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turday, April 27, 2013

貧富懸殊沒問題 社會流動才關鍵


2013年4月25日

回歸以來,香港社會的怨氣愈來愈重。在政治上,很多港人認為「港人治港」已名存實亡,2017年「偽普選」似事在必行,由泛民發起的「佔領中環」行動成敗仍有很大變數;在經濟上,香港堅尼系數在上世紀70年代只略高於0.4,在千禧年後已大幅上升至0.55左右,反映收入不均的情況日益嚴重。

在這次貨櫃碼頭工潮中,大部分港人普偏對碼頭工人的低微收入及惡劣工作環境寄予無限同情;相反,HIT董事總經理嚴磊輝月薪過百萬,其工作卻好像只是上上電台「被質問、被懷疑」而已,兩者的收入差距由是激起了很多人的仇富心態。放在我們面前需要解答的一個問題是:收入不均是一個問題嗎?

各人對社會貢獻不同

一樣米養百樣人,每一個人都總有和別人不相同的地方。人與人之間有些差異是天生的,例如大家都姓梁,可是除了母親大人之外,從來沒有人認為我和梁朝偉同樣英俊;也有一些差異是後天出現的,在我的朋友和同事中,有些人熱愛工作,每天工作十多小時;也有些人熱愛家庭,每天6時便準時放工回家。

這些人與人之間的差異代表着我們對社會的貢獻亦各有不同,梁朝偉拍一套電影能瘋魔萬千少女,梁天卓在《信報》的文章每天可能只有數千甚至數百讀者;熱愛工作的朋友對他們公司的貢獻可能很大,相反熱愛家庭的朋友對他們的家人亦可能十分重要。既然各人對社會的貢獻不同,我們所得的回報亦自然不一樣。

在一個市場有效運作的社會,收入不均一方面反映着各人對社會不同程度的貢獻,一方面亦為我們提供力爭上游的誘因。試想想,在一個「做又三十六,唔做又三十六」,收入絕對平均的世界裏,我們會有努力工作的動力嗎?

當然,收入不均不一定能誘使我們力爭上游,努力工作。在北韓,收入跟權力掛鈎,而權力則是世襲得來,身處在權力階梯最低層的人,無論怎樣力爭都不能上游,是故他們應該不會有什麼動力「身先士卒,為國捐軀」。

經濟學家普遍不反對收入不均,卻十分在意社會流動性的高低。早前在本欄曾跟大家介紹一些經濟學的研究,發現美國的收入不均情況日趨嚴重;同時,也有很多學者利用數據來研究美國的收入流動性,後者要解答的問題很簡單:如果孩子的父母收入比他們同輩的平均收入要高,孩子的收入會否亦比其同輩較高?

其中有一項研究利用了美國的50後、60後和70後的收入,以及他們父母收入的相關數據嘗試解答這問題【註】。研究人員發現,雖然美國70後所面對的收入不均情況較他們的先輩嚴重,由於社會流動性在這三十年裏並沒有惡化,故此美國的70後沒有因而更需要「靠父蔭」。

肯努力就能碰上機會

香港的情況又怎樣?很可惜,由於沒有相關的數據,所以還不能下任何定論,但是根據筆者自己和身邊親戚朋友的經驗,目前香港社會流動性並沒有如一些媒體說得那麼差。

同欄的兩位朋友和我都不是出身大富大貴之家,其他朋友的父母收入亦不算高,差不多沒有人來自所謂的中產(最少他們父母都沒有飲咖啡和看法國電影的興趣),但他們現在大多生活安穩,收入比我這個「窮書生」絕對有過之而無不及。

我堅信在香港,一個人肯努力,機會總是會給碰上的。

註:Lee C. and G. Solon(2009): "Trends in Intergenerational Income Mobility,"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91(4), pp.766-772.

作者為香港中文大學經濟系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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