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ednesday, February 27, 2013

教育以外的跨代貧窮


2013年2月23日
曾國平 經濟3.0

昨天提到家庭收入跟入大學比率間的相關性。根據香港教育學院最近的一項研究,兩者相關性跟1991年比較大幅上升,亦即愈富者讀大學的比例愈高,愈貧者的比例則愈低。研究因此下結論:教育不均是跨代貧窮的重要原因,政府應盡量資助貧苦學生。

遺傳高智商 還須看性格

所謂跨代貧窮,即上一代的收入跟下一代的收入關係密切,有錢的上一代,造就有錢的下一代,沒錢的上代造就貧窮的下一代。當然,收入不是量度跨代貧窮的唯一標準,我們亦可考慮兩代之間消費或資產的關係。不過,由於收入的數據一般較為準確,經濟學的實證研究亦多以收入來量度跨代貧窮。

教院這項研究關注教育不均的問題,背後的假設當然是教育水平直接影響子女的收入,教育不均導致未來的收入不均。

除了透過教育水平影響子女的未來收入以外,上一代收入可有其他的影響?根據2002年的一篇普及文章【註】,兩代人收入的關係「唔只教育咁簡單」。

上一代收入對下一代的最直接影響,是資產的積累;上一代收入高,儲蓄多,利用其買進藍籌股或數個住宅單位,半生之後大可靠股息和收租生活,繼而把資產留給下一代,下一代的收入自然較高;相反,上一代收入低,留給下一代的可能只是一身債。

上一代的收入反映的亦可能是智商等的認知能力(cognitive ability),若果父母聰明子女也較聰明,兩代收入的關係反映的只是市場上聰明人收入較高,跨代貧窮是遺傳的結果,政府無力改變。

雖然有大量研究證實兩代之間的智商頗有關係,而智商測驗一般非常準確,但這個聽來涼薄的「跨代聰明」解釋有一個大漏洞:要智商測驗成績好,除了靠智商以外,耐性、謹慎、遵循指示等性格優點亦不可少,這些性格優點往往能令收入上升。兩代之間的智商有關,不必純是遺傳,其中亦有部分來自一代傳一代的工作態度。老穆爾(James Mill)的兒子小穆爾(John S. Mill)是歷史上的大天才,其中自有其遺傳因素,老穆爾灌輸給小穆爾做學問的方法,亦有其功。

所謂耐性、謹慎、遵循指示等的性格,可算作非認知能力(noncognitive ability)。

心理學中有一個經典的測驗,計算的是內外控傾向(locus of control)。這個概念於1954年由心理學家羅達(Julian Rotter)提出,測驗透過一連串的問題,計算出一個人有多相信「命運在我手」,分數愈高,代表測試者愈相信生命中的大小事情非自己可以改變,一切「聽天由命」;分數愈低,代表測試者愈相信生命中的大小事情都可控制,是福是禍全憑一己之力。文章提到的一項研究,發現內外控傾向是一代傳一代:上一代愈相信世事皆命中註定,下一代多半有同樣的想法。

樂觀善表達 賺錢更易

除了內外控傾向,其他的非認知能力如樂觀程度、表達技巧、是否「識睇眉頭眼額」等,在職場上都有價值,可增加收入。若果非認知能力一般都代代相傳,兩代的收入也就扯上關係。至於非認知能力是否與生俱來,抑或是靠父母的身教言教,則非筆者能力可解答了。

跨代貧窮(或跨代富貴)有錯綜複雜的原因,其中有些讀者可以會認為不公(如遺產),其中有些卻是父母作出的明智選擇(如教導子女以禮待人),其中亦有些是天生的(如樣貌或智商),要完全消除跨代貧窮是不切實際。務實的做法,是認真的研究香港兩代之間收入的關係,找出其中每個渠道的重要性。

教院的研究是有建設性的第一步,但研究的結果是否支持其「教育扶貧」的政策,則仍要留待更深入的研究去印證。

曾國平
維珍尼亞理工大學經濟系助理教授

註:Samuel Bowles and Herbert Gintis: "The Inheritance of Inequality,"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16(3), 3-30.

跨代貧窮與教育


2013年2月22日
曾國平 經濟3.0

香港教育學院早前發表研究報告,分析香港學生入讀大學比率的不均現象。比較1991和2011年的數據,有關研究發現,20年間入讀大學的分布比例有明顯的變化:例如,在2011年,最高10%收入家庭的子女有48%入讀大學,相反,收入只有中位數一半以下(即所謂「貧窮線」)的家庭子女入大學率只有13%;1991年的數字,分別是9%和8%,相差較少。

除了家庭收入,研究亦考慮了居住環境及父親教育程度等,結果亦顯示了類似的不均現象;研究的結論是,跨代貧窮問題愈來愈嚴重。

香港的困境,似乎是富家子弟有書讀飛黃騰達,但窮家子弟冇書讀鬱鬱不得志。

相關性與因果關係

筆者只看過研究的簡報【註】,沒有讀過報告的詳細內容,未能就細節加以評論。根據簡報,研究利用人口普查的部分數據,對象是1991年和2011年的19至20歲青年,樣本逾1.4萬人。

就簡報的內容來說,筆者認為,單憑兩次人口普查數據,未必能得到研究中的一些重要結論。例如,以上提到高收入48%的入學率和低收入13%的入學率,是否代表了收入對入讀大學有重大的影響?若果兩個入學率在1991年的相差較少,是否就代表二十年內收入對進大學比率的影響增強了?

研究只指出了收入和入學率之間的相關性(correlation),但社會應當關注的卻是兩者之間的因果關係(causality)。透過提出這份研究可能忽略了的問題,筆者希望可以引發更多的研究,以找出香港跨代貧窮和教育的關係。

香港的大專學額在二十年之間大幅上升,相比1991年,今天進大學的機會平均要高得多;不過,學額上升的同時,大學學位的質素及認受性亦變得更參差。以往學位選擇較少,僱主對學位的內容也較了解,但今天不少學位卻是「票房毒藥」(如僱主了解不足或課程內容沒有市場價值),「讀完可能等於(慘過)冇讀」。跟1991年比較,在2011年把所有大學學位一視同仁有點不妥當,有點把蘋果和橙加在一起的味道。

一個成本不高的解決方法,是找出數個傳統學系的學生分布進行分析。例如,可只考慮醫科學生的家庭背景,逐年追蹤其變化。醫生有穩定的高收入,一直是頭號「筍工」,其他如律師或會計師等亦如是;若發現醫科學生的家庭背景愈來愈好,個個非富則貴,少見貧苦學生,我們就更有理由相信「教育不均」真有其事。

此外,有關研究把每個因素分開考慮,未必能看見數據的全貌,剛才提到的48%和13%之比,是把每年數據分作高家庭收入和低家庭收入兩組,再看每組的平均入大學率。

同樣道理,要比較單親家庭和雙親家庭,看的是每組的平均入大學率。這個做法的問題,是未能把每項因素的重要性分別顯示出來。

家庭結構的變化,跟家庭收入有明顯關係:單身母親的一份收入,跟一對夫婦的收入比較,平均可能會較低。研究指出,入大學率跟家庭結構和收入有關,但到底是家庭結構重要還是收入重要?跟父親教育程度高低、本地或新移民等其他因素又如何比較?

複迴歸分析或可窺全豹

若先把數據中單親和雙親家庭的子女分開兩組,再看每組裏面家庭收入跟入大學率的關係,即可知道考慮家庭結構後收入和入大學率的關係。若入大學率跟家庭結構的關係重要,但跟收入本身卻沒有關係,我們將發現每組內收入跟入學率的關係將變得非常微弱。

更為方便的做法是,利用所有的數據,作一個複迴歸分析(multiple regression),就能清楚了解每個因素的重要性。

註:www.ied.edu.hk / upload_main /manage / Press %20release %202013/130131%20Educational_Inequality.pdf

曾國平
* 作者為維珍尼亞理工大學經濟系助理教授

Sunday, February 24, 2013

3G頻譜再拍賣 提防電訊商合謀壓價


2013年2月21日
梁天卓 經濟3.0

昨天談到,本港四個3G牌照將在2016年10月到期,政府正考慮是否收回部分頻譜並重新拍賣。雖然現在持有3G牌照的四大電訊商大力反對該建議,但是筆者認為,如果政府能盡早決定把頻譜拍賣,各大電訊商的服務延續性不會受到太大的影響,而以拍賣的手法再分配頻譜亦最合乎經濟效益;不過,政府需要仔細研究的是如何釐訂拍賣規則的細節,以防止各大電訊商在拍賣中合謀壓價。

在美國,每個附有頻譜使用權的牌照都價值連城。在2008年的一次拍賣中,接近1200個牌照總共為美國政府帶來接近200億美元的收入;故此,電訊商有誘因在拍賣中合謀壓價,而合謀方法亦層出不窮,筆者在明尼蘇達大學時的博士論文導師Patrick Bajari(現為網上書店亞馬遜首席經濟師)和筆者的一位同學Jungwon Yeo曾對此課題進行研究,並發現電訊商在投標頻譜使用權時,的確有一些疑似合謀的行為。

在討論電訊商的疑似合謀壓價行為前,讓筆者先簡單介紹負責美國頻譜拍賣的聯邦通訊委員會(Federal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s)的拍賣規則。拍賣通常是以多回合進行,在每一個回合裏(通常是30分鐘),拍賣的底價是上一回合最高出價再加上若干金額,參加者可在聯邦通訊委員會的網上拍賣系統,就任何有興趣的牌照出價,在拍賣初期,每天會有一至兩個回合,但是在拍賣進入白熱化階段時,每天可以有多至十數個回合。

三方法合謀壓價

在每個回合結束時,聯邦通訊委員會將公布每個牌照的最高出價和最高出價者身份(有時最高出價者身份不會公布,這是一個可能防止合謀的方法,先容許筆者暫時按下不表)。如果在一個回合內有新的出價,拍賣將繼續至下一個回合,下一回合的拍賣底價是這回合的最高出價再加上若干金額。否則,拍賣便會停止,最後出價者需以其最後出價買下該牌照。

Bajari和Yeo發現,電訊商可以透過以下三方法合謀壓價:

一、密碼出價(code bidding)

在一些拍賣中,電訊商出價不會被限制以萬或十萬為單位,電訊商可以為了好意頭出價888,888元。有些電訊商則以出價來暗示它的意圖;比方說,一個很想得到第235號牌照的電訊商把235放在它每次出價的最後三位數字,期望對手「識做」。

二、跳價(jump bidding)

跳價是指電訊商這回合的出價大幅高出上一回合的最高價。跟密碼出價同理,這是電訊商暗示其意圖的一個方法。
三、報復出價(retaliatory bidding)

假如電訊商甲已強烈暗示它很想得到某一個牌照,但電訊商乙卻不「識趣」地在該牌照的拍賣出價,甲因此可能在乙有興趣的牌照拍賣中出價,以示懲戒,從而減少電訊商之間的競爭。在2006年的一次拍賣中,T-Mobile一直為夏威夷牌照的最高出價者,但是Cavalier Wireless竟不識趣地出價挑戰T-Mobile。T-Mobile為了報復,於是在它從未出價的密蘇里(亦是Cavalier Wireless的「地盤」)展開報復出價。Cavalier Wireless最後知難而退,T-Mobile亦未有在密蘇里再出價。

拍賣加入一些限制

為了防止或減少電訊商之間的合謀壓價,聯邦通訊委員會在一部分的拍賣加入了一些限制,因篇幅所限,筆者只列其中兩個比較簡單的:

①選擇題出價(click box bidding)

為了防止密碼出價行為,聯邦通訊委員會在很多的拍賣中也採用了選擇題出價的規則。這是指聯邦通訊委員會規定了每次出價的選擇,比方說,假設上回合的最高價為1000萬元,在選擇題出價限制下,電訊商只能選擇出價1100萬、1200萬或1300萬元。選擇題出價當然杜絕了密碼出價的行為,Bajari和Yeo更發現跳價的行為亦將大大減少。

②不公布上一回合最高出價者身份

很明顯,這是要杜絕報復出價的行為。要報復,首先當然要知道「仇家」是誰,但如果政府不公布上一回合的最高出價者的身份,「仇家」是誰便無從知曉。證據顯示,在沒有公布最高出價者身份的拍賣裏,報復出價的行為的確是比較少。

美國電訊頻譜拍賣的參加者往往數以百計,但合謀壓價亦時有發生,香港的電訊業市場較小,電訊商數目較少,它們合謀的機會更大,政府實需要小心制定拍賣的規則,防止合謀壓價之事發生。

Reference: Bajari, Patrick and Jungwon Yeo (2009): Auction Design and Tacit Collusion in FCC Spectrum Auctions, Information Economics and Policy, 21(2), pp.90-100.

梁天卓
作者為香港中文大學經濟系助理教授

3G頻譜將到期 收回拍賣實有理


2013年2月20日
梁天卓 經濟3.0

現有由政府發出的四個3G頻譜牌照將於2016年10月到期,通訊事務管理局在立法會建議把其中三分之一的牌照收回並重新拍賣,現在持有頻譜的4間電訊商(分別是CSL、和電香港、數碼通和香港電訊)可透過優先權為其中三分之二的頻譜續牌。

4間電訊商反對建議,認為政府應該讓電訊商可為所有頻譜自動續牌,以確保服務的延續性。

至於目前沒持有任何3G頻譜的中國移動香港,卻以公眾利益為由,大力支持政府收回牌照及重新拍賣。

到底政府該讓現在持有3G牌照的電訊商優先續牌,還是應把部分(或所有)頻譜重新拍賣呢?確保服務延續性當然重要,若閣下在2016年9月時是數碼通的用戶,3G上網服務一直相安無事,Candy Crush已過100大關,假設政府突然宣布,數碼通因為未能成功續牌,在牌照到期後不能再提供3G服務;除非閣下在10月前轉台,不然將沒有3G可用,上班下班時不能再繼續衝關,屆時閣下想必暴跳如雷。

政府有足夠時間拍賣

當然,距離牌照到期還有三年多,政府絕對有足夠時間為頻譜進行拍賣,令供應商及消費者盡早知悉牌照到期後的頻譜分配,市場亦肯定將相應地推出有關維持服務延續安排,例如不獲續牌的電訊商可在合約上訂明在3G牌照到期後減價。

現在情形其實與兩間有線電視台爭奪英超轉播權有點相似,英超轉播權是兩間電視台的收視保證,每隔三年它們便會為此爭過頭崩額裂,可是筆者倒沒聽聞過兩間電視台投訴轉播權易手將影響服務延續性這回事。

事實上,消費者和電視台雙方都明白,英超轉播權是簽約或續約的最大甚或至唯一的因素,所以很多時合約到期日會跟英超轉播權期限相若,筆者的有線電視合約到期日正正是今年6月(有線電視的英超轉播權在今年5月到期,而NOW則獲得未來三季的轉播權)。

假如政府決定持有3G牌照的4大電訊商不能優先續牌,除了拍賣之外,政府還可以什麼方法來為頻譜再分配呢?在1994年之前,管制美國頻譜的聯邦通訊委員會(Federal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s)曾經以行政聽證會和抽籤的方法來決定頻譜的分配。不過,相比這兩種方法,以拍賣的形式分配頻譜最少有兩個優勝的地方。

首先,在絕大多數經濟學模型中,因為價高者得的規則,在拍賣中勝出的通常亦是能利用頻譜賺取最大利潤的電訊商。

相比以行政聽證會或抽籤分配頻譜,政府把頻譜拍賣予營運不善的電訊商的機會因而較低,經濟效益最大。

此外,政府拍賣頻譜的收益亦比其他方式為高。在2001年政府以大約每個200萬元的價格把3G牌分別發予和電香港和數碼通;以這十二年來香港手提電話市場的增長,不難想像重新拍賣能為政府帶來更多收入。

提防電訊商合謀出價

把部分(甚至全部)3G頻譜收回並重新拍賣雖然好處多多,但政府仍需就拍賣的細節小心研究,其中一項政府需要提防的是,電訊商之間的合謀出價,美國有研究發現,電訊商的確有合謀壓價的嫌疑;美國頻譜拍賣投標的公司數以百計尚且如此,香港電訊市場較小,政府實應更加小心。關於美國電訊商怎樣合謀壓價和政府應怎樣設計拍賣規則以作防範,因篇幅所限,筆者下文再談。

梁天卓
作者為香港中文大學經濟系助理教授

樓市政策的宜與忌—原則與建議 (香港樓市十五年——往危機之路.二之二)


2013年2月19日
徐家健、梁天卓、曾國平

昨文我們回顧了回歸以來的香港樓市,發現整體樓市的大起大落,絕對與特區政府的房屋政策息息相關。

今天,先會為大家仔細分析土地供應和興建公屋兩項重要的房屋政策,然後歸納十五年來的三大政策失誤,最後提出幾項簡單具體的建議。

影響樓市例子

一:土地供應大上大落 影響私樓供應

從【圖1】可見,在2004年取消常規賣地以前,賣地面積跟樓價沒有明顯關係;由1992年至2001年政府每年拍賣住宅用地的總面積約為20萬平方米,2001年後土地供應大減。不過,自取消常規賣地後,樓價跟賣地成績近乎同步起跌,到最近恢復公開賣地,土地供應才回升至1997年的水平。

為何2004年前的價與量沒有關係,2004年後則一同上落?其中一個可能是,政府利用勾地制度土地拍賣底價的高低,在樓價上升時把底價訂低而多賣地,在樓價下跌時把底價訂高而少賣地,用以平衡房屋市場;不過,政府此舉似乎沒有成效。

【圖2】可見私人住宅的落成量,由2007年至今,私樓供應相對穩定;土地供應就算大上大落,地產商仍可利用其土地儲備和改變建築速度來穩定供應。話雖如此,地產商擁有土地不是沒有成本的,賣地章程亦有建屋限期,面對政府的供應變化,地產商不能完全消弭其波幅;若然土地供應能保持穩定,地產商更能因應需求提供單位。

二:公屋居屋推出大上大落 影響市場

相比之下,公屋和居屋數量的波幅更為驚人。【圖2】可見每年公屋及居屋的落成量從1997年初的四萬(公屋佔不夠兩萬),一度升至2001年的七萬幾(公屋佔四萬多)。一年七萬幾的落成數字,今天的無樓階級聽來可能覺得很夢幻,但當時香港經濟水深火熱,樓價插水不止,七萬幾的公屋和居屋令人愁多過喜。

自2002年起,居屋壽終正寢,公屋亦一反常態,每年只維持在一萬至兩萬多的落成量,直至最近梁振英雄心壯志要在未來每年供應兩萬五以上。讀者不要忘記,1997年至今香港人口多了五十多幾萬,把人口考慮在內,公屋和居屋的波幅會更誇張。

大家把【圖1】和【圖2】一起看,會發現公屋和居屋的供應往往在錯誤的時候變化,變成幫倒忙。政府推出土地予地產商起樓,就算土地供應如何波動,都可以靠地產商做緩衝,透過土地儲備穩定樓宇供應,選擇在最適當的時候出貨。相反,政府起公屋和居屋不是以盈利為目標,往往是急市民所急,結果是好心做壞事,徒然令市場不穩,直接令樓價大上大落,要有樓和無樓階級一齊坐過山車。

堅守三不原則

從以上兩個例子,加上昨文分析,我們認為房屋政策應符合以下的「三不原則 」:

一:不自相矛盾

請特區政府不要再當怪獸家長,一方面苦口婆心提醒「小市民」小心泡沫,一方面又扭盡六壬幫助「老百姓」安心置業。「雙辣招」是預防泡沫爆破,還是妨礙市民置業?改變土地用途增建房屋是幫助市民置業,還是助長泡沫?一時小心泡沫,一時安心置業,只會令人無所適從——錯過機會炒樓發達的,怪你危言聳聽,上車後即變負資產的,又怨你推佢去死,長遠只會養成市民依賴政府的心態。

二:不自視過高

政府並非測市專家,首先是先天不足。同業朋友都喜歡自嘲「經濟學家預測到過去五次衰退中的九次」,以此提醒我們沒有水晶球。絕望的真相是,可測的都已反映在價格上,因此金融危機的不可測其實是經濟理論的一個重要含義。政府要量力以為,知道有「娘要嫁人」這回事。

其次是後天失調。市場的一個最大優點不是投資專家特別醒,而是輸清身家的人要「局住離場」。政治遊戲卻不一樣,縱使「八萬五」在千禧年後已經不復存在,回歸後新樓宇落成量的高峰卻在樓價已跌了一半的2001年。亞洲金融風暴後才推出「八萬五」的始作俑者今天在哪?政治人沒有投資者面對的風險,因此沒有足夠誘因去準確預測本來已非常難測的經濟周期;加上現在從造地到建樓要等到天荒地老,政府根本不宜在房屋問題上「急市民所急」,因為政府急時,市民可能已經不急了。

三:不言而無信

「不提及等同不存在」的施政態度,不是建立誠信的好榜樣。從「非常時期的非常措施」到「成熟一項推一項」,連承諾都省掉,是一種「進步」吧,但換來的只是市場當政府「冇料到」。目前香港十大奇案之首是「缺地建屋之謎」,這是個非常重要的問題。一年前,梁振英競選特首時對房屋的理念是「香港並不缺乏土地,只缺乏長遠規劃」,其政綱亦包括「提高土地供應的透明度和持久執行的能力」。

不過,當梁特首發表令人失望的《施政報告》後,雷鼎鳴教授感到疑惑:「為什麼董建華如此容易便取得土地,梁振英卻似是要把倉底貨也挖出也不夠地?」林本利博士卻言之鑿鑿:「香港缺地不過是呃鬼食豆腐。」坊間亦有陰謀論指:上屆政府從造地到建樓的過程中加了不少架床疊屋的關卡,延長建樓所需的時間;現實是土地供應很不透明。

《施政報告》發表後地產股大升,證明市場認為特首沒兌現競選承諾,但如果陰謀論解答了雷教授的疑惑,現屆特首又真的「急市民所急」,大量土地供應只是遲早的問題。遲到何時?任你揀:到美國經濟好轉加息,還是歐羅崩潰之時?

提出三項建議

要減低樓市風險,最「理想」的政策是令土地和樓宇供應能夠即時因應需求而調整。例如遇上類似九七亞洲金融風暴的樓市低潮時,立刻減少供應,以防樓價大幅下滑;或在今天長期低息的環境下,立刻加大供應,為樓市降溫。這種「因時制宜」的土地政策看似「理想」,其實是「妄想」。

歷史的教訓是,政府測市靈不過車公,樓宇落成比造地又往往要滯後三五七年;歷史的懲罰是,令市場不信政府會言出必行。雖然梁特首信誓旦旦政府能夠加速批地,令批出土地與樓宇落成之間的時間縮短,但事實是否能如他所願,天曉得,反正市場不信了。

一:取消零碎的干預措施

奉行「三不原則 」,取消增加市場不穩定的一切干預措施,放棄「非常時期非常措施」和「成熟一項推一項」的施政態度,才可重新建立市場對政府的信心。

甲、取消「額外印花稅」(SSD)和「買家印花稅」(BSD):打擊需求不能助市民置業,自相矛盾的措施短期會增加政策風險,長遠亦只會提高建屋成本。再者,SSD和BSD減少成交,阻撓投資者高賣低買,間接增加市場波動。

乙、取消白表免補地價買二手居屋:每年選出5000名白表申請人以低價買入居屋,只能帶來財富分配。已補地價的居屋市場供應下跌,價錢上升,受損的只是不符合白表資格或不夠幸運但想買居屋的白表申請人。居屋第二市場則有每年5000人的參與,未補地價居屋的價格上升,受益的是有關業主和5000名幸運兒,受損的只是綠表申請人。政策只是損一類人而益另一類人,對市場並無好處。

丙、不要開徵樓宇空置稅:坊間以至政府一直對投資者有一些誤解,以為樓市一個又一個「天價」是炒家炒起的,而囤積居奇的發展商是幕後黑手;但炒家和發展商「賺到盡」的不二法門是低買高賣,而這種低買高賣其實有潤滑劑的作用 。

丁、不要再亂喊口號:例如「港人港地」,政府想到一句便喊一句,只會令市場對政府失去信心。

二:穩定的土地供應

與其讓政府主動調節土地供應來減少樓市波幅,我們認為土地政策應該以穩定為先,盡量以簡單的「規則」(rule)行事。此政策有幾個重點:

甲、恢復公開及定期拍賣土地:數據顯示,要減少土地供應的波幅,最有效的辦法是政府主動把土地拍賣,並廢除發展商主導的勾地政策,令政府能直接控制每年的土地供應。

乙、每年賣地數目不應受樓價波動影響:政府在決定每年要賣地的總面積時,應考慮的不是當時樓價的高低,而是未來五至十年內影響樓宇需求的人口結構轉變的預測,如適婚但未婚者的數目。

利用人口結構轉變的好處有三:A、其比一般預測更準確,減少政府失誤的機會;B、有關數字較為客觀,政府較難玩弄數字去改變土地供應;C、有關數字的波幅較樓價小,令土地供應不會大上大落。

丙、決定賣地數目的因素和方程式應清晰、透明而簡單:政府應公開將會考慮什麼需求因素,以及那些因素如何影響每年的賣地數目。當中因素最好能從公開的數據中獲得,如人口結構數據。此外,計算每年賣地數目的方程式愈簡單愈好,政府亦應將之公告天下,公眾因而不用對未來幾年的土地供應「估估吓」。

丁、拍賣底價不應過高:為避免「流拍」令土地供應波幅加大,我們認為政府公開拍賣土地時,底價不應訂得太高。當然,這可能令大型發展商合謀壓價的動機增加;其中一個解決辦法是把土地「切細」來賣,吸引小型發展商出價,減低合謀壓價的機會。

當然,即使政府採用我們提出以「規則」行事的穩定土地政策,這亦不代表樓市的波動便會完全消失,因為香港的樓市需求仍然會因低息等外在因素而波動。不過,只要政府提供足夠和穩定的土地,加上土地不是集中在幾大發展商手上,「賺到盡」的發展商自然會在樓市低迷時囤積居奇,在樓市高峰時盡快散貨(恒隆最近推售貨尾便是一例)。市場的力量會令樓宇的供應如土地供應一樣穩定,樓價不會大上大落。

三:穩定的公屋供應

公屋供應量已成了特首每年《施政報告》的主角。許下的承諾,從每年二萬五到三萬幾,都是十數年後的事,而且數字不清楚。我們雖然對出租公屋的概念有保留,但制度存在已久,牽涉不少利益,取消是難於登天。

既然我們建議穩定的土地供應,公屋亦應奉行同樣的方針,一個折衷的辦法是,把公屋每年的建屋土地固定為住宅土地供應的的一個百分比。穩定的公屋供應,能防止政府利用其作為調控市場的工具,為市場消除公屋供應大上大落的疑慮。居屋供應量亦是同一道理。

結論

兩篇文章定為「往危機之路」系列,只想指出政府的連番干預只會令樓市充滿危機,有樓無樓階級都要面對風險。花了七千字的篇幅,不是想改變香港,更不敢妄想政府會採用我們的建議,人微言輕,只想跟讀者交流一點看法,認清香港樓市的本質。

有限的政府干預、清楚的政策方向,加上簡單的制度,有樓無樓的都能得益;至少有樓的人不用擔心傾家蕩產,無樓的人可以計到何時儲足買樓的錢。有一套可靠的制度,無論政府有能還是無能,樓市仍可平穩發展。

香港樓市十五年回顧與分析—往危機之路 (香港樓市十五年—往危機之路.二之一)


2013年2月18日
徐家健、梁天卓、曾國平

「適當的時候做適當的事」,講就易。新年流流不想講樓市危機,更加不是有心要做「末日博士」,但我們一起「跟蹤」香港樓市已有一段日子,不約而同為幾年後的樓市擔心起來;擔心的原因是,社會對樓市和房屋政策討論的「眼前路」一向看得不夠前,而「身後身」更很快忘記得一乾二淨。

首任特首一語成讖,「八萬五已不存在」。不存在於港人記憶中的,不只是才十數年前樓市崩潰的慘痛經歷,還有永遠「慢幾拍」的長遠政策、「估你唔到」的短期「非常時期非常措施」對市場的不良影響。

一連兩天,我們將為大家分析香港的樓市和房屋政策。今天先回顧過去十五年香港的樓市,綜觀【圖】中數據,可把歷史事實綜合為以下三部曲,看看樓市危機之路是怎樣鋪成的?

事實一:「八萬五」生不逢時 「孫九招」姍姍來遲

1997年,那是最美好的時代,也是最糟糕的時代。大有為政策最怕生不逢時,而「八萬五建屋計劃」偏偏在由泰銖貶值引發的亞洲金融風暴爆發後的第三個月推出。

金融風暴威力難料,之後的分析都是事後孔明。當年樓價高企擺在眼前,回頭看,高樓價原來已是走到盡頭。第一任特首董建華雄心壯志,定下「八萬五」目標後不久,港元碰巧受到多個對沖基金狙擊,樓價自此一直插水。

1998年政府曾宣布短暫停止賣地數月,到1999年首次推出勾地政策;到2000年6月,港人才如夢初醒,發現「八萬五」原來已經「不存在」。

短短三年光景,樓價已跌了超過一半。雖說自1998年起已沒有再提起「八萬五」,但新住宅落成總數量足足要到2001年才攀升到歷史高峰——接近4.8萬個公屋單位,加上居屋數目和私人住宅各2.6萬個,超過10萬個新住宅就在樓價持續不斷下滑的時候落成。

不過,政府還是讓樓價跌至超過六成後,到2002年11月才推出遲來的「孫九招」,包括取消拍賣土地、暫停勾地一年和結束居屋計劃。受到沙士爆發的影響,樓價還是再跌多八個月才從谷底反彈,並逐漸回升;但樓價回升不到一年,2004年4月政府卻宣布取消常規賣地,只保留勾地機制賣地,結果是新住宅落成數量從2002年的5.5萬,下跌至2007年不足2萬的歷史新低。

事實二:「兩萬五」明哲保身 「置安心」杯水車薪

從2005年中到2012年中,曾蔭權在位的七年內,世界經歷了比九七亞洲金融風暴破壞力更大的環球金融危機。汲取了「八萬五」遇上亞洲金融風暴的慘痛經驗,不想腳痛下台的第二任特首,在環球金融危機的威脅下,延續了「孫九招」的「二不政策」:一不主動賣地,二不興建居屋。

雖然沒有說出口,總建屋目標是維持在「兩萬五」左右吧。誰知董特首低估了亞洲金融風暴的破壞力,曾特首卻高估了環球金融危機對香港經濟的影響;更加估不到的是,QE1在2008年11月推出後,樓價只有節節向上。

樓市繼續升,曾蔭權卻繼續以不變應萬變,2011年初樓價已回升到1997年的水平。兩屆政府處理房屋問題看似南轅北轍,實際上卻有不少相同之處,其一是大家都錯估經濟形勢,其二是兩屆政府的反應都是「慢幾拍」。曾特首2010年首次提出「置安心資助房屋計劃」,但計劃中不足一千個單位的綠悠雅苑,要到2015年才落成;而樓價升足七年,到升穿1997水平後,政府才宣布恢復賣地和復建居屋。

事實三:「雙辣招」估你唔到「大把地」搵到至好

為急市民所急,新任特首梁振英上任不足一年,就有「白表免補地價買二手居屋」、「梁十招」、「港人港地」、「收緊一次按揭申請」、「雙辣招」等新樓市措施,措施之多,破了回歸十五年以來的紀錄。跟前兩屆政府不同的是突如其來的所謂「管理需求」措施;以「打擊需求」來解決房屋問題,後果是成交大跌,港人置業更困難。

供應方面,梁特首競選時強調香港並不缺乏土地,當選後亦招數多多。可是要到《施政報告》發表後,才發覺土地難求,房屋政策落後樓市有增無減的需求。市場預期給舞來舞去,樓價於是「再升畀你睇」。

基於以上的歷史事實,我們對香港樓市的分析可歸納為以下三個觀點:

觀點一:回應社會矛盾 更令樓市不穩

香港的住屋問題,自兩三年前起,已給人標籤為「地產霸權」問題,含意是打倒地產商,住屋問題便可迎刃而解。回頭看看,當年負資產紛紛燒炭,是由於「地產霸權」給拉下來了嗎?遭「八萬五」打倒的是10萬多位負資產,還是四大地產商?最後真的遭上街的百萬人拉下來的又是誰?大家心知肚明。

為什麼「八萬五」的始作俑者要腳痛下台?是由於有樓的人不願見樓價大跌;為什麼現任特首競選時得到不少低收入市民、甚至中產階級支持?是由於無樓的他們都希望新特首能解決高樓價問題。有樓階級與無樓階級的矛盾不是香港獨有,更不要奢望這矛盾可於十年八載之內消除。

當樓市大起大落,有樓與無樓階級的矛盾就最明顯,這個矛盾一日存在,都會影響房屋政策的可行性和投資者對樓市的預期。政府須做的和可做的是,避免樓市大起大落;無奈政府一直做的卻是剛好相反——香港樓市的大起大落,絕對與特區政府的房屋政策有關。

觀點二:只怨地產霸權 漠視成本改變

有識之士早就提出「把樓市問題歸究『地產霸權』」是斷錯症。指出高樓價是由於土地供應不足,這一點我們沒有異議;問題是,為什麼當年推出「八萬五」時政府要地好像「予取予攜」,今天「大把地」卻又寸土比尺金難求?移山填海要過環境影響評估,改變土地用途須做公眾諮詢,土地自然難找。

本來背山面海的豪宅,政府話要前面填海起私樓,旁邊移山起公屋,這又是有樓階級與無樓階級的矛盾;環評報告和公眾諮詢需時,自然減慢土地供應。今天土地供應不足,有多少是這個有樓與無樓階級之間的矛盾造成的?

時間就是金錢,今天樓價高企,又有多少是基於《城市規劃條例》和《環境影響評估條例》等增加了建屋成本?還有多少是其他成本上漲所致?缺乏年輕人投身建築行業,人工自然高企;中國過去十數年的基建發展,亦增加了建築材料的需求。

走出「『地產霸權』賺到盡」的迷思,分析高樓價時,除了留意地價貴的原因,政府控制不了的建築成本上漲亦不可忽視。

觀點三:只罵內地炒家 漠視本地需求

繼反「『地產霸權』賺到盡」只賣豪宅,之後有更激的反「內地暴發戶炒貴晒啲樓」。如果樓貴完全出於內地炒家推高樓價,九七前的癲價又是誰炒起來的?外資突然湧入或流走當然會短暫衝擊樓市,但歷史的教訓是,「突然」的事難以預料,「短暫」的影響亦不用太緊張。

外資一般不是傻瓜,明知樓價不會勁升,便不會大量入貨,又不見熱錢湧入炒高晒你啲人工?外資是傻瓜更好,任他們高買低賣,我們才可以高賣低買;不是說「無良炒家」不想賺到盡,但是他們最終也得賣樓才有錢落袋。你眼紅他人賺大錢是一件事,但誰說炒家賺到盡必定會使樓市大上大落的?想賺到盡的炒家最想的是市旺時出貨,但這無可避免地增加供應並為樓市降溫;打擊賣樓的人,就是打擊供應,亦無可避免地增加樓宇供應的成本。

今天市場對房屋的熱切需求,多少是由需求基本因素造成?多少是與難以預計的熱錢流入有關?又有多少只是因「孫九招」遺留下來的追捕性需求(pent-up demand)?我們不清楚,亦不相信政府比我們知得多。就算知,政府有本事只針對不受歡迎的需求嗎?沒本事的話,打擊需求就無可避免地打擊港人置業,只看眼底下的「眼前路」,以「非常時期非常措施」管理需求,經驗告訴我們,這只會令市場更不穩定。

走出「內地暴發戶」主宰樓市的迷思,我們才有精力集中看清楚漫長的「眼前路」——分析長期的港人收入增長、人口增加和家庭人口拆細是如何一步步刺激樓宇需求,而推算這些改變長期需求基本因素的趨勢從來不是rocket science。

結論

總結歷史的經驗與分析,房屋問題從來都是供求問題,而永遠落後於形勢的政策,卻加深這十五年來樓市的大起大落。天要落雨,你再不喜歡也不會叫政府阻止,還是到市場買把雨傘實際;娘要嫁人,你再不情願亦不會叫政府干預,最好的處理方法是接受現實。

我們不是迷信市場,有些問題如娘要嫁人市場是管不了的,但請你也不要迷信政府,以為市場解決不了的問題政府都要插手。你撫心自問,我們的政府效率有多高?然後再重新考慮有什麼是政府辦得比市場好的,才值得政府干預。

政府沒有水晶球,對外圍經濟改變的預測和改變對香港樓市的影響,往住是後知後覺;加上政治因素的局限,適當的時候做適當的事,更一向不是政府的做事方法。香港樓市分析今天到此為止,明天集中討論香港需要怎樣的房屋政策。
 

給爸爸的Festschrift (再談教育投資.二之二)


2013年2月19日
徐家健 經濟3.0

每當學界有名望的學者退休,學生都會聚首一堂表揚老師的貢獻,然後把內容結集成紀念文集,稱之為Festschrift,以感謝教導之恩。父親徐紹榮數天前退休,他是我人生中的第一位老師,多個諾貝爾獎得主通通要排在他後面,今天我希望藉此多謝他多年來的教誨。把區區千多字的文章說成紀念文集固然是譁眾取寵,但做兒子的要逗老爸高興,相信讀者是會明白的。給爸爸寫Festschrift之餘,順便向大家介紹一下父母對子女的培育與跨代社會流動(intergeneration social mobility)的關係。

第一樣從父親身上學到的是,怎樣與朋友相處。我剛懂性的時候,爸爸是一間報館的廣告部經理,朋友多,應酬更多。當年的親子活動,說出來會嚇壞今天的家長。十歲未夠的我喜歡跟着爸爸和他的朋友到尖沙咀吃飯,然後看他們玩一種叫「斜釘」的遊戲。觀察成年人賭錢是一件十分有趣的事,賭桌是表現中國人傳統社交文化的一個重要舞台,不少待人接物的技巧,都是從這些聚會中耳濡目染下領會到的。

非認知技能靠身教

第二樣學到的是怎樣選擇伴侶。我不好賭,但受父親影響,你想得出的賭博玩意我幾乎都懂,從小就知道好玩的東西通常是要花錢買的,賭錢自然是輸多贏少的玩意;父親不是理財高手,但不知道是他眼光獨到還是「幾生修到」,娶了個善於理財的好太太。我遺傳不到媽媽這個優點,唯有在擇偶方面好好向父親學習。

第三樣是最重要的:學到怎樣做人。比較奇怪的一件事是,父親多年來身邊總有一兩位算是「有個錢」的好朋友,爸爸受歡迎,我想是與他為人正直又從不佔人便宜的性格有關。記得有年中學,我在一間外滙公司打暑期工,cold call了兩個月左右便找到第一位客戶,願意投資2萬元給我這個中學生替他炒外滙;父親知道後把我罵了一頓,說這是「小老千」的勾當,後來知道父親原來自小認識這間外滙公司的老闆,並知道他做生意的手法,我之後亦從同事口中聽到關於公司的運作,證實了爸爸的說法。

不知道是我好彩還是對金融有點天份,沒有讓客戶蝕錢,但我亦只做了數月賺了幾萬元便洗手不幹。十多年後,我在美國寫有關石油對政治與經濟影響的論文時,尚未畢業Goldman Sachs便向我招手,可能我遺傳了父親視錢財如糞土的基因吧,一口拒絕了。大學的工資當然與投資銀行「無得比」,但如果當天為多賺一點錢而放棄理想,今天就不會有空寫專欄,亦不會有這樣的機會向父親道謝。

這些普通不過的成長經歷對我影響舉足輕重。昨文提到美國GED考試所以失敗,就是忽略了培養年輕人的個人品格和人際關係等非認知技能(non-cognitive skills)。怎樣去計劃人生、面對自己的缺點,以及如何與朋友和伴侶相處,這些技巧都是不能從準備GED考試中學到的。常識告訴我們,非認知技能跟認知技能一樣,對個人收入、健康、家庭等影響深遠,美國的數據亦清楚證明了這個「傳統智慧」。

貧富皆不過三代

學校教育有責任協助培養年輕人的非認知技能,但香港一些學生有所謂「高分低能」的現象,我的經驗是要培養非認知技能,父母的身教比學校教育更重要,而父母對子女的培育,往往不是透過為子女安排密麻麻的興趣班,甚至不一定要每晚跟他們講故事。我的提議很簡單,父母首先做好自己,然後讓子女真正認識你的優點和缺點。

中國人有「富不過三代」這句老話,芝大老師莫里根(Casey Mulligan)寫過一本書解釋這個現象。莫里根的論據是,父母愛惜子女亦愛自己,資源有限下要平衡自己的快樂和子女將來的幸福,對子女的愛於是「有價有市」。由於關心子女需要的時間比金錢重要,時間成本高的高薪父母,花在子女身上的時間自然相對地少,跨代社會流動於是出現了「回歸均值」(regression to the mean)的現象,富不但不過三代,貧同時亦不過三代【註】。

記憶中,小時候父親的工資不低,能想出帶着兒子去應酬這一招來教導我,為莫里根的理論提供了一個反例。今天我的生活過得比父母年輕時的更好,都是他們的功勞。

註:Mulligan, Casey. Parental Priorities and Economic Inequality.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8.

徐家健
作者為克萊姆森大學經濟系副教授

讀得書多的蠢貨是誰? (再談教育投資.二之一)


2013年2月18日
徐家健 經濟3.0

好友傳來數周前一篇名為「讀得書多的蠢貨」的短文,短文沒有指名道姓,但好友認定蠢貨是我。更離奇的是,該文作者竟是一個自由市場智庫的創辦人。在自由市場少林寺芝大畢業的我,從沒有想過寫經濟專欄會惹來擁護自由市場的朋友非議。我受寵若驚,來不及自我對號入座。

高回報與政府資助無關

問題是文中引用了一句話:「歷史證明,教育係最高回報嘅投資,所以政府幾時都應該要將資源投放入教育。」這豈是蠢,直頭冇腦。但我明明沒有說過這句話,蠢貨怎會是我呢?好友可能一向懷疑我的智商,企圖向我提出更有力的證據,指出作者在發表這短文的前兩天,在Facebook分享了我早前一篇關於教育回報的文章,還預告他對教育係回報最高這個謎思的看法,作為他反對文憑量化寬鬆的理據。

兩個月前我在「最高回報的投資」一文中說過的是:「家長們請留意,過去60年間,在美國讀大學的回報率每年平均超過15%,是股票投資回報率的一倍有多!」首先,每年超過15%的回報率,是美國經濟學界半個世紀以來研究達到的共識,我當時亦提供了相關的數據。「讀得書多的蠢貨」沒有說讀大學的回報率是多少,但作者力排眾議,莫非他發覺自己收入與學歷不相稱,後悔當年讀書太多?

隨便拋出「邊際遞減定理」這個學術名詞是不能否定讀大學回報之高的。的確,當就業市場需求穩定,大學生供應增加的後果是僧多粥少,但我們要搞清楚「供應改變帶來需求量改變」和「需求改變」的分別,美國讀大學的回報過去數十年之高,是受到資訊科技進步、中國經濟冒起及全球化影響,就業市場於是對技術人才的需求不斷增加。我不敢說這個趨勢將持續多久,但過去的數據一直就是這樣。

更奇怪的是,任憑教育投資回報有多高,都不能推出「政府幾時都應該要將資源投放入教育」這個結論吧?正如財經節目中的財經演員跟你分析哪一隻股票回報率高,也不代表他建議政府幾時都應該要將資源投放入這一隻股票。正確的公共理財哲學應該是這樣的:定下了任何公共政策目標,要問推行措施的成本是否最低?即使成本最低,也要衡量如果措施所需的公帑花在其他政府項目上,對整體社會是否更有利?長遠來說,庫房「水浸」將鼓勵政府亂花錢,於是我們更要問每項政策開支為社會帶來的好處,是否高於因高地價政策和現有稅制增添的社會成本?

被好友取笑是蠢貨只是無聊事一樁,我最關心的是,短文中提及的「教育泡沫爆破,學生夢想幻滅」的憂慮。有教育泡沫這回事嗎?泡沫一般是指資產價格暴跌,通常連帶着事前的急升。教育是人力資本的投資,但就業市場與資本市場不同,勞力只有租出不會賣斷,何來人力資產價格暴跌?理論上,工資可以暴跌,但實際上大學溢酬(college wage premium)於美國多年持續高企。

GED給副學士課程啟示

公共教育政策的失敗例子當然存在,值得港人引以為鑑的有美國GED考試。GED試是一個包含寫作、社會知識、科學、閱讀和數學的公開試,用以評核考生是否具有相當於中學畢業的程度。芝大老師兼諾貝爾獎得主赫曼(James Heckman)就GED試的研究發現,該試沒有提升年青人在就業市場的競爭力,亦非銜接大學的好途徑;相反,GED試使部分年青人以為中學課程不再重要而提早輟學,更使統計數字誤導了社會,以為大部分年青人最少擁有中學學歷。

香港的副學士課程,又誤導了多少本地青年和教育決策官員呢?但學生夢想幻滅不是因為政府「泵咗好多錢畀大專院校」,實情是不少副學士課程要自負盈虧,學生一畢業便失業兼一身債。

要反對以公帑資助教育,不用盲目否定教育投資高回報這個不爭的事實。更令我詫異的是,「讀得書多的蠢貨」竟提出「為讀書而讀書就失去意義」,我希望讀者不要把「蠢貨」理解成為讀書而讀書的好學年青人。

我更希望讀者朋白,不是所有支持私有產權自由市場的人,都是不學無術只懂叫口號的right wing wacko。

徐家健
克萊姆森大學經濟系副教授

Tuesday, February 19, 2013

兩封利是的謎題


2013年2月16日
曾國平 經濟3.0

本文見報之日,已經是蛇年。筆者祝大家身心健康、工作順利!近日香港的政經環境污煙瘴氣,民粹當道加上為政者的不智,多談港事實在破壞心情。雖然今天大家要重新投入工作,但新年氣氛仍在,為延續節日氣氛,今天打算拋開俗事,跟大家談一個統計學問題。

筆者多年在外,從未有機會在香港派利是,未來若有機會,會跟小孩玩玩以下的遊戲:我會給小孩兩個看來一模一樣的利是封,並告之其中一個利是封內的金錢是另一封的一倍。小孩先選一封,拆開看過內裏的數額後,再在該封利是和另一封未拆開的之間二擇其一。

小孩要拿最多的金錢,該選拆了那封利是,還是選未拆那封?

計算期望值找答案

要找答案,我們可計算期望值(expected value)。若小孩拆開第一封利是內有20元,剩下那封利是的期望值可算成:

1/2x10元+1/2x40元=25元

為何要這樣計算呢?小孩手上的20元有一半機會屬於數額較少的利是,即另一封利是有一半機會有40元;同時,小孩手上的20元有一半機會是屬於數額較多的利是,即另一封利是有一半機會只有10元。機會一半半,選擇未拆開那封利是的期望值是25元,比留着已拆開那封利是內的20元多,結論是小孩要另選未拆那封利是!

答案有點奇怪。兩個利是封看來一模一樣,小孩最初選擇打開那封必然只是隨意的選擇。既然是隨意選的,即有一半機會錢較多、一半機會錢較少,另選一封何利之有?不過,無論拆開的利是內有多少錢(20元也好,2000元也好),轉拿未拆那封利是的期望值一樣較高。小孩於是非常困惑,面對兩個利是封不知如何是好。

這個有趣的問題本來叫做兩個信封悖論(two-envelope paradox)。筆者為迎合民情,把信封轉作利是封!

以上的解題方法有什麼錯誤?出乎意料的是,悖論的內容雖然簡單,但有關的文獻多不勝數,爭論的是如何計算另選未拆那封的回報,文獻中的解題方法牽涉一些數學理論,不宜在此討論。筆者只簡單介紹其中一個頗有啟發性的解題方法。

悖論的癥結,在於拆開第一封利是後,假設小孩沒有獲得任何資訊。換句話說,拆開第一封利是後,即使內有20元也好、2000元也好,那封未拆利是內有數額較大金錢的機會,都只會被看成一半半。這個假設有問題嗎?

事前信念與事後信念

聰明的小孩見到筆者衣着寒酸,手提電話是十年前的款式,小孩必形成筆者派利是出手有限的事前信念(prior belief)。小孩心想,這位仁兄派的利是肯定不會過100元,但至少也會派5元;小孩把利是打開,若果見到內有80元,會相信另一未拆的利是內有40元的機會比有160元的機會大,傾向不另選未拆的那封利是。為什麼?基於小孩的先前信念,發現利是封內有80元以後,由於接近小孩心中的「最高派彩」,形成的事後信念(posterior belief),認為自己選中數額較高利是的機會超過一半。

相反,若果筆者身光頸靚,手握最新款的手機,小孩必形成筆者派利是出手不凡的事前信念。小孩心想,這位仁兄派的利是應該不少過50元,且甚至會派500元。小孩把選中的利是封打開,若果同樣地見到內有80元,會相信另一利是內有160元的機會比只有40元的機會大,傾向另選未拆的那封利是。為什麼?因為利是內的80元接近小孩心中的「最低派彩」也。

同一封80元的利是,但由於信念的不同,前者把80元袋袋平安,後者則另選利是封。這解題方法應用了統計學中的貝葉斯規則(Bayes' Rule)。這個有趣的悖論也可應用到日常的生活上。

跟伴侶到餐廳吃飯,有A餐B餐選擇,但你不知選哪個好。伴侶先點了A餐,你試了一口覺得味道普通。你應該跟伴侶一樣點A餐,還是選點B餐?這要看你對餐廳的事前信念是什麼。若你對餐廳的印象麻麻,到那裏吃飯是無可奈何,味道普通的A餐已接近你心中該餐廳可達到的最高水平,你當然不會選B餐,因為中招的機會高;相反,若你對餐廳的印象很好,味道普通的A餐你認為是該餐廳水準以下的表現,你會傾向選B餐,因為有驚喜的機會較高。

雖然說過今天不談時事,但也忍不住問讀者一個妙想天開的問題:拆開過梁振英這封利是後,你會另選唐英年那封未拆的利是嗎?

曾國平
維珍尼亞理工大學經濟系助理教授

奶粉捆綁銷售 一時之計?久安之策?


2013年2月15日
梁天卓 經濟3.0

各種迹象都顯示,回歸後的香港正逐漸向左走,「積極不干預」已成過去,「積極干預」似乎已是主流民意,政府干預的層面和手法亦日新月異:多建公屋、居屋的訴求在樓價高企下並不出奇,加強老人退休保障在歐美等發達國家亦是常見之事,但要奶粉商到立法會解釋為何供應短缺,真是聞所未聞。

自從「一簽多行」政策實施之後,水貨客問題一直困擾北區的居民,一些日用品如某牌子的奶粉短暫缺貨時有所聞。我們有需要因而限制水貨客帶貨回內地嗎?科技大學的老師雷鼎鳴教授多次在報章撰文反對政府干預,相反,他認為,香港應該對內地人對香港貨品質素的信心善加利用。政府現在限制水貨客帶貨的措施有效嗎?本欄另一位作者曾國平兄上周便為此撰文,他認為,「上有政策,下有對策」,限制水貨客帶貨的成效不會很大。

早前有關奶粉供應短缺的投訴主要來自需要四出「撲奶粉」的爸爸媽媽,最近連奶粉的零售商如一般藥房也對奶粉短缺有所埋怨,它們投訴的可不是奶粉短缺,而是奶粉批發商把奶粉捆綁銷售的營商手法。

根據新聞報道,內地的媽媽對「細仔奶粉」的需求比「大仔奶粉」的大,以至在香港的「細仔奶粉」需求突然急增,「大仔奶粉」相對滯銷,而奶粉批發商為求散貨,於是規定藥房每次入貨時一定要購入整套、所有階段的奶粉,把滯銷的「大仔奶粉」捆綁在缺貨的「細仔奶粉」上。

一方面零售商會言之鑿鑿稱被迫買「大仔奶粉」,但另一方面批發商卻連連否認有把奶粉捆綁銷售的營商手法,誰對誰錯一時還說不清楚──代表政府的高永文局長說只會密切留意事態發展。

即使批發商真的有把奶粉捆綁銷售,政府是否真的需要對此關注、甚至干預奶粉市場呢?

要回答這個問題,我們需要理解為何批發商會把「細仔奶粉」和「大仔奶粉」捆綁在一起銷售。張五常大教授在《經濟解釋》裏有一章是關於捆綁銷售的經濟分析(卷二第八章),裏面提到一個在1970年代的打火機捆綁銷售的有趣例子,跟現在奶粉的捆綁銷售十分相似。話說當時金價上漲,以黃金製造的打火機需求急增,令「金打火機」出現了暫時的短缺,而銀造的打火機卻見滯銷。當時商店老闆跟大教授閒聊時投訴批發商突然規定「取一金必須取一銀」,亦即把銀打火機捆綁在金打火機上銷售。大教授打蛇隨棍上,追問老闆一些問題,後來得到了答案。筆者把當時其中一段對話節錄如下:

張:你可以從批發商那裏只取銀的吧?

老闆:那當然,但銀的我們要虧蝕,不強迫我們不要。

張:你賣金的給日本仔賺很多錢吧?

老闆:(笑得很開心)

張:你不會那樣蠢,告訴那批發商金打火機賺多少錢。

老闆:(哈哈大笑)

大教授認為,在需求突然大增或大跌時,零售商比批發商有更豐富的市場訊息,能更快和更準確知道價格應該怎樣調整,而零售商當然不會與批發商分享這些「價值連城」的訊息,把急銷貨與滯銷貨捆綁在一起,是批發商為了降低重複調整批發價所帶來的費用的一種手段。

零售批發的「訊息不對稱」

在奶粉市場裏,同一款奶粉在不同的藥房買,價錢可以很不同。即使在同一藥房,「廣東話價」與「普通話價」也可能有分別。在「細仔奶粉」需求突然大增下,奶粉批發商要在短時間內準確釐訂批發價的成本是很高的。

以零售商與批發商的「訊息不對稱」來解釋捆綁銷售,有一個很重要的含意,就是這種捆綁安排不會持久。雖然零售商貼近前線,比批發商更快知道市場的訊息,但時間一久,批發商也會知道批發的定價應為何,屆時也就無必要多此一舉把滯銷的「大仔奶粉」捆綁在「細仔奶粉」上,直接減少生產「大仔奶粉」,提高「細仔奶粉」的批發價便可。

所以,筆者認為,奶粉商的捆綁銷售只是一時之計,絕不是長遠之策。故此,奶粉商的捆綁銷售行為,只是在奶粉需求突然增加的情況下,市場以最少成本的方式來作出調整的行為,政府干預實在沒有必要。

梁天卓
香港中文大學經濟系助理教授

Sunday, February 17, 2013

誰搬走了我的奶粉2之以和為貴


2013年2月14日
徐家健 經濟3.0

2005年,電影《黑社會》講的是香港黑社會傳統價值觀崩潰;2006年,續集《以和為貴》問的是黑社會該何去何從?杜琪峰導演沒有說香港人都是黑社會,不用收律師信,只是續集未能在內地上映而已。2013年,蛇年新正頭放假三天,《誰搬走了我的奶粉》只寫續集。畢竟我過往認識的一些香港社會傳統價值觀,已於去年徹底崩潰。

奶粉荒是龍年年尾的大新聞,吵得很厲害。科大經濟學教授雷鼎鳴認為,積極的做法是港人要把握商機,發揮企業精神這個香港傳統價值觀,結果被網民提早開年;另一邊廂,雷教授的舊同事練乙錚教授卻認為根據賽依定律,增加供應並不能解決市場機制失靈的問題,建議政府開徵奶粉離港關稅,得到不少網民和應。

練教授多粉絲,我二十年前讀科大時親歷其境。令我感意外的是,兩位同是明尼蘇達大學畢業的前輩,看法竟是南轅北轍。同欄的國平上星期已清楚解釋過賽依定律,市場機制失靈所指的又是什麼?
我的看法是,練教授所指的問題並非雷教授要討論的,亦不是奶粉荒的主要問題。奶粉荒的問題是怎樣平衡香港買奶粉的龍B父母與賣奶粉的零售商之間的利益,與市場機制失靈無關。

港人收入分配問題

試想,一天身份證有三粒星的我突然發神經,企圖狂掃全港某牌子的嬰兒奶粉,後果是怎樣?不要只告訴我後果是港媽買不到奶粉,準確的答案是港媽用以往的價錢再買不到這個牌子的奶粉。價格理論的分析很簡單,當需求增加而短期供應未能配合,奶粉價格自然會上升。奶粉價格被推高,港媽當然不高興。不高興有兩個可能:一個是港媽奶粉照買,但荷包縮了水;另一個是港媽嫌貴,轉買其他牌子的奶粉。

不過,港媽荷包縮了水是整體港人的損失嗎?除非賣奶粉的不是港人,對不起,港人整體沒有損失。奶粉每罐貴100元,奶粉商人每罐就多賺100元。要是港媽嫌貴轉買其他牌子,這時你或抱怨我買了你罐奶粉,但這又是港人損失嗎?你當我這個神經佬是香港人的話,我只能說價高者得是合乎經濟效益。

假如你不當我是港人,那只比較香港奶粉零售商的得益和港媽嫌貴轉買其他牌子的損失好了。價格上升100元,港商多賺100元;而嫌貴的港媽放棄了多付100元買貴奶粉的選擇,含意是她的損失必定少於100元。結論是儘管奶粉荒的始作俑者是內地人,即使我們不理內地客死活,奶粉荒的問題由此至終都是在衡量:究竟是港B港媽的利益重要,還是港商的利潤重要?這純粹是港人收入分配的問題。長遠看,賣奶粉好賺自然會吸引投資,這便是雷教授所講的把握商機。

想歎唔想賺不切實際

我不是說水貨客沒有問題,他們確實阻塞及擾亂部分地區的交通,對市民造成不便。但火車站等地方從來都是公共空間,人多擠迫是因為非私產,這不是市場機制失靈。要直接解決水貨客為市民造成的不便,方法很多;再講,水貨客只帶奶粉嗎?任何措施減少內地人對香港奶粉的需求,都無何避免地損害港商利潤。

如果真有一天實施港人港奶,被剝削的反而是奶粉售賣者自由決定跟誰人交易的權利。在私有產權下,有資格問誰搬走了我的奶粉的人,不是嫌貴唔再幫襯的舊顧客,而是付了錢買奶粉的人。

我亦不是說保障私有產權是金科玉律,只希望當港人在叫「港人港乜」的口號時,要明白當中的經濟含意。港商的孩子都有阿媽生,而每位港媽都可以賣奶粉,港人做生意想賺到盡,港人消費何嘗不想歎到盡?問題是一個社會唔先賺,邊有得歎?

看過《誰搬走了我的乳酪?》嗎?我沒有。同樣是探討如何面對改變,港產三級片比美國寓言故事吸引得多。

古天樂在電影中只想做生意不想再做古惑仔,放棄上經濟課走去打打殺殺,因為人在江湖;為了做內地生意再去打打殺殺,最終卻後悔被內地人利用。香港社會以後又何去何從?一般港人並不涉黑,先多讀一點經濟,做不做內地生意?不應是身不由己的,《以和為貴》便是放棄了內地市場。

我有兩個新年願望,一個是我的普通話講得比古天樂好;另一個是香港人能找到符合港人利益的以和為貴之道。

徐家健
克萊姆森大學經濟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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