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turday, January 26, 2013

捆綁銷售:從精彩絕倫的闡釋到絕無僅有的影響 (芝加哥學派的反托拉斯分析.四之四)


2013年1月22日
徐家健 經濟3.0


「芝加哥學派的反托拉斯分析」寫到最後一篇了,好戲在後頭,是張五常大教授認為芝加哥經濟學派獨特之處──「捆綁銷售」(tie-in sales)的分析。

所謂「捆綁銷售」,最容易明白的例子可能是「賣燒肉搭豬頭骨」的做法。假設香港有「燒肉霸權」,又如果豬頭骨味道跟燒肉差不多,街外豬頭骨大賣便會搶走燒肉檔的生意。

要避免跟豬頭骨競爭,燒肉檔是希望將壟斷伸展至豬頭骨,然後齊齊加價。這可能是反托拉斯法要禁止的所謂「以槓桿效應伸展壟斷」(extension of monopoly power through leverage)背後的邏輯。

不過,單靠「搭豬頭骨」,「燒肉霸權」就可以連豬頭骨生意也一併壟斷起來嗎?如你只愛吃豬頭骨,不需要幫襯這個「燒肉霸權」;若你不愛吃豬頭骨,這一招只可能令你連燒肉檔也不想幫襯。「伸展壟斷」的道理何在?

需求互補下的捆綁銷售

「伸展壟斷」的另一難題是,在反托拉斯法的個案中,一般「捆綁之物」(tying good)和「被綁之物」(tied good)都不是互相能取代的代替品。

你不會反對「買燒肉送芥辣」吧?當食燒肉要點芥辣才夠好味時,燒肉與芥辣的需求是互補的。「燒肉霸權」要收購「芥辣霸權」然後來個「買燒肉送芥辣」,「燒肉霸權」可能會賺得更多,但消費者也會得益。

我不知道戴維德(Aaron Director)吃燒肉會否點芥辣,我知道他要問的是,在「需求互補」假設下,兩個壟斷是否一定比一個壟斷壞?

戴維德精彩絕倫的口述傳統,在Ward Bowman於1957年發表的一篇法律文章中曾經出現【註】。懂中文的讀者,不可不讀張五常《經濟解釋》裏〈捆綁銷售變化多〉的一節。徒弟寫不過師父,我在這裏節錄大教授書中對IBM以電腦捆綁紙卡的分析:「戴老認為這捆綁是利用紙卡的使用量來量度電腦使用的頻密度。……但為什麼要量度電腦使用的頻密度呢?戴老的傳統說是為了價格分歧。……如果每張紙卡賺取一分錢,加進電腦的租金去,那麼,月用十萬紙卡的等於多付電腦月租1000元,而月用一千紙卡的只多付電腦月租10元。」

張老大讚戴老上半部「量度使用密度」的想法是神來之見,並從它推到其獨創的「維修保養的解釋」。張老卻不同意戴老下半部「價格分歧」的分析,因此懶得說明其法律含意。

容我在這裏作一點補充吧:價格分歧是要區別對電腦需求高和低的租客,由於IBM想賺到盡的租金只是來自他們本來就有專利權的電腦,因此不應構成「以槓桿效應伸展壟斷」的罪名。而從消費者的利益着想,價格分歧亦不一定令消費者受損。

仍是莫名其妙的法例

張五常認為,捆綁銷售可能是反托拉斯對經濟學的最大貢獻;我認為,戴維德這個口述傳統至少影響了張五常;不幸地,這個影響可能是絕無僅有的,原因是美國的反托拉斯執法和司法機構從來都不接受戴維德這個解釋!張老不提價格分歧的法律含意可能是對的。

時至今日,大企業如以捆綁方式銷售,最少可能違反了《沙曼法案》(Sherman Act)的第一及第二條。要成案其中一個考慮是,擁有「捆綁之物」的大企業有否明顯地影響「被綁之物」在市場上的銷售。

這是反以大欺小吧?不符合Robert Bork認為反托拉斯法應以「保障消費者利益」為唯一目標。

在The Antitrust Paradox一書中,Bork還列舉了五大應該支持捆綁銷售的理由,其中包括張老的「維修保養的解釋」。

但應該還應該,在微軟的反托拉斯大案中,Bork竟受聘於Netscape,指控微軟捆綁銷售。Bork可能看不到微軟的捆綁銷售符合他書中的五大理由吧;我卻看到反托拉斯法至今仍有點莫名其妙的玄機。

歡迎反壟斷法莫名其妙的除了小商戶,還有受聘打反壟斷官司的律師和經濟顧問吧?因此我要作出呼籲,他朝香港競爭法也莫名其妙起來,豬頭骨或芥辣商要控告「燒肉霸權」違反第一或第二行為守則,我樂意為控辯任何一方提供專業的經濟意見。

註:Bowman, Ward S., Jr. "Tying Arrangements and the Leverage Problem." Yale Law Journal , 67(1), Nov., 1957:19-36.

徐家健
作者為克萊姆森大學經濟系副教授 

怎樣才算掠奪性價格? (芝加哥學派的反托拉斯分析.四之三)


2013年1月21日
徐家健 經濟3.0

九個月前,田北辰先生在同報撰文質疑《競爭法》充滿謬誤與矛盾。當時我還未開始寫稿,無從回應,但有心唔怕遲,今天藉着向讀者繼續介紹「芝加哥學派反托拉斯分析」的機會,順便回應一下田先生的質疑。

田先生以「小商戶指責阿信屋以本傷人」的例子,帶出對《競爭條例草案》中關於「濫用市場權勢」的「第二行為守則」的憂慮,更指出「掠奪性價格」定義不清,商戶隨時中招。

田先生似乎是懂一點經濟的。不少懂得戴維德(Aaron Director)口述傳統的學者,都認為美國的反托拉斯法莫名其妙。

為何以本傷人無利可圖

歷史最久的《沙曼法案》(Sherman Act),第一條列明公司聯手操縱價格是非法行為。以托拉斯(trust)或卡特爾(cartel)的方式操縱價格,有迹可循;但法案第二條指出公司單方面企圖壟斷(如掠奪性減價)將構成重罪,但什麼是「掠奪性減價」條文卻沒有清楚解釋。一些前輩曾打趣地說,反托拉斯法莫名其妙之處,是大公司定價「點都死」:價格過高是「壟斷價格」,價格不變又觸犯了「協調固定價格」,但價格過低卻也成了「掠奪性價格」。

今天《沙曼法案》的條文依舊,但戴維德的口述傳統卻改變了「掠奪性減價」的執法和法庭裁決。故事要從半個世紀多前戴維德對麥基(John McGee)的影響說起。

芝大老師Sam Peltzman這樣描述戴維德(戴)與麥基(麥)當年的對話。

麥:你否定大企業企圖壟斷市場?

戴:非也。

麥:你否定大企業比小商戶財雄勢大?

戴:我們就這樣假設吧。

麥:大企業因此便能透過財力,割喉減價擊退小商戶?

戴:有時吧。

麥:只是有時?你認為掠奪性減價在某些情況下會失敗?

戴:對!試想像大企業跟小商戶一樣,面對着相同的需求及生產條件。

麥:那又怎樣?

戴:要掠奪性減價成功,大企業需要在未來加價,才能回本。如果大企業能做到有利可圖,小商戶亦能做到。

麥:何解?

戴:小商戶跟隨大企業定價便可,更何况小商戶可在大企業割喉減價時,降低生產來減少損失。

麥:如此看來,掠奪性減價要成功,大企業必須在成本上有優勢?

戴:是啊,但要是如此,大企業根本不需要進行掠奪性減價。

麥:明白。但大企業在成本上有什麼優勢呢?

戴:假設他們借貸的成本較低吧。這樣小商戶便較難跟隨大企業割喉減價,大企業掠奪性減價可能成功。

麥:只是可能成功?

戴:對!因為現實世界上,大企業割喉減價面對的競爭,並不只於幾個小商戶,而是所有潛在競爭者,其中包括其他同樣財雄勢大的大企業。

麥:但你之前承認掠奪性減價可能成功。那麼,大企業如標準石油,正好符合低借貸成本的條件,可以成功以掠奪性減價擊退小商戶吧?

戴:我們再如此假設吧,但這樣的分析還未完整。

麥:為什麼?

戴:如果標準石油能在割喉減價戰中勝出,為什麼他不一開始便把競爭者收購?這樣做的成本遠比發動減價戰低。如果你翻查歷史,應該會發現合併才是標準石油不斷壯大的真正原因。

受到戴維德的啟發,麥基翻查了1911年標準石油的案件,結論是標準石油並沒有以掠奪性減價來試圖毀滅對手【註】。戴維德的口述傳統影響了當時芝大的麥基,麥基的鴻文影響了後來學界對「掠奪性減價」的看法,而學界的看法似乎最後又影響了反托拉斯法的執法和法庭裁決。

學界影響反托拉斯法裁決

現在,美國的執法和司法機構對大企業「掠奪性價格」有比較一致的定義:一方面,要證明價格低於成本;一方面,更要證明將來極有可能從壟斷加價來圖利。強調要「有利可圖」,是受到戴維德和麥基的影響吧。

還有,法庭現在是會接受辯方以短期減價作宣傳來吸引顧客的。今天美國寥寥可數的「掠奪性價格」案件,大多是企業向同業競爭對手提出的訴訟。田先生的問題問得好,香港的《競爭法》要防止被濫用,競爭事務委員會和法庭要好好向戴維德和麥基學習。

註:McGee, John S. "Predatory Price Cutting: The Standard Oil (N. J.) Case."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 Vol. 1, Oct. 1958:137-169.

徐家健 
作者為克萊姆森大學經濟系副教授

反壟斷訴訟與公司股價


2013年1月19日
曾國平 經濟3.0

昨天給讀者介紹一項新研究的背景,亦解釋了何謂事件研究法(event study method)。由於歐洲反壟斷案訴訟過程繁複,牽涉的概念要多花數天的篇幅才可解釋清楚,暫且略過不提。

根據事件研究法的分析,訴訟過程中不同的程序(由開始到判決)可為股價帶來近5%的跌幅,上訴成功則可令股價反彈4%。

重犯與初犯之別

最終判決的影響會否因不同案件性質而有所分別?

若公司是重犯(repeat offender),即有關的反壟斷訴訟不是頭一宗,股價的跌幅要比初犯的企業低。為什麼呢?解釋之一是,重犯者在初犯時,市場已預期企業將有重犯的機會,於是股價「跌定先」;到了重犯之時,市場沒給「嚇一跳」,股價下跌因而較溫和。另一個解釋是,初犯時企業的聲譽已經受損,股價早已作出反映,再犯時聲譽變化不大,股價不用跌那麼多。情況就如藝人吸毒首次給揭露,傳媒及社會的反應較烈,但藝人若再次被「踢爆」,引起的風波就要小一點。

另一個分析結果顯示的是股票市場的智慧:判決後沒有上訴或上訴給否決的案件,判決時股價的跌幅較大。市場似乎能夠從公開資料中,頗準確的預測案件上訴及上訴成功的機會;若市場認為公司上訴受理無望,或連上訴的行動也不會有,股價下跌多一點相當合理;相反,若市場認為上訴官司「有得打」,值得「睇定啲」,股價下跌較少。

研究更指出了傳媒報道的重要影響。不過,「傳媒報道」是個含糊的概念,何謂多、何謂少,不容易定義;文中量化傳媒報道的辦法,是找出於判案時有多少份報章提及有關的公司,提及的報章愈多,代表傳媒愈關注。研究結果指出,若傳媒的報道愈多,判決帶來的股價下跌更大。不過,若傳媒的報道愈多,上訴得直帶來的股價反彈亦將更顯著。由此觀之,反壟斷訴訟影響的是公司聲譽,而傳媒報道把這個影響加大,股價因此大上大落。

損失未來利潤及聲譽

股價為何因反壟斷訴訟而下跌呢?

讀者首先會想到的也許是龐大的法律費用。讀者都知道律師、專家收費不菲,但跟股價下跌帶來的市值損失比較,是小巫見大巫!研究的兩位作者小心算出訴訟帶來的市值損失,再算出法律費用的比重,發現只佔市值損失的9%,即不足一成。罰款的損失則較大,佔了下跌市值的16%。兩筆費用加起來才25%,剩下75%蒸發了的市值跑到哪裏去了?

研究的結論是,市值的損失主要因為未來利潤下降及聲譽變差。利潤下降不難明白,而傳媒報道愈多,股價的反應愈大,亦可見聲譽非常重要。

聲譽損失會有什麼影響?若果讀者要買貨做生意,在兩家公司間選擇;兩家公司分別不大,但一家有打官司的紀錄,讀者會選哪一家?為免麻煩,讀者都選「背景清白」的一家。

不過,數據卻不容許我們進一步把兩個因素分拆開,看看75%市值損失中各佔多少;未來的利潤損失固然難以計算,聲譽損失亦難以量化。讀者知道兩個因素都重要就夠了。

介紹過反壟斷訴訟對股價的影響,筆者心中有些疑問。他日競爭法在港實行,自會涉及一些上市公司;訴訟帶來股價下跌,將損害不少投資者的利益,甚至產生「苦主」。政府若維持弱勢,競爭委員會能否承受因訴訟而來的政治壓力?委員會可會少做少錯,或只打擊市值較細的公司?

競爭法雖有良好意願,但其對股市的影響亦不可不察。

曾國平
維珍尼亞理工大學經濟系助理教授

競爭法下的理財投資


2013年1月18日
曾國平 經濟3.0

上周跟大家談過競爭法對宏觀經濟的影響,但有關的實證研究不多,讀者且姑妄聽之。今天要講的話題,卻有大量數據支持,而且跟讀者的關係更為密切。

他日競爭法在港實施,讀者某天一早醒來看新聞報道,驚聞競爭委員會決定調查某上市公司,其股票又碰巧在讀者投資組合之內,讀者的財產會受多少影響?

採用事件研究法

根據一項頗全面的新研究【註】,調查的各個階段將令該股票股價下跌2%至5%不等;但若上訴成功,股價平均將反彈4%。這些都不是細數目,讀者隨時因此成為苦主。股市亦從此多了一層不確定性,更緊張刺激。

股價變化反映了什麼?筆者先從研究的背景說起。

這項研究的對象是歐洲的反壟斷法。歐洲的反壟斷訴訟由歐盟委員會(European Commission)主宰,它有提議新管制和修改法例的權力;委員會之中的競爭行政總處(Directorate General for Competition)負責執行競爭法,處理有關反壟斷、合併、國家資助(如某國資助本地農民,損害別國農民的利益)的案件。

為縮窄範圍,研究只考慮反壟斷的案件。研究考慮從1974至2004年的253宗案件,以歐洲上市公司為主,但亦有在歐洲做生意的英、美、日企業。上市公司每天的股價是公開資料,我們可以觀察到訴訟過程中公司的股價變化。訴訟的影響到底如何計算?是否只看事前事後的升跌?

只看事件(如法庭判決)前後的變化有問題:若果碰巧事件發生時是升市,股價一般上升,我們便會低估了事件的壞影響;相反,若果碰巧事件發生時是跌市,股價一般下跌,我們便將高估了事件的壞影響。情況就如讀者要為子女請個補習老師,碰上困難的考試,子女的成績差將令讀者低估了老師的能力;相反,若考試是「賣大包」,子女的好成
績卻會令讀者高估了老師的能力。

為解決這個問題,研究採用了金融學中流行的事件研究法(event study method)。首先,找出每隻股票回報和大市回報的關係(如公司在德國上市,便參考德國股市的整體回報),再把股票因大市而起的變動扣除。這樣做是為了抽出每隻股票的異動,再看其跟訴訟過程有什麼關係。

股價跌反映什麼

之後的步驟是,計算受影響股票在事件期間的異動。例如,我們想知道法庭作出判決的影響,便算出各股票由該事件(法庭判決)當天到數天後的異常回報,再算出所有受影響公司的平均數。若果平均數明顯是負數,這事件便給歸結為對股價有負面影響。所謂「明顯」,指的是統計學上的statistical significance,意即影響是「符碌」得來的機會非常低。

利用以上的方法,我們可分析訴訟中各過程對股價的影響。例如,我們根據成功上訴的例子算出成功上訴後股價能收復多少失地。此外,我們可以只把大公司算進去,看企業規模跟訴訟影響之間的關係。

如此類推,利用手頭上253宗案件,我們可以知道反壟斷訴訟中各種各樣的程序對股價的影響。

不過,事件研究法要有充足數據才能成事。若果253宗案件中只有幾宗涉及美國企業,要找出訴訟對美國企業的影響是否與眾不同,由於可依靠的數據太少,未必能得到明顯的結論。

股價下跌反映的是利潤下跌、法律費用還是名譽受損?明天再談。

註:A. Gunster and M.A. van Dijk, "The Impact of European Antitrust Policy:Evidence from the Stock Market," working paper, August 2012.

曾國平
作者為維珍尼亞理工大學經濟系助理教授 

Sunday, January 20, 2013

參考美國反壟斷法的合併指引 (合併與競爭法的經濟分析.之四)


2013年1月17日
梁天卓 經濟3.0

在很多競爭激烈的行業,企業間的合併收購對市場不會有太大的影響,我們很難想像「行運茶餐廳」收購「好味茶餐廳」,將令「行運茶餐廳」壟斷整個茶餐廳業,所以將來如果《競爭法》對合併進行監管,也不應對茶餐廳之間的收購指指點點。

競爭激烈Vs寡頭壟斷

反之,在一些寡頭壟斷的行業裏,市場力量集中在數個「霸權」手中,收購合併可能有加強「霸權」之嫌。例如若兩大超市提出合併,合併後的市場壟斷力將大增,執法者便有理由對該合併作出詳細的調查,衡量合併對行業和消費者的利與弊,再研究是否批准該合併申請。

如果將來《競爭法》監管合併,執法機關便需要有一個量度行業內的市場集中度的指標,用以區分哪種行業比較接近競爭激烈的茶餐廳,哪種行業比較接近有寡頭壟斷的超市。在昨文〈各類霸權 有數得計〉內,筆者介紹了兩種有關的指標,其中的Herfindahl-Hershman Index(HHI)是較為常用的一個,它是行內各企業市場佔有率二次方的總和,計法非常簡單。

在美國的反壟斷法中,任何大型企業的收購合併都需要經過美國司法部或聯邦貿易委員會(Federal Trade Commission)的同意,兩部門亦有一套關於審批合併的指引(Merger Guidelines),而它們將就行業內HHI的高低決定合併申請是否需要再作詳細分析。根據它們2010年的合併指引,一個行業的市場集中度可以分為三類:

1. 競爭激烈的市場,這是指行內HHI少於1500的市場;

2. 中度寡頭壟斷的市場,這是指行內HHI在1500至2500的市場;

3. 高度寡頭壟斷的市場,這是指行內HHI高於2500的市場。

香港的茶餐廳應該是屬於第一類,即競爭激烈的市場,合併指引列明司法部與聯邦貿易委員會都不會干預在這類市場的收購合併活動。

香港的超市應該是屬於第三類,即高度寡頭壟斷的市場。根據合併指引,當在這類市場的合併可能會令HHI上升超過200點,這合併將被視為可能嚴重加強行內企業的壟斷能力,司法部和聯邦貿易委員會應就此合併作詳細研究,再決定是否批准。

合併後市佔率難推算

這裏要注意的是,HHI作為一個市場集中度的指標,只可被視為審批合併個案的參考因素,原因有兩點。

首先,要估算合併後的HHI,我們需要預測合併後各企業的銷量,其中須要作出一些假設,一個常用的假設是合併後的企業市佔率是合併前兩間企業的市佔率總和,假如百佳收購華潤,而兩間超市銷量分別佔市場的三成和一成,根據上述的假設,百佳成功收購後的市佔率將上升至四成,HHI亦會因而上升600點。

不過,在大多數情況下,這是一個不合乎現實的假設。有一些消費者可能因各種原因而不喜歡到百佳購物,所以有一部分華潤的顧客可能轉而到惠康或其他地方購物,百佳的市佔率不會上升至四成,超市的HHI亦不會上升600點。

第二,即使HHI真的上升了600點,我們亦不能因而否決該項收購的申請,因為百佳提出收購的原因可能有很多,其中一個可能性是它本身的物流做得比華潤好,運貨成本比華潤低,收購後整個超市行業的運輸成本可能有所下跌,令整個行業的經濟效益有所提升。

總的來說,市場集中指數如HHI,是可以量度市場有否出現「霸權」的一個參考──但切記這只是一個參考,贊成合併收購與否,我們還須看其他因素如成本效益等。

梁天卓
作者為香港中文大學經濟系助理教授 

各類霸權 有數得計 (合併與競爭法的經濟分析.之三)


2013年1月16日
梁天卓 經濟3.0

由上周開始,筆者將一連數篇文章討論關於合併的經濟分析。正如筆者所說,兩間企業的合併對經濟帶來的影響有好的一面(如規模經濟帶來的成本節省),亦有壞的一面(如因競爭減少而令價格上升);如果將來香港的競爭法將監管合併,理論上,執法機關應否批准一個合併的個案,便應視乎該合併可能帶來的淨效益是否正數。

CR4有缺陷

不過,正如前文提到,合併的有關分析可以非常複雜,合併的個案可能有很多,要嚴謹地處理每一宗個案很費時失事,甚至有點不切實際。為了節省執法者審批的時間,我們需要有一些簡單易明的篩選準則。

一個最直接的篩選準則是看行內的市場集中度。何為市場集中度?它是一個量度市場力量是否集中在某數家大企業,或者「霸權」有否在行業內形成的一個指標。例如在香港,「成行成市」的茶餐廳,其市場集中度肯定比超市的要低很多;很明顯,樓下的「行運茶餐廳」收購對面的「好味茶餐廳」是不會令「行運茶餐廳」壟斷整個茶餐廳行業,因為我們可以選擇的餐廳食肆還有很多。

不過,如果百佳要和惠康合併,執法者可能便需要小心調查。

量度市場集中度的指標有很多,筆者在這裏向讀者介紹其中兩個。第一個是「四大佔有率」(Concentration Ratio 4,CR4)。顧名思義,CR4是在一個行業內四間最大企業的市場佔有率總和,假設現在行內有五間超市瓜分了整個市場,它們各自的市佔率是20%,那麼,這行業的CR4便是80%。

CR4是一個很簡單易用的市場集中度的指標,我們可以利用它來監察一個行業的市場力量是否集中在某幾家大企業身上;不過,CR4有一個重大的缺點,它只管四大公司市佔率的總和,但不會理會那「四大」的市場力量的分布。舉個例,假設現在超市這行業的市場力量分布有一些轉變:首先,超市數目由5間增至6間;轉變後它們的市佔率分布有點不平均,其中有一間最大的超市營業額佔市場總和50%,其餘五間各佔10%。相信各位讀者都跟筆者一樣,認為轉變後的超市行業裏,市場力量變得更集中在一間大企業手裏,競爭比之前沒有那麼激烈,合併應該較「不適宜」在這時的超市行業發生。不過,在轉變前後的超市市場的CR4都是80%,「市場集中度」一模一樣!

CR4另一個缺點是它只計算四大企業的市佔率,餘下公司的市場力量分布如何,卻不在CR4考慮之列。以剛才的超市例子來說,在四大企業以外的公司的市場力量分布如何,是對CR4的計算並沒有絲毫影響,餘下的20%市佔率是由1間或10間超市瓜分,CR4仍然是80%。

HHI解決分布不均

為了彌補CR4的缺點,歐美的執法機關和經濟學者,比較常用另一個市場集中度指標:Herfindahl-Hirschman Index(HHI)。HHI是怎樣算出來呢?它是市場內的各間公司市佔率二次方的總和,因為是市佔率的二次方,市佔率分布不平均的行業HHI也將比較高。

以上述的兩個超市市場來說,轉變前的HHI是:20^2+20^2+20^2+20^2+20^2=2000。轉變後的HHI是50^2+10^2+10^2+10^2+10^2+10^2=3000;很明顯,轉變後的超市市場HHI比較高。HHI因而比較能較準確反映行業內的市場力量分布。

CR4和HHI都是一些可被用來量度市場集中程度的指標,在美國司法部和聯邦貿易委員會(Federal Trade Commission)的合併指引中,行業HHI的高低是其中一個將被考慮的因素。有關美國司法部和聯邦貿易委員會怎樣利用HHI來審批合併的個案,筆者下文再談。

梁天卓
作者為香港中文大學經濟系助理教授

對《為何強制零售價?》的誤解 (芝加哥學派的反托拉斯分析.四之二)


2013年1月15日
徐家健 經濟3.0

老師特爾沙(Lester Telser)不只一次向我投訴外界對他傳世之作《為何強制零售價?》【註】的誤解。我對他說,這只是外界對整個芝加哥學派的其中一個誤解;以為芝加哥學派是逢政府干預必反的,除了是多得一些看了數頁Free to Choose便自稱是「芝加哥學派信徒」的「右膠」,還因為有些有心人樹立了「芝加哥學派逢政府干預必反」這個「稻草人」。

說過了,Robert Bork不是逢反托拉斯法必反的,特爾沙亦不是逢「零售價管制」(resale price maintenance)都必支持,究竟特爾沙在《為何強制零售價?》中說了些什麽?外界對《為何強制零售價?》的誤解,又提示了香港的競爭法將面對什麼問題呢?

「示範假說」vs「卡特爾假說」

特爾沙對「零售價管制」的分析,是源自戴維德(Aaron Director)的口述傳統,這個口述傳統,除了是以價格理論作為分析基礎,還強調分析須能通過實際案例的考驗。當年戴維德一方面從理論出發提問:「強制零售價如何使製造商賺到盡?」一方面又建議特爾沙去調查1926年United States v. General Electric, Westinghouse, and others的案件。

零售商歡迎「零售價管制」,藉此提高零售價是容易理解的,但為什麼製造商要強制零售價呢?要解開「零售價管制」之謎,特爾沙提出了兩個理論上的可能:其一是現在行內無人不曉的「示範假說」,其二是從來行內少有提及的「卡特爾假說」。

數周前天卓在〈蘋果霸權阻礙競爭﹖〉一文中後半部的分析,便是每位反托拉斯專家都熟悉的「示範假說」。簡單來說,「示範假說」是指如果製造商不強制零售價,零售商們便寧願大減價並省去示範推銷貨品,以「鬥平鬥賤」的方式來競爭。特爾沙認為,當示範推銷可增加貨品的需求,交易費用卻使免費的示範推銷成為「共用品」(public good),製造商為了解決由此衍生的零售商「搭順風車問題」(free-riding problem),他們於是以「零售價管制」來鼓勵零售商以多作示範推銷而非「鬥平鬥賤」來互相競爭。

「卡特爾假說」的邏輯其實更簡單:這裏的卡特爾(cartel)代表製造商聯盟。製造商們要串謀協調固定批發價,但如果個別製造商「出術」與零售商私定批發價,其他製造商實在無從稽考。「零售價管制」強制了製造商容易監察的零售價,繼而削弱個別製造商私下以降低批發價來增加銷量的誘因。

提出多個假說,是假設檢定的優良傳統。受戴維德的啟發,特爾沙深入調查了United States v. General Electric, and Westinghouse, and others的案件來驗證他提出的兩個假說:General Electric和Westinghouse等製造商賣的是不需要零售商作示範推銷的鎢絲電燈泡;與此同時,製造商與零售商協議每個零售商只會售賣一間製造商提供的電燈泡,一眾零售商還承諾不會互相交易。這一切的商業協議,都支持被遺忘了的「卡特爾假說」,同時亦否定了流行的「示範假說」。

《為何強制零售價?》的啟示

特爾沙的分析有重要的經濟含意:兩個假說中的製造商都希望「賺到盡」。如果「強制零售價」是為了維持卡特爾,消費者便要捱貴貨;但假如「示範假說」成立,如此賺到盡卻令消費者因更了解貨品而得益。由此可見,同樣是「強制零售價」的商業行為,對經濟效率的影響可以是截然不同的。好的反托拉斯法,需要嚴謹的經濟分析!

特爾沙的分析對美國反托拉斯法的執行亦有一定的影響。反托拉斯法判案時有per se rule與rule of reason之分,一些商業行為如果被定為per se illegal,司法者可不問其經濟含意便格殺勿論。不幸地,「強制零售價」多年來都被法庭視作聯手操縱價格的當然違法行為。聽說數年前有一案例曾推翻了這個做法,但其他一些州份法庭並沒有跟隨。特爾沙的真正影響,可能是令法庭對如「獨家銷售協議」(exclusive dealing)相類似的「垂直限制」(vertical restraint)變得寬容,可視乎情況來決定是否禁制。

好的香港競爭法當然亦需要嚴謹的經濟分析。「強制零售價」有機會牴觸了香港《競爭條例草案》中的「第一行為守則」,但草案的附表一卻列明對「改善生產或分銷有貢獻」的協議可獲豁免。這莫非是特爾沙的「示範假說」為香港競爭法帶來的貢獻?

註:Telser, Lester G. "Why Should Manufacturers Want Fair Trade?"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Vol. 3, Oct., 1960:86-105.

徐家健
作者為克萊姆森大學經濟系副教授

反托拉斯法,反的應是什麼? (芝加哥學派的反托拉斯分析.四之一)


2013年1月14日
徐家健 經濟3.0

我可能是最後一個芝加哥學派反托拉斯分析的傳人!

所謂的芝加哥學派反托拉斯分析,是指堅持以價格理論去分析賺到盡的商人;在真實世界層出不窮的銷售方式中,哪一種是牴觸了反托拉斯法例(antitrust law)?其開山鼻祖戴維德(Aaron Director)八年前過身 ,而把戴維德的口述傳統(oral tradition)發揚光大的三位學者:研究「綑綁銷售」(tie-in-sales)的Ward Bowman、分析「掠奪性減價」(predatory price cutting)的John McGee和解開「零售價管制」(resale price maintenance)之謎的Lester Telser,也是過世的過世,退休的退休。較年輕的Telser今年也八十有二了,我有幸能成為Telser最後一個入室弟子。

向大家介紹芝加哥學派的反托拉斯分析,不單因為我熟悉其自成一家的傳統;更重要的是,今天多數香港人認為賺到盡是原罪、大財團是霸權、而小商戶永遠是受害者。在這樣的社會風氣下推行複雜無比的《競爭法》,我希望讀者能從美國的的歷史經驗中得到點啟發。

唯一目的保障消費者

對於戴維德的口述傳統,熟讀張五常文章的讀者都不會感到陌生,而我亦會在未來數篇文章作一點補充,但我認為要在香港推行《競爭法》,最重要的一點是先要搞清楚其立法目的何在。美國的經驗可以從法律學者兼法官Robert Bork的觀點說起。

Bork是戴維德的學生,上月剛剛過身。Telser曾向我大力推薦Bork的著作The Antitrust Paradox,香港從事有關《競爭法》工作的朋友不容錯過。

The Antitrust Paradox一書主要說明了反托拉斯法立法的唯一目的是要「保障消費者利益」,大中小型生產商的利益可以不理,亦不應該理。換句話說,反托拉斯法應該反的是一切損害消費者利益的反競爭行為,而不是生產商以大欺小,更不應該淪為保障個別小商戶利益的尋租工具。聽說香港一些中小企曾表示對《競爭條例草案》不滿,特區政府這一次似乎是做對了。

Bork的論據有兩點:首先考慮立法原意,當年美國國會立法時,從未提及如何平衡消費者與小商戶之間的利益,最明顯的例子是在反托拉斯法中,生產商聯手操縱價格的行為,是比企業合併更嚴重的罪行。

生產商聯手定價,受害的是買貴貨的消費者;但正如天卓在本欄指出,消費者可能從企業合併帶來的更高生產效率而得益。

另一個例子是,反托拉斯法反的不但不是生產商賺到盡,亦不是壟斷的情況,要反的其實是意圖壟斷的行為。雖然實際上要界定什麼行為是意圖壟斷並不容易,但理論上任何企業因受市場歡迎而不斷壯大,並不違法。

國會的立法原意究竟是什麼?今天還是眾說紛紜。我認為,Bork更有說服力的論據是他認為法庭根本就不應去比較和決定「消費者」與「小商戶」哪一方的利益較為重要。在普通法下,有關價值判斷的裁決,只會增加司法制度的不確定性,亦不適宜交託於沒有民意基礎的法官。將平衡各方利益的責任,由立法交到司法機構手中,情況就如要法官決定入口關稅應該是多少。

第一行為守則的啟示

在Bork的眼中,政府值得關注的商業行為,只有生產商聯手操縱價格,和導致壟斷的大型企業合併,其他一切企業單方面的銷售策略都不應干預。我們可以從Bork的觀點看到戴維德的傳統,在價格理論中,人人都希望賺到盡,消費者利益和經濟效率可以管,平衡消費者與大小商戶的財富分配卻是管不了。

根據超過一百年歷史的美國沙曼法案(Sherman Act)的第一條:聯手操縱價格是非法行為;無獨有偶,香港《競爭條例草案》中的「第一行為守則」,禁止的亦是如訂定價格和限制生產的反競爭協議。我不同意有香港學者認為缺乏規管併購行為的《競爭法》形同虛設,因為在禁止反競爭的協議下,如果地產商暗中協議投地的出標價格,或一起威脅停收舊樓,是可能違法的。再者,香港地產商至今大多還是父傳子的家族式企業,為避免違法而要他們合併成為一間獨大的公司,我認為機會不大。

徐家健
作者為克萊姆森大學經濟系副教授

Thursday, January 17, 2013

競爭法與宏觀經濟的實證研究


2013年1月12日
曾國平 經濟3.0


昨天提到競爭法對失業的影響,涉及Shughart和Tollison在1991年提出的觀點:除非競爭法訴訟的對象、頻率、範圍都在意料之中,容許勞工市場及早調節,讓受影響行業的員工可以另謀高就,轉至不受影響的行業工作,否則,訴訟短期內將令失業率上升。

不過,若競爭法只打擊無效率的大型機構,從而鼓勵競爭,反而能長遠促進就業。同一行業,競爭下的價格比壟斷下的低,而產量則較高。比如政府從今天起大大降低加入免費電視的門檻,兩家現有的電視台將因業務受損而裁員,但新加入的電視台帶來的就業一定更多,整個行業的就業最終將上升。

反壟斷對宏觀經濟長期影響微

兩個推論聽來都合理,但前者假設執法當局捉摸不定,後者假設執法當局眼光準確,對失業率的影響一升一降。實證研究支持哪一邊?

宏觀經濟涉及的數據多為時間序列(time series):每季的經濟增長、每月的失業率等等,由古到今,順序排列,例如,讀者在理財投資版看到的圖表,一般都為時間序列,看的是數據走勢也。如今問題卻在,競爭法的「力度」如何量度?如何分辨今年和去年的訴訟量?若不能把訴訟量化,就不能從觀察訴訟量的變化看失業率的反應,實證研究也就無從說起。

Shughart和Tollison在1991年的文章中,使用的量度是每年美國司法部(Department of Justice)旗下反壟斷部(Antitrust Division)的起訴個案數字。為縮窄範圍,兩位作者只考慮因沙曼法案(Sherman Act)和克萊頓法案(Clayton Act)而提出的訴訟。兩條法案包含了美國反壟斷法的基本法規,其餘較次要的法規不包括在內。

不過,以個案數字作為數據卻引起另一個問題。根據反壟斷部的數據【註1】,2011年有關沙曼及克萊頓法案的個案為139宗;回首1999年,有關的個案共367宗。兩個數字,如何比較?

跟1999年比較,2011年美國經濟的規模要大、人口要多,兩個個案數字不能直接比較。情況就如美國的謀殺個案不能和香港的比,妥善的處理辦法是把規模考慮在內,例如計算每1000人的謀殺數字。Shughart和Tollison的解決辦法是,把每年的個案數字除以反壟斷部同期的預算:隨着經濟增長,該部門預算理應同步增長,反映了經濟的規模,個案數字的比較就有意義。

結果為何?根據兩人最保守的推算,從1931至1981年,每1%個案數字的意外增加(unexpected increase),失業率約增加0.15%。換句話說,只要反壟斷部減少一成的起訴,失業率即下跌1.5%,影響相當大。

2010年有另一項研究顯示【註2】,利用1947至2003年的數據,延續了Shughart和Tollison的研究方向。這項研究使用比較複雜的計量工具,不便詳述,但其結果跟Shughart和Tollison的分別不大:反壟斷的行動只會帶來短期的負面影響,減低生產及增加失業。反壟斷對宏觀經濟沒有任何長期的影響。

缺乏數據 研究不多

不過,有關競爭法和宏觀經濟的研究着實不多,上述提到的兩篇文章已是主要的研究。筆者認為,這個研究方向未能進一步發展,缺乏數據是主要的原因:司法部訴訟的數字每年只公布一次,不夠一百年的數據未能清楚顯示出競爭法的宏觀影響。

再者,處理數據的方法也有可商榷之處:把個案數字除以預算將帶來什麼問題?個案數字能否反映反壟斷的力度?是否個案愈多,代表執法愈積極?

他日競爭法在香港正式實施,對就業將帶來有什麼影響?情況就如最低工資法例,問題要等有足夠的數據後才能回答。


註2 A. T. Young and W. F. Shughart II: "The Consequences of the US DOJ's Antitrust Activities: A Macroeconomic Perspective," Public Choice, 142, 409-422.

曾國平
* 作者為維珍尼亞理工大學經濟系助理教授

競爭法的宏觀影響


2013年1月11日
曾國平 經濟3.0


本欄一向遵從經濟學中分工的原則,三位作者盡量多寫本行的題材。適逢競爭法快要在香港實行,我們決定兵分三路,分別從公共選擇(public choice)、工業組織(industrial organization)、宏觀經濟的角度探討競爭法的影響。

筆者從宏觀角度看競爭法,題目既是最大(宏觀),亦是最小(有關的文獻不多)。自從法案於去年夏天三讀通過後,由於實際執行須時,傳媒少有跟進。我們三人希望藉着這個小小的專欄,帶起認真的討論。

從失業與通脹看競爭法

談論競爭法前,筆者想先介紹宏觀經濟學中菲利浦曲線(Phillips Curve)的概念。菲利浦曲線的歷史悠久,隨便到網上一找可找來大量文章。讀者生也有涯,記得菲利浦曲線形容的是失業率和通脹率間的關係就夠了。一眾版本的菲利浦曲線之中,筆者只介紹一條簡單的:

通脹率-預期通脹率 = A ×(失業率-自然失業率)

方程式左邊很易理解,一個是現實中的通脹率,一個是預期的通脹率,兩者未必一樣;右邊的A是個正數,不變的。從前跟大家談過,在現有的法律管制、勞工市場結構下,撇除經濟周期的影響後,長期來說將趨向的失業率,就是自然失業率。

長期來說,市民不是笨蛋,通脹率跟預期的總會一樣,失業率也就回歸自然。不過,若政府有辦法把通脹率改變,同時預期不變,失業率也就會偏離自然。

舉例說,本來通脹率及其預期均為3%,但政府忽然大印銀紙使通脹率升至6%,製造「驚喜」。根據方程式,失業率將比自然的低,帶來「刺激經濟」的效果,例如,廠商會誤以為上升了物價是需求上升,於是多請員工。

不過,正所謂呃得一時唔呃得一世,預期調整過後,失業回歸自然,通脹卻因此高了。這個觀點來自佛利民(Milton Friedman)和菲比斯(Edmund S. Phelps)兩位著名的經濟學家。

這條菲利浦曲線跟競爭法有什麼關係?原來同一思維,亦能應用於競爭法之上【註】。若競爭法的訴訟對象、頻率、規模都是意料中事,一直持之以恒,市場自會及早調節:由於生意將受影響,受影響行業在勞工需求下降,就業減少;勞工將轉到別的行業去(先不考慮不同行業需要的不同技術),供應增加,工資就會下降。若果政策的各方面都在預期之中,勞工只會大調位,從受影響行業轉到其他行業去,價格調節下,不會製造失業。

業界或預先縮細規模

不過,若競爭委員會捉摸不定,訴訟的對象、頻率、規模都難以預測,競爭法可帶來類似菲利浦曲線的效果。假設競爭委員會在無先兆下打擊超級市場這個行業,超市老闆見勢色不對「有排冇運行」,理性的決定是減低現在和未來的規模,解僱部分員工;不過,由於短時間內其他行業的薪金未能調整,又或員工未能及時學會其他行業所須的技能,超市的解僱將造成短期的失業。競爭法訴訟的對象若可預測,則容許勞動市場及早調節,不會造成短期的失業。

此外,見到超市行業遭殃,其他類似的行業亦將做好準備,預先把規模縮小,把失業的問題擴大。

不過,若果競爭法的對象並非因有效率而擁有高市場份額的企業,卻只會打擊無效率的巨無霸,打破壟斷後引入競爭,帶來的將是整個行業規模的增大及就業上升,正正跟以上的推論相反。這個可能性有多大,要看競爭委員會的辦事能力。

競爭委員會增加訴訟對香港勞動市場的影響是好是壞,仍是未知之數。他山之石,明天再給讀者介紹美國的相關研究。

註: F. Shughart II and Robert D. Tollison : "The Employment Consequences of the Sherman and Clayton Acts" Journal of Institutional and Theoretical Economics (JITE) / Zeitschrift fur diegesamte Staatswissenschaft, Vol. 147, No. 1, The 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New Views on Antitrust (Mar. 1991), pp. 38-52.

曾國平
作者為維珍尼亞理工大學經濟系助理教授

Tuesday, January 15, 2013

橫向合併的好與壞 (合併與競爭法的經濟分析.之二)


2013年1月10日
梁天卓 經濟3.0

昨文提到香港的競爭法暫時不會管制電訊業以外的合併個案,筆者認為,對剛成立的競爭法來說未嘗不是一件好事,因為法官或競爭事務委員會的成員要就每個合併個案進行分析,衡量合併會為行業和社會帶來的淨效益,但由於他們大多不是經濟學者,在競爭法設立初期可能對有關的經濟理論並不熟悉,錯判有時很難避免。事實上,為了減低執法者的負擔,通常在決定是否要進一步審批還是直接反對一個合併個案時,他們都會利用一些比較簡單的指標,例如各個企業的市場佔有率和一些市場力量的集中指數如CR4(即市場內四大企業的市場佔有率總和)。這些指標無疑能省卻執法者的時間,但它們往往建基於一些很強的假設,未必適合套用在每一個行業上。筆者有機會再為各位讀者詳加解釋。

帶來規模經濟效益

正如昨天提到,合併可分為橫向和縱向兩種。橫向合併是指在同一個行業內直接競爭的公司合併,例如數年前美國航空業內的達美航空和西北航空。縱向合併是指在生產流程的上下游的公司合併,如一間汽車製造商和一間金屬供應商的合併。兩種合併都可在不同方面為行業和社會帶來經濟效益或加深壟斷。

筆者先在本文淺談橫向合併的一些經濟分析,有機會再為讀者講解縱向合併的分析。就橫向合併來說,它所能帶來的其中一種經濟效益是所謂的「規模經濟」(economies of scale)。正如早前筆者在本欄分析「超市霸權」時提及,在一些行業如超級市場的運作中,固定成本佔整體成本的比重相當高。

如果美國的司法部認為大型零售店沃爾瑪(Walmart)的壟斷力過大,而下令要分拆成數間相對小型零售店,它們便不能如現在般,利用的大型存貨中心來降低平均運貨成本,最終零售價可能因而不跌反升。所以,如果百佳和惠康合併(先旨聲明,筆者並不是說百佳和惠康應該合併),合併後的超市平均成本可能因而能降低。

當然,合併亦有可能令行業內的競爭程度有所下降,這亦是歐美的反壟斷法監管合併的主要原因。合併後的企業在行業內的壟斷能力增加不難理解,達美航空和西北航空合併後,無疑令消費者的選擇減少,但是美國司法部在考慮是否批准這宗合併的申請時,需要衡量合併後的成本節省是否大於因壟斷加深而為對手和消費者所帶來的損失,即是說我們需要量化合併後消費者選擇減少所帶來的影響。

行業競爭程度或下降

要把合併的影響量化,我們需要利用一些經濟學模型。在經濟學中,有一個範疇叫作工業組織(industrial organization),其中有很多可作量化分析的合併模型,筆者在研究院時曾花了不少日子鑽研其中。研究合併個案的難處在於,那些合併往往並未發生,我們於是需要從數據中分析消費者對市面上各種產品的喜好和需求,然後假設其中一些產品因公司合併了而合而為一,再假設消費者對各產品喜好不變,預測合併後各產品的市場佔有率,以及各個企業的利潤的轉變。

研究工業組織的經濟學者常用的需求模型有好幾個,下周筆者會詳細講解其中一個最常用的需求模型,以及其在合併分析中的一些限制。

在量化合併的影響時,我們不單需要了解消費者的需求,還有一樣不能忽視的,就是企業在合併後銷售策略的轉變。美國杜克大學(Duke University)教授Andrew Sweeting曾研究美國的音樂電台,發現當有一家公司收購了兩間電台後,它們所播的音樂的差異將增大,但它們與其他電台所播的音樂種類卻會變得更接近,結果是合併後的兩間電台總聽眾數目上升,而其對手的總聽眾數目卻下跌。在審批合併的個案時,一些簡單的指標如CR4,是不能把這種銷售策略的轉變考慮在內的。

Sweeting, A. 2010: "The Effects of Mergers on Product Positioning: Evidence from the Music Radio Industry," RAND Journal of Economics, 41(2), pp.372-397.

梁天卓
作者為香港中文大學經濟系助理教授

競爭法不監管合併是好是壞? (合併與競爭法的經濟分析.之一)


2013年1月9日
梁天卓 經濟3.0

立法會在去年年中三讀通過《競爭條例草案》,香港在不久將來成立的競爭事務委員會,將開始執行草案。

競爭法落實如箭在弦,筆者與本欄另外兩位作者徐家健兄和曾國平兄亦將在今後多就競爭法作一些經濟的分析。

就筆者初步的了解,《競爭條例草案》主要禁止的行為有兩種,第一種是企業間訂立一些有礙競爭的協議,如筆者上周分析的零售價格協議(resale price maintenance);第二種是一些已有相當程度市場優勢的企業,利用其權勢來阻礙競爭。

與美國或歐洲的相關法例有少許不同,香港的《競爭條例草案》並沒有對電訊業以外的行業合併進行監管。

在美國,處理合併是反壟斷法的一個十分重要的環節,在很多受監管的行業如航運業、航空公司之間的合併,都需要經美國司法部和聯邦貿易委員會(Federal Trade Commission)的同意 ,例如數年前達美航空(Delta Airline)和西北航空(Northwest Airline)的合併便通過了司法部的審批。

淨效益不易量化

筆者認為,香港的競爭法(暫時)不監管合併是明智的決定,因為合併的經濟分析可以非常複雜,不同的經濟學模型可以對同一宗合併的經濟效益有不同結論。在競爭法成立的初期,不熟悉經濟分析的法官或競爭事務委員會成員,可能因而作出錯誤判決。

如果香港的競爭法有包括合併的監管,競爭事務委員會怎樣處理每一宗合併個案呢?從社會整體的效率來看,合併在某方面可帶來效益,但在另一些方面可造成浪費,如果合併納入在競爭法內,競爭事務委員會便需要就每個合併的申請作詳細分析,量化每一個合併所帶來的效益和浪費;若一項合併所帶來的總效益大於它的總浪費,委員會便應批准該項申請,相反,若淨效益是負數,委員會便應禁止該項合併。

驟眼看來,競爭事務委員會的工作非常簡單,其成員只需一部計算機,算一算每一項合併所帶來的淨效益即可;事實卻是,有關合併的經濟分析可以非常複雜,合併帶來的成本節省和競爭程度下降帶來的效益損失,亦因而不容易被量化。

在經濟學裏,大部分合併可分為橫向(horizontal merger)和縱向(vertical merger)兩種。

橫向合併是指在同一個行業內直接競爭的公司合併,例如上文提及的達美航空和西北航空;縱向合併是指在生產流程的上下游的公司合併,如一家汽車生產商與一間金屬供應商合併。

很多經濟學模型都可以從不同角度指出,合併可帶來一些效益如規模經濟(economies of scale),但同一時間合併亦令競爭者的數目減少,削弱了市場競爭,從而降低了經濟效益。

經濟學模型存差異

關於合併的理論和實證研究有很多,筆者在明天和下周再為讀者講解。這些相互並不矛盾的經濟學模型沒錯可以幫助理解合併背後的經濟邏輯,但它們量化合併引伸出來的行業內競爭程度,以至整個社會的效益都可能有很大的差異。同一宗合併個案,一位經濟學者可能認為能為社會帶來效益而舉腳贊成,另一位卻可能認為合併後的企業市場壟斷力過大而大力反對。經濟學者之間尚且如此,我們很難相信沒有受過專業訓練的法官或競爭委員會內的委員,能為每個合併的個案作出準確的判斷。

梁天卓
作者為香港中文大學經濟系助理教授

超美趕歐的貧窮線 (「貧窮問題」的問題.二之二)


2013年1月8日
徐家健 經濟3.0

佛利民的名言:「花自己的錢在自己身上,會知慳識儉,兼保證物有所值;花自己的錢在別人身上,雖不會揮霍無度,但難保花得投其所好;花別人的錢在自己身上,縱不知慳識儉,但會花得其所;最後,花別人的錢在另一人身上,既會揮霍無度,亦容易花得物非所值。」

我不反對扶貧,從來亦身體力行幫助有需要的朋友,我反對的是動不動便慷他人之慨,以扶貧為名,把納稅人的錢胡亂花在陌生人身上;香港的政客們不是口口聲聲說政府沒有誠信嗎?把如此神聖的「扶貧」工作交給欠缺誠信的政府,不是其心可誅,也是居心叵測啊!

社會變了,變的不只是政府,還多了一些滿口「社會公義」的港人。為了維護「社會公義」,工會組織領袖要求政府訂立貧窮線,說是為了幫助監察貧窮狀況,並非用作為領取福利或其他政府資助的門檻,但轉頭又表示這只是政府扶貧第一步。

打一句問一句,我也不信制訂貧窮線不是為推動更多扶貧政策開路。奈何,港英年代「如果政府完全不公布任何經濟數字,對社會可能較好」的傳統智慧,可能真的過時了。雖然上一任特區政府秉承了這個傳統,拒絕訂立貧窮線,但新一屆政府卻決定重設扶貧委員會,承諾研究制訂貧窮線。

是福不是禍,作為經濟學者,有責任向讀者釐清貧窮線究竟量度了些什麼。

絕對貧窮 vs 相對貧窮

美國政府以「冇啖好食」來定義貧窮,理論上是屬於所謂的「絕對貧窮」(absolute poverty)。共和黨指出,2011年政府為這些佔總人口約一成半的絕對貧窮家庭,平均每戶花了6萬美元。美國設立了半個世紀的貧窮線,仍消滅不了長年累月的「貧窮問題」。

說過了,界定貧窮問題多多。美國有各種扶貧及社會安全網收入和資助帶來的種種誤導,香港有子女供養父母的家用和有樓收租的收入,都不易算準;撇除這些,由於美國的貧窮線數十年來一直隨城市居民的消費價格指數調整,即使低收入家庭的主要消費物價平穩甚至逐年遞減,貧窮線都會隨着高消費品的物價攀升。所以,美國的貧窮線實際上是帶有少許「相對貧窮」(relative poverty)色彩的。

名正言順地採用「相對貧窮」概念來定義貧窮,是經濟前途比美國更黯淡的歐盟。歐盟的貧窮線定義是住戶每月入息中位數的六成收入。以2011年為例,歐盟國家平均有17%人口在他們所定的相對貧窮線之下;情況最差的是各有22%相對貧窮人口的保加利亞、羅馬尼亞和西班牙,希臘以21%緊隨其後。

以「相對貧窮」概念來界定貧窮,問題更大;嚴格來說,「相對貧窮」量度的是收入不均。雖然貧窮定義相同,但由於每個國家的入息中位數和收入分布各有不同,各國實際的貧窮標準相差可以很大。更奇怪的是,以愛爾蘭為例,縱使最近數年全國人民的收入都有增長,但由於中產家庭入息增長比低收入家庭快,於是「貧窮問題」在經濟暢旺中惡化!相反地,如果美國採用「相對貧窮」定義,窮在衰退蔓延時反而會得到改善。

貧窮很易 扶貧很難

扶貧很難,其一是任何包含入息審查的扶貧措施,都會打擊工作士氣和造成社會浪費;其二是政客花納稅人的錢在第三者身上時,往往不能做到知慳識儉和物有所值。

政府要製造「貧窮問題」卻易過借火,你喜歡多少貧窮人口比例,我只要略懂統計,都可以為你度身訂造一條貧窮線滿足你的要求。還是扶貧委員會的成員老實:「香港冇人捱餓,冇人無家可歸,冇人話有病無得睇醫生,細路哥唔會冇書讀……這個係講緊一個絕對貧窮的概念,這些貧窮在香港的確係消失咗,如果在非洲或東南亞有些地方仲有,香港現在應該無……但我們唔係講緊那種貧窮,我們係講緊相對貧窮。」【註】

在扶貧上,美國的確比歐洲落後,但不久前我另一位芝大老師盧卡斯(Robert Lucas)問:「在模仿歐洲式的勞工、福利、和稅務政策時,美國是否已經重新選擇了一條增長較慢的道路呢?」

從沒有貧窮線到制訂歐陸式的相對貧窮線,香港一下子便做到了超美趕歐,果然達到了「香港速度」!


徐家健
作者為克萊姆森大學經濟系副教授

當非理性除牌遇上技術性調整 徐家健 經濟3.0

2017年10月17日 徐家健 經濟3.0 當非理性除牌遇上技術性調整 一句「不要怕,只是技術性調整」,言下之意是大時代裏股民有時反應過敏,因此股價才需要技術性調整回復正軌。今屆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塞勒(Richard Thaler),便是憑研究人類在市場上種種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