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nday, June 24, 2013

經濟學家為何囉唆

2013年6月21日

上世紀60年代,傳聞芝加哥學派的兩大主幹佛利民(Milton Friedman)和史德拉(George Stigler)在討論徵收關稅的弊病時,有以下的一段對話【註】。

史德拉:「Milton,你真是個說教者!若果人們要自由貿易,他們自會求仁得仁;若果人們不想要,你再花多少口水也改變不了他們的想法啊。」

佛利民:「啊,這就是我們的分別所在了,George。我們熱愛市場,但你認為其運作正常。」

「為什麼不?人們都為私利,以鈔票來投票,這就足夠市場運作正常了。人們接受關稅,關稅就是他們所要的了。」

「不。他們追逐利益,但往往不知道其真正利益所在。人們需要教育啊。一個普通市民哪裏曉得關稅的害處。」
「教育!試試教育一下紡織業的說客吧。」

「我就是說嘛,這是我們的分別所在:我是個教師,認為人們做某些事是因為無知。」

「而我是個科學家,一個經濟科學家:人們做什麼全因其智慧使然。」

這段對話,展示了兩種不同的態度:佛利民認為人們的選擇不一定正確,通過教育可使人們更清楚自己的喜好、局限,以作出更明智的選擇,世界會因而變得更美好;史德拉認為世界本是如此,理智的人們已作出最佳的選擇,經濟學家只要用心觀察,以自私的角度分析行為,從科學的角度看世界就夠了。

由於這兩種面對世界的態度,經濟學家有「教育者」和「觀察者」兩種不同的身份。經濟學家都在兩者之間遊走,時而觀察,時而教育。

我們多番討論如買家印花稅(BSD)和額外印花稅(SSD)等樓市「辣招」,指出政策只會令樓市交易量下降,樓價隨時不跌反升,跟政府協助市民置業的目標扯不上關係。不過,政府官員依然認為政策有效,更預告隨時為辣招「加辣」,以進一步抑制樓市。

從「觀察者」角度看,為何政府堅持沒有效果的政策?特區政府風雨飄搖,現屆政府的壽命可長可短,今天作出的長遠規劃他日隨時推倒重來。既然太遠的事看不清楚,政府自然傾向推行一些有短期效果、能吸引注意的政策,縱使其長遠效果有限甚至有害,相比說出來也沒有人信的N年建屋計劃,最少能賺到一點民意支持。政府「長遠房屋策略督導委員會」的困境,正正是做不了任何長遠的事,只能說說而已。

另一個解釋是,政府明白到香港的土地問題根本解決不了,增加房屋供應純粹是「得個講字」。政府「插針式」的找地建屋、計劃填海造地,被視為「盲搶地」;地產商捐地利己利人,被指為破壞別人的家園;改變土地用途又要面對重重阻力,環保團體和受影響的居民不介意組織起來跟這個弱勢政府撐到底。既然供應「交不出貨」,以重稅打擊樓市,加上官員不時出來出口術,是政府「有做嘢」的交代。

不過,只從「觀察者」的角度看,我們又何須花時間精神跟大家分析政策?香港沒有民主制度,靠的是傳媒和輿論的影響力,能在《信報》佔據一個小專欄,有的就是給讀者說理的機會,能充當一個「教育者」。

說過BSD和SSD只會令市場淡靜,又說過白表免補地價買居屋計劃只會拉高居屋價格,為的是令讀者不輕易相信政府,對政策不照單全收,更不要以為政府能以虛招「調控」樓價;說過建屋的環保要求、改變土地用途要經公眾諮詢等安排雖然保障了大家的生活環境,但同時又令房屋供應減慢,人口增長下樓價上升是必然結果。

我們想指出的是,樓價和環境之間的tradeoff:居住環境優美是好事,大量增加房屋供應對不少人來說也是好事,但在現實的迫使下,我們往往要在兩者之間取捨。

「觀察者」只會以事論事,「教育者」只會指出人們不想面對的事實,兩者都難引人注意,亦難討好讀者。所以,傳媒評論界最常見的是「獻計者」,樂於跟讀者分享其絕妙「好橋」,為改善社會而出謀獻策!

註 Deidre N. McCloskey: "The Good Old Coase Theorem and the Good Old Chicago School: Comment on the Medema-Zerbe Paper," Coasean Economics: The 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and Law and Economics, (Steven G. Medema, Ed.) Boston: Kluwer Publishing, 1997, pp. 239-248.

作者為維珍尼亞理工大學經濟系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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