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nday, June 24, 2013

經濟學家如何囉唆

2013年6月22日


從兩位諾貝爾獎得主佛利民(Milton Friedman)和史德拉(George Stigler)的一段對話,昨天介紹了經濟學家「觀察者」和「教育者」的兩種態度,前者假定人們都是理性而自私的動物,一切選擇都是追尋私利的結果,沒有改善的空間,經濟學家只要觀察和分析就夠了;後者容許人們有無知和愚蠢的時候,經濟學家可以藉教育和遊說,改變人們的看法,從而改善政策的選擇。

美選民多數非理性

香港沒有民主,市民不能透過選票去選擇有利自己的政策,經濟學家只能利用傳媒發揮有限影響力。那麼,民主國家如美國的情況又如何呢?這令我想起以前讀過的《理性選民的神話》【註1】。這是一本易讀而有趣的書,作者Bryan Caplan以大量證據推翻了理性選民(rational voter)的觀點。

所謂理性選民,指的是選民皆「眉精眼企」,會利用一切知識去選擇最有利自己的政策,不受人惑,不抱偏見,絕不做一些損人又不利己的事。

有了理性選民,政客只需要收集選民的意見,再把選民的喜好向政府反映,從而制定有益社會的政策。政客欺騙不了選民(否則將在選舉中給淘汰),利益團體也迷惑不了選民(選民只尊重事實和客觀分析),這也許是最理想的民主社會了。

可是,分析大量調查數據後,Caplan發現事實剛剛相反,美國選民大多數非理性,對經濟問題持有極多錯誤的看法。例如,美國選民一般都反市場,認為消費者是市場的受害者,卻忽略了市場的其他好處;又例如,美國選民一般都對經濟狀況悲觀,看法永遠比現實要差一點,總認為從前比現在好。

情況就如到街上訪問香港市民對物價的看法,無論經濟情況如何,得到的答案一樣是「啲嘢貴過以前好多」;又例如問香港市民對某餐廳的評價,通常的回應是「冇以前咁好食」,很少聽到「好食過以前好多」。

民主的問題,不在於選舉制度未能做到選民所要的,卻在於制度往往能達成選民的願望,推行一個又一個的壞政策。
不過,作者認為,選民的非理性有其理性的基礎。選民在日常生活中,從求職擇業,到街市買菜,都經過理性的考慮,「諗過度過」才作決定,由於直接影響自己的利益,選民作決定時會比較小心,看事實看證據也會客觀一點。

相反,選民到了投票站,選舉結果對自己的影響有限,甚至全無影響,加上一票對選舉結果的作用近乎零,於是不妨抱有一些令自己感覺良好的看法,哪管看法錯得離譜。追尋社會公義、保障工人利益、打擊地產霸權等口號,若果影響不到自己,叫喊起來的成本不高,其中的對與錯就不用深究了。

勸導要情理兼備

雖然非理性對一個人的成本低,但集合整個社會的非理性選民,積少成多,自會「合力」選擇出壞政策,損害大部分人的利益。

若民主社會的情況如此,選民大都非理性,選擇出來都是笨政策,那麼,經濟學家豈不是只有冷眼旁觀的份兒,不能透過分析、教育來改善選民的選擇?由於不少人讀過《理性選民的神話》後有如此的反應,Caplan後來寫了一篇短文指出,情況並非如此悲觀【註2】,正正因為選民非理性,信什麼不信什麼純是「感覺」使然,經濟學家因此有機會勸導選民,使其相信經濟學的觀點。

讀過奧斯汀小說《勸導》(Persuasion)的讀者,都知道所謂勸導(persuade)需要的是三寸不爛之舌,既要情理兼備,又要不「悶親隔離」,講究的是修辭學。Caplan認為,經濟學家在某些經濟議題上要勸導成功,須遵守三條法則:

一、清楚指出流行的看法和基本經濟學觀點之間的分別;

二、解釋為何後者是對的而前者是錯的;

三、要好玩有趣。

頭兩條要求的是立場清晰,不怕得罪大部分的人,而且不介意把觀點簡化、拋開枝節;第三條的要求更高,求的是娛樂性。這是經濟學家寫普及文章的最高境界,我雖不能至,然心嚮往之!

註1 Bryan Caplan (2009): The Myth of the Rational Voter: Why Democracies Choose Bad Policie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註2 Bryan Caplan (2010): "Persuasion, Slack, and Traps: How Can Economists Change the World?" Public Choice, 142, 1-8.

作者為維珍尼亞理工大學經濟系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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