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ednesday, February 27, 2013

教育以外的跨代貧窮


2013年2月23日
曾國平 經濟3.0

昨天提到家庭收入跟入大學比率間的相關性。根據香港教育學院最近的一項研究,兩者相關性跟1991年比較大幅上升,亦即愈富者讀大學的比例愈高,愈貧者的比例則愈低。研究因此下結論:教育不均是跨代貧窮的重要原因,政府應盡量資助貧苦學生。

遺傳高智商 還須看性格

所謂跨代貧窮,即上一代的收入跟下一代的收入關係密切,有錢的上一代,造就有錢的下一代,沒錢的上代造就貧窮的下一代。當然,收入不是量度跨代貧窮的唯一標準,我們亦可考慮兩代之間消費或資產的關係。不過,由於收入的數據一般較為準確,經濟學的實證研究亦多以收入來量度跨代貧窮。

教院這項研究關注教育不均的問題,背後的假設當然是教育水平直接影響子女的收入,教育不均導致未來的收入不均。

除了透過教育水平影響子女的未來收入以外,上一代收入可有其他的影響?根據2002年的一篇普及文章【註】,兩代人收入的關係「唔只教育咁簡單」。

上一代收入對下一代的最直接影響,是資產的積累;上一代收入高,儲蓄多,利用其買進藍籌股或數個住宅單位,半生之後大可靠股息和收租生活,繼而把資產留給下一代,下一代的收入自然較高;相反,上一代收入低,留給下一代的可能只是一身債。

上一代的收入反映的亦可能是智商等的認知能力(cognitive ability),若果父母聰明子女也較聰明,兩代收入的關係反映的只是市場上聰明人收入較高,跨代貧窮是遺傳的結果,政府無力改變。

雖然有大量研究證實兩代之間的智商頗有關係,而智商測驗一般非常準確,但這個聽來涼薄的「跨代聰明」解釋有一個大漏洞:要智商測驗成績好,除了靠智商以外,耐性、謹慎、遵循指示等性格優點亦不可少,這些性格優點往往能令收入上升。兩代之間的智商有關,不必純是遺傳,其中亦有部分來自一代傳一代的工作態度。老穆爾(James Mill)的兒子小穆爾(John S. Mill)是歷史上的大天才,其中自有其遺傳因素,老穆爾灌輸給小穆爾做學問的方法,亦有其功。

所謂耐性、謹慎、遵循指示等的性格,可算作非認知能力(noncognitive ability)。

心理學中有一個經典的測驗,計算的是內外控傾向(locus of control)。這個概念於1954年由心理學家羅達(Julian Rotter)提出,測驗透過一連串的問題,計算出一個人有多相信「命運在我手」,分數愈高,代表測試者愈相信生命中的大小事情非自己可以改變,一切「聽天由命」;分數愈低,代表測試者愈相信生命中的大小事情都可控制,是福是禍全憑一己之力。文章提到的一項研究,發現內外控傾向是一代傳一代:上一代愈相信世事皆命中註定,下一代多半有同樣的想法。

樂觀善表達 賺錢更易

除了內外控傾向,其他的非認知能力如樂觀程度、表達技巧、是否「識睇眉頭眼額」等,在職場上都有價值,可增加收入。若果非認知能力一般都代代相傳,兩代的收入也就扯上關係。至於非認知能力是否與生俱來,抑或是靠父母的身教言教,則非筆者能力可解答了。

跨代貧窮(或跨代富貴)有錯綜複雜的原因,其中有些讀者可以會認為不公(如遺產),其中有些卻是父母作出的明智選擇(如教導子女以禮待人),其中亦有些是天生的(如樣貌或智商),要完全消除跨代貧窮是不切實際。務實的做法,是認真的研究香港兩代之間收入的關係,找出其中每個渠道的重要性。

教院的研究是有建設性的第一步,但研究的結果是否支持其「教育扶貧」的政策,則仍要留待更深入的研究去印證。

曾國平
維珍尼亞理工大學經濟系助理教授

註:Samuel Bowles and Herbert Gintis: "The Inheritance of Inequality,"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16(3), 3-30.

No comments:

Post a Comment

當非理性除牌遇上技術性調整 徐家健 經濟3.0

2017年10月17日 徐家健 經濟3.0 當非理性除牌遇上技術性調整 一句「不要怕,只是技術性調整」,言下之意是大時代裏股民有時反應過敏,因此股價才需要技術性調整回復正軌。今屆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塞勒(Richard Thaler),便是憑研究人類在市場上種種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