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ednesday, December 18, 2013

高斯與頻譜市場

2013年12月18日

我和兩位欄友這一輩讀經濟的,或多或少都受到張五常教授的影響。猶記得中六第一次接觸高考經濟時,我和同學們對此科感到既難明又好奇。

科學方法論、交易定理和高斯定理這些都是本應在大學一、二年級才有機會讀到的概念,但我和同學們卻在高中時便已在半懂不懂情況下互相討論切磋。

我不知道兩位欄友的經驗如何,但我可以說,如果沒有在高中時跟同學、老師討論經濟的經驗,今天我不會在這裏「以欄會友」。

高斯定理的影響力

在整個高考經濟科的課程裏,我印象最深刻的是高斯理論,原因不是這理論對當時的我有最大的啟發(我是到大學、甚至是研究院時才慢慢理解它的重要性),而是環顧整個高考經濟課程,只有高斯定理是以一個經濟學家命名!

我和兩位欄友這一輩讀經濟的有幸讀到張教授闡釋的高斯定理。在張教授的《經濟解釋》裏,他認為高斯1959年在《法律經濟學報》發表一篇名為《聯邦傳播委員會》的文章,是高斯定理的起始,高斯在文中認為完全看不到的音波或頻譜是可以被界定為私有產權並在市場成交,而其結果是最有經濟效益的;文中的一句結論清楚而重要:權利界定是市場交易的一個必須的前奏(The delineation of right is an essential prelude to market transactions)。

這觀點現在看來平平無奇,但在當時卻是如異端邪教般受到很多的反對,連高舉市場的芝加哥學派也一致地對高斯的分析不表認同。學術界最終接受了高斯的分析,而高斯定理在學術界裏的影響也十分巨大。

高斯在1960年發表的《社會成本的問題》,是20世紀裏其中一篇最多人引用的經濟學文章(根據Google Scholar的數據,《社》文已被引用了超過2.2萬次,而佛利民最多人引用的暢銷書《資本主義與自由》則「只」被引用約1.1萬次)。

高斯定理在現實世界中也產生巨大的影響,它影響了頻譜分配的制度,由以往政府主導誰可使用什麼頻譜作什麼用途的「選美制度」(beauty contest),慢慢轉變至現在以價高者得的拍賣形式出售頻譜;不過,當中的過程也不是一帆風順的,當高斯受蘭德公司邀請建議改革頻譜分配制度時【註】,有人便對其研究報告提出反對,指出只有拉丁美洲的獨裁者才會考慮以市場形式出售頻譜。

而頻譜拍賣是在《聯》及《社》二文發表接近30年後的1989年才第一次在紐西蘭出現,美國則要在1994年才第一次拍賣頻譜。現在,全世界包括香港在內已有超過30個國家和地區以拍賣形式出售和分配頻譜。

拍賣頻譜的各樣考慮

相對政府主導的「選美制度」,拍賣頻譜的好處有好幾個,其中最重要的是,價高者得的拍賣能夠保證,低效率、不能善用頻譜的公司不會獲發頻譜;另外,簡單和高透明度的拍賣制度亦有助防止各利益集團的尋租行為。

不過,魔鬼往往是在細節中,單單把頻譜拍賣並不代表便可以令頻譜的分配和使用最有效率,因為頻譜所連帶的私有產權中的權利界定對頻譜分配和使用效益是有決定性影響的。

張教授說過,私有產權是由三種權利組合而成的:私人使用權、私人收入享受權和自由轉讓權。很明顯,香港電訊商手持的頻譜牌照的私有產權是有不少限制的,其中一樣是我在上周和前周提到,頻譜的自由轉讓權有很多限制,這導致香港頻譜的二手市場並不活躍。

在變化莫測的商界社會中,缺乏二手市場無疑是會影響資源的分配與使用的。而頻譜的使用與私人收入享受權也有不同程度的限制,這對頻譜的分配使用都有或多或少的不良影響。篇幅所限,有機會再談。


作者為香港中文大學經濟系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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