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turday, August 31, 2013

用經濟學講粗口

2013年8月31日

市場如何解決講粗口的界外效應問題?

假設香港只有兩種人,一種不講粗口也不喜歡聽粗口,一種大講粗口也不介意聽粗口。現實中,大部分香港人相信是介乎兩者之間,為了以下的分析易於明白,我假設只有極端的兩類人。

兩類人極端假設

經營一家餐廳,總不能讓兩類人共處一室,這邊廂斯斯文文,那邊廂炒蝦拆蟹。粗人(講粗口的人)一方面討厭斯文人的白眼,講粗口講得不自在,斯文人又難忍受粗人的語言藝術,影響了食欲。餐廳要如何經營才能生存?

假設兩類人除了對粗口的不同見解,兩者的平均收入也有分別:斯文人一般比較富有,粗人一般比較窮。餐廳在市場淘汰下,也漸漸的剩下兩種:貴價餐廳多為斯文人光顧,斯文人吃得安心,亦不怕受粗口污染;廉價餐廳多為粗人光顧,粗人可在餐廳內講個不亦樂乎,毫無顧忌。同一家餐廳,也可以採取分流政策,設立昂貴的隔音貴賓房,分隔兩類顧客。

當然,例子中的香港人只有粗口喜好、收入兩個特徵,是把現實簡化了。但簡化歸簡化,例子也說明了現實中市場的分類功能。在今天的香港,想少聽一點粗口,可以嗎?只要付得起錢,當然可以:巴士、地鐵不坐,只坐的士,聽見的士大佬講粗口立即要求下車;到餐廳吃飯不去大牌檔、快餐店,只到高級寧靜的地方用餐;不想子女聽到粗口要難一點,因為即使父母不說,同學的嘴巴也控制不了。

換句話說,由於講粗口的喜好和收入成反比(當然有例外),不聽粗口要付出代價。最慘的是,收入低又怕粗口的,付不起錢避開粗口,天天在大牌檔捱界外效應。建議政府成立「避粗基金」,供低收入的怕粗口人士申請,申請成功到沒有粗口的商戶幫襯有五折優惠。

市場或可把不同種類的市民分開,但公眾地方又如何呢?到旺角、深水埗走一圈,街上聽到的粗口之多,相信不少讀者都曾經歷過。若果我不喜歡粗口,又得到公眾地方去,是否就要白白遭受他人的侵害?

言論自由更重要

就如市場一樣,習慣、風俗的演變也能發揮分類的作用,不同區域會漸漸發展出其特色來。有些區域較為奔放,粗口滿天飛;有些區域較斯文,講粗口會令旁人側目。情況就如到「街場」打波,不用市場力量,也不用政府干涉,久而久之會達到如下的均衡:有些場地球員技術較差,有些場地球員技術較高,「屎波」者到後者去打波不會受歡迎。

當然,香港人多擠迫,靠市場又好,靠習慣、風俗又好,分類效果始終有限。市民到不同的地方都有甚高的機會受粗口之擾。不過,相比粗口的界外效應,表達、言論自由可能更為重要。市民在街上忍受一下粗口之苦,是為保障言論自由而須付出的一點代價。

既然現實中多數人都在兩類人之間,在粗口一事上能屈能伸就成了重要的人力資本(human capital)了。在粗人面前,粗口橫飛面不改容,甚至能搭上一兩句;在斯文人面前,又能一字不粗,每句皆顯修養。如此境界,才能穿梭於各式人種之間,為自己爭取最多的機會。

這叫我想起小說《圍城》中對角色高松年的滑稽描寫:「此外,他還會跟軍事教官閑談,說一兩個『他媽的』!那教官驚喜得刮目相看,引為同道。今天是幾個熟人吃便飯,並且有女人,他當然謔浪笑傲,另有適應。」錢鍾書筆下當然有諧謔之意,但這種高超的人際關係技巧,的確是在社會上「吃得開」的重要能力。

維珍尼亞理工大學經濟系助理教授

Friday, August 30, 2013

從粗口講起經濟學

2013年8月30日

老師路見不平,某英文常用語既出,不論是由於義憤填膺,還是情緒失控,充其量是網上趣聞一則,熱鬧過後也就算了。老師在公眾地方行為失當,家長大可到學校投訴,而學校如何處理,是內部問題。

豈料事件愈鬧愈大,不但上了多份報章的頭條,不同團體亦各自發起支持或反對老師的運動,近日更要勞煩特首親自下令有關部門提交報告,甚至用上了什麼重案組調查云云。我不禁要問:「What the fuss ?」

我在美國大學浮沉十載,讀書時偶爾聽導師「法克」幾句,工作時也不時聽同事「雪特」數聲,至於每天在校園穿梭於青春無敵的本科生中間,聽到的英文粗口更多,變化更為豐富。

身處如此的「粗口樂園」中,我從未感到驚慌,亦沒有失掉對美國高等教育的信心,反而認為間中使用英文粗口,能為語言添上色彩:現代文學中,英國詩人Philip Larkin的名詩This Be The Verse以「法克」起句,美國小說家J.D. Salinger的名作《麥田捕手》亦有「法克你」一語。

我唯一感到不快的「粗口經驗」在香港。有次路過某大學校園,聽到學生以連珠炮發的粗口扯家常,粗口跟普通日常用語是七三之比,加上聲浪巨大、旁若無人,思想開放如我也感難受。大學之道,最低要求也要令大學生跟古惑仔有點分別吧?

成本分歧 界外效應

個人意見發表完畢,是時候入正題了。既然有人認為,老師在公眾場合講粗口影響深遠,破壞了香港的教育制度和社會風氣,我作為教育界的一份子,有責任抗衡教壞細路的歪風,於是決定一連兩天,給學生討論一下講粗口和經濟學的關係。

小明剛給老闆罵了半天,在餐廳吃飯時大講粗口發洩不滿;小強在鄰桌覺得難受,食欲大減。小明講粗口浪費口水,私人成本甚低,可是粗口卻影響了小強和其他食客,產生了小明自己需要承擔的個人(即口水成本)以外的社會成本(粗口令小強和其他食客不爽)。私人成本與社會成本出現分歧,產生了那所謂的界外效應(externality)。

怎麼辦?小明雖然有講粗口的需要,卻忽視了粗口對小強和其他食客的影響。解決辦法之一是,政府插手增加小明講粗口的成本(例如抽粗口稅),消除私人成本與社會成本的分歧,把小明的「粗口量」降低至符合社會利益的水平。

港府組控粗辦執法

政府可以仿照控煙辦,成立「控粗辦」處理香港的粗口問題。控粗辦可以派出控粗專員,到街上巡邏,每發現有市民講粗口,即收取每個字10元的粗口稅(或罰款)。若嫌收粗口稅太難實行,控粗辦可節省人手,只要定期到街上捉拿講粗口人士並判監數周,一樣能收到增加講粗口成本之效。

香港的控煙辦除了叫大家在適當的地方吸煙,也會莫名其妙地勸市民戒煙一了百了。控粗辦可依樣畫葫蘆,勸市民戒粗口,打造一個純情的香港。

界外效應由政府解決,是教科書一般的答案。控粗辦聽來荒謬,但根據香港傳媒的一些報道和評論後,贊成推行全港「控粗運動」的市民應該大有人在。

另一個極端解決辦法是,小明和小強兩人透過交易「傾掂數」。若果小明有講粗口的權利,小強可以金錢「收買」小明少講一點粗口,例如小明多講一句粗口能帶來價值100元的快感,但小強卻願意最多付200元而少聽一句粗口,兩人就可以在100元和200元之間進行交易。

若果小強有不聽粗口的權利,小明又可以金錢向小強「購買」說幾句粗口的權利,例如小明講第一句粗口最痛快,能帶來價值500元的快感,但第一句粗口對小強只帶來價值100元的痛苦,兩人又可以在500元和100元之間交易。

不過,小明和小強互不相識,兼且牽涉的可能不只兩人,以金錢解決問題的交易費用(transaction costs)太高,跟政府的控粗辦一樣是天方夜譚。

講粗口帶來的界外效應,現實中如何透過市場解決?明天再續。

作者為維珍尼亞理工大學經濟系助理教授

Thursday, August 29, 2013

從蘋果速銷到天下太平的成與敗

2013年8月29日

從1980年代創辦佐丹奴(709),到1990年代進軍傳媒業開辦《蘋果日報》,以及成立壹傳媒集團(282),後來更把傳媒業務擴展至台灣,黎智英的生意頭腦相信很少人會懷疑──凡事總有例外,我說的是十多年前的「蘋果速銷」。

千禧年前夕,科網熱正值高峰之時,黎智英認為,互聯網將令人們的消費模式大大轉變,網上購物將成為大趨勢,傳統超市的銷售模式將被漸漸淘汰;於是,雄心勃勃創辦了蘋果速銷,讓顧客可在其網站選購日用品,並再派人以小型客貨車把將貨運到顧客手上。如意算盤最終打不響,黎智英後來向《商業周刊》透露,他在蘋果速銷這盤生意上,總共虧蝕了接近10億元!

黎智英對互聯網將革新傳統消費模式這直覺其實沒錯,互聯網的出現的確改變了很多人的消費模式,很多市場的銷售模式亦因而有翻天覆地的轉變。既然黎智英沒錯,為什麼蘋果速銷卻以失敗收場?

互聯網利長尾產品

黎老闆的大方向雖然對,但魔鬼往往藏於細節之中。沒錯,互聯網的出現不單轉變眾人的消費模式,同時令所有產品的潛在市場倍增,但這不代表所有產品市場的增長前景都是一樣的。什麼產品的前景較好?較遲起步的小企業要怎樣才可在大商家林立的市場裏分一杯羮?《連線》(Wired Magazine)前主編Chris Anderson在2004年提出後來令他名噪一時的長尾理論(The Long Tail),為很多企業家提供了一些指引。

什麼是長尾?簡單而言,長尾是指一些小眾的產品。在傳統的娛樂行業,大概只有20%的音樂專輯、電影或書本能暢銷,其餘的80%,美其名是小眾,實際上卻很多時無人問津。這20%與80%的比例亦被稱為「二八原理」。

在沒有互聯網的傳統市場裏,影音舖、電影院和書店的空間有限,加上小眾的市場名副其實小之有小,縱使邊際利潤高,小眾的生意十分不划算,從而使這些長尾產品往往會被邊緣化,甚至沒有商家願意提供。互聯網的普及令情況逆轉,由於網絡覆蓋範圍大,集腋可以成裘,小眾市場不再小,長尾產品因而獲得生存空間。

長尾生意有利可圖的一個著名例子是網上書店亞馬遜。在亞馬遜出現前,找一些沒有新版的舊書非常困難。雖然在美國有很多二手書店,但一來書店面積有限,二來其書籍編排通常都是雜亂無章,小眾不易找到心頭好,而且這些二手書店的利潤通常也不高。

亞馬遜的出現完全反轉了整個行業的運作模式,它利用互聯網覆蓋範圍大的特點,大量地出售小眾的舊書,成功地令小眾玩意變成大生意。一位亞馬遜的員工便曾說:we sold more books today that didn't sell at all yesterday than we sold today of all the books that did sell yesterday.

長尾生意的成功通常建基於商家能準確捕捉小眾的喜好,而不是與主流大企業硬碰。蘋果速銷的其中一個失敗原因在於黎老闆沒有理解大眾的消費模式,以為大部分人都會在不久的將來在網上購買日用品,但直至今天,又有誰會上網買豬肉?在人口密度高的香港,超市、便利店成行成市,總有一間在附近,蘋果速銷沒有出售任何小眾日用品,只是與超市便利店硬碰,最終失敗收場,不難理解。

本土特色有賣點

那麼,是否外國的月亮才特別圓,只有亞馬遜才能利用長尾產品發財?當然不是。重點是怎樣利用互聯網令小眾產品「宏揚天下」。什麼是小眾?在全球化的浪潮中,本土可以很小眾,但這並不等同於沒有市場。

香港的「80後」雷兆恆由2008年起利用公餘時間,以低廉成本寫了很多深受歡迎的手機軟件,其中如手機遊戲《天下太平》等的遊戲,都富有本土特色。雖然本土特色濃厚,但他的很多作品都曾在外地的蘋果網上商店登上銷量第一。以《天下太平》為例,他在CNN的訪問中透露只是每晚放工後花數小時,寫了四個月便完成「上架」,為他帶來10萬元的收入,回報絕不算低。

作者為香港中文大學經濟系助理教授

Wednesday, August 28, 2013

電子毫子能取代傳統銀紙嗎?

2013年8月28日

早前和朋友食飯「吹水」,席間有朋友提到現在年輕人的消費模式與以往十分不同。朋友指的是,在互聯網出現後,很多「消費」都變成免費,年輕人習以為常,便漸漸認為免費的「消費」是理所當然,例如智能手機通訊軟件WhatsApp早前取消蘋果新用戶終身免費的決定,就引來大批網民批評,結果只好作罷。

免費消費大行其道

其實不只一位朋友曾對我提及這現象。早兩天我和一位保險經紀朋友食飯,他告訴我客戶中有很多「宅男」,雖然其中收入有高有低,但他們大多數都可以把收入的大部分用來供保險,扣除家用和其他必須開支後,往往只有數百、一千元的收入可用。朋友擔心他們會應付不來,畢竟斷供比率太高對朋友的收入也有影響,但「宅男」客戶卻指出,由於平常多在家中上網,消費幾乎是零,開支因此不大,反勸朋友不用擔心。

這種「免費消費」的現象不是這數年才發生的事。很多人都擔心,這種免費文化將把很多行業摧毀。早在1999年Napster出現後,網上免費「分享」(其實是盜版)音樂變得易如反掌,這當然影響了唱片公司的收入。《經濟學人》最近的一篇文章指出,現在的音樂市場只有1999年高峰時期的6成【註1】。

受免費文化影響的當然不只唱片業。在電影界裏,荷里活甚至香港的影星經常教導觀眾不要在網上下載盜版電影;在出版業裏,出版商經常投訴年輕人之間沒有以往的讀書風氣,加上電子書的盛行都令傳統書的銷量年年下跌;報章雜誌的收入更因免費報紙平台如Huffington Post的出現而大跌,故近年《新聞周刊》、《紐約時報》和《華盛頓郵報》都只能以「賤價」出售。

在沒有互聯網的世界裏,傳統的銷售模式把意念或娛樂綑綁在實物上(如把音樂灌錄在CD裏),由於「分享」難度高,顧客願意付高價購入心頭好。互聯網的出現,則令每位網民的平均消費降低,推倒了傳統的銷售模式。米高積遜的《Thriller》全球四千多萬的銷量,現在對唱片公司來說,絕對是天文數字。

大部分人都不喜歡轉變,尤其是以往依賴傳統銷售模式一直十分成功的企業。一方面認為以往的模式能經得起互聯網的挑戰,加上轉變的成本太大,傳統企業很多都試盡各種辦法負隅頑抗,其中一個失敗的例子是美國唱片業聯盟(Recording Industry Association of America)數年前大規模向曾非法「分享」音樂檔案的大學生提出訴訟,結果惹來各方批評。NBC Universal的前老闆Jeff Zucker亦曾在2008年投訴「電子毫子取代傳統銀紙」的趨勢【註2】。

市場規模變得無限大

雖然網民的平均消費比傳統顧客少,但互聯網的出現的確使各種不同市場的潛在規模變得無限大,電子毫子由於有集腋成裘的效果,是以互聯網商戶的收入規模不一定比傳統商戶少。雖然米高積遜30年前的《Thriller》仍然是歷來唱片銷量排行榜首位,但《江南Style》的官方音樂錄像在YouTube上點擊17億次,在20、30年前簡直是無法想像。

《經濟學人》估計,電子傳媒和電子娛樂的收入在數年後將佔傳媒和娛樂行業總收入的一半。故此,所謂的免費文化並沒有摧毀了眾多的娛樂和文化行業,原因是顧客並不是完全不消費,只是消費的模式轉變了。

我估計,相對買正版陳奕迅唱片的歌迷,上網非法下載的不在少數;可是,要到現場看Eason演唱會的,都要付出真金白銀。現在十分流行的手機遊戲Puzzle and Dragons,雖然可以免費下載,但很多包括我那位經紀朋友的「宅男」客戶,都會付真金白銀購買設備以提升實力,推出這遊戲的公司GungHo Online Entertainment的股價,最近更超越遊戲公司鼻祖任天堂。

電子毫子的普及不單令傳媒和娛樂行業免於被摧毀,亦為市場結構帶來重大改變,傳統大企業不一定能再壟斷市場,以往被邊緣化的小企業亦可能有生存空間。

篇幅所限,有機會跟大家再談。

news/leaders/21583688-internet-reallyso-different-phonograph-pennies-streaming-heaven

註2 原句為:trading analogue dollars for digital pennies

作者為香港中文大學經濟系助理教授

Tuesday, August 27, 2013

想節能 三億資助該不該? (理性的節能經濟分析.二之二)

2013年8月27日

記得當年在芝加哥苦讀的時候,家中有一部能源效能極低的平價窗口式冷氣機,但在攝氏40度以上的炎夏,晚上我還是寧可跑到圖書館「留守」;畢業後搬到南卡的克萊姆森工作,終於負擔得起能源效能高的中央冷氣系統,自始我的生活水平在一年四季恒溫的環境下大大提高,代價當然是要多付電費。節能電器不節能,這是昨文《想節能,三億資助能不能?》中提及「哲逢士悖論」(Jevons Paradox)一個活生生的例子。

我相信到中電留守爭取節能目標的數位年輕人,是真心希望香港有一個綠色的未來,但熱血的年輕人漠視經濟學「冷血」的分析,便不能解決現實的環保問題:要節能,不是隨隨便便提高一些電器的能源效能便可;資助市民更換使用需求彈性高的節能電器,能源消耗將不跌反升。解答「能不能」節能這個技術問題,環保團體要請教熟悉各種電器需求彈性系數的經濟學者。

然而,即使「能不能」這個問題過了關,考慮推動任何改善環境的措施或政策,還要問句「該不該」?這裏為方便分析,容我大膽假設減少耗電1%,對環保帶來的「界外利益」(external benefit)超過3億元,否則如果物非所值,沒有必要分析下去。

問題是,就算3億元節能符合社會成本效益,中電有責任為這3億元埋單嗎?

企業社會責任只有盈利?

所謂的「企業社會責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CSR),一般所指的是營商時企業只做到奉公守法是不夠的,因為企業還需要兼顧社會和道德責任,例如為弱勢社群提供就業和合理工資、減少污染令社會可持續發展等等。

經濟學者怎樣看CSR?上世紀初耶魯大學費沙(Irving Fisher)的利息理論中的「分離定律」(Separation Theorem),在CSR還未流行前,便說明在有市場、交易費用夠低的情況下,一個人的投資與消費是可以分開來作決策的:當投資時只管爭取利潤回報便可,要履行奉公守法以外的任何其他社會責任,等到在投資市場上賺到最大的利潤後,投資者便有最大的財力以消費者身份決定如何把取諸社會的財富用諸社會。
到了60、70年代CSR成為社會議題後,芝加哥大學的佛利民(Milton Friedman)明確地質疑CSR,認為CSR迫使以代理人身份替企業股東打理業務的行政人員,要兼顧奉公守法以外的其他社會責任時,難免牴觸到企業股東的利益,慷他人之慨,是為不該也。

為了盡社會責任而違背股東利益的企業行政人員,一方面不容易保住飯碗,一方面又搶了政府決定怎樣收入再分配的飯碗。問題是,決定收入如何再分配不是一般私人企業行政人員的專長,私人就業市場亦沒有民主制度監察企業行政人員有否履行足夠的社會責任【註1】。

以要求中電3億節能資助方案為例,從聲稱要留守中電的年輕人,到環保團體要求約見的中電企業發展總裁莊偉茵,誰有專業知識分析3億元資助節能是否化算?莊偉茵女士作為中電企業發展總裁,究竟要對出錢請她工作的中電股東還是留守中電的環保人士負責?要節約全香港市民都有份消耗的能源,是全港消費者還是中電股東的責任?

企業社會責任影響企業股價?

經濟學者認為,企業行政人員不該負企業社會責任,但現實世界中的大型企業,卻似乎愈來愈重視CSR,《信報》讀者除了關心環保問題,可能更關心CSR的開支怎樣影響企業的股價?

根據費沙的「分離定律」,在投資時要兼顧如何消費,不會有助提高企業盈利。至於佛利民的分析,同樣是當企業行政人員要兼顧社會責任時,難免損害企業股東利益。但單單看表面數據,不是熱中履行CSR的大型企業反而年年賺大錢嗎?

分析CSR開支與企業股價關係的研究,都要小心處理「發財立品」還是「立品發財」互為因果的複雜關係。最近一項研究指出,CSR開支高的企業,之後的業績竟然都表現不錯,這豈非否定了兩位經濟學大師的推論?非也,因為該項研究亦指出,增大CSR開支只是企業預視了未來盈利可觀,表面上是發財立品,實際上是企業要藉此向市場「露一手」財雄勢大。平均來說,其實CSR開支愈高,企業估值便愈低的【註2】。

中電就3億節能資助方案對環保團體的態度,應該是向股東負責任的表現吧?

註1 Friedman, Milton. "The Social Responsibility of Business is to Increase its Profits." New York Times Magazine, 32 (33), 13 Sept. 1970:122-126.

註2 Lys, Thomas Z., James P. Naughton, and Clare Wang. "Signaling Through Corporate Accountability Reporting." UCD & CalPERS Sustainability & Finance Symposium, February 2013.

作者為克萊姆森大學經濟系副教授、香港理工大學會計及金融學院客座副教授

Monday, August 26, 2013

想節能,三億資助能不能? (理性的節能經濟分析.二之一)

2013年8月26日

「紙腰框常sin kai fa的姐撚卵tie,桶樣多的油涼,cher撚比以前跑得更遠。省姐撚,撚呔撚!」聽不懂?古天樂其實是說:「只要換上新開發的節能輪胎,同樣多的油量,卻能比以前跑得更遠。想節能,輪胎能!」

輪到我不明白了,為什麼「同樣多的油量,卻能比以前跑得更遠」的輪胎能夠節能呢?

古天樂的廣告片段在網絡上瘋傳了數年後,最近我在網上看到一些環保團體向中電(002)提出3億元節能資助方案,要求中電每年為用戶提供3億元資助,並承諾1%節能的目標。儘管我跟環保團體一樣希望香港有一個綠色的未來,但為什麼向用戶資助3億元便能夠達至1%的節能目標?

我認為,這比古天樂的「撚呔撚」更難明。環保團體要求與中電展開理性討論,在展開理性討論之前,我認為要先明白節能輪胎為何不一定能夠節能。

哲逢士悖論的環保含意

為說明經濟學在環保問題的角色,我曾在本欄介紹過以下我在課堂上常用的例子:「政府規定提高汽車的汽油效能標準對減排有幫助嗎?」工程師的答案是,「每提高汽油效能一成,汽油消耗可減省一成。」

經濟學家的回應是,「汽油消耗可增可減,理由是當汽油效能每提高一成,每公里路程所需的汽油成本便下調一成,在需求定律下,駕車的里數將隨駕車成本下降而相應增加,最終汽油消耗的增減和減排成效,還看駕車的需求彈性(demand elasticity)。」

當駕車的需求彈性高,駕車成本下降將大幅增加駕車里數,汽油消耗不跌反升。

同樣道理,駕車的需求彈性高,節能輪胎將增加對汽油的需求,「輪胎能」不能節能。什麼需求彈性高低若果聽得你一頭霧水,試想像一個極端例子。當你的座駕原本只有4條零效能的漏氣爆胎,耗油量是零;換上4條行得走得的節能輪胎後,汽油消耗哪有不升之理?

節能輪胎不一定能夠節能的經濟邏輯,不是我發明的。經濟學中的「哲逢士悖論」(Jevons Paradox)已差不多有150年歷史。當年英國經濟學大師哲逢士(Stanley Jevons)擔心受惠於工業革命的英國煤產見頂,最終將拖垮英國的經濟發展。

哲逢士1865年發表的《煤的疑問》(The Coal Question),想法比馬爾薩斯(Thomas Malthus)大半個世紀前寫的《人口論》高明。哲逢士經歷了「後馬爾薩斯時期」(1750至1870年)的科技進步,擔心科技不斷進步使蒸氣機的效能屢創新高,反而增加了對煤的需求;因此,原本有助節能的科技只會令煤產更快見頂。

當年哲逢士擔心「煤產見頂」,現在力推再生能源的環保分子憂慮「油產見頂」(Peak Oil),二者同出一轍。雖然「哲逢士悖論」邏輯井然,但哲逢士始料不及的是,《煤的疑問》面世不久,英國經濟便踏進了「現代增長時期」(1870年至今)。哲逢士更估不到的是,到了20世紀,燃煤的地位最終被更有效亦較環保的石油所取代。

需求彈性影響節能效果

環保團體向中電提出3億元節能資助方案,建議中電資助市民更換冷氣機及雪櫃等節能電器,以及資助電梯、升降機等大型電力裝置。

首先,我尚未看過每年3億元的資助是如何理性地計算出來。在環保團體網頁看到的是:「若按去年中電香港業務利潤66.5億元計算,團體所提出的節能方案成本只佔去年香港業務利潤的4.5%,證明中電完全有能力支付及執行節能目標方案。」原來,環保團體的理據只是中電「畀得起」?

單憑去年的數據,中電畀得起3億元,亦畀得起30億元。當然,建議「畀得起」的3億元較「畀唔起」的300億元理性。但最重要的是,每年花3億元來加快香港的節能發展,真的能達至1%的節能目標嗎?

雖然哲逢士當年估錯了「煤產見頂」,但他的「哲逢士悖論」正確地指出轉用節能電器後,電力消耗可升可跌的現象。依我估計,冷氣用量的需求彈性較雪櫃高,而使用電梯或升降機的需求彈性可能是在使用冷氣和雪櫃的需求彈性之間。至於環保人「省姐撚」1%,3億元資助能不能?天曉得。

理性的經濟推論是,使用節能電器的需求彈性愈高,能達致節能1%目標的機會便愈低。

作者為克萊姆森大學經濟系副教授、香港理工大學會計及金融學院客座副教授

Saturday, August 24, 2013

經濟學者為何不受歡迎?現實!

2013年8月24日

經濟學者不受歡迎,除了其「冷血」、分析不帶道德包袱的風格,還有其餘N個缺點,足夠我寫到明年。可惜,篇幅有限,今天只討論另一個重要的死罪:經濟學者太現實,不愛做夢、不愛烏托邦,相信事事有取捨、有代價。資源有限,欲望無窮,有得有失是殘酷的現實,計算成本效益,幾乎是經濟學者的本能。

你有讀書的雅興,到書店買了一本狄更斯《雙城記》的原著,花了一個下午數小時讀了100頁;以法國大革命為背景的曲折故事,加上狄更斯的流暢文筆,你幾乎想廢寢忘食把它一天讀完!

在冷眼旁觀的經濟學者,卻會不解風情的分析說:你看書的成本包括僅次於書的選擇(例如,若不買書,你會利用同一筆錢去大吃一頓),亦包括你下午數小時僅次於讀書的用途(例如,若不讀書,你會去打羽毛球)。

經濟學者更會以小人之心,推測你看書的動機:若果你看書是為了學好英文,了解英國文化,改善英文寫作,也跟老外同行多個話題,希望對事業發展或有幫助,你讀書花的時間和金錢就是一項投資,為的是未來的回報。當然,你讀書也有消閒和娛樂的效果,那麼,讀書的行為就是個消費的過程,而消費要付出成本。經濟學者更會假設,無論你為的是投資、消費,抑或兩者皆是,你也將考慮讀書的邊際回報和成本,懂得精打細算,例如,若果那個下午陽光明媚,適合到外面吃喝玩樂,你讀書的成本上升,書很可能會留待他日再讀。

樂於指出現實局限

閒中展卷的雅興,給經濟學者這麼一分析,實在掃興得很。經濟學者在香港市民心中的形象,相信跟香港電視劇中打煲呔、深近視的中年陳腐教授相距不遠!

除了事事講求成本效益,經濟學者也樂於指出現實的局限,提醒大家「冇咁大隻蛤乸隨街跳」的道理。

比如說,提到股票投資,一般經濟學者只會給你一個沉悶的答案:股票市場變化快如閃電,股價已反映了市場投資者掌握的訊息, 準確預測股價非常困難。雖有不少研究發現股價的一些異常表現,股價並非不能預測,但扣除交易成本過後,利用這些異常表現進行買賣,充其量只能「打個和」。你有獨家消息,當然有機會快人一步獲利,但經濟學者又會提醒你,世上沒有無緣無故的愛,獨家消息絕少會無端跑到你耳朵裏的。

於是,經濟學者的所謂「投資智慧」,多為購買交易成本低的指數基金,減少買賣次數。經濟學者會告訴你,股票回報過去一百幾十年比債券、黃金等資產要高,但問及下年甚至下周的股票表現,經濟學者就難免「口啞啞」,不敢亂說話。

如此投資智慧,悶死隔離。

當然,坊間也有不少經濟學者喜歡指點金融世界的升跌,樂意跟一般市民分享其投資心得。這類經濟學者可粗分為兩類,一為「末日派」,一為「演員派」,前者定期露面,信心十足的預測短期內世界經濟將崩潰,股市隨時下跌幾成;末日派的經濟學家常常預測世界末日,預測當然多數落空,但只要有一次半次碰上大跌市,自會贏得預言家的美譽,以往錯誤的預言大家都會忘記得一乾二淨。「演員派」則較緊貼市況,會以各種方法為大家計算一下股票是否抵買,不時叫大家賣出買入,甚至提供股票「冧把」。

世事難料,人類都在不確定的世界中摸索,時刻懷着戰戰兢兢的心情。專家學者挺身而出,為漆黑一片的將來點起燭光,錯也好對也好,始終是難得的安慰!難怪這類言論有其市場。不過,無論是「末日派」或「演員派」,其言論已超出經濟學的範圍了。

冷血又現實、計較又掃興,經濟學者何止不受歡迎,簡直抵鬧!

作者為維珍尼亞理工大學經濟系助理教授

Friday, August 23, 2013

經濟學者為何不受歡迎?冷血!

2013年8月23日

認識同欄作者梁天卓多年,一直覺得他溫文爾雅,絕非惹火之人,豈料他早前的一篇「手機遊戲互相抄襲有何不可?」遭到一些讀者的熱烈「招呼」;雖然我們的讀者水平高,沒有謾罵或侮辱,大都客氣的堅持己見,但讀者激動的反應,我卻是意料不及的。

為什麼經濟學者總是不受歡迎?

同欄的好事之徒徐家健在其文章裏曾提出兩個理由:一為「凡事斤斤計較,從不用心聆聽」,意即經濟學家都是「算死草」,事無大小也看成本效益,兼且不理會人們說什麼,只重視人們做什麼(watch what they do, not what they say);一為經濟學者好管閒事,以經濟學的觀點,常常「踩場」指出其他學科專家的不是和不足。

今天,再談經濟學者的另一項「死罪」。十數年過去了,對高深的高考經濟學課程依然印象深刻。雖則我跟大部分同學一樣一頭霧水,但用心學到的一點點,畢生受用;現在我是什麼博士,上課時教的、聽演講時問的,其實都離不開當年學到的基本概念。

高考經濟的第一課,學的是規範性(normative)和實證性(positive)兩種陳述的分別,前者涉及該不該的問題,後者涉及事實的問題。例如,最近樓市的措施增加了買賣成本,經濟學的推斷是交易下降,但樓價不一定下跌,而從事樓宇買賣的人將受損;至於地產經紀是否罪有應得、應否凍結樓市等問題,經濟學者並非不關心,而是沒有過人之見。經濟學者可以說的是,入行容易的經紀收入平均不高,談不上什麼風流,而凍結樓市又跟鼓勵市民置業、解決住屋問題沾不上邊。

再舉一個例子。根據經濟學的分析,最低工資將令青年的失業率上升,而由於最低工資影響的主要是低下階層惠顧的行業(如快餐店),低下階層的消費者要多付錢,以補貼低下階層的員工,是無甚效率的財富再分配。至於這個再分配是否應該做、是否正義,則不是經濟學者所能判斷。經濟學者也將補充,除了最低工資,幫助低下階層有其他更有效率的方法。

學術分工 經濟道德分拆

把事實和道德、推測和盼望分開,並不是經濟學者比一般人冷血(雖然認為實情如此的大有人在),只不過經濟學者不想把兩者混淆,以致討論糾纏不清。經濟學原本是兩者不分的,事實、分析、價值判斷共冶一爐,屬於道德哲學的一部分;後來學術分工,經濟學從哲學分拆出來,經濟學者開始以自然科學的方法做學問,主要處理為什麼、是什麼的問題,行為的對錯等道德問題則留待其他學科解答。

讀者或許不贊成規範和實證分家的發展,認為經濟學應兩者並重,在分析問題時多一點人文關懷。其實,以科學態度處理經濟學問題,並不代表經濟學者要對道德問題三緘其口,只是在學術分工下,經濟學者自覺在處理道德問題上沒有什麼優勢,水平跟非經濟學者沒有大分別,於是不想把價值判斷公諸同好。經濟學者說道德,就像談政見,是拋開了經濟學者的身份了。

但有時候經濟學者要爭取曝光,冷冰冰的分析吸引不到注意,惟有義正辭嚴起來,痛斥一下這個不該、那個無良。觀眾看到專家、學者的銜頭,自然多一分的尊敬,規範和實證的陳述都照單全收。誰不知經濟學者在價值判斷上不比一般觀眾出色。這個專欄叫〈經濟3.0〉,我們自會謹守經濟學的法度而下筆,保持「冷血」風格,盡量不把個人喜好、道德判斷牽涉進去。

從讀者的角度看,了解經濟學者獨特的「冷血」風格也有益處。以事論事說來簡單,但不少人分析問題混入了價值判斷,甚至任由情緒牽引。學懂抽離,知道自己的意見多少來自喜惡、道德標準,多少來自事實分析,就能避免陷入情緒化的罵戰。

作者為維珍尼亞理工大學經濟系助理教授

電視、電腦遊戲市場為何不同?

2013年8月22日

昨天本欄談到,雖然電視遊戲和電腦遊戲無論在性質和質素等方面都十分相近,但電視遊戲機(game console)和電腦操作系統(computer operating system)的營銷策略卻南轅北轍。在電視遊戲機市場裏,生產商以低價促銷遊戲機,然後向遊戲軟件開發商收取高昂的特許權費用;相反,在電腦遊戲市場裏,生產商不用付任何特許權費用,但電腦操作系統的價錢卻遠高於其邊際成本。

奇怪的是,兩個市場的結構其實十分相近,都是經濟學中所謂的兩面市場(two-sided market),無論是電視遊戲機或電腦操作系統其實都是一面平台,平台的兩端分別是玩家和軟件開發商。

兩面市場的需求彈性

兩面市場的特點是市場一端的顧客數目,將影響市場另一端顧客的需求。如果沒有Winning Eleven,我家中也不會有一部PS3。從遊戲軟件開發商的角度看,如果PS3的玩家只有數千人,投放數十、甚至數百萬元在PS3這平台開發遊戲絕不划算。因此,很多時平台生產商或供應商將「補貼」兩面市場內其中一端的顧客,藉以提高另一端市場的需求來圖利。需要解釋的是,電視遊戲機生產商為什麼選擇「補貼」玩家,而電腦操作系統生產商卻選擇「補貼」遊戲軟件生產商?

答案是,兩面市場中的兩端有各自不同的需求彈性。一般而言,需求彈性較高的一端(即只要價格稍微上調,需求量將大幅下降的那一端)將有幸成為「被補貼」的一方,箇中原因有兩方面:一、高的需求彈性表示平台生產商或供應商在那一端市場的定價不能太高,「食水」不能太深,否則,顧客不會光顧;二、需求彈性高表示大量的顧客將被低價吸引,低價促銷的「補貼」策略因而在需求彈性較高的一端將更有效。

比較電腦遊戲市場,電視遊戲玩家的需求彈性較高,原因與電視遊戲機和電腦操作系統在本質上的分別有關。

電腦操作系統的功能不光是玩電腦遊戲,對很多人來說,玩電腦遊戲並不是安裝電腦操作系統的主要目的;相反,沒有人會說他買PS3的主要目的是要看藍光影碟。這需求本質上的分別,對需求彈性有什麼影響?假如你不是電腦遊戲迷,但你平常在工作和生活上都要用電腦,電腦操作系統的價錢再高,你亦要「逆來順受」;可是,如果你只對某一、二個電視遊戲感興趣,PS3的價錢如果太高,你就未必願意去購買。

另外,相比電視遊戲市場,電腦遊戲軟件生產商的需求彈性較高,其中一個原因是,相對電視遊戲,電腦遊戲盜版遠為容易和普遍。

盜版盛行令電腦遊戲生產商的收入大減,根據美國娛樂軟件聯會(Entertainment Software Association)的數據,電視遊戲的銷量和收入一直遠高於電腦遊戲。賣遊戲的利潤少,電腦遊戲生產商自然不太願意付出高昂的特許權費。

盜版與「補貼」

在電視遊戲市場裏並不是完全沒有盜版。70後和80後的讀者應該還記得,在20多年前超級任天堂盛行的年代裏,幾乎沒有人買正版的遊戲帶,差不多所有人都另外買一部磁碟機然後玩「老翻」,但20多年後的今天,很多遊戲生產商已能利用互聯網的特點,推出一些能在網上互動的遊戲,這一方面增加了遊戲的樂趣,一方面網上驗證遊戲的技術,令盜版難度增加不少。

換言之,互聯網的發展令電視遊戲生產商的需求彈性下降,其含意是電視遊戲機生產商可以減少對玩家的「補貼」。20多年前的超級任天堂(不連磁碟機)要千多元,現在PS3的價錢大約2000元,同期一個普通茶餐廳的午餐價錢,卻已上升了差不多三倍!

作者為香港中文大學經濟系助理教授

Wednesday, August 21, 2013

電視、電腦遊戲市場大不同

2013年8月21日

智能手機在近年大行其道,手機遊戲亦因而大受歡迎。手機遊戲的受歡迎程度也許可以從兩星期前我在本欄的一篇關於手機遊戲市場的文章在網上所引起的熱烈討論中可見一斑。

很多人認為,隨着手機遊戲市場的興起,傳統電視和電腦遊戲市場會逐漸式微。事實上,根據美國娛樂軟件聯會(Entertainment Software Association)的報告,美國的電視遊戲軟件銷售量已由2009年的2.6億下跌至去年的逾1.7億,而同期電腦遊戲的銷售量更大幅下跌了超過一半!

美國愛好者仍眾

雖然電視和電腦遊戲銷售量有下跌的趨勢,在美國去年仍然有接近6成的人在電視或電腦上玩遊戲,而在所謂的「gamer」當中,大部分仍然是比較喜歡在電視或電腦上玩遊戲。

相對手機遊戲,雖然電視和電腦遊戲無論在遊戲種類和質素等方面都較為相似,但兩者的營銷策略實際上卻存在很大的分別。其中一個最大的分別是電視遊戲機(game console)與電腦(以及其操作系統)的售價。

一直以來,相對其成本,電視遊戲機的售價都十分之低。以微軟的第一代Xbox為例,其生產成本大約為每部375美元(即約3000港元),但微軟在2001年初次推出Xbox時卻將其價格定在遠低於成本的249美元(約2000港元),有報道便指微軟在Xbox推出的頭四年足足損失了40億美元!而新力的PS3亦是在推出三年多後才開始錄得盈利。

在電腦遊戲市場裏,電腦的操作系統(例如微軟的視窗系統)一如電視遊戲機,而這些操作系統的售價與電視遊戲機的售價卻有很大的差別,其售價遠高於其較低的邊際成本(雖然電腦操作系統的前期研發成本一般十分高)。

為什麼兩個看似相近的市場,但營銷的策略卻有天壤之別?在解釋這現像前,且先讓我先介紹兩面市場(two-sided market)這個概念。

兩面市場原理

什麼是兩面市場?很多傳統產品如可口可樂,生產商面對的顧客是那些喜歡喝汽水的消費者。與這些傳統產品不同,生產商或服務供應商為兩面市場所提供的是一些類似平台的產品或服務,故兩面市場又稱為平台市場(platform market)。

以免費報紙為例,報紙供應商以內容建立一面平台,目的在平台的一端吸引讀者的眼球,而在平台的另一端以讀者來招徠廣告,作用是為市場兩端的顧客(亦即市場的兩面)作配對,而兩面市場的特點是市場一端的顧客多少對市場另一端的需求影響很大。讀者人數少,免費報紙供應商要招徠廣告,真是談何容易。

電視和電腦遊戲機市場是兩面市場的一個典型例子。在市場的一面當然是遊戲的玩家,而在市場的另一面則是遊戲的生產商(如著名的遊戲生產商Electronic Arts)。

遊戲機(game console)在這市場裏其實只是一個平台,而遊戲生產商在決定是否為一個平台提供遊戲時,該平台的玩家數目絕對是一個重要的考慮。而我們在考慮買PS3、Xbox360或Wii(或者在選擇Windows或Mac)時,也必會考慮那些平台是否有自己喜歡的遊戲。

低價促銷有所圖

在兩面市場裏,提供平台的商戶會想盡辦法增加兩面市場中一端的顧客數目,藉以提高另一端市場的需求。

增加顧客數目的最好辦法莫過於以低價促銷,但如果提供平台的商戶在市場的兩端都以低於成本價促銷,那它豈不是會血本無歸?所以很多時提供平台的商戶只會選擇在一端市場以低價促銷,以擴大另一市場的需求來圖利。

在電視遊戲機市場裏,遊戲機生產商以低價促銷遊戲機,吸引大量機迷,然後向遊戲生產商收取高昂的特許權(據說約為遊戲零售價的20%)。

相反,電腦遊戲生產商並不需向微軟繳付任何特許權的費用,只要遊戲程式能應用於該電腦作業系統即可。

你們現在可能會問:電視和電腦遊戲市場都是兩面市場,兩個市場都會在其中一端以低價促銷,以增加另一市場的利潤,但為什麼電視遊戲機生產商會低價促銷遊戲機,高價賣出遊戲特許權,而電腦作業系統生產商卻反其道而行呢﹖篇幅所限,讓我先在這裏賣個關子,明天我再跟各位解釋。

作者為香港中文大學經濟系助理教授

Tuesday, August 20, 2013

從十萬年歷史角度看人多好辦事


2013年8月20日

從十萬年歷史角度看人多好辦事


「錯批一人,誤增三億」,是改革開放初胡耀邦說的。「三億」是三億人口;「一人」是50年代主張計劃生育政策的經濟學家馬寅初;至於「錯批」者是誰?當然是指提出「人多好辦事」的毛澤東。胡耀邦當時好像還說過:「共產黨應該起誓再也不准整科學家和知識分子了!」已經半個世紀,歷史卻彷彿要一再重演。

短短半個世紀,在十萬年人類歷史中雖然只是滄海一粟;在這段時間,經濟學者對十萬年人口變化及經濟發展的了解卻加深了不少。這些知識,有助我們分析中國目前面對的經濟困境。

十萬年的人口變化及經濟發展

以先進國家的發展階段作分水嶺,經濟學者喜歡把十多萬年的人類歷史分為三個階段:(一)從公元前十萬年到1750年,稱之為「馬爾薩斯時期」;(二)1750至1870年,稱作「後馬爾薩斯時期」;(三)1870年後至今,是「現代增長時期」。而大名鼎鼎的英國經濟學家馬爾薩斯(Thomas Malthus),則吊詭地生於「後馬爾薩斯時期」。

十八世紀末十九世紀初,馬爾薩斯發表了影響深遠的「人口論」,認為人民收入好時人口會隨之增加,但基於土地及其他天然資源有限,在僧多粥少的情況下,人口不斷增長最終無可避免地會令生活水平下降。因此,人民的生活水平長遠來說只會困在所謂的「馬爾薩斯陷阱」當中。

在馬爾薩斯眼中,「馬爾薩斯時期」便是人口與總收入按比例地上升,但人民生活水平只能徘徊在僅夠糊口的時期。科學一點來量度,「馬爾薩斯時期」的人均GDP長年停滯在不足500美元的水平。

馬爾薩斯的擔心並非無中生有。多得醫療衞生環境改善,「後馬爾薩斯時期」的死亡率持續下降,但出生率跟生活水平的關係依舊,人口的自然增長率(出生率減死亡率)於是不斷上升。是的,「人口論」大致上解釋了超過99%的人類歷史,但用來推斷當時英國面對的經濟前景,馬爾薩斯卻錯得離譜。工業革命掀開了「後馬爾薩斯時期」的序幕,隨着科技進步,總收入的增長速度史無前例持續超越人口增長的速度,人民生活水平得以不斷提高,受惠於工業革命的國家百多年間人均GDP翻了一番,超過了1000美元。

馬爾薩斯死後約半個世紀,「人口論」錯得更離譜。當時的先進國家已踏入「現代增長時期」,承襲了「後馬爾薩斯時期」的科技並推陳出新,更重要的是社會經歷了「人口過渡」(demographic transition):出生率大幅下降,下降幅度之大使人口的自然增長率下跌。人民生活水平此時上升速度更快,在短短百多年間,先進國家的人均GDP今天普遍已上升至超過3萬美元的水平。

人口過渡與生產力提高息息相關

「人口過渡」在「現代增長時期」的角色舉足輕重:一方面,它解決了馬爾薩斯擔心的僧多粥少問題;另一方面,過渡期中釋放的「人口紅利」提高了社會的生產力;更重要的,是生育率大跌容許父母追求子女的質而非量。

換句話說,父母可大手投資在子女的人力資本(human capital)上。在現代社會裏,人類最有價值的資產就是人,而資產價值的來源主要是知識,馬爾薩斯的失誤是低估了知識對生產的貢獻。

「人口過渡」促進社會生產力。相反要解釋「人口過渡」,其中一個經濟理論正正是父母預視市場上對人力資本需求增加。香港有「養大一個BB要成四百萬」之說,要準備大手投資在子女身上的人力資本,父母惟有重質不重量。

回說中國人口問題的爭議,馬寅初的《新人口論》其實與馬爾薩斯的分別不大,毛澤東的「人多好辦事」亦漠視了質與量的取捨。身處「現代增長時期」,「人口過渡」是無可避免的。從歷史看,「一孩政策」下的「人口紅利」的確曾有助提高社會生產力。最近一項比較中國省份增長率的研究指出,「人口紅利」只能解釋約15%的經濟增長【註】,其餘超過八成的增長,有多少是投資人力資本的回報呢?人力資本需求的增加,又有多少是由改革開放所致呢?分析中國目前面對的經濟困境,要多花工夫在改革如何刺激人力資本的需求和投資。

註:Zhang, Haifeng, Hongliang Zhang, and Junsen Zhang. "Demographic Transi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Evidence from Chinese Provinces."CUHK Manuscript, January 2013.

作者為克萊姆森大學經濟系副教授、香港理工大學會計及金融學院客座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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