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nday, August 19, 2013

法不治眾經濟狂想曲

2013年8月19日
徐家健 經濟3.0

我愈來愈搞不清楚,究竟何謂「法不治眾」?

是不能,還是不該?


以年多前吵得熱烘烘的僭建風波為例,一種說法,是僭建問題已經到了幾乎人皆犯法的地步,要執到正徹底清拆非一時三刻的事,法不治眾是「不能為」。


另一種說法,是因為僭建問題牽涉面廣,大家應一齊理順佢,以法不治眾為執法原則是「有所不為」。驟耳聽起來十分相似,但接受過基本經濟學訓練的人會對這兩個說法的分別特別敏感:前者的「不能為」,是關乎事實真偽的實證陳述(positive statement);而後者的「有所不為」,卻是關於是非好壞的規範陳述(normative statement)。我第一個搞不清楚的,是法不治眾的「不」,是「不能為」的「不能」,還是「有所不為」所指的「不該」?


先談談我有點認識的,是法不治眾乃「不能為」的事實根據。考考大家,你認為罪案率與監犯人數的關係會是怎麼樣?當你想到人人奉公守法監犯何來,自然會認為罪案率愈低,監犯數字便愈少。但想深一層,假如人人都因為「我爸是李剛」而不用坐監,罪案率高反而是罰不當罪的惡果。單看表面數字,美國的經驗是全國監犯人數在80年代起不斷上升,但罪案率在90年代初才開始明顯下降,兩組數字的升跌因果難分。


在《怪誕經濟學》還未賣過滿堂紅之前,芝大老師李維特(Steve Levitt)研究過監犯人數與罪案率的因果關係。李維特想搞清楚的,是多把罪犯收監能否真的降低罪案率?破案關鍵,是李維特利用了美國一些因有監獄過度擠擁問題,而向個別州政府提出訴訟的例子作分析:一旦被法庭裁定監獄過度擠擁,州政府便要想辦法改善,方法之一是減輕罪犯要受的牢獄之苦。因監獄過份擠迫而要減輕刑罰,法不治眾是「不能為」。查看數據,李維特發現有關州份在這些訴訟提出後,監犯數字的升幅果然顯著放緩,而這些法不能治眾的州份往後的罪案率下降速度亦相對較慢【註】。


是管治,還是懲治?


罪有應得的監禁刑期對滅罪起了兩個作用:其一是犯案前的阻嚇;其二是犯案後阻止再犯。經濟學者多年研究的結論是,阻嚇與阻止對滅罪同樣重要。


我第二個搞不清楚的,是法不治眾的「治」又是什麼意思? 即使法不能懲治大眾,單憑阻嚇,有時可能已經達到以法管治大眾的效果。問題是,何解有人認為法不該治眾?


誰是眾,誰是寡?


我不相信有規範經濟學(normative economics)這門學問,在本欄討論的一向講事實真偽的實證經濟學(positive economics)。今次破例談一些是非好壞:我第三個搞不清楚的,是假如法不該治眾,莫非要「法應治寡」?是寡是眾又是憑誰來定?


說過了,破窗理論的「零容忍」,與犯罪經濟學的「邊際阻嚇」(marginal deterrence)有點格格不入。邊際阻嚇的道理,說穿了其實是要「罰當其罪」。不少朋友認為我的同事托里森(Bob Tollison)才是怪誕經濟學的先驅,托里森多年前的一項研究發現,死刑對殺人如麻的罪犯並沒有阻嚇作用,原因是殺一個人是死罪,殺十個人又是死罪,不符罰當其罪的原則,自然起不了阻嚇作用。香港今天沒有死刑,但不符罰當其罪的,可能有最近要勞煩重案組調查的老師當眾講粗口。


聽說老師講粗口可能違反了「在公眾地方行為下檢」及「阻礙警務人員執行職務」兩大重罪。更離奇的是,一星期前在新界一個公眾地方一批擬似社團人士說了更多本土粗話,建制派人士卻似乎無動於衷。


新界人在僭建風波時認為「法不治眾」原則中的「眾」,莫非是指人多勢眾的新界人?如果「法應治寡」中的「寡」原來是指少數的為人師表,我以後在香港說話時還是先自我審查為妙了。


是惡法,還是善法?


回說李維特的研究,李維特認為加重罪犯罪有應得的刑期,解釋了美國自90年代起三分一的罪案率下降。把罪有應得的繩之於法,在美國是保護大眾安全的善法。而在香港的我準備自我審查之前,還是想搞清楚當法不治眾的「法」原來是惡法,不論是一視同仁的以法治眾,還是選擇性執法的以法治寡,都是萬萬個不該吧?


作者為克萊姆森大學經濟系副教授、香港理工大學會計及金融學院客座副教授


註:Steven D. Levitt. "The Effect of Prison Population Size on Crime Rates: Evidence from Prison Overcrowding Litigation."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11(2), May, 1996: 319-351.


http://www.facebook.com/economics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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