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nday, October 21, 2013

都是健康數據惹的禍? (奧巴馬醫改的前因後果.二之一)

2013年10月21日

隨着美國國會上周通過提高債務上限協議,債務違約的危機暫時告一段落;但明眼人都看得出,提高債務上限不能解決超支問題。美國經濟學界其實一早已有有識之士提出,超支問題中最棘手的,不是來自社會保障開支以算術級數的增加,而是因為公共醫療費用將以幾何級數的上升。數年前的金融風暴,加快了財政問題的出現。至於奧巴馬總統提出的醫療改革,則加深了美國人之間的矛盾。

欄友梁天卓之前寫了一篇關於奧巴馬醫改的文章指出,美國的醫療服務價格高昂源於醫療市場缺乏競爭,有點出乎我意料之外,不少讀者原來都十分關心美國的醫療問題。多位讀者還在我們的Facebook專頁留言指出,開支大但成效差的美國醫療制度老早就需要改革。是的,美國有85%市民有醫療保險,我是其中的一分子,為了15%未有受保的少數,有需要勞師動眾改革公共醫療制度嗎?一些長期購買醫療保險的市民,為什麼也大力支持醫改呢?開支大、成效差正正是不少美國人的心聲。

醫療改革問題,其實我在美國時一直有跟進。跟進的原因不是因為我是研究這個題目的專家,而是由於同事朋友們天天都在談;同事朋友們跟我一樣都喜歡看數據,我們經常談及的其中一個問題是,究竟為何老早便能製造火箭上太空的美國人,健康指標一直比不上其他先進國家呢?

美國嬰兒死亡率偏高的統計問題

一個經常被引用的健康指標,是嬰兒死亡率(infant mortality rate)。嬰兒死亡率,是指一年內未滿一歲嬰兒的死亡總數與同年度所有活產(live births)嬰兒數目的比例。以香港為例,2010年每千名登記活產嬰兒中有1.7宗死亡個案,比不少先進國家的數字低。嬰兒死亡率當然是愈低愈好,日本的數字是2.3,新加坡是2.0,瑞典是2.5,英國是4.3。美國呢?是6.1!6.1的嬰兒死亡率,的確是高得令美國人感到尷尬。

實不相瞞,我自己做過的研究中,亦曾比較過國與國之間嬰兒死亡率的差異,知道處理這個數據的難處。主要的難處是,各國定義不盡相同;是生是死當然容易被客觀界定,定義含糊之處是怎樣計算活產嬰兒數目?假如一個嬰兒出生後數小時內便死亡,統計學上他算是活產還是死產(still births)?原來在一些國家計算死產時,包括的不只胎死腹中的不幸個案,還有出生後很快便過身的死亡數字。由於在美國只要呱呱落地便算是活產,嬰兒死亡率略為偏高是可以理解的。一項常被右派人士引用的研究指出,統計方法的不同使美國的嬰兒死亡率被高估了四成【註】。

嬰兒死亡率被高估四成之多我認為有點誇張,看過其他研究的估算一般都比四成的偏差低;但是歸根究底,較高的嬰兒死亡率,能全怪罪於公共醫療政策失敗嗎?

美國嬰兒死亡率偏高的社會成因

一個難被算得準的因素,是美國的醫護人員比其他國家的更努力增加嬰兒在母親體內時的生存機會,較完善的產前護理減少了嬰兒胎死腹中的機會,卻可能換來較高的嬰兒死亡率。但我認為,這個亦不是美國嬰兒死亡率偏高的主因。
美國嬰兒死亡率偏高,我認為是與父母的生活習慣關係密切,把所有罪名加在公共醫療制度上並不恰當。美國人身體過重的普遍現象,不是什麼大新聞,而過重問題,又在低收入階層比較嚴重;再加上少年懷孕的情況和吸毒問題在美國亦較為常見,試問本身身體已經有問題,懷孕時又不懂得好好注意健康的準媽媽,孩子在出生後一年內死亡應該怪誰?改革公共醫療制度是解決不了這些社會問題的。

奈何,政治現實是,嬰兒死亡率偏高往往被利用為指控美國公共醫療制度失敗的「有力證據」。好學唔學,香港的一些政客和利益團體亦不時就一兩個統計數字大造文章。我們《經濟3.0》的幾位作者因此經常提醒自己:A little knowledge is a dangerous thing.

註:Gibson, Eric, Jennifer Culhane, Terri Saunders, David, Webb, and Jay Greenspan. 「Effect of Nonviable Infants on the Infant.」 American Journal of Public Health. 90(8), August 2000: 1303-1306.

作者為克萊姆森大學經濟系副教授、香港理工大學會計及金融學院客座副教授

No comments:

Post a Comment

ICO不是IPO 免費早餐: 徐家健

免費早餐: 徐家健 ICO不是IPO 2017-11-10 無奈,SFC亦非SEC。 不是有心跟大家玩視力測試,只是金融世界秒秒鐘幾十萬上落,何況差成個字?ICO(Initial Coin Offering,證監會稱之為「首次代幣發行」)與IPO的一字之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