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ursday, March 28, 2013

從惡匪理論看香港


2013年3月23日
曾國平 經濟3.0

昨天介紹了奧遜(Mancur Olson)的「惡匪理論」,解釋了流匪(roving bandit)和固匪(stationary bandit)的分別。

流匪者,打游擊也,見東西就搶,村民因擔驚受怕,不知流匪何日再來「光顧」,故不敢積極生產和投資;固匪者,扎根一地之山寨王也,搶掠行為被美化為「徵稅」。固匪私心所及,反而不會竭澤而漁,不會把村民財產搶個清光,使村民能放心生產,從而擴大固匪的「稅基」;只要有利可圖,固匪更會自掏腰包投資公共設施,以打造更理想的生產環境。

兩種盜賊同樣自私,同樣以搶掠為生,但由於面對的局限不同,流匪「掠無定所」,固匪更「屯地而掠」,兩者的搶掠行為因而有異。

奧遜屢次提及他學生時代讀到的一本有關意大利窮鄉僻壤的書【註1】。書中提到一位村民的偉論:「由於天下為皇帝所有,所以帝制下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皇帝如業主,如家中電線出問題,皇帝會出手搞定啊。」(Monarchy is the best kind of government because the King is then owner of the country. Like the owner of a house, when the wiring is wrong, he fixes it.)

這位「保皇派」的理論跟昨天提到馮玉祥的例子一樣,牽涉到的是獨裁者的包容利益(encompassing interest)。獨裁者是自私的,但為了保持皇室財源滾滾來,人民的福祉給包容在皇帝的利益之內,於是皇帝不能對人民太差!(順帶一提,同欄的徐家健跟其老師Casey B. Mulligan最近的一篇文章Economic Foundations of Political Monopoly中,亦有類似的結論;為同欄作者賣廣告,正是我的包容利益也。)

英治下的「包容利益」

惡匪理論可應用在香港過往的經濟發展嗎?

英治時期的香港得以繁榮,從惡匪理論看是拜英國政府的包容利益所致。不久前讀了在香港出生華人學者曾銳生著的《香港現代史》【註2】,旁徵博引的分析了在香港的英國官員的管治理念。貫穿其中的是,香港作為重要的港口,為照顧英國商人的貿易需要,港英政府只需要盡力維持香港的穩定和安全,其餘的都是次要。

該書提到,共產黨1949年建政後,大量難民為逃避共產政權來到香港,隨着共產政權的鞏固,跟19世紀時的難民潮不一樣,這批難民大部分都不想回流,選擇定居香港。當時的港督葛量洪為應付難民的就業問題,開始發展香港的工業。

港英政府發展工業,不是出於善意為港人謀福祉,為的只是保持香港維持穩定,讓英國人在香港的利益可以延續。英國人出於包容利益的考量,間接令不少香港的30後、40後「有飯開」。

回歸後的香港又如何呢?讀者都記得前特首董建華的名言:「香港好,中國好;中國好,香港更好」。董建華相信沒讀過奧遜的著作,但其說話包含着的是同樣的道理。就算中央領導人的行事以私利為先,對香港沒有一絲「情感」,但若香港的繁榮與安定於中央政府有利,中央在推出任何有可能影響香港繁榮與安定的政策前,還是會顧及香港人的利益。

香江三寶要守穩

問題是,中央政府對香港為何有包容利益呢?依我看來香港靠的是三個條件。

第一,香港仍是世界級的重要商業中心,有相對完善的法律制度和財金制度,令國際投資者有信心,由於不少中國企業要來港集資,香港給搞垮了,對中央沒好處。

第二,由於有較健全的私產制度,內地不少要人的身家都投資到香港的股票和物業市場去。

第三,香港的高等教育有信譽,是內地生爭相報讀的對象,不少內地高才生更從此定居香港,發展他們的事業。

靠這三件法寶,「香港好,中國好」,中央對香港才有包容利益,才會努力維持香港的繁榮穩定。

註1 請參考Mancur Olson: "Dictatorship, Democracy, and Development,"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87(3), September 1993, 567-576.

註2 Steve Tsang: A Modern History of Hong Kong, 2007, I. B. Tauris;筆者引用的是書中第12章。

維珍尼亞理工大學經濟系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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