。品味呢家嘢,只在甚麼上流社會交遊廣闊的人,不論人有多好,有甚麼值得歷史記住呢?

老seafood的前途 免費早餐: 梁天卓

免費早餐: 梁天卓
老seafood的前途
2017/9/5
根據網上的潮語字典,老seafood者,經常以公司高層身份指點江山,憑阿叔身份塞錢入你袋者是也。
先旨聲明,這潮語並不泛指各行業的老行尊,因為老seafood除了把自己食鹽的經驗侃侃而談之外,據稱他們亦會身體力行阻住上位之路,令後輩們多捱幾年苦。就平常在網上觀察所見,老seafood在各行各業都存在。不過,我有理由相信,愈是跟互聯網關係密切的行業,老seafood們的前途受影響愈大。
主要原因是互聯網令「入場成本」大降。以前你想做歌星/影星?你只能在街上「閒逛」以待各大經理人公司的星探碰上,又或透過參加大台的藝員訓練班和參選港姐,和歌唱比賽等讓自己的演藝才能獲發掘。今天又如何?你只要隨手拿起智能電話錄歌兼拍片,然後放上YouTube,觀眾少則三數十,好彩的話數以千萬計。
以前你想做作家?先跟編輯老總搭關係在各大報紙開專欄風花雪月一番,然後可能有一家大型出版商看上你的才華。今天又如何呢?在高登(應該係連登)連載你的作品,或直接聯絡Amazon幫你出書都是選擇之一。
以前你想做學者專家?拿一個博士學位,然後在大學謀一個教席似是不二法門。現在你想做偽學者KOL?你只要在Facebook開一個專頁,抽水廢噏悉隨尊便。
互聯網世界令「上位」變得更容易,而原本那些自視為有能力去挑選歌星/影星/作家/專家的老seafood角色卻突然變得可有可無。
另外,在歌影視文壇裡,我們不時會聽到某某超新星將來一定大紅大紫的大膽預測,但最終跑出上位的又有幾多人?在這些Nobody Knows Anything的行業裡,以「把關」人自居的老seafood的作用其實很有限。(有誰會想到每晚九點半打機的達哥可以成為高登男神?)這個行業特質的其中一個含意是,即使老seafood的「品質監控」角色在互聯網時代變得不再重要,這些行業的整體質素卻可能不跌反升。事實上,近年不少研究發現,歌影視文壇的作品近年愈來愈多,雖然作品質素變得更參差不齊,但是整體平均質素卻是有升無跌。
不要誤會,我絕不認為老seafood全部都是阻住後生仔上位的老而不。雖然我們仍然見到不少明星KOL靠著其背景上位,但在互聯網的放大鏡下,我相信消費者的眼睛是雪亮的,另外,不少老行尊人生裡的確食過不少鹽,他們對新人潛質的判斷力始終有一定的分量。要不是他們「慧眼識英雄」,我們不會見到梁朝偉拍的戲,不會聽到陳奕迅唱的歌,更不會有機會讀到我和兩位欄友的那本《本土不敗》(不好意思,又在這裡賣廣告了)。只不過相對於其他傳統行業,那些受互聯網影響較多的行業的老seafood們的前途,就相對暗淡吧。

事後孔明金融監管 ? 曾國平 經濟3.0

2017年9月5日

事後孔明金融監管 ?

去年九龍灣一場導致兩名消防員殉職的迷你倉大火,促使政府成立跨部門小組收緊有關的消防條例(例如要求有窗戶等等)。據最近港台《鏗鏘集》報道,新條例實施一年過後,現有800幾個迷你倉絕大部分仍未達標,面臨罰款,另有100多個迷你倉早已結業。據報道,新條例相當嚴格,商戶難以在短時間內適應。迷你倉倒閉相信仍陸續有來,身外物太多的香港人要付更高租金儲藏心頭好了。
出了事,從事件中汲取教訓,加強監管以防事件再發生,這是政府監管的規律。除了迷你倉的悲劇,10年前出現的一場金融危機,亦掀起了歐美以至全球大規模的金融監管,決心堵塞有潛在危機的制度漏洞,為金融體系增強抵抗力。
今個學期要客串教兩個星期共6個小時的書,課程題目是「非常規貨幣政策與金融監管」(Unconventional Monetary Policy and Financial Regulations),對象是成績最好的少數一年級新生。
非常規貨幣政策指的是在零短息的情況下,央行買入長債影響孳息曲線,甚至持有企債房債股票等資產以干預個別市場。金融監管指的是10年前危機爆發後美國及全球推行的大量新條例,從收緊金融機構的資本充足比例、更改風險的標準計算方法,到要求大公司訂立倒閉如何善後的「遺囑」、成立新政府部門將懷疑「大得不能倒」的企業列入觀察名單,監管種類繁複細緻,加起來的法律條文以千頁計(幾個月前在美國買樓填寫了一大疊表格,其中不少是近年才出現的)。
非常時期權力擴張
非常時期下央行的兩個新政策,共通點是權力擴張。聯儲局正為10年來買入的資產「縮表」,但類似的「入市」政策必定會再出現,「非常規」與「常規」的界線漸漸變得模糊。只有漲沒有縮的,是易請難送的金融監管。獲得了的權力(以及相關的財政資源)怎會輕易放棄?
就如耶倫最近在Jackson Hole會議的一篇演詞,力陳金融監管空前成功,直言「有證據支持危機以來的改革令金融體系安全得多」(The evidence shows that reforms since the crisis have made the financial system substantially safer),對衝擊有更大承受能力,未來危機會更少而且會復元得更快(experience fewer crises and recover from any future crisis more quickly),更指監管未有減慢甚至有可能促進增長(雖然沒有引用什麼明顯證據)。如此成功,何須收掣?
面對兩個困難
經過多年的經濟復甦,資產價格上升兼借貸活躍,金融體系數據亮麗,運作良好,是正常不過,監管有效與否仍有待恐慌時期的真正考驗。諷刺的是,耶倫演詞中提到八十年代起美國經濟平穩增長,令人安樂太久,志得意滿,忘記了各種潛藏危機,是以在10年前給殺個措手不及。
同樣的自滿其實也展現在耶倫這篇演詞上:19頁中有超過九成的篇幅在講述監管背景和成功證據,只有短短一頁左右的「未來挑戰」,反映的似乎是監管已相當完備,沒有太多檢討空間。
由迷你倉到金融體系,可見的是政府監管回望(backward-looking)和針對性的性質:災難過後,找出出事原因(雖然答案不一定正確),再以政府權力堵塞漏洞,防止原因再現。除了監管複雜帶來的成本和其他的意外反效果,這類因危機而出現的監管有兩個困難:第一,人不是鐵板一塊,自私驅使下會找各種方法獲利,在新監管下找出生存空間。
就如美國的銀行面對新監管要求,樓按生意失去優勢,取而代之是銀行體系以外的樓按公司(又如香港收緊樓按要求,生意就跑到金管局權力範圍以外的財務公司去)。富貴險中求的人性不變,將一處的風險壓低了結果是風險轉移到另一處。第二,監管會隨着科技發展過時,未受監管的新投資產品或會成為下一次危機的計時炸彈,但更有可能的是過時的監管阻礙了新科技的應用(如香港以幾十年前的出租車條例打擊Uber)。
我不是反對所有金融監管,關鍵是個別情況下政府是否做得比市場更差。有些監管較經得起時間考驗、較能抵禦不同種類的衝擊(就如由十九世紀中後期出現的駕車時速限制,直至今天仍有其效用)。問題是金融監管一大堆,其中有幾多是頭痛醫頭的針對性措施,有幾多真正有長遠效益能減低未來金融危機的破壞力?根據歷史經驗,我的答案是以前者居多。
另一個相關的問題我就不懂了:從現有的金融監管中,可否找出下一次金融危機的蛛絲馬跡?
作者為香港亞太研究所經濟研究中心成員/美國維珍尼亞理工大學經濟系副教授/城市及地區禦險力環球論壇附屬學者

任總的姿態 免費早餐: 曾國平

免費早餐: 曾國平
任總的姿態
2017/9/4
一篇嚴肅的博客文章能引起各界熱烈討論,是影響力吧。是影響力,也是因人廢言。商榷對《基本法》107條的詮釋,質疑政府守財奴未能善用資源,都不是甚麼離經叛道的新觀點,只是出自曾經掌握財金大權的任總志剛之口,就惹來大量批評文章。
有趣的是,批評中我們「經濟3.0」也算溫和婉約,至少認同任總帶出的討論方向。更有趣的是,某些過去對《基本法》107條有宗教熱情的個人或團體今次竟然連小罵不罵大幫忙,可見權力的誘惑實在難以抵擋。
香港專家政客討論財政問題有兩大毛病:一為見林不見樹,提議教育加幾億元福利又減幾億元,執著支出收入佔這個那個的百分之幾,只從大處著手,忽略了政府應使則使要從細微的政策計劃中去觀察分析;二為只看平均總數不看邊際,將過去政府積累下來的好事,當成今天政府的功勞,忘記了今天邊際上政府以基建開支最為疏爽,不少是手頭充裕亂使的冤枉錢。
任總談財政姿態,談乘數效應,立論四平八穩,雖說觀點有點空泛有點過時,但姿態尚算可以。肯討論個別政府項目的優劣,肯嘗試為以數據實證支持政策,已是進步。
姿態難看的,反而是來勢洶洶的批評聲音。
搬出一個羅爾斯(John Rawls),指責任總的乘數效應是甚麼「會計理財」,只關注有利可圖的項目,而忽略了貧苦大眾。
羅爾斯呀羅爾斯,多少蠢話借汝之名而講?正義論的背景源流,是成熟的民主政制,搬到香港的情況去總是有點格格不入。更無知的是,將乘數效應當成跟扶貧對立。明天香港每人派一萬(元),營養不良的吃好一點,身體差的看醫生打針食藥,貧苦家長買部電腦讓子女跟時代接軌,這些不是乘數效應是甚麼?
這邊有羅爾斯,那邊又搬出仍然健在的魯卡斯(Robert Lucas),說任總提出的乘數效應違反了七十年代「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的魯卡斯批評。需知道魯卡斯提出的是個理論觀點,實證上是否重要值得商榷(對一般變化不大的貨幣政策來說,這批評並不重要)。再者,沒有具體政策,又沒有相應的理論框架,這個批評(以及大量英文術語)除了嚇嚇外行扮高深之外還有甚麼意思?言辭刻薄,嘲笑任總對近年宏觀經濟研究不太熟悉,也有失「學家」氣度,講多錯多的其實是專家自己。
故事教訓:拋磚未曾引玉,卻引來滿天神佛的一堆爛泥。

從資訊供求看傳媒前景 免費早餐: 梁天卓

免費早餐: 梁天卓 從資訊供求看傳媒前景 2017-09-13 近年傳統傳媒的地位不斷下降,有的紙媒由公信力第一變成公信力第七,有的則由誓神劈願不賣盤,到最近終於向現實低頭,當然不消說的是一直低迷的記者薪水,依舊追不上通脹。到底傳統傳媒的前景如何? 有趣的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