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ursday, January 17, 2013

競爭法與宏觀經濟的實證研究


2013年1月12日
曾國平 經濟3.0


昨天提到競爭法對失業的影響,涉及Shughart和Tollison在1991年提出的觀點:除非競爭法訴訟的對象、頻率、範圍都在意料之中,容許勞工市場及早調節,讓受影響行業的員工可以另謀高就,轉至不受影響的行業工作,否則,訴訟短期內將令失業率上升。

不過,若競爭法只打擊無效率的大型機構,從而鼓勵競爭,反而能長遠促進就業。同一行業,競爭下的價格比壟斷下的低,而產量則較高。比如政府從今天起大大降低加入免費電視的門檻,兩家現有的電視台將因業務受損而裁員,但新加入的電視台帶來的就業一定更多,整個行業的就業最終將上升。

反壟斷對宏觀經濟長期影響微

兩個推論聽來都合理,但前者假設執法當局捉摸不定,後者假設執法當局眼光準確,對失業率的影響一升一降。實證研究支持哪一邊?

宏觀經濟涉及的數據多為時間序列(time series):每季的經濟增長、每月的失業率等等,由古到今,順序排列,例如,讀者在理財投資版看到的圖表,一般都為時間序列,看的是數據走勢也。如今問題卻在,競爭法的「力度」如何量度?如何分辨今年和去年的訴訟量?若不能把訴訟量化,就不能從觀察訴訟量的變化看失業率的反應,實證研究也就無從說起。

Shughart和Tollison在1991年的文章中,使用的量度是每年美國司法部(Department of Justice)旗下反壟斷部(Antitrust Division)的起訴個案數字。為縮窄範圍,兩位作者只考慮因沙曼法案(Sherman Act)和克萊頓法案(Clayton Act)而提出的訴訟。兩條法案包含了美國反壟斷法的基本法規,其餘較次要的法規不包括在內。

不過,以個案數字作為數據卻引起另一個問題。根據反壟斷部的數據【註1】,2011年有關沙曼及克萊頓法案的個案為139宗;回首1999年,有關的個案共367宗。兩個數字,如何比較?

跟1999年比較,2011年美國經濟的規模要大、人口要多,兩個個案數字不能直接比較。情況就如美國的謀殺個案不能和香港的比,妥善的處理辦法是把規模考慮在內,例如計算每1000人的謀殺數字。Shughart和Tollison的解決辦法是,把每年的個案數字除以反壟斷部同期的預算:隨着經濟增長,該部門預算理應同步增長,反映了經濟的規模,個案數字的比較就有意義。

結果為何?根據兩人最保守的推算,從1931至1981年,每1%個案數字的意外增加(unexpected increase),失業率約增加0.15%。換句話說,只要反壟斷部減少一成的起訴,失業率即下跌1.5%,影響相當大。

2010年有另一項研究顯示【註2】,利用1947至2003年的數據,延續了Shughart和Tollison的研究方向。這項研究使用比較複雜的計量工具,不便詳述,但其結果跟Shughart和Tollison的分別不大:反壟斷的行動只會帶來短期的負面影響,減低生產及增加失業。反壟斷對宏觀經濟沒有任何長期的影響。

缺乏數據 研究不多

不過,有關競爭法和宏觀經濟的研究着實不多,上述提到的兩篇文章已是主要的研究。筆者認為,這個研究方向未能進一步發展,缺乏數據是主要的原因:司法部訴訟的數字每年只公布一次,不夠一百年的數據未能清楚顯示出競爭法的宏觀影響。

再者,處理數據的方法也有可商榷之處:把個案數字除以預算將帶來什麼問題?個案數字能否反映反壟斷的力度?是否個案愈多,代表執法愈積極?

他日競爭法在香港正式實施,對就業將帶來有什麼影響?情況就如最低工資法例,問題要等有足夠的數據後才能回答。


註2 A. T. Young and W. F. Shughart II: "The Consequences of the US DOJ's Antitrust Activities: A Macroeconomic Perspective," Public Choice, 142, 409-422.

曾國平
* 作者為維珍尼亞理工大學經濟系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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