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iday, September 28, 2012

從歷史看QE3及美國經濟復蘇 (QE3及美國經濟衰退的政治經濟.二之一)


2012年9月24日
徐家健 經濟3.0

「大衰退」(The Great Recession)的起源是什麼?根據我一位當時在美國總統經濟顧問委員會工作的同事說,雷曼兄弟倒閉那天,辦公室電話響個不停,但沒有經濟學家知道在發生什麼事,最後只好求教一些金融財務專家才有點頭緒。

4年後的今天,經濟學家對「大衰退」的起源,還有很多不明白的地方。要理解多一點今天世界經濟的困境及為什麼經濟學家束手無策,要先談一談經濟思想史。

芝大經濟學系曾經是貨幣經濟學的重鎮,從上世紀30年代的Henry Simons到50年代的Milton Friedman(佛利民),再到70年代的Bob Lucas,貨幣經濟學都是與宏觀經濟學不可分割的。

到了80年代,實體經濟周期理論(Real Business Cycle Theory)的冒起,以及Lucas對經濟周期的研究失去興趣,使芝大及很多其他經濟學系都不再重視貨幣經濟學。儘管Lucas後來在1995年憑他早期有關經濟周期及貨幣政策的研究獲得諾貝爾獎,宏觀經濟學的焦點從80年代起漸漸轉移到研究經濟增長的領域上。

2008年以前,全球的經濟表現都證明了現代主流宏觀經濟學家的看法是對的─由80年代中期到金融危機的前夕,世界多個國家的經濟都穩步上揚了20多年。經濟學界同時亦培育了一代為數不少而漠視貨幣金融的宏觀經濟學家。

傳統的「流動性陷阱」

我不是宏觀經濟學專家。我懂的貨幣經濟學,主要是從兩位經濟學「老」朋友身上學到的,其中一位是今年82歲、亦師亦友的Lester Telser,Telser是佛利民的學生,又是Lucas的老師。

跟Telser討論「大衰退」已好幾年,他反對政府胡亂干預,但贊成助銀行紓困,因為他同意大量銀行倒閉是「大蕭條」(The Great Depression)的元兇;他反對政府亂花錢,但支持減稅,因為雙管齊下才可以刺激投資;他認為以今天銀行業的運作,聯邦儲備局想透過傳統的公開市場操作來刺激經濟是很困難的,但不理通脹的量化寬鬆可能有效,因為在「大蕭條」年代出生的他認為,美國經濟現正墜入了凱恩斯經濟學派所說的「流動性陷阱」(Liquidity Trap),大意是指當短期利率(short-term nominal interest rate)無可再低,投資者還是寧願手持現金而不肯投資的經濟困局。

現代的「理性預期」

另一位教我貨幣經濟的同事兼好友David Gordon,對QE3則比較悲觀。Gordon於80年代是Lucas的學生,被公認為是天才的他,當年一篇論文解釋了缺乏公信力的中央銀行為什麼要在經濟不景氣時增加貨幣供應而推高通脹,但在「理性預期」(Rational Expectation)的假設下,這種貨幣政策是無助減低失業率的【註】。

Gordon同意Telser對傳統貨幣政策失效的看法,但他認為只把有問題的按揭證券(MBS)從市場移到政府手裏,一方面解決不了市場對未來投資環境的憂慮,一方面只會增加往後通脹的風險。Gordon對通脹的憂慮,可能是跟他讀書時親身經歷高失業、高通脹的「滯脹」(Stagflation)有關吧。

QE3跟前兩次QE的主要分別,是今次聯儲局希望市場相信他們會不斷印銀紙,直至失業率回落,但條件是通脹不能失控。我跟兩位貨幣學專家都同意市場預期對投資意欲非常重要。

經濟學中一個吊詭的推論是這樣的,因為對未來利率和稅率的預期都影響着今天的投資決定,所以縱使政府今天大幅減稅,若果不能說服市場未來將削減開支,羊毛出自羊身上,市場反而只會預期政府在未來必須大幅加稅來平衡預算,結果是在減了稅下,投資者也不肯作長線投資。

歷史改變學者看法

跟Telser的想法一致的是,我認為美國通脹的風險暫時不大,但我更認同Gordon所指出,市場對未來投資環境的憂慮,並非聯儲局可以紓解的,這憂慮主要是市場對未來各種稅率、政府開支及各種市場管制的不肯定。

歷史的演變不斷改變着不同年代的經濟學家、以至整個社會對經濟的看法。「大蕭條」時連我的父母都還未出生,80年代初美國經歷「滯脹」時,我還在香港念小學,到了對經濟學有點認識時,親眼觀察過量化寬鬆的例子,是日本的經驗和美國的QE1及QE2,我對QE3的信心是可想而知的。

註 Barro, Robert J. and David B. Gordon. "A Positive Theory of Monetary Policy in a Natural Rate Model."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 Vol. 91, No. 4 (Aug., 1983), pp. 589-610.

徐家健
作者為克萊姆森大學經濟系副教授

Wednesday, September 26, 2012

政府管制減低房屋生產力


2012年9月22日
曾國平 經濟3.0 



撇除土地價格、建築成本、壟斷利潤等因素,香港的高樓價有多少是從政府管制和地理限制而來?政府的管制可符合社會的成本效益?今次要介紹的一項學術研究,或許能幫助我們解答這兩個重要的問題。

容我先介紹一個經濟學的概念:「生產函數」(production function)。函數者,數學用語也,有投入(input),函數就給你一個輸出(output);例如,二的二次方是四,二就是投入,次方是函數,四就是輸出。

若然這還是抽象了一點,不妨看些實際的例子,「一分耕耘,一分收穫」這句自小就聽到的道理,背後其實是條樸素的生產函數。愛迪生的名言「天才等於百分之一的靈感加上百分之九十九的汗水」,也可以看作生產函數,但有多可信則見仁見智。至於「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這豪言壯語,則是條不可思議的生產函數了。

提高建築成本

現今的生產函數多應用在宏觀經濟,用以解釋一國的生產和該國的勞力、資本、人力資本、生產力之間的關係。例如,你可利用生產函數找出香港經濟增長的來源,看看勞力、資本等等投入的重要性。今次介紹的一篇研究論文【註】,卻別開生面的把生產函數概念應用到房屋市場上,並得到一些有趣的發現。

想像兩個土地價格、建築成本一樣的地方,譬如說紐約和三藩市吧。房屋市場在競爭之下,同樣的一間房子,價格應該一樣。若果同樣的一間房子,三藩市的售價卻比紐約的高,那又如何解釋?三藩市較高的樓價,代表了把同樣的土地、建築材料、勞力投放到房屋的「生產函數」裏,三藩市產出的房屋要比紐約的要少要差。

這就像兩個國家,投放同樣的資本、勞力,生產的質量卻有高低,其中的差距,我們可稱作房屋生產力(housing productivity),反映房屋生產的效率。
這個研究有趣的地方,是考慮了政府管制和地理限制對房屋生產的影響。建造樓宇,不是把土地加上建築材料、勞動力那樣簡單,而是要政府批准,要跟官員、地方勢力交涉,兼要符合各樣的環保、安全要求,牽涉的時間和金錢可以相當驚人。

例如在香港,打樁要申請噪音許可證,使用較大型的機器也要申請噪音標籤;為應付政府管制,土地和建築材料的生產力自然降低。至於地理限制,指的是建屋地點附近的地勢。如附近都是濕地或險峻山坡,建築過程自然有較多的障礙。

作者找來2005年至2010年美國都會地區(metropolitan statistical area)近7萬宗住宅用地的交易數據,計算出各地區的房屋生產力。研究發現,政府管制和地理限制對建築成本有極大的影響。

地盤附近多一點平地,不難明白建築成本將大幅減低,但延遲批准(approval delay)、地方政治壓力、州政府的干涉等等,也增加了建築成本。
研究更指出,大城市的房屋生產力一般較低。作者的解釋是,大城市的政府管制通常比較繁複(人與人之間的衝突較頻繁),建築面對更多的限制,生產力於是就拉低了。論文中一個管制多、生產力低的突出例子,就是港人熟悉的三藩市了。

效果微不化算

這項研究的含意,當然不是取消所有管制去壓低樓價。政府的管制自有其價值:噪音減少一點、空氣清新一點,而有效的城市規劃也能把地區弄得井井有條。不過,作者比較各地的房屋生產力和生活質素之後,發現並不化算:政府管制減低生產力,但只對生活質素帶來輕微的改善。即是說,美國的某些政府管制是因小失大,白白提高了房屋的成本。

註:Metropolitan Land Values and Housing Productivity, by David Albouy and Gabriel Ehrlich, May 2012, NBER Working Paper 18110.

曾國平
作者為維珍尼亞理工大學經濟系助理教授
本報新專欄「經濟3.0」由三位年輕經濟學者輪流執筆,逢周一至周六刊出。

Tuesday, September 25, 2012

二手樓市的「分配效應」


2012年9月21日
曾國平 經濟3.0



上次談到二手市場的「替代效應」,抑制了地產商的利潤,道理簡單明白。今次要談到二手市場一個較複雜但有利地產商的影響。

你經營一家小書店,手上有兩大箱的某暢銷書。當書商本身已經夠艱苦的了,但你禍不單行,某天下雨,其中一箱書給水浸了,風乾後書頁變得又黃又皺,成了次貨。幸好此書不是圖文並茂,也非彩色印刷,水浸了也可以讀,你於是決定每本減價至20元出售。

分流而治

你的顧客有兩類:一類是該暢銷書的擁躉,樂於以原價購買,但也不介意買水浸過的;一類是心大心細,原價不肯付,但20元一本不妨買來一看。你該如何把書賣掉?

最理想的方法,是你能把顧客分開,肯付高價的去買新書,不肯付高價的去買次貨,得到分流而治的效果。但這方法未必可行。你的店舖只有300方呎,兩箱書不同價錢一眼可看出來,擁躉們大可裝作心大心細,跟你買次貨,而那箱原好的書可能因此賣不出去。

解決的辦法之一,是把次貨再破壞一下,如把封面撕掉之類,但求使擁躉們失去興趣,也不把心大心細者趕走。另一個折衷的方法,是把那箱次貨賣給隔離街擺地攤的同行,書店只以原價賣新書,希望心大心細的顧客都到地攤去。

這個例子跟樓市有什麼關係?二手市場的存在,其實也起着分流而治的作用。假設香港樓市只有兩類買家,一類是身家豐厚人士,一類是中產專業人士,人數相若,看起來也沒有兩樣;若果香港沒有二手市場,地產商面對的是兩類的買家,定價則只能從中間着墨,地產商的壟斷利潤因而減低。地產商為顧及中產專業人士的需要,也可能要冒敗壞信譽的危險,降低房子的質素。

若果有一個龐大的二手市場,提供較舊、相比新樓較次等的選擇,這些問題就迎刃而解了。中產專業人士會被引到二手市場去,剩下身家豐厚人士在一手市場。地產商面對這班高級顧客,自然可以建些美侖美奐的單位,賣個好價錢。二手市場的存在,因而有利於地產商,發揮所謂的「分配效應」(allocation effect)。

替代分配 是好是壞?
「替代效應」和「分配效應」兩者並存,二手市場對地產商到底是好是壞?對想打倒「地產霸權」的朋友來說,地產經紀到底是朋友還是敵人?一篇新近的學術文章【註】,問的是同樣的問題,但對象是汽車市場。文章的作者以美國汽車市場的數據,分析在只有數家生產商(如美國的三大車廠)下,二手市場的存在,到底對生產商利潤有何影響。

研究結果指出,二手市場從無到有,生產商的利潤因而減低超過三分之一,顯示「替代效應」有主要的影響。不過,研究亦發現,若一手市場更集中(如只有一家生產商),「分配效應」的影響力會增加,蓬勃的二手市場,可能會給生產商帶來更多的利潤。

這項學術研究的對象是美國汽車市場,其結論未必能應用到香港的房屋市場上。兩個市場有不少的分別,尤其是香港有大量的公營房屋,影響着一手和二手市場的運作。

要算出香港的二手市場對地產商的影響,相信要花上不少工夫。

註 How Much Competition is a Secondary Market? by Jiawei Chen, Susanna Esteban and Matthew Shum, working paper, November 2011.(筆者按 文章用上複雜的計量方法,不易明白,但其開首部分簡單易明,值得一讀。)

曾國平
作者為維珍尼亞理工大學經濟系助理教授

Monday, September 24, 2012

沒有專利,世界可能更好?(蘋果vs三星的啟示.之四)


2012年9月20日
梁天卓 經濟3.0


很多經濟學的研究都指出,研發創新是經濟發展的最重要元素,我們可以粗略地比較各國投放在科研的資源佔國民收入比重,從中看到科研對經濟發展的重要性。根據世界銀行的數據,發達國家如美國、日本和歐盟各國的科研投入佔國民總收入大概3%;相反,發展中國家如中國和南美各國的科研投入只佔國民總收入的1%左右。怎樣誘發創新是經濟學上一個很重要的議題。

研發誘因

由上周起,筆者在本欄寫了三篇有關現在(尤其是美國)專利制度的問題和連帶的各種社會成本。很多人可能會問:目前的專利制度的確問題重重,但這是沒有辦法中的辦法,因為如果沒有專利權,發明家便沒有誘因投放資源在研發上。

沒錯,研究很多時都是一項昂貴的投資,一隻新藥的研發成本往往達數億美元,只有傻佬才會在沒有回報下投資研發新藥。但是,是否只有專利權才能為研發提供足夠的誘因?

讓我跟大家說一個故事吧。話說在1768年有一位英國人瓦特(James Watt)發明了一個改良版的蒸氣引擎,大大提升了引擎的表現,他十分興奮,並立刻到倫敦為他的新發明申請專利,經過六個月的努力,終於在1769年拿到專利權。眾所周知,後來有大量工廠開始利用瓦特發明的蒸氣引擎把工序機械化,廠商開始僱用大量工人,後來慢慢發展成為19世紀的工業革命。

抄襲成本

很多人認為,如果沒有專利權的保護,瓦特不會發明新的蒸氣引擎,因此,專利制度是工業革命發生的重要原因。

為什麼專利權的保護這麼重要?很多人(包括很多經濟學者)都認為,一項發明是一種公用品(public goods),即是說一旦發明面世後,其他人抄襲的成本是近乎零,所以在沒有專利權保護下,一項花盡人力物力的發明,很快便會被其他人抄襲,發明者便只能「苦恨年年壓金線,為他人作嫁衣裳」。因此,專利制度是研發創新的先決條件。

事實是這樣嗎?若果大家細看有關瓦特和他公司的歷史,或許會有不一樣的結論。

瓦特的專利是在1769年拿到的,憑着他的拍擋保特(Matthew Boulton)在英國國會的影響力,他們把專利的有效期延長至1800年。

如果抄襲是容易的,那麼,在1800年後瓦特的蒸氣引擎應該不能賣錢吧?事實卻是,在專利過期後,瓦特的蒸氣引擎不單沒有被市場淘汰,銷量更有所上升!

不能置信嗎?試想想吧,如果你是一家工廠的老闆,為了增加生產線,想添置一台新的蒸氣引擎,在你面前有兩台差不多一模一樣的蒸氣引擎,一台是瓦特所造,另一台是其他公司所造,假設價格相若,你會選哪一部?或者讓我這樣問:如果引擎出現問題,你相信誰較有把握把引擎修理好?是引擎的發明者瓦特?或是一位不知名的抄襲者?

專利代價

從1800年後蒸氣引擎的銷量看來,即使沒有專利權的保護,瓦特還是會發明蒸氣引擎。這個專利權的代價是什麼?在瓦特的專利權限期的30年內,英國蒸氣引擎大概以每年750匹的數量增長;在專利權屆滿後的30年內呢?每年4000匹!

可以這麼說,瓦特的專利把工業革命足足推遲了30年!

梁天卓
作者為香港中文大學經濟系助理教授

Sunday, September 23, 2012

專利「潛水」 望「池」興嘆 (蘋果vs三星的啟示.之三)


2012年9月19日
梁天卓 經濟3.0


上周筆者在本欄淺談現今專利制度下的兩項社會成本,兩項都是直接或間接地增加科研的成本,從而削弱了整個社會的創造力。其實,美國現行專利制度的問題多不勝數,前文提到的兩位經濟學者Boldrin和Levine在他們的書中便有詳細的論述,讓我在本文再談談其中兩項有趣而又重要的有關現象吧。

第一項是所謂的「潛水艇專利」(submarine patent)。什麼是「潛水艇專利」?讓我用一件真人真事來說明吧。

「潛」出13億美元

話說在1950年代,有一名叫Jerome Lemelson的美國人開始為機器視覺(machine vision)的相關技術申請專利,這些技術理論上可發展成為後來的光學檢測儀器,並大量應用於工廠自動化檢測上,但Lemelson並沒有做相關的研發工作;相反,他不斷以各種辦法拖延那些專利的批核。在1995年前,專利權的有效期是由專利獲批的時間開始計算,而在專利的申請到獲批期間,因為專利還沒有被登記而不被其他人察覺,因此,該項專利申請會被稱為「潛了水」。

終於,在摩托羅拉和福特等大企業利用那些技術研製成商品後,他才把專利申請「浮上水面」,再向那些公司提出訴訟,最後法庭判了Lemelson勝訴。

各位猜猜他總共因為機器視覺的相關專利獲得多少賠償?足足13億美元!

這種「潛水艇專利」的存在,大大提增加了研發創新的風險,因為你很難知道研發中的新產品侵犯了多少「潛水艇專利」,所以企業通常要預留一筆資金來應付相關的訴訟。這些風險對中小企業尤其不利,試問有多少公司能為他們新研發的產品賠償十數億美元?

在1995年,美國修改了專利法例,把專利權的有效期由申請時開始算起,「潛水艇專利」才大為減少,不過,不少企業還是繼續把一些他們沒有意圖發展為產品的意念申請專利,期望有人會不小心誤中陷阱。

另一項有趣的現象是「專利池」(patent pool)。很多時候,公司與公司之間為避免發生類似蘋果與三星的訴訟,他們會同意各自把部分專利放到「專利池」內分享。專利池在美國十分普遍,例子俯拾皆是,DVD6C(一個關於所有製造DVD光碟或播影機等的專利池)便是一例。

很多人認為,專利池的成立可以減低已擁有部分相關專利的公司的研發成本,驟眼看來可以促進創新,不過,想深一層其實問題重重,因為只有在專利池內的公司才可以免費使用池內的專利,其他被拒諸「池」外的公司,只能望「池」興嘆。

專利池提升壟斷能力

事實上,很多在行業內擁有大量專利的大企業會利用他們在專利數目上的優勢,以成立專利池來聯手打擊行業內的中小企業生存空間,間接提升那些大企業的壟斷能力。

試想想吧,如果你突然靈機一觸,想到一個提升DVD畫面質素的技術,研發成功後應該有一定市場,但你並不是DVD6C的九個大廠商成員之一,你有兩個選擇:第一,申請成為DVD6C的第十位成員,但成功機會接近零;第二,預備一筆資金以應付龐大又痛苦的專利訴訟。

讓我提醒你,DVD6C的成員包括三星和樂聲(Panasonic)等世界知名的大廠商。那麼,你還想研發你的新技術嗎?

「潛水艇專利」和專利池只是專利制度帶來的社會成本的其中一部分。你們可能會反駁:雖然現在的專利制度問題多多,但是沒有專利制度,就不會有18世紀的工業革命,不會有現在的繁榮盛世!

真的是這樣嗎?Boldrin和Levine認為,沒有專利的世界反而更好。
為什麼?下文再談。

梁天卓
作者為香港中文大學經濟系助理教授

國教爭議的經濟起源 (愛聽謊言.二之二)


2012年9月18日
徐家健 經濟3.0


美國不是獨裁國家,「演化論」更不是什麼國民教育,「猴子審判」的例子與我們何干?想真一點吧,「猴子審判」的爭議背後是什麼?是人類的祖先是猿猴還是亞當夏娃。「國民教育」呢?只是獨裁的「港共政權」與全港市民的對決?還是都反映了香港人之間對「祖國便是共產黨」的意見分化?後者不是單單撤回「國民教育」,甚至換過特首便可以解決的。

1989年,王靖雯的第一張粵語專輯收錄了改編自國語歌曲《恰似你的溫柔》的《愛聽謊言》;1994年,王菲取代了王靖雯,成為當時香港的樂壇天后;1995年,王菲的最後一張粵語大碟收錄了與竇唯合作的華語歌《誓言》。1996年,經濟學家張五常推測香港會有十年以上的經濟不景,而「不景」與九七回歸無關。1997年,香港回歸。以後就都是歷史了。

如果沒有九七回歸,王靖雯會永遠是當初唱廣東歌的那個王靖雯嗎?如果沒九七回歸,今天廣東道會沒有內地遊客嗎?

王靖雯本來就是王菲,廣東道亦從來沒有擠滿過英國遊客,這些都跟九七回歸無關。不要誤會,我不是說今天的特區政府跟當年的港英政府沒有兩樣。我想說的是,今天香港的社會矛盾,不只是政權轉變而造成的。

內地發展 香港轉型 社會矛盾

美國人的工資差距在過去30年的擴大,可不是政制改變甚至政黨輪替的結果,而主要是因為「偏向技術人力的技術進步」(skilled-biased technological change)及全球化(globalization),大大增加了技術人才的需求,低技術的勞工相對地成了輸家。

這兩大經濟因素當然也影響着香港,尤其是全球化又跟中國的「世界工廠」角色息息相關。

另一方面,黃子華說的「搵食啫!犯法呀?」所以好笑,亦不是因為這是所有香港人的核心價值,而是一部分香港人開始懂得自嘲及反思的一種態度。

一連串的保育運動,就是向「只顧搵食」說不;從上街到公民抗命,就是要向所謂「惡法」挑戰。

這些改變都受着內地經濟起飛及香港經濟轉型的影響。正如前美國總統克林頓說過:It's the economy, stupid。

政治制度解決得了多少社會問題?芝大老師莫里根(Casey Mulligan)就退休保障做過很深入的調查,發現民主和獨裁國家的退休保障制度非常相似,決定退休保障制度的主要是經濟及人口因素;其他政策如教育開支(不是課程)和各樣的稅率,民主與否分別也不大。有顯著影響的是,獨裁國家的軍費開支較大,傳媒審查、政治打壓及死刑亦較普遍。

自由何價?我們心中有數。嚮往民主自由的朋友,我們有需要找其他原因、甚至藉口肯定自己的想法嗎?

社會分化不利政府運作

民主制度對經濟發展又有什麼影響?坦白說,我們知道的不多。一個可能是民主對整體經濟發展的影響根本不大,另一個可能是民主對不同行業的影響不一,前數年就有一個研究指出,民主是有助發展先進技術行業的,但對傳統行業的發展就可能有負面影響。

相對民主,經濟學家就社會分化對民生影響的看法比較一致。族群或語系的分化都不利政府運作及經濟發展,最明顯的例子是一些非洲國家,但就算是民主的美國有些地區都有類似情況。

社會分化是今天香港政府需要正視的問題,尤其是關於移民、福利及社區規劃等政策。但要切記,我們要從根本着手,而不是要「穩定壓倒一切」下的「河蟹」。

我不敢說誰愛聽謊言。馬克斯說宗教是人民的鴉片。有時候,在無情的世界想得到一點心靈慰藉,愛聽謊言是可以理解的。但是當大家分不清「神創論」是宗教還是科學的時候,把「神創論」包裝成「智能設計論」,不會增加我們的科學知識;同樣地,把共產黨說成是一個「進步、無私、團結的執政集團」,或把所有內地人標籤為「蝗蟲」,也不會減少社會的分歧。

如不愛聽謊言,從今天開始,不如誓言多讀一點中國歷史?

徐家健
作者為克萊姆森大學經濟系副教授

Friday, September 21, 2012

「猴子審判」給國教爭議的啟示 (愛聽謊言.二之一)


2012年9月17日
徐家健 經濟3.0



每次搭地鐵,每數分鐘我都忍不住要問:真的有需要三語廣播麼?廣東話是母語,英語是天天跟同事學生說的,從王靖雯的《愛聽謊言》到王菲的《誓言》,我們都聽得出她的歌愈來愈「普通」。

像地鐵廣播一樣,「國民教育」的爭議沒完沒了。為什麼吵得這麼厲害呢?認知上,有人相信,有人否定;態度上,有人支持,有人反對。為了個人利益,內心否定的人可以表態支持,衷心相信的人也可以極力反對,這是政治利益的衝突。

更麻煩的是,另一種深層次的矛盾。我不懷疑一些傳統愛國人士對「洗腦」這個說法的真心否定,要他們看見國旗不感動得想哭,反而得先把他們洗腦。對什麼「香港核心價值」、「西方文明霸權」和「身為中國人的自豪感」云云的不同看法,這是認知上的差異。

課程爭議不可思議 科學理論似是而非

因認知上的不同而引發的課程爭議,在西方國家不是沒有的。最為人熟知的,可能是「演化論」(Evolution Theory)應否列入生物科課程。美國憲法是捍衛政教分離和保障言論自由的,但田納西州的議會在1925年立法(Butler Act)禁止了公立學校在課堂上教授「演化」的概念或任何質疑《聖經》裏「創世記」的理論。有點不可思議吧?同年,高中老師John Scopes以身試法,還費盡心思證明自己在課堂中教授「演化論」,最後被判有罪。

這就是著名的「猴子審判」(Scopes Monkey Trial)。「猴子審判」引發的社會運動,替另一場「反演化運動」(Anti-Evolution Movement)火上加油,儘管多個州的議會也想爭相仿傚,但最後通過類似Butler Act的法案的只有極少數州份。

到了1958年,美國通過國防教育法案(National Defense Education Act),目的是在冷戰時期鼓勵培育更多科學人才跟蘇聯競爭。市場上對由科學家撰寫的教科書的需求與日俱增,Butler Act最終在1967年被推翻。

可是,Butler Act的終止,並不代表在生物課裏科學最終戰勝了宗教,這是一場持久戰:「神創論」(creationism)和後來的「智能設計論」(Intelligent Design Theory)──一套認為智能設計是比不受指引的自然選擇,更能解釋宇宙和生物的理論──都希望挑戰「演化論」,備受質疑的是,這些根本不是科學。

「猴子審判」的例子說明了除了透過政府立法,民間還有很多途徑推動及學習自己相信的一套。美國是個宗教自由的地方,但如要聽聖經故事,請由生物課課室走到教堂去吧。在1967年以前,要在公立學校聽「演化論」,可以到田納西州以外的州份,在當年的田納西州,私校也是一個選擇。在公立學校,John Scopes寧願公民抗命都要喚起社會關注。

時移勢易,數十年後,民間智庫組織Discovery Institute成立的一個主要目的,就是要推廣「智能設計論」,好讓學校課程「多元化」。

政府硬銷國民教育 我們堅推中國歷史

「國民教育」撤回與否?課程「多元化」是好是壞?相信大部分香港人都同意認識多一點中國(包括香港)的歷史及國情是重要的。這不是提倡「要增加我們的競爭力」的想見到的嗎?要「反洗腦」的,更加要為下一代增強免疫力啊。但愈來愈多初中不再把中國歷史獨立成科,中國歷史怎樣推才好呢?從前讀得悶出鳥來的國史科,取消了不是什麼大損失。

政府肯認真重新搞好中國歷史科固然好,政府如果不搞,民間組織及私校補習社可以搞嘛。補習要錢喎?香港家長不是很樂意送子女上補習班的嗎?補習學校不搞又如何?我搞!點搞?搞緊了:買《信報》、讀〈經濟3.0〉吧。假如你每天八個大洋也捨不得花,不要跟我說你很緊張教育了。

相信自由的人,要從自己做起。7月29日下午,銅鑼灣的街道上很悶熱,黃昏獨個兒在金鐘由港島線轉西鐵線回家,在舒適的冷氣車廂內,我戴上耳筒,用kindle翻看Findlay和O'Rourke合著的Power and Plenty中一節關於蒙古帝國興衰對國際貿易及西歐崛起的影響,感覺很自在。因為聽着王靖雯的《愛聽謊言》而錯過了列車的三語廣播,差點還忘了下車呢!

徐家健
作者為克萊姆森大學經濟系副教授

Wednesday, September 19, 2012

二手樓宇市場的作用


2012年9月15日
曾國平 經濟3.0



說到「地產霸權」,痛恨者為數不少,但也有認為絕無其事的,也有說不清楚其所指的。無論如何,分析香港樓市,總不能忽略留意一手市場跟二手市場的微妙關係。雷鼎鳴教授已多次指出二手市場制衡地產商的作用【註1】,道理簡單易明,有興趣的讀者要找來一看。筆者不怕囉嗦,在這裏再跟大家討論二手市場跟一手市場的關係。

二手樓市龐然大物

香港的二手樓市如何龐大?大家的一般印象是二手樓地產代理公司無處不在,有的更是佔了整條街,可謂真正的「梗有一間喺左近」。讓我們科學一點,再看一些統計數據。根據地產代理監管局(Estate Agents Authority)的最新資料【註2】,香港地產經紀持牌人約有3.5萬人,佔香港勞動人口百分之一;雖然持牌人未必全都從事樓宇買賣,但其人數也相當驚人:比香港警察要多,也比全港的中學教師要多。

根據土地註冊處(Land Registry)的統計數字【註3】,去年樓宇買賣近8.5萬宗,其中二手成交佔7萬宗以上,即近九成。土地註冊處也列出了交易金額,但由於牽涉到太多個零,筆者看了一會才搞清楚:去年全年交易金額共4000多億港元。

4000多億港元是多少?這個數額,以近來的股價來算,大約就等如兩家長江實業(001)的市值,或10家國泰航空(293)!4000多億元的交易中,二手交易佔了約3000億元,即約七成。根據以上數字,香港的二手樓市場是龐然大物這事實,似乎沒有可爭辯的餘地。

制約地產商新盤定價

二手市場最明顯的作用,是給消費者多些選擇,亦即「替代效應」(substitution effect)。筆者好書成癖,常常光顧網上書店亞馬遜。除非是二手書選擇不多,又或要買的是新出版的書,否則都會先考慮二手書。內容一樣,但價錢往往是新書的一半以下。筆者非藏書家,只要內頁乾淨完整,不介意書本殘舊,於是新書愈買愈少。同樣道理也能應用到樓宇之上,每個新單位都是未來的二手單位,今天的地產商就像為明天的地產商添麻煩,引來競爭。地產商定價因而不能「為所欲為」,要擔心定價太高令消費者轉到二手市場;因此,二手市場愈有效率、使用的成本愈低,其對一手地產商的制約能力也就愈大。

香港的二手樓市場如此繁盛,可推斷其對地產商利潤的影響一定不小。

反過來說,若二手市場很單薄,又或買賣手續麻煩或昂貴,其對一手市場的制約能力也就較低。試想像以下的極端例子:政府忽發奇想,為確保二手樓買賣雙方都是正人君子,宣布雙方都要作個詳細的背景調查訪問,動輒搞上數月,才能成交。這政策的必然效果,就是二手市場大幅萎縮,經紀紛紛轉行,消費者少了選擇,受益的是一手地產商,定價因此可以提高。

根據「替代效應」,抑制「地產霸權」的方法之一,就是鼓勵二手市場的競爭、減低其使用的成本、增加其透明度。任何有利於二手市場的政策都值得支持。

以上只是二手市場對一手地產商的一種影響。要看清兩個市場之間的關係,其實還有另一種影響要考慮。這影響較複雜,要費多點唇舌,留待下次再談。

註1 如2010年8月30日刊登於《信報》的「香港樓價高企的原因」、2012年9月3日《晴報》的「樓價與房屋供應」、2012年8月31日《晴報》的「干預樓市的需求?」。

註2 http://www.eaa.org.hk/Portals/0/Sections/CC/2012_Jul/20120731c.pdf

註3 http://www.landreg.gov.hk/tc/monthly/agt-primary.htm

曾國平撰文逢周五及周六刊出
維珍尼亞理工大學經濟系助理教授

高斯猜想與香港樓市


2012年9月14日
曾國平 經濟3.0



上回談及,在一些假設下,耐用品的生產商會失去其壟斷能力,只能以生產成本定價,賺不到壟斷利潤。當然,現實中的生產商不會如此「坐以待斃」,而是會出盡辦法把利潤保住。那麼,高斯猜想(Coase Conjecture) 可是個學術遊戲,跟現實沒有關係?

不少人批評經濟學理論「脫離理實」,是象牙塔的消閒活動;但倒過來想想,現實那麼複雜,「符合現實」的理論除了形容現實外,應該沒有太大的用處。

只租不賣保壟斷利潤

高斯的文章把現實簡化,為我們提供一個基準(benchmark)分析耐用品生產商的行為。隨之而來的步驟,是把理論的假設改變一點,看看能否解釋現實世界中的一些現象。

既然問題是產品的耐用性,那麼不把產品出售而轉作租賃能否解決問題?比如說,一個汽車生產商,與其把車子賣出,引來顧客懷疑其價格早晚會下降,可以只把車子租出。生產商可以容許消費者租車一年,每年續約,而且絕無例外。這樣「舖舖清」的安排,是把耐用品變成非耐用品,避開了高斯提出「今日的我打倒昨日的我」的問題,保住了壟斷利潤。

可是,在香港樓市,地產商只作租賃的情況並不常見,而有限的租賃項目,服務對象也是以遊客為主,沒有太多香港人光顧(如家中裝修要暫時另覓居所);再加上房屋跟其他耐用品不同,香港的消費者較重視擁有自己的物業(但沒有太多人重視擁有自己的電影光碟),對租賃的興趣較低。這個方法似乎不能應用到香港樓市之上。

高斯文章中的生產成本是固定而且是人所共知的。若生產商的成本並非固定,而是愈多做的邊際成本愈高,生產商就有較低的意圖在未來增加生產去吸引餘下的消費者,肯付高價的消費者也就少一點擔心日後「呻笨」;又或者生產成本雖然是固定,但生產商有辦法令消費者誤以為其邊際成本在急促上升,問題一樣能夠解決。

上述那位汽車生產商,成本原來不是固定在每部50000元,而是愈多造愈貴,興致較濃的消費者也就肯付超過50000元來買車子。消費者心中盤算,雖然錢是給賺了,但由於成本會上升,生產商似乎沒有動機明天來個割價大傾銷。

不過,香港樓宇的建築成本頗為公開,而且開發成本主要為土地,邊際成本不太可能急速上升,這個方法好像跟香港樓市沒有太大關係。

為信譽誓不減價?

讀者可有留意到,在高斯例子中的生產商只面對一班消費者,產品賣掉故事也就完結,是一次式的買賣關係;可是,現實中生產商卻是長期作戰,跟一批又一批的消費者打交道。生產商跟消費者有了長期關係,「背信棄義」的動機也就大大減低。
生產商會更重視建立信譽(reputation),寧可放棄減價出售的短線利益,也要樹立其誓不減價的形象。消費者相信生產商有此決心,也就肯付壟斷價格去買其產品。

香港的地產商定了價格出售樓房,相信沒有消費者會覺得地產商會在賺了一筆後,忽然減價把貨尾賣掉(內地卻曾有類似的事件發生)。雖然地產商能憑此舉多賺一筆,但信譽會毀於一旦,除非地產商準備不久後就「洗手不幹」,否則,這樣做是弊多於利。

根據傳媒報道,香港的地產商若有貨尾要售出,會用上送傢俬、車位、釐印費等方法吸引下一批買家,變相減價。一來這樣的減價比較難追尋(合約上的價格不會反映出來),二來這樣大贈送跟減價的「現金」不一樣,對不同的消費者有不同的價值,不會引來消費者齊齊「等送傢俬」。這樣出售貨尾,對信譽的影響也就較低。

生產商其實還有許多巧妙的辦法把問題解決,但篇幅所限,話題就此打住。不過,談了好一會香港樓市,筆者還沒有提及其重要部分:一個龐大、極有效率、競爭激烈的二手市場。下次再談。

曾國平撰文逢周五及周六刊出
作者為維珍尼亞理工大學經濟系助理教授

Monday, September 17, 2012

專利制度的社會成本 (蘋果vs三星的啟示.之二)

2012年9月13日
梁天卓 經濟3.0


昨文提到,現在美國申請專利似乎愈見容易,例如在蘋果與三星的專利訴訟中,有一些蘋果的「發明」似乎並不新穎(novel);兩位美國經濟學者Boldrin和Levine就認為,現在美國的專利制度無助於研發創新,而且它的社會成本可以很高;他們更認為,美國應廢除現有的專利制度。

本文先淺談有關社會成本的其中兩方面,至於為什麼廢除專利制度後反而有利創新,就留待下回分解。

首先,太陽底下無新事,新發明不可能是全新的,一定是在某程度上建基於前人的發明或從前累積的知識。如果一些很簡單的「發明」─如圓角長方形立體的手機形狀也可以拿到專利,研發新手機時便需要付出各項不同專利的授權費,研發成本肯定大增。

很多資訊科技公司的策略是,不理會新技術能否套用在自身的產品裡,總之先把它們註冊專利,藉此加重對手的成本!有研究指出,單單在2005年,就有41家公司申請了8000個有關3G技術的專利。

第二,很多生產商當然都不會這麼誠實,一開始便乖乖地向其他公司支付各項專利的授權費,大部分時候都是在其他人的專利技術或設計上,作少許改動,「偷雞」不付授權費。

專利範圍刻意模糊

問題是,一個專利所保護的範圍有時候並沒有寫得很清楚,這當然是專利擁有者故意的:因為專利的形容寫得愈模糊,該專利的保護範圍便愈廣,他們就會有愈大把握向「偷雞」的生產商提出訴訟。其實不只是專利,其他有關知識產權的保護範圍也都是很模糊的。例如今次蘋果與三星的訴訟中,蘋果認為三星侵犯了它的trade dress,筆者找不到其中文譯名,姑且譯之為「品牌形象」吧。

至於品牌形象是什麼?我們看看這次訴訟的主審法官Lucy Koh,怎樣向陪審團解釋這個法律概念:

Trade dress is the non-functional physical detail and design of a product, which identifies the product's source and distinguishes it from the products of others. Trade dress is the product's total image and overall appearance, and may include features such as size, shape, color, color combinations, texture, or graphics. In other words, trade dress is the form in which a person presents a product or service to the market, its manner of display.

簡而言之,品牌形象是整個產品的設計和包裝風格給顧客的印象。怎樣?覺得很主觀吧?的確,專利訴訟很多時候都依靠法官或陪審團的主觀判斷,加上近年美國的專利訴訟用上對專利法例不熟悉的陪審團作裁決的比例有上升趨勢,判決的隨機性亦變得愈來愈大。

因為專利和各項知識產權的保護範圍模糊,歷年在資訊科技界的專利訴訟多不勝數,蘋果與三星的訴訟只是其中之一。事實上,蘋果亦不是第一次跟它的主要對手打官司。

在上世紀90年代初,蘋果便曾控告微軟侵犯蘋果的圖形用戶界面(Graphical User Interface,簡稱GUI)的專利,但其實差不多在同一時間,施樂(Xerox)亦控告蘋果侵犯其GUI的專利。

可能是想對方撤銷對微軟的訴訟,微軟總裁蓋茨便曾對蘋果的喬布斯說過一句後來被引為經典的話:

Steve, just because you broke into Xerox's house before I did and took the TV doesn't mean I can't go in later and take the stereo.

增法律顧問 減研發資源

專利的保護範圍模糊,加上申請專利的門檻下降,令關於專利的訴訟有上升的趨勢。在這個「我告你、你告我」的環境下,很多資訊科技公司都聘用了大量的法律顧問來應付龐大的訴訟需求,間接令投放在研發的資源減少。

現在,美國專利制度的社會成本很高,絕不止以上兩項,稍後再和大家討論專利帶來的其他社會成本。

Reference  :  Goodman, D.J. and R.A. Myers(2005): "3G Cellular Standards and Patents," IEEE WirelessCom 2005.

梁天卓撰文逢周三及周四刊出
作者為香港中文大學經濟系助理教授

Sunday, September 16, 2012

美國專利制度問題多多 (蘋果vs三星的啟示.之一)


2012年9月12日
經濟3.0 梁天卓


在剛過去的8月24日,美國加州聖荷西法院宣布,三星因侵犯蘋果6項專利而需要向蘋果支付超過10億美元的賠償。裁決宣布後,各界議論紛紛。

這兩大資訊科技公司的訴訟所以富爭議性,除了因為它們是目前全球最大的兩家智能手機生產商外,還因為這次訴訟令大眾認為美國現在的專利制度問題不少。

讓我先說說為什麼我們有專利制度。這制度的原意是希望原創者能公開他們的技術,令社會有所裨益;不過,如果要原創者免費將他們的「秘技」和大眾分享,恐怕只有極少數人願意投身研發工作,專利制度就是透過賦予原創者在一定年期內售賣有關技術的壟斷權,藉此提供研發的誘因。

美國的憲法寫明:The Congress shall have power...To promote the progress of science and useful arts, by securing for limited times to authors and inventors the exclusive right to their respective writings and discoveries...

美國憲法內只列出專利制度的大原則,但是有關專利的法例細節時有更改,當中有兩項是較多人談論的:第一,是專利的年期,目前在美國,一項技術專利(utility patent)享有20年的專利權;另一種稱為設計專利(design patent),專利權只有14年)。各界對專利的年期是否過長有很大爭議,對於動輒要用上10年時間來測試新藥的藥廠來說,投資成本不菲,20年的專利權,其實只有10年的回本期,對他們來說,20年專利權可能是合適的。

多項發明並不新穎

不過,在一些研發成本不高或研發期短的行業,20年的專利權就可能給予原創者太長的壟斷權。經濟學界在壟斷權對經濟的禍害,已有很多理論和實証研究,在此不贅。

另一項較具爭議的是,哪種發明較符合資格申請專利。一項發明申請專利要符合數個條件,其中一項是該發明是新穎(novel)的。以今次蘋果的訴訟為例,最後法官判三星侵犯蘋果的6項專利中,有多項發明在我看來都不是十分新穎,例如我在網上看到其中一個iPhone設計專利(D593087)的草圖,其實只是一個圓角的長方體。
申請專利的門檻愈來愈低,似乎是現在美國的趨勢。

收窄將來創新空間

你們可能會問:申請專利容易一點,不是會提高研發創新的誘因嗎?這個問題驟眼看來大有道理,但想深一層其實問題重重。太陽底下無新事,自古以來,很多偉大的發明都是建基於前人的發明。蒸氣引擎被認為是工業革命發生的最重要因素,它的發明者瓦特(James Watt)其實也只是改良前人的蒸氣引擎;所以,如果申請專利門檻低,可能會收窄將來的創新空間。

讓我舉一個比較極端的例子,試想像你是智能手機的生產商,但你發覺蘋果已為所有長方體外形的手機申請了專利,你只有三個選擇:第一,付昂貴的專利費給蘋果,把製造長方體外形手機的權利買下;第二,製造其他形狀的手機,如三角形;第三,停產,然後關門大吉。除非你認為三角形的智能手機會大賣,否則,研發新手機的成本將因為蘋果的專利而大增。

美國聖路易斯華盛頓大學Boldrin和Levine兩位經濟學家,早前寫了一本抨擊目前專利和版權制度的書,書中對蘋果這種以專利權阻礙對手研發創新的行為,有很詳盡的分析和例子。值得一提的是,他們身體力行把該書放在他們的個人網站上,任人下載,有興趣的讀者不妨一讀。

Reference: Boldrin, M. and D. Levine (2008): Against Intellectual Monopol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NY.

梁天卓撰文逢周三及周四刊出
作者為香港中文大學經濟系助理教授

Saturday, September 15, 2012

兩個經濟學家 一個棟篤笑匠 (從資源魔咒到大崩壞.之四)


2012年9月11日
經濟3.0 徐家健

「大崩壞」人類存亡之秋,教人心情沉重。《從資源魔咒到大崩壞》寫到最後一篇時,輕鬆一點吧。不喜勿插。

念過經濟學的,都聽過有所謂「實證經濟學」與「規範經濟學」,而後者是關於價值判斷,什麽應該做的。一直以為,「規範經濟學」是一件很搞笑的事,我就是不明白為什麽從來沒有「規範物理學」或「規範生物學」,告訴我們原子應怎樣移動,細胞該怎樣分裂的?說過了,價值判斷重要,但價值判斷跟科學是可以(甚至有需要)分開討論的。

自由市場環保主義

「規範經濟學」搞笑之處,是通常經濟老師在第一課煞有介事地介紹過後,以後是不再提及的。今天我想談的,偏偏是三位前輩對「環保應怎麽搞」的一些看法。

Terry Anderson 是「大崩壞的政治經濟」會議的搞手,更是環保智庫「產權及環境研究中心」的創辦人。幾年前在蒙大拿認識Terry,他跟我說在華長大時他是Steve Cheung's student。怪不得他認為搞環保,應搞「Free Market Environmentalism」(FME)- 用私有產權代替規管禁例來處理環保問題。

FME的兩個前提是,首先,多些財富就多些健康。看過這個漫畫吧?兩個原始人在山洞聊天,其中一人說:「有點不妥?我們呼吸清新的空氣,喝潔淨的水,每天做運動,吃的都是有機和自由放牧的東西,但我們就是沒有人能活過三十大限。」【註1】第二個前提是誘因是決定性的。只要把天然資源的產權清楚界定,擁有者便會好好使用和保護他們。FME有趣的例子很多,以後會向大家介紹。

更有趣的,是原來Terry是很喜歡打獵的。從前很難想像一邊講環保一邊獵殺野生動物的人是怎樣的。其實很多愛打獵的人,都比在超市買肉吃的更珍惜野生環境。

有效率的崩壞?

Jerry Dwyer是亞特蘭大聯邦儲備銀行的經濟學家,又是佛利民(Milton Friedman)的學生。會議中Jerry提出一連串頗具爭議的問題:「崩壞是甚麼?一些個別天然資源被耗盡了可以是有效率的嗎?一個社會或文化的沒落跟一間經營不善的公司面臨倒閉有什麽分別?如果經營不善的公司不應該得到政府的企業救濟,沒落中的社會應該任其被淘汰嗎?」Jerry問的,有點像今天香港分別擁護「中環價值」與「文化保育」要面對的問題。

人類是地球的過客?塑膠是地球的孩子?

George Carlin是個棟篤笑匠,幾年前過身,趕不及參加Terry搞的會議,但原來二十年前他就預備了回答Jerry的問題。我最初是從Youtube認識Carlin的,其中一段「膠」論首先談到瀕危物種:「超過九成以上曾經在地球上存在過的物種早已滅絕,我們沒有把他們殺光啊,這是自然定律,他們就是消失了。我們令他們離開時得體些可以嗎?」

環保問題不單是源於人類的自私,更是因為人類的自大及自以為是:「現在,每個人都想拯救些什麼的。拯救樹林,拯救蜜蜂,拯救鯨魚,拯救蝸牛。最狂妄自大的,莫過於要拯救地球。」可笑的,是「當我們還未學會怎樣照顧自己、照顧別人的時候,我們有能力拯救地球嗎?」

好笑的,卻是「地球經歷過四十多億年的自然災害後,我們以為幾個膠袋和鋁罐會毀滅地球?」「The planet isn't going anywhere. We are.」最後是論膠:「地球是沒有人類對膠的偏見的,塑膠本身就來自地球。對地球來說,膠只是他其中的一個孩子。」【註2】

想想吧,假如當年復活節島上的緬鼠要吃棕櫚樹堅果才能夠生存,人類要拯救的應該是緬鼠還是棕櫚樹?天若有情天亦老,所謂自然災害,害了誰?大崩壞,又是壞了誰的好事?哲學家羅素自覺人生的意義,是有着對愛情的渴望、對知識的追求、和對人類苦難不可遏制的同情心。弄清事實,是追求知識的基礎。我還未猜透的,是為誰同情的心。

徐家健
作者為克萊姆森大學經濟系副教授

註1 原文是"Something's just not right ? Our air is clean, our water is pure, we all get plenty of exercise, everything we eat is organic and free-range, and yet nobody lives past thirty."Cavemen and the problem with living organically, Alex Gregory in the New Yorker.

註2 George Carlin's eighth HBO special, Jammin' in New York.

Friday, September 14, 2012

環保問題:自然科學vs經濟學 (從資源魔咒到大崩壞.之三)


2012年9月10日
經濟3.0 徐家健


讀過戴蒙(Jared Diamond)的《大崩壞》(Collapse: How Societies Choose to Fail or Succeed)的,都同意復活節島的故事最具感染力。跟經濟學上「蜜蜂的神話」一樣,是個如詩如畫的例子。

會走路的石像

據說,復活節島當初是一片繁茂森林,農業也非常發達,島上波里尼西亞民族(Polynesians)過着豐裕而又「可持續」的生活。然而,隨着人口增加,部落之間爭權奪利,以及愚昧的宗教信仰,島民大量砍伐棕櫚樹來運輸石像。就是這樣,大棕櫚樹在島上很快便滅絕了,森林的破壞造成了水土流失,土地也變得愈來愈貧瘠,食物短缺加上戰爭,島民也幾乎滅絕。戴蒙彷彿在說,復活節島上,通往大崩壞之路是被肆意砍伐的棕櫚樹所鋪成。

加州州立大學考古學家Carl Lipo和夏威夷大學人類學家Terry Hunt在《國家地理雜誌》(National Geographic)7月號中,示範了怎樣不用木材,以18人與三根繩子令一座高十呎、重五噸的石像直立緩慢「步行」,那天我在「大崩壞的政治經濟」會議中先睹為快。

會議後,Lipo和Hunt還向我解釋,棕櫚樹的木材因為太軟,是不適合運輸巨形石像的,砍伐經濟價值不高的棕櫚樹林,其實是增加農地的一種方法;而令棕櫚樹在拉帕奴伊(Rapa Nui,島民對復活節島的稱呼)消失的「罪魁禍首」,是吃棕櫚樹堅果的緬鼠;所謂從前是人口稠密的拉帕奴伊,是估出來的;在樹林慢慢消失的四百多年間,島上人口卻漸漸增長;要到西方殖民者開始來到拉帕奴伊的18世紀,島上人口才開始顯著減少。

張大教授說過「最蠢的研究,是試行解釋沒有發生過的事」;然而,大教授更說過,「事實,跟翡翠一樣,難求,更難辨其真偽。」【註】

Lipo與Hunt是到過復活節島考察的,而戴蒙的老本行是膜生物物理學及生理學。我不是人類學家,更不是考古學家,誰是誰非,我不肯定。我肯定的是,戴蒙、Lipo及Hunt都不是念經濟學的。經濟學家相信「專業而分工合作」(Division of Labor)。氣候問題,是自然科學的問題;因為環保問題往往涉及產權界定及資源分配,因此,環保問題,既是自然科學問題,又是經濟學問題。

已故芝大的史德拉(George Stigler)說得好:「一個物理學的門外漢,膽子再大也不敢在物理學上發表謬論;但一個經濟學的門外漢,卻會說:我不是經濟學家,但我認為這經濟問題應如此這般解決。」

當自然科學專家解釋氣候變化及自然生態環境的改變時,經濟學家是應該虛心求教的;但在討論環保政策時,一些科學家往往搖身一變為環保主義份子,否定所有經濟學的分析。如果他們不相信經濟學,他們是憑什麼相信自己想出來的環保政策,會比經濟學推論的,更有效地處理環境及發展的問題呢?

先把事實弄清楚

戴蒙在《大崩壞》是沒有深入討論解決環境問題的方法的,書中最後一節指出的是,人類要及早反省我們的價值觀和多關心環境問題,而不是武斷地打倒資本主義和提倡大量以政府介入來處理環保。不論復活節島的爭辯誰是誰非,《大崩壞》最後一節的戴蒙,不是史德拉口中那些經濟學門外漢。

我懂的經濟學,是說明資產上明確權利界定的重要性,而不是擁護什麼主義的,但如果是「資本主義」或「社會主義」二選一,我會有我的看法。支持這看法的不單是我所知的事實,還有基於一些科學以外的價值觀。這些價值觀的好壞當然重要,但是,明天的社會,今天的討論,還是先把事實弄清楚一點,可以嗎?

最後,戴蒙提出:「島民把島上最後一棵樹砍下時,可能說些什麼?」經濟學家卻是會問:「島上的最後一棵樹,是公共還是私有財產呢?」

註 原文是:Facts, like jade, are not only costly to obtain but also difficult to authenticate. Cheung, Steven N. S. "The Fable of the Bees: An Economic Investigation."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Vol. 16, No. 1 (Apr., 1973), pp. 11-33.

徐家健撰文逢周一及周二刊出
克萊姆森大學經濟系副教授

Wednesday, September 12, 2012

高斯猜想與房屋市場


《信報》2012年9月8日


《信報》忠實讀者都曾經從張五常的文章知道高斯(Ronald H. Coase)的大名,也或多或少知道「高斯定律」(Coase Theorem)的內容。

修讀過高考經濟科的讀者,也都為高斯這位經濟學大師而苦惱、疑惑(今天新高中制度下的年輕讀者卻要等到大學時,才有機會了解「高斯定律」為何物了)。

但筆者今次要談的,不是高斯1960年的文章〈社會成本的問題〉(「高斯定律」即源於此),也不是他1937年的文章〈公司的本質〉,而是他1972年較少人提及的文章〈耐用度與壟斷〉。

假設有一生產商獨市賣其生產的平板電腦,而每部電腦生產成本不變。平板電腦是耐用品,不會明天就壞掉。

產品愈賣愈平

消費者買了平板電腦後不會轉售,只會一直用下去。生產商面對着不同的消費者,有些很喜歡平板電腦,有些沒有太大的興趣。即是說,消費者中有的肯出高價,有的不肯。高斯問:在這樣的情況下,生產商有利可圖嗎?

根據高斯的推理,生產商只能取回成本,賺不到壟斷利潤(monopoly profits)。

根據一般的分析,生產商可以利用其對市場的影響力,定一個比生產成本高的價錢,只賣給平板電腦的愛好者,賺取利潤。不過,貴電腦賣了以後,生產商如何面對餘下的消費者?生產商可以再生產而割價賣給對平板電腦沒有那麼熱中的消費者,再賺一次。

如此類推,生產商最後會賣給一個只肯付出生產成本的消費者。這個計劃很吸引,可為生產商帶來巨大的利潤。可是,高斯指出這個計劃的一個大漏洞:既然生產商是會愈賣愈便宜,那麼,平板電腦愛好者為何要付高價「先買為快」?

壟斷並非必賺

除非他們是異常的沒耐性,否則只要稍等一會,就可以較低價買來同樣的電腦。按此思路,生產商就像跟未來的自己競爭,最後只有以生產成本定價,一點利潤也賺不到,壟斷不再!為何高斯的觀點後來被稱作「高斯猜想」(Coase Conjecture)?可能是因為文章沒有數學證明吧。不過,1972年文章出版以後引來其他經濟學家大量的解釋、延伸,研究大都指出高斯的推論正確,而且更嚴格的找出不同假設下的不同結果。有教科書也就認為,高斯這觀點已非猜想而是結論(result)了。

「高斯猜想」跟樓市有什麼關係?雖然現實中樓市的運作複雜得多(如房屋可以轉售、生產成本並非固定、訊息不完全等等),但樓宇是耐用品,高斯指出的現象或多或少也能應用到樓市之上。發展商不能以高價先售予肯付高價的消費者,因為消費者會預期發展商將向意欲較低的消費者「下手」,價格早晚會下降,消費者遂決定延遲入市。發展商的壟斷利潤因而減少。

難破地產霸權

讀者可能會問,「高斯猜想」是不是粉碎了「地產霸權」的說法?答案當然沒有這樣簡單,因高斯文章中的生產商並不會束手無策。高斯的文章引發的另一討論,是耐用品生產商其實有許多方法來消弭高斯提出的問題,以保存其壟斷能力。這些方法包羅萬有,有些不能應用於房屋市場,但有些卻與香港樓市的某些現象脗合。篇幅所限,還留待下次給讀者一一交代。

註:Ronald H. Coase (1972), ”Durability and Monopoly”,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15 (1): 143-149.文章有七頁,沒有方程式,只有簡單的幾何。

曾國平
維珍尼亞理工大學經濟系助理教授



曾國平,一九八一年生。在傳統男校讀了七年中學,二零零零年再到香港大學讀了三年經濟及金融。畢業之時沙士陰影猶在,大條道理不找工作,跑到美國華盛頓大學讀研究院。畢業之時又正值金融危機爆發,僥倖在維珍尼亞理工找到教席,誤美國人子弟至今。研究興趣為國際金融及香港房屋市場。

增加透明度打擊圍標 免費早餐: 梁天卓

免費早餐: 梁天卓 增加透明度打擊圍標 2017-08-16 競爭法實施了近兩年,競委會最近頻頻出擊。繼今年3月就一宗IT界的圍標案援引該條例入稟後,日前競委會再就大廈單位裝修涉嫌合謀定價向10間建築工程公司入稟,指涉案公司在為觀塘某公共屋邨提供裝修服務時涉嫌違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