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nday, December 31, 2012

尋租皆由壟斷起


2012年12月27日
梁天卓 經濟3.0

上周談及壟斷很多時候都源自於政府的管制,這些管制可以是很多方面的,有些是直接發牌,例如香港的免費電視牌照和保護知識產權的專利和版權等,有些是某方面的政策,例如香港的高地價政策,就令地產業集中在數家大財團手中。

不論是哪一種的政府管制,它所帶來的壟斷都會引致尋租行為(rent seeking)的出現。尋租行為這概念在經濟學裏由來已久,Gordon Tullock在1967年首先提出這個概念,當時在明尼蘇達的Anne Krueger,於1973年把這個概念發揚光大。

尋租帶來浪費

上周筆者在本欄曾略略解釋何為尋租行為;傳統的經濟學指出,壟斷和一些政府的管制(例如入口關稅)將帶來一些經濟浪費,如產出過少,但Tullock和Krueger認為,在爭奪或保護壟斷權的競爭中亦將帶來浪費。

簡單而言,壟斷通常都能帶來龐大的利潤,這些利潤當然亦會令很多人垂涎三尺,其中肯定有一部分人想把這個壟斷權據為己有。

不過,世界上沒有免費午餐,壟斷權通常只得一個或幾個,數目非常有限,要爭奪壟斷權和其連帶的龐大利潤便需使出非常手段,經濟學者將這些非常手段統稱為尋租行為。

尋租行為五花八門,競爭者會有什麼的尋租行為,決定於爭奪壟斷權的遊戲規則;不過,由於政府通常都不會以市場的方法來決定壟斷權誰屬,這些尋租行為一般都會帶來一定程度的浪費。正如張五常大教授很多年前所說:「千規律,萬規律,經濟規律僅一條。」任何以市價以外的競爭準則,都會造成經濟上的浪費。
非市場的競爭會怎樣造成浪費?讓筆者用一個虛構的例子說明吧。

假設在中國一個十分偏遠的地方,當地的人迹十分罕見,政府正為當地進行規劃,預計十年後就可以在當地建成一個小鎮(當然,以現實中的中國政府來說,這是相當慢的速度)。

在政府的規劃中,小鎮與外面的世界是會由一條鐵路連接,基於規模經濟的考慮,政府決定只容許有一條鐵路貫通兩地;假設由於某些原因,中國的鐵路部不能參與興建這條鐵路,中國政府於是決定把興建鐵路的建築和壟斷權讓出來。

在進行分析前,讓我們先作出幾個假設。首先,在規劃的頭十年裏,由於小鎮還沒有建成,當地的人口是零,如果鐵路在這十年內建成,由鐵路建成後到小鎮落成前的時間裏,這條鐵路是不會衍生任何收入的;相反,在這段時間,鐵路的負責人需要負責維修鐵路,費用為每年2000萬元人民幣;另外,在第十年小鎮落成後,人口會慢慢湧入,鐵路亦能因此帶來收入,在未來數百年,它所能衍生的純利總值(即總收入和總支出的差距)可達1億元人民幣。

租值容易消散

競爭這個壟斷權可以有很多不同的準則,如拍賣壟斷權,其中之一是以價高者得的方式決定壟斷權誰屬,這亦是唯一一種沒有經濟浪費的競爭準則。理由很簡單:在價格競爭下,各競爭者只能出比其他人更高的價格,才可以贏得壟斷權,這亦代表勝出者也必是能利用這壟斷權創造最多利潤的人,整個拍賣的過程只是把壟斷者的利潤轉移到政府的手中。

在上述的假設之下,競爭者要付出1億元人民幣才可投得壟斷權,而他將選擇在第十年,即小鎮落成時才興建鐵路。

最後,政府可以決定怎樣利用這額外的收入,它可以效法香港和澳門政府向市民「派錢」,它亦可修橋鋪路,加強基建,當然,亦可以讓官員中飽私囊;但無論政府如何決定,這個壟斷權的租值都不會消散,問題只是會轉移到誰的手中而已。

很可惜的是,政府通常都不會以價高者得的形式來決定壟斷權誰屬!競爭的方式五花八門,政府可以來個大抽獎,從競爭者中隨意抽出一個幸運兒,它亦可以來個選美大會,以美貌為勝負準則。但無論如何,這些其他的準則都會帶來一定程度的租值消散。

讓我們假設政府以「達者為先」為勝負準則,即誰先建成鐵路誰便能奪得壟斷權。如果你是參與爭奪壟斷權的其中一人,你要怎樣才可脫穎而出呢?在這個「鬥快」的比賽中,你當然要比其他人更快一步。問題是要多快?現在?五年後?還是九年後?

假設你的對手準備在九年後,亦即小鎮落成前一年建成鐵路,如果他成功奪得壟斷權,那麼,他便能把8000萬元人民幣(純利1億元減去一年2000萬元的維修費)袋袋平安。如果你知道對手的計劃,你會怎樣做?如果我是你,我會比他早一年、即在八年後把鐵路建成,然後賺取6000萬元人民幣的純利!

然而,對手想比你更快,你又想比對手更快,直至其中一人在五年後,即小鎮落成前的五年把鐵路建成,那時候,總維修費剛好抵銷了十年後1億元的純利,從社會的角度來看,鐵路是過早落成,白白浪費了五年的維修費,壟斷的租值亦因而消散得一乾二淨。

很多專利是「廢」的

尋租行為不只會在爭奪壟斷權的競爭過程中發生,即使壟斷權到手,壟斷者亦需要使出各種手段來維護或加強其壟斷的能力。

假設你擁有其中一個免費電視牌照,這個牌照能為你帶來總共100億元的純利,如果政府突然多發一個新牌照便會令你的純利下跌至70億元;那麼,你最多便將願意付出30億元來以各種辦法阻止政府發新牌,你可能會花錢向政府進行游說,你亦可能花錢請律師提出司法覆核。

當然,如果你的牌照沒有為你帶來100億元這麼多的純利,你願意花在阻礙發新牌的金額也就比較少,你可能只能在你旗下的電視節目播一些反對新牌照的宣傳,或者到政府總部門外跳跳舞。

在很多創意工業裏,專利和版權往往成為專利或版權擁有者打壓其他人創新的工具,與專利和版權制度的原意背道而馳。

例如在1950年代,有一位美國人Jerome Lemelson為很多機器視覺的相關技術申請專利,但他以各種辦法拖延專利的批核,亦即將這些專利「潛水」,等一些大型企業如摩托羅拉利用那些技術製成商品後才把他的專利「浮上水面」,再向那些大企業提出訴訟,最後獲得13億美元的大額賠償。

很多大企業為了避開這種「潛水專利」和阻礙競爭者的創新,都囤積了大量沒有特別用途的專利,即使「研發」和申請這些專利往往都所費不菲。

前Intel高層Bruce Sewell曾說過:We have 10,000 patents - it's an awful lot of patents. Would I be happy with 1,000 patents rather than 10,000? Yes, provided the rest of the world did the same thing. 很明顯,他自己都認為Intel很多專利都是「廢」的。

正如之前所說,尋租行為五花八門,取決於競爭壟斷權的方式為何。但在絕大部分情況下,尋租行為都會帶來一定程度的經濟浪費。

References:

Krueger, A. (1973):"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Rent-Seeking Society,"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64(3), pp. 291-303.

Tullock, Gordon (1967):"The Welfare Costs of Tariffs, Monopolies, and Theft," Western Economic Journal, 5(3), pp. 224-232.

梁天卓
作者為香港中文大學經濟系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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