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ednesday, February 26, 2014

自由行政策誰得誰失?

2014年2月26日
梁天卓 經濟3.0


欄友曾國平早前以「一場關於收入不均的學術爭論」為題,討論了經濟學界裏對於收入不均是否壞事的不同看法。雖然哈佛的曼昆(Gregory Mankiw)和麻省理工的梭羅(Robert Solow)在這場筆戰中刀光劍影、火花四濺,但在一些大方向上,雙方的意見還是頗為一致。

雙方都同意如果收入不均是因為近年的科技進步對技術型勞工較有利,亦即在學界中所謂的技能型科技進步(skill-biased technological change),那麼,收入不均非但不是問題,更是令經濟發展的一個原動力。

收入不均與社會流動性

超過九成的新公司最終都是失敗收場,故此在新興的行業中,例如IT業,其失敗率應該要比傳統工業高。如果成功的IT企業沒有數以十億甚至百億元的收入,到底還有多少年輕人投身這高風險行業?沒有這些甘願冒險以換取高收入的年輕人,我們還有Facebook和WhatsApp嗎?

另一方面,如果收入不均是源自政府的各種壟斷和尋租活動,那麼,收入不均則既不「公平」亦很浪費,情況就如在北韓一樣,收入不均如政治力量不均是同一回事,大家為了多撈一點政治本錢而不斷浪費原本可用作生產的資源去尋租,經濟於是變得一潭死水。

兩種收入不均對社會流動也有不同的含義。無家底和無背景的年輕人在前者還有出路,在後者卻差不多注定失敗。假如美國和北韓的收入不均甚至平均收入都一樣,如果你現在可以重新投胎,你會投到哪裏?

香港的收入不均情況一直十分「嚴重」,堅尼系數亦一直在世界上名列前茅。我沒有相關數據,不敢斷定香港的收入不均有多少源自技能型科技進步,有多少是源自尋租活動;但可以肯定的是,政府的某些政策絕對有加深收入不均之嫌。

在眾多政策中,土地供應相信是大眾比較熟悉的。在「八萬五」不存在後,政府推出「孫九招」,停止賣地有數年之久,直至近年量化寬鬆,政府才開始四處尋找土地。

在住宅用地供應和價格忽上忽落的情況下,有樓階層與無殼階級的財富不均在近年樓價不斷上升時有增無減。住宅用地供應尚且時高時低,商業用地供應更長時期處於極低水平,根據規劃署的資料顯示,香港的土地面積達1108平方公里,但只有不足1%(4平方公里)用作商業用途,這數字在近年很穩定,增長近乎零。

另一欄友徐家健在數周前曾引文指出旅遊業(或自由行)對本土經濟的其中一個影響是它提高了「不可貿易商品」(non-tradable goods)的價格。什麼是「不可貿易商品」?這可以包括香港品牌的商譽,也可以是香港的自由氣氛,甚至是香港較好的空氣質素。

旅客會在哪裏消費這些「不可貿易商品」?斷不會在郊野公園或不是鐵路沿線的公屋商場吧?換句話說,這些「不可貿易商品」的價格上升都是在某程度上反映在商舖的租金上。商舖租金上升的幅度除了受旅客數目的影響外,還視乎商舖的供應彈性。

商業用地本來的數目已經不多;加上近年供應增長微不足道,不難想像香港商舖的供應彈性十分低,結果是自由行令本地商舖的租金不斷上升。假設整條街只有你一家商舖,原本你是租給一家地道小店,每月租金只是1萬元,但自由行旅客來港後,奶粉需求大增,藥房變得有利可圖;假設藥房每月純利可達10萬元,你作為唯一的一間商舖的業主,又哪有理由不大幅加租至10萬元,先趕絕小商舖,再把商舖租予藥房?地道小店的員工或可轉到藥房打工,但由於低技術勞工的供應相對充裕,他們加薪幅度肯定追不上租金。

自由行僅帶旺租金

香港的實況又是否真的如此?可以看看從政府網頁下載的零售舖租金和幾個職業的收入自1999年以來的升幅【圖】,為了方便比較,我計算的是扣除通脹的實質租金和實質收入;另外把1999年的租金和收入作為基數(所以1999年的租金和收入為100),從中我們可以看到2003年是一個明顯的分水嶺。

由1999年至2003年,租金與收入的增幅沒有太大的差別,但從2004年開始,各種職業(包括因自由行受惠的售貨員)的實質收入沒有因自由行旅客大增而上升(在眾多低技術職業中,收入上升最快的是與自由行沒有太大關連的保安員,相信是因為實行最低工資之故);相反,零售舖的實質租金(要留意這是租金,不是較受國際資金流動的成交價)則如脫韁野馬。在2003年至2012年,香港零售舖的實質租金上升了差不多一半!

要重申的是,我絕不反對自由行,尤其是如果旅客來港可以令大部分港人受惠。問題是,現在商業土地供應的政策只令一少撮商舖業主受惠於自由行,但大量自由行來港所帶來的額外成本則由其餘大部分人承受。政府要在自由行收入分配不均的情況下,用包容論來答辯是有點欠說服力的。

作者為中文大學經濟系助理教授、亞太研究所經濟研究中心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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