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turday, December 21, 2013

教授們都不想教授


December 21, 2013 at 4:54am
2013年12月21日
曾國平 經濟3.0

教授們都不想教授


上周花了兩天的篇幅講研究院生活,以為是冷門題目,誰不知反應甚佳,既引起了有意讀研究院的讀者之興趣,亦勾起了曾在研究院打滾的讀者之回憶。研究院只是故事的序曲。讀完研究院,得到博士學位,有幸或不幸留在大學工作,當一個掙扎中的助理教授(struggling assistant professor),其中的苦與樂一樣有娛樂性。

研究和教學的分工

剛讀完經濟學者杜諾克(Gordon Tullock)一本較冷門的著作《求知的組織》(The Organization of Inquiry)。杜諾克對經濟學有兩大貢獻,一為跟去世不久的布坎南(James Buchanan)合寫了經典巨著《計算共識》(The Calculus of Consent),開創了公共選擇(public choice)這門學問;另一貢獻則是為以尋租(rent seeking)的概念解釋政治現象。

公共選擇是門有趣的學問(老友蕭滿章是香港少有的專家),《計算共識》更是一本妙不可言的奇書,有機會再為大家介紹。杜諾克只有法律學位,只修過一次經濟科,卻成了重要的經濟學者。佛利民的兒子大衛佛利民(David Friedman),經濟學更是自修而來,從未上過一次經濟課!

《求知的組織》從市場角度看學術研究,尾段問了一個有趣的問題:經濟學者講求分工的好處,但在大學裏為何不見教學、研究的分工?

有人研究出色,不喜教書,但每年總要教上幾門課;有人熱心教學,無心研究,但隔幾年總要出版什麼論文。在美國的大學,純粹教學或研究的職位不多,一般是兩者並存,但對兩者都有興趣、有能力的教授又有多少個?把兩種工作分開,會否大大提高大學的「生產力」?

終身職制度以研究為重

教授的最高境界,是不用教、不用授,完全免卻教學的職責,全力做研究;助理教授的工作吸引與否,除了薪金和學校的名聲,每年教多少課是重要指標。美國一般的助理教授起初每年要教三門課,之後增至四門,每周要花上好幾小時備課、上課。

弔詭的是,助理教授要得「終身職」(tenure),研究比教學重要得多。一般來說,就算教學成績再好,若果研究毫無建樹,得終身職的機會等如零。相反,研究做得出色,就算教學評價再爛,總有學校願意給予終身職。如此的制度下,助理教授都視教學如畏途,可免則免,花最少的時間準備,但求學生不添煩添亂,懶理學生的評價高低。

曾在大學上課的讀者,都應曾見識過以下的「教學方法」:將PowerPoint照讀、隔一周才回覆學生電郵、「隨機」發成績、功課考試的評核一拖再拖等等。助理教授間的話題之一,是各種節省教學工夫的法門,以及向校方要求減免教學負擔的不同途徑。當然,拿了終身職,除非本身喜愛教學,否則類似行為只會變本加厲。

教學研究相輔相成

制度影響人的行為,所謂「不出版便完蛋」(publish or perish),助理教授靠研究生存,教學馬虎是理性行為。若果教學出色有豐厚獎金或有助升職,助理教授們都會努力成為教學高手!

我喜歡教學,是助理教授中的異類,更天真的相信有教學相長這回事,也認為教學是研究生活重要的調劑,兩者相輔相成。我主要教兩門課,一門為本科生的宏觀經濟,一門為研究院的宏觀經濟,前者是經濟系本科生的必修課,介紹有關貨幣政策、失業、滙率及國債等的理論,讓學生對各門各派的意見有點了解,讀懂財經新聞。教這門課的最大得益是,數年下來,課程內容已經了然於胸,可以全憑記憶不用講義教完,腦中有課程的內容為基礎,分析大小宏觀經濟問題都事半功倍。

教研究院程度的宏觀經濟,主要是跟研究生細讀一些經典論文。經典者,歷久不衰的作品也,每年重讀一次,都有新領會新發現,跟匆匆讀一次大有分別。教學比學生學得更多,何樂而不為?

談到教學,想起上世紀初芝加哥大學的著名經濟學者凡勒(Jacob Viner)。凡勒負責教研究院一年級的價格理論,每次上課都會拿着學生名單,一個跟一個的問問題,答對者相安無事,但學生只要答錯幾次,會被趕出研究院!如此的教學方法,如此的生殺大權,今天都不復存在了。

作者為維珍尼亞理工大學經濟系助理教授
www.facebook.com/economics3.0

No comments:

Post a Comment

增加透明度打擊圍標 免費早餐: 梁天卓

免費早餐: 梁天卓 增加透明度打擊圍標 2017-08-16 競爭法實施了近兩年,競委會最近頻頻出擊。繼今年3月就一宗IT界的圍標案援引該條例入稟後,日前競委會再就大廈單位裝修涉嫌合謀定價向10間建築工程公司入稟,指涉案公司在為觀塘某公共屋邨提供裝修服務時涉嫌違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