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uesday, August 13, 2013

是改革紅利還是人口紅利? (再談兩個經濟謬論.二之一)

2013年8月12日


上星期我問,中國當前面對的經濟困境,是長城自毀還是路易斯拐錯彎?起題引經據典,不是要嘩眾取寵,是希望拋磚引玉。果然,文章發表後得到兩位前輩回應。之前說得不夠清楚的地方,今天作點補充。

路易斯拐錯彎,當然是指克魯明在Hitting China's Wall一文中,強調因農村勞力過剩引至「路易斯拐點」的經濟發展觀;長城自毀,其實是指張五常的《政府主導投資與獎罰不對稱的困擾》,認為「四萬億失於權利界定不夠清楚」的政策失誤。「少理會經濟學家的言論,多關心現實經濟的運作」,是芝大老師莫里根的教誨。克魯明和張五常兩者誰值得攞諾貝爾獎,可留給經濟學者茶餘飯後討論。一般市民擔心的,是中國經濟會「衰幾耐」、可以「衰成點」?執政者要關心的,是「怎麼辦」?這一連串問題的答案,卻跟兩位大師誰對誰錯息息相關。

人口紅利消失不等於路易斯拐點

我知道工資高是今天不少內地廠商感頭痛的問題,據廠佬好友給我的數字:90年代深圳工人月薪只是幾百元人民幣,07年升至2000元左右。扣除通脹,國家統計數字指出92至07年的15年間,全國實際工資每年平均升幅接近8%。
有專家認為所謂的路易斯拐點,在04年已出現。但數據卻顯示製造業工資持續上升並非一朝一夕的事,這否定了源源不絕由農轉工的廉價勞動力,會在路易斯拐點出現前把工資上升的壓力穩定下來。

路易斯的經濟發展理論,解釋不了中國工人工資長年持續上升的現象。要了解工資上升,基本的經濟因素有兩大類:其一是對工人的需求上升,其二是工人的供應減少。需求上升,原因不外乎是資本累積、生產力提升、或產品需求增加;供應減少,主要是由於人口紅利消失和農村收入提升。

是的,我從沒否定人口結構對就業人數及經濟增長的影響。人口紅利,是指當一個地方的出生率驟降,就業人數佔總人口的比例會自然提高,社會的生產力亦與此同時相應提升。但隨着人口漸漸老化,三十年前生育率大減的一代步入退休年齡,年輕一代的人數卻大不如前,勞動力市場難免吃緊。

但讀者要搞清楚,人口結構改變導致人口紅利消失繼而影響勞動力市場,是有百年歷史的價格理論中的供求學問,與什麼「過剩勞力」或「隱性失業」無關。

堅持「人口紅利消失」與「路易斯拐點」的不同,不是我吹毛求疵,而是路易斯經濟發展理論的含意,跟克魯明擁抱的凱恩斯學派一樣,認為政府在一些「非常時期」要左規右管,經濟才能發展起來。問題是,幾時才是非常時期?人口紅利消失與否,都不用政府特別補貼農業或向農民徵收重稅來搞起經濟。但路易斯的發展觀卻認為在「農村勞力過剩」的非常時期,政府要徵收農業稅才可推動城市發展。哪家經濟理論的一時錯對可以是學界的茶杯風波,影響到政策民生的謬論則兹事體大。

釋放改革紅利要糾正政策失誤

凱恩斯學派主張當經濟墜入「流動性陷阱」時,政府在這非常時期大可亂花金錢刺激經濟,這也是北京四萬億挽救經濟的理論基礎吧。今天關於中國經濟困局的討論,我擔憂的當然不是應否徵收農業稅的問題,我擔憂的是若討論只集中在「路易斯拐錯彎」的人口結構改變,將容易忽略「長城自毀」的政策失誤。

說過了,人力資本(human capital)才是工業革命後歐美先進國家經濟持續增長的關鍵。你會認為中國改革開放的經濟成就,靠的是改變人口結構的「一孩政策」嗎?今天放寬一孩政策,只會鼓勵女性生育而放棄工作。改革戶籍制度可能會幫上一點忙,但隨着農村日漸富庶,年輕一代的農村子弟已不像上一代般熱衷於離鄉別井打籃領工,這是廠佬好友跟我解釋今天工人難求的其中一個原因。廠佬好友還向我訴苦,07年至今短短5年多,深圳廠普通工人月薪由約2000元激升至近3000元,勞動法的推出難辭其咎。

北京新領導強調要釋放改革紅利,我認為方向正確。但在談論革新之時,不要忽略糾正自07年推出的勞動法、四萬億挽救經濟、國進民退等政策失誤。

作者為克萊姆森大學經濟系副教授、香港理工大學會計及金融學院客座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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