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ednesday, April 30, 2014

網絡23條的經濟分析

2014年4月30日

自3年前政府刊登憲報計劃修改(或收緊)版權條例以來,這個建議修訂的版權條例便被網民指為政府的「網絡23條」的一部分,是政府為收緊民間言論自由的計劃之一。

把版權法與政治拉上關係不是什麼新鮮事。事實上,版權法的歷史可追溯至17世紀(甚或至更早的16世紀)的英國,當時所有的書籍或其發行都需要向英國出版同業工會(Stationers' Company)登記,目的是藉此防止一些與國家宗教教義或政治立場不同的刊物出版。

發現版權對誘發創意的經濟好處,則是後來之事。到了18世紀末,美國建國時的憲法列明:the Congress shall have power...to promote the progress of science and useful arts, by securing for limited times to authors and inventors the exclusive right to their respective writings and discoveries.

我不討厭政治,但在「經濟3.0」這專欄,我看還是少說一點政治,多說一點經濟。那麼,作為一位經濟學者,我怎麼看政府這個建議修定的版權條例?要說的有兩點。

合理使用原則的經濟理據

第一點,在最近政府向立法會工商事務委員會提交的文件中,政府總算從善如流,考慮豁免包括「惡搞」、改圖/改片或截圖/截片等有滑稽和誇張效果作品的刑事或民事責任【註1】。

為什麼這些惡搞的諷刺作品可獲豁免?首先,很多的「惡搞」本身是沒有商業性的自娛,進行「惡搞」的人本身沒有因為他們作品的瘋傳而有任何金錢上的得益;其次,「惡搞」有時候又會損害原作的形象,在沒有豁免下,版權使用者與版權所有者商討授權的交易成本將很高。芝大法律學系的台柱R.Posner認為,這些都是美國版權法的合理使用原則(fair use doctrine)背後的一些經濟考量【註2】。合理使用原則是指在一些特定情況下(這包括教育、報紙評論和一些「惡搞」),人們不需要得到版權所有者同意,便可任意使用部分受版權保護的內容。

新修訂的追溯性

我想討論的第二點是,關於新修訂的追溯性。我不知道新修訂最終會否豁免「惡搞」或改圖,亦不知假如這些如未能獲豁免,新修訂會否追溯至修訂前已存在的創作。從經濟的角度看,新的修訂應否追溯至修訂前已存在的創作?

在這裏先讓我講一則有關米奇老鼠的故事吧。很多人都知道,米奇老鼠源自1928年的卡通片《汽船威利號》(Steamboat Willie),當時美國的版權期限為56年,根據當時的版權法,米奇老鼠的版權在1984年便會失效,但迪士尼到現在仍擁有米奇老鼠的版權,原因是美國分別在1976和1998年延長了版權的期限(在1998年那一次修訂,迪士尼花了大量人力物力向政府遊說有需要延長版權的期限),這延長的期限是適用於修訂前已存在的創作(當然包括米奇老鼠)。

很多經濟學者都反對把新修訂追溯至以前的創作,理由很簡單:版權和專利一樣,是以一定期限的壟斷權向創新者提供研發的誘因,把版權期限延長雖然有可能增加作者創新的誘因(雖然學界對此還有爭議),但這好處會否出現還是未知之數,延長了版權所有者的壟斷權,卻是必然的事實。

退一步來看,即使要將版權期限延長,我還是弄不清楚為什麼這延長的期限適用於修訂前已存在的創作。延長版權期限或將增加未來的創作品數目,可是把這延長的期限適用於修訂前已存在的創作,不會增加已存在的創作,因此,我們不會期望因為版權期限延長而致使在1928年間多了幾套類似米奇老鼠的卡通片。亦即是說,把版權期限延長的修訂追溯至以前的作品,美其名是對創作人的尊重,實際上只會延續這些舊有創作的壟斷。

同樣道理,香港政府在修訂(或加強)版權法對作者的保護的時候,可以考慮不把新修訂追溯至以前的創作。


註2 R. A. Posner (2005): "Intellectual Property: The Law and Economics Approach," The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 19(2), pp .57-73.

作者為香港中文大學經濟系助理教授、亞太研究所經濟研究中心成員

沒有磕磕碰碰的自由行

免費早餐 - 徐家健

2014年04月30日

上周末到上海兩日一夜自由行,其實是探朋友兼聽音樂。朋友聚會中認識了幾位新朋友,包括華裔德國漢學家關愚謙、著名藝術家盛姍姍、美國UC Santa Cruz的電影系教授Eli Hollander等,當然更少不了音樂會的主角鋼琴家牛牛。有「鋼琴神童」之稱的牛牛原名張勝量,小小年紀便吸引了來自五湖四海的朋友遠赴上海親自捧場,我只坐了兩個多小時飛機算不上甚麼。

我想說的是,我們一班山長水遠去捧牛牛場的大小朋友,不但沒有國家副主席李源潮所講的與當地人「磕磕碰碰」,反而自由行聽古典音樂買的都是最好最貴的優座票。山長水遠買貴飛捧場,有其民間智慧:反正機票酒店的成本已是萬萬聲,唔爭在買飛多幾百。這個「唔爭在」的民間智慧,原來合乎經濟學中的需求定律:因為有了固定的機票酒店費用,靚位之價在我們自由行捧場客眼中跌得很快。這個由「貴物離鄉」演變出來的經濟含意,我的美國同事多年前已驗證過:研究發現我們大學每逢舉行足球賽,大部分靚位都是由區外的觀眾包辦;像我一樣住在學校附近的本地觀眾,一般只會買平飛睇波。

從住得近買平飛睇足球到搭飛機買貴飛聽音樂,通通都符合中大滬港發展聯合研究所所長宋恩榮教授最近對自由行的分析。宋教授發現自由行雖然人多勢眾,一年兩千多萬人次的自由行旅客為香港帶來的經濟利益(272億港元),卻不及只有千多萬非內地旅客的貢獻(314億元)。從數字看,每名非內地旅客的經濟貢獻足足是自由行旅客的一倍!原因是當陸路來唔過夜的自由行旅客買的大多是進口貨,表面使得再多港人所賺的其實十分有限。

怎樣才可好好發展高增值的旅遊業呢?提升接待能力是老生常談。問題是,有地應先起酒店方便外來旅客觀光,還是先起住宅減輕本地房屋問題?海怡西商場應轉做特賣場招待旅客,還是繼續為海怡居民服務?以價格來篩選旅客,入境稅本來是個合乎「貴物離鄉」原則的經濟措施,奈何政治不正確被特首批評為「未富先驕」。相反政府要打造個甚麼粵港一小時生活圈,卻可能只會加劇兩地往來的「磕磕碰碰」。像牛牛般的鋼琴神童億中無一,只有七百多萬人的香港惟有自求多福,在這片彈丸之地找出我們獨特之處吸引更多來自遠方遊客,以自己發展的辦法解決全國發展的問題。

克林信大學經濟系副教授/香港科技大學經濟系客座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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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nday, April 28, 2014

電力市場改革 港府環團知多少?

2014年4月28日
徐家健 經濟3.0

環境局個多月前發表《未來發電燃料組合諮詢文件》時,局長黃錦星稱A餐的買電比B餐的買氣會較易穩定電費。局長似乎想做大預言家,預測未來數十年全球天然氣的供求走勢和內地電力市場的改革步伐。以我所知,你隨便找個美國專家問問怎樣預測10年內的氣價,他們一般是看漲,原因是美國的頁岩氣出口有望。換句話說,美國以外的氣價將下跌。

說過了,政府提出的其實並非兩個「發電能源」組合方案,而是兩個「發電來源」組合方案,皆因局長力推的A餐燃料組合根本是不明不白。諮詢發電燃料組合,是掛羊頭賣狗肉。難得的是,大部分市民似乎對不明不白的發電燃料組合不漠不關心。

更難得的是,綠色和平的古偉牧一次又一次表態支持向內地買電,並認為聯網供電是香港唯一有機會爭取更大自主權的方案,因為與內地聯網,有利我們爭取加強港資在內地可再生能源項目的投資合作。向內地買電港人有多自主?要先請教反核使者古先生如何回應總理李克強最近提出在東部沿海地區重新啟動核電重點專案建設。古偉牧的邏輯,彷彿在說只有加快中港融合才能實踐港人高度自治,原因是這樣做有助內地加快民主步伐。

雖然我有不少內地朋友,但論與內地關係之密切,自問比不上活躍於內地的綠色和平組織,當然更不及懂得找一間曾隸屬南網多年的研究院做可行性研究的環境局。對內地過去20年的電力體制改革,環境局及綠色和平卻又知道多少?

2011年電荒源於水火不濟

那邊廂,內地的綠色和平宣傳「空氣污染,煤有問題」;這邊廂,香港的綠色和平卻支持從內地輸入燃料組合不明不白的南網電。說不明不白,是因為向南網買電電從何來?不是任你點,不是你想要雲南貴州的水電便有水電供應;電流的輸送是隨不同點的電壓改變,根據兩條基爾霍夫電流定律(Kirchhoff's First and Second Laws)而決定。

我們明白的是,內地空氣污染在過去20多年愈來愈嚴重;我們亦明白的是,嚴重的空氣污染部分是源於內地推行環保政策一向是上有政策下有對策;我們更明白的是,目前內地火電(主要是燃煤)容量的比例佔約七成,而實際發出來的火電更佔比例接近八成,而這些火電比香港的火電更不環保。

且先不論興建水壩對環境造成的破壞,水電靠天吃飯,連毛主席也曾說過「天要下雨,由他去吧」。水電的容量再大又如何?兩年多前廣西及貴州因電力短缺而發出紅色預警訊號,南方五省電荒正是因為夏季缺水導致超過六成水電發不出來。水電發不出來為什麼「由他去吧」?水電發不出來,理應多發環團嗤之以鼻的煤電;但現實是,如內地傳媒報道「火電不給力」。電荒一半是天災,一半是人禍,而「火電不給力」這半場人禍,原來與內地電力市場改革有關。

改革電力市場談何容易

電力市場一般可分為發電、輸電、配電和供電4個環節,多年來香港兩電的傳統做法是為市民提供「一條龍」式服務。至於內地,電力體制改革始於90年代,五個改革步驟分別是「政企分開、廠網分開、主輔分離、輸配分開、競價上網」。把政府和企業的職能分開,2001年已大致上做到。2002年成立的國家電網和南方電網,亦正式開始了「電廠大家辦,電網國家管」的時期。至於環境局未經公開招標以130萬元聘用的廣東省電力設計研究院,便是在2011年推行主輔分離改革下從南方電網分拆出來的。輸配分開和競價上網,卻遲遲未全面推行。

2011年的電荒是半場人禍,原因是多年來電價一直被國家發改委控制,而逐步開放的煤炭市場卻令煤價跟着市場走,當年煤價高企,導致火電企業嚴重虧損而索性停機。內地要維持低電價,電力改革便寸步難行;但重新啟動電力改革,電價將由供求決定。今天廣東省的電價比香港的其實只便宜約一成,不繼續改革將再有電荒風險,徹底改革卻又有電價飆升的可能,十多年前美國開放電力市場也遇上類似的問題。

認為向內地買電可靠兼電費穩定的人,莫非他們「收到風」知道內地電改會怎樣克服這改與不改的兩難局面?

作者為克林信大學經濟系副教授、香港科技大學經濟系客座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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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之道在屎溺

免費早餐 - 曾國平
經濟之道在屎溺

2014年04月28日

《莊子‧知北遊》講述東郭子問道於莊子,話道原來無所不在,甚至屎尿之中都有道,是為「道在屎溺」。最近網上瘋傳一張隨街大便的照片,加上局長唔講好過講的「包容論」,屎尿成了香港人的熱門話題。屎溺之中,又有甚麼經濟學的道理?

假設讓小孩隨處便溺的方便和舒暢對遊客來說值20元,但對路過的一眾市民來說,不忍目睹兼擔心傳播疾病,總共肯出錢500元防止情況發生。若果遊客有隨處便溺的權利,路過的市民就會夾份20元至500元,賄賂遊客忍一忍。遊客有賺,市民又有賺,是有效率的結果。相反,若果市民有禁止隨處便溺的權利,遊客唔肯付出超過20元購買一時的方便,結果亦係要忍一忍。無論隨處便溺的權力誰屬,透過市場交易達到同樣結果,是高斯定律(Coase Theorem)的一個含意。
不過,剛才講的例子假設交易費用為零:遊客可以跟市民好冷靜咁討價還價,路過的市民又肯乖乖夾錢,但現實並非如此,好難想像遊客會同市民交易,亦難以防止市民扮唔知留待其他人夾錢。高斯定律另一更有意思的含意,係交易費用不菲的情況下,權利誰屬結果大有分別。例如,遊客有隨處便溺的權利,市民賄賂不成,遊客得到的20元價值比不上市民500元的總損失,問題一發不可收拾也。
隨街掉垃圾又好,隨處便溺又好,受害的人數眾多而分散,交易成本較低的解決方法,本來係由政府執法,透過罰款阻嚇越軌的行為,減低市民的損失。問題係遊客跟市民唔同,未必會再到香港,罰款走數可能冇乜後果。
遊客人數少,隨處便溺好少見的話,有限執法的安排唔成問題,弊在隨住自由行人數愈來愈多,市民行街視覺或嗅覺受損的機會愈來愈高。假設自由行遊客平均質素佳,只有0.001%有隨處便溺的行為,一年1,000萬遊客中有100人,一年3,000萬遊客中就有300人,大大增加係香港呢個彈丸之地目睹隨處便溺的機會。
結果,係迫使一些市民「以暴易暴」,你有你隨處便溺,我有我拍照公諸於世,令本來已沸騰的中港矛盾再次升溫。

香港政府權力有限,提一提入境稅都引來特首斥責,同時又好難要求香港人忍耐一下,為四大支柱之一「包容」一下隨處便溺等行為。唯一的希望似乎係中央政府縮減自由行的規模,令街上遇到屎溺再度成為罕見現象。

美國維珍尼亞理工大學經濟系助理教授

Friday, April 25, 2014

環境局想電力市場引入甚麼競爭?

免費早餐 - 徐家健
環境局想電力市場引入甚麼競爭?

2014年04月25日

個多月前環境局就未來發電燃料組合展開公眾諮詢,諮詢文件提出的「發電能源組合」AB餐,A餐是從內地電網買電,B餐是輸入更多天然氣作本地發電。A餐B餐點去揀?環境局局長嗰頭話對未來發電燃料組合方向持開放態度,但嗰頭又講A餐能源較多元化兼電價或較平穩。轉頭更忍唔住加多句,A餐有利日後引入競爭。
說穿了,AB餐其實是兩個「發電來源組合」,一個是利用南方電網的「西電東送」,一個是配合中國石油的「西氣東輸」。這樣二選一有三奇:第一奇,是活躍於內地的環保團體跟局長一樣對A餐情有獨鍾,一聽見內地有水電便忘了準賣家因為大量燒煤一直是空氣污染最嚴重的大國。第二奇,是以B餐價錢相若的電價去買可靠度是每年停幾個鐘的南網電力,在諮詢文件只輕輕一句「預期其可靠性應可透過技術方案、電力供應商與買家之間的商業合約和政府間的承諾來保證」帶過,而環境局的預期,卻上星期被傳媒發現是基於一份由與南網關係密切的研究院所做的顧問報告。至於第三奇,是局長口中的「引入競爭」,與我認識的經濟競爭是兩回事。
有競爭就有進步,是淺見。競爭根本無處不在,只不過形式多姿多彩:權力鬥爭是競爭,走後門也是競爭。權力鬥爭可以鬥過你死我活,貪污走後門亦怕摸錯門路。價高者得卻是唯一不會導致經濟浪費的競爭準則,因為只有價高者得是透過你情我願的交易來促使競爭者以增加生產來取得勝利。應用在電力市場上,我理解的以市價定勝負是這樣的: 「西電東送」好, 「西氣東輸」亦好,叫整A餐B餐的南網和中石油各自出個價,當然亦歡迎不只限內地的其他C、D、E餐來競爭。
環境局的做法,卻是先表面諮詢實際硬推獨沽一味的向內地買電,之後據說與南網商討電價時才以澳門現時每度電0.8元的電價作參考。先鎖定供應商後議價,似乎是政府一貫獨有的「做生意」手法。當年中電花了七年時間研究興建液化天然氣接收站,政府忽然規劃「西氣東輸」,拋下一句「至於向香港供氣供電的具體安排,如價格、供應水平等,將由雙方企業按商業原則商談」後港人便「貴氣」有排你受。你話政府的口中的所謂「引入競爭」,是權力鬥爭或走後門等政治競爭、還是以市價來定勝負的經濟競爭呢?
克林信大學經濟系副教授/香港科技大學經濟系客座副教授

四年後再問:應否起高鐵?

2014年4月25日

4年前的冬天,在金融管理局作訪問學者,住在花園道一家廉價旅舍,每天都要穿梭中環,碰上了當時搞得熾熱的反高鐵運動。那時候剛開始在美國工作,對香港新聞不甚了了,抱的是隔岸觀火的心態,對高鐵事件的背景只有零碎了解。

記得在國金二期冷氣強勁的七十多樓,穿上了在美國從來不會穿的西裝,俯瞰立法會外面密麻麻的市民,隱約聽到口號聲唱歌聲,心態由此起了一點變化,腦海中浮現了許多不懂答的問題。兩年多後成了《信報》專欄作者,更關心香港的政經大事,高鐵事件可能多少有點催化作用。

高鐵是否仍然值得起?

當年的高鐵討論,可總結為兩個數字:669億元的建造費和870億元的經濟效益折現值;成本比效益小,於是高鐵值得興建。

據報道,高鐵因為工程延誤,由2016年推遲至最早2017年才完全通車,建造費用或上調至817億元。假設政府計算的870億元效益正確無誤,通車推遲一年半載的結果是什麼?效益既然是折現得來,延遲通車相信會降低經濟效益:以50年的營運期計算,延期大約一年,2016年的得益沒有了,換來的是2066年的得益;前者距今只有兩年,效益只要打幾個百分比的折扣,但後者距今50多年,折現後相比下,可能是個小數目。

算進延期的影響,經濟效益還剩下幾多?比高於817億元的最新成本高多少?還是離奇地會比原本的870億元要高?

運輸及房屋局2009年11月的《可行性評估》和雷鼎鳴教授於2010年1月於本報刊登的「應否建高鐵?算一盤高鐵賬」,都有解釋870億元經濟效益的計算方法,但我沒有足夠資料,不能把原來的計算複製(replicate)一次,算不出延期的影響。有數據在手的政策局有責任將經濟效益重算一次,與最新的造價再作比較,跟市民交代高鐵到底是仍然值得起、打個和,還是一盤賠本生意。

讀者要留意:成本上調,經濟效益亦可以上升。提升對未來內地人口、經濟增長的預測,增加預期的旅客人數,經濟效益要幾多有幾多。當局重新估算,改變假設要有合理理由,更要考慮到未來自由行縮減的機會(如取消一簽多行)。同樣道理,成本只是「暫時」上調至817億元,當局除了考慮「高客流情況」,亦要作「高超支情況」下的最壞打算。

其實,政府工程過去的超支劣迹有史可考,計算成本效益有必要把超支的風險考慮在內,算出過去超支佔原來成本的平均比重,稱之為「超支百分比」。這個數字可作為日後成本效益計算的參考:工程抵做,效益要高於算進這個百分比的成本。例如,當年估算的870億元除以669億元是1.3,若政府過往的「超支百分比」是三成以上,工程的價值就有疑問了。

四年前沒有「經濟3.0」,沒機會參與高鐵的大辯論。回首當年,不想做事後孔明,只想補問三個今天仍有意義的問題:

今天要補問的三個問題

一、《可行性評估》為2016年計算出的99000乘客量中,有三成為非香港居民,隨着旅遊愈趨方便和兩地人口增長的差距,非香港乘客的比例只會在未來50年愈來愈高。香港人「夾」817億元,得到的效益佔多少?何以港人要出錢為內地乘客節省時間?4年前中港矛盾未算激烈,今天當局卻有需要解答這個「本土」顧慮,計算出經濟效益的兩地比重。

二、根據《長遠財政計劃工作小組報告》,香港未來的人口老化嚴重,工作人口比例愈來愈低;若然如此,未來50年會乘搭高鐵的香港市民,其中公幹(時間成本較高)的比例有多少?退休人士(時間成本較低)北上觀光娛樂的又佔多少?乘客的年齡分布,對經濟效益的估算有極大影響。

三、高鐵增加內地旅客造成的「間接經濟效益」,多少來自「製造就業」,多少轉化成西九舖位業主的資產價格?經過本欄的長氣解釋,讀者都明白在低失業率下,「製造就業」不過是低技術勞工轉行,得益相比業主要少得多。再者,大量旅客造成的擠迫,50年內造成的社會成本又有多少億元?

作者為維珍尼亞理工大學經濟系助理教授

Wednesday, April 23, 2014

未有結構性財赤 先有結構性超支

2014年4月23日

港府會否出現結構性財赤,最快要7年後才有答案。香港基建的結構性超支,卻不怕風水佬呃你十年八年。從西九、港台新大樓、到蓮塘口岸等多項大型政府工程,每次數以十億的超支都是傳媒關注的新聞。近期最矚目的,莫過於連政府也稱「感到非常驚訝、意外」的高鐵工程延誤而導致可能過百億元的超支。

興建高鐵當年已是爭議多多,造價由最初395億元一年間上升至669億元,現在有傳媒估計造價可能要再增加148億元,加上因工程問題延誤通車一至兩年帶來數以十億元計的經濟損失,分分鐘令最終成本超過原先政府估算的870億元經濟利益。何解政府大型工程連連超支?

政府基本工程開支現時只佔GDP約3%,長遠財政計劃工作小組預計基建開支將會以每年7.6%增長,到30年後升至佔GDP逾7%。同欄的梁天卓曾質疑高鐵和沙中線後,還有什麼大型項目令政府陷入結構性財赤?我沒有政府專家的水晶球,但只看眼前的事實都知道,要預防結構性財赤,先得杜絕結構性超支。大白象工程主要是政治問題,經濟學的成本效益分析(Cost-and-Benefit Analysis)有時可以被利用來推波助瀾。至於對有足夠政治支持的基建工程,怎樣透過合約安排來控制成本和減少延誤,都可參考外地的經驗。

工程鬥平又鬥快的競投方式

公共採購(Public Procurement)在不少地方都是大生意,包括香港毋須負擔的軍事開支,公共採購佔先進國家的GDP可達10%至15%,因此一直是經濟學界熱門的研究題目。我當年在研究院差點便選了公路工程投標為論文題目,後來發現類似的文章已剛剛發表過才放棄。今天做梁天卓的替工,正好向大家介紹他論文老師Patrick Bajari近期的研究成果。

公路工程延誤對交通造成的影響,隨時比高鐵工程延誤帶來的不便嚴重得多。有見及此,美國政府在一些地區批出的公路合約,過期完成工程要遭罰款。所謂的A+B投標方法,是競投工程合約的公司在投標時除了造價要鬥低,還要自設期限鬥快完成工程 。但怎樣在鬥平和鬥快之間取得平衡呢?一個有效率的投標方法,是以工程延誤對社會帶來的經濟損失來決定競投時鬥平和鬥快的比重,工程延誤的經濟損失愈大,鬥快的比重便愈高。換句話,只有在工程延誤不會為市民帶來不便的情況下,傳統的價低者得競投方式才合符經濟原則。

除了鬥平又鬥快,成功投得合約的承建商假如未能如期完工,要罰;但如果在限期前完工,要獎。獎和罰的多與少亦是基於工程延誤對社會帶來經濟損失的水平來決定。梁天卓的老師Bajari分析了加州運輸部2003年至2008年批出過千份公路合約,結論是鬥平又鬥快的A+B競投合約方式,比傳統只鬥平的方式令工程進展加快了30%至40%,而工程完成的平均時間只是政府工程師原先估算的六成左右。雖然A+B競投合約方式下的工程造價一般比傳統方式的略高,但加快工程進度帶來的經濟效益遠超略為提升的工程造價,因此新的合約安排對整體社會有益。【註】

政府如何認真考慮外國經驗

直至2013年10月,高鐵已批出超過30份工程合約,合計總值超過400億元。根據政府資料,港鐵的採購和招標程序符合世界貿易組織《政府採購協定》的相關規定,而高鐵項目的合約亦採用相同的招標程序。成本控制方面:「港鐵公司已設立鼓勵節省成本的機制。於招標過程中,招標者可另行呈交效益更佳及╱或成本較低的建議方案。於建造工程進行期間,港鐵公司、其承建商、供應商及相關政府部門會進行價值工程檢討會議,以識別及評估既可節省成本而又能達致相同甚至更佳效益的機會。這些機制有助減低高鐵香港段項目的整體成本,路政署的代表亦會參與。」

高鐵究竟怎樣批出這超過30份工程合約?這超過400億元的工程合約內容究竟又是怎樣?政府資料沒有清楚指出符合世貿標準的招標過程有否考慮「鬥快」這個元素,亦沒有說明合約有否提供盡早完成工程的誘因,更沒有解釋超支由誰負責。想杜絕結構性超支,政府可先認真參考經濟學者分析外國怎樣以簡單透明的合約安排,來控制成本和減少延誤。

【註】Gregory Lewis & Patrick Bajari, 2011. "Procurement Contracting With Time Incentives: Theory and Evidenc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26(3), pages 1173-1211.

克林信大學經濟系副教授
香港科技大學經濟系客座副教授

從盛事基金看出的經濟智慧

免費早餐 - 曾國平
從盛事基金看出的經濟智慧

2014年04月23日

佛利民講過「沒有免費午餐」,亦提出過四種不同使錢方法的獨到見解:你自己使自己錢,自然會想清楚到自己想要甚麼,亦會精打細算格價,希望將每一元都用到盡。你使自己錢落別人度,好像幫朋友買禮物,雖然不會亂花錢,但未必買到朋友的心頭好。你使別人的錢落自己度,就像開公數食飯一樣,當然會善待自己,平時唔捨得開的靚酒都會飲番支,懶得格價。最後,你使別人錢落別人度,事不關己,當然懶理使錢到底買到甚麼貨色,亦不會為價錢煩惱,跟合埋眼入舖頭亂購物一樣。

佛利民想講的,是政府花錢往往同第四種情況一樣,造成浪費。今次的盛事基金事件,據報道還有第三種使錢方法的痕跡,懷疑以納稅人的錢作政治用途,有益自己友之嫌。
經濟學的最基本假設,就是局限下的極大化(constrained maximization)。聽來好像好深奧,道理其實好簡單:人皆自私,都想爭取最大的利益(金錢、名譽等),但同時又面對各種局限(法律有所規管,收入、時間、資訊亦有限)。局限不同,人的行為因而改變。政府近年因水浸而設立大小基金,有各種冠冕堂皇的目標,但由於基金非牟利,自私的主事人唯有向其他目標打主意:關照友好團體、為自己增加政治本錢、滿足個人嗜好等行為,在經濟學者眼中是「人之常情」,關鍵在制度、傳媒、法律有幾大約束。若果基金搞的活動有幾少人參與都對主事人冇影響,人數多又唔會升職加薪,基金自然懶理活動的效果,「盛事」「傻事」都一視同仁了。
我不是「經濟學原教旨主義者」,不認為所有政府支出都是浪費,重要的是看市場和政府的效率:有時由市場解決容易些,有時由政府出馬又比較方便,要睇個別情況,就事論事的比較成本效益。就像今次盛事基金這單新聞,要問的是基金已花費的一億元到底有幾大回報,以及同一筆錢落在市民之手效果又如何。一億元除以700萬人,每人分到十幾元,市民自己使自己錢效果會點?當中有幾多市民肯出錢來睇板球睇舞獅?還是貼錢先至願意去?

強烈反對政府派錢的市民為數不少,不知道在盛事基金一事上又有甚麼看法?
美國維珍尼亞理工大學經濟系助理教授(http://www.facebook.com/economics3.0)

Friday, April 18, 2014

人聽你又聽 人拍你又拍?

2014年4月18日

香港藝術節上月結束,見Facebook朋友們拍照「打咭」兼議論紛紛,可惜自己身在美國無緣參與。市民踴躍買飛欣賞藝術,倒令我想起兩個經濟學問題。

我是半個古典音樂愛好者,無論身在香港或美國,有機會都會去聽音樂會,感受一下跟聽唱片不同的現場氣氛。

聽眾識定唔識?

古典音樂會的票價,跟表演樂團或演奏者的名氣當然有莫大關係:不知名的樂團或半紅不黑的演奏者,最貴的票可能只賣數百元;名氣大的,隨時賣到數千元,「山頂位」也要好幾百元。質素愈高票價愈貴,本來合理之至,問題是,古典音樂不同演奏者之間的微妙分別,有多少個聽眾能分辨出來?

食客除了個人喜好,大概都能說出食物質素的高低;某部電影是否夠娛樂性、劇情是否緊湊等,觀眾都能大概講出個所以然來;雖然未必了解最新時裝潮流,但大部分人都有能力辨別出不同牌子的服裝之間在質料和剪裁上的分別。古典音樂(或如舞蹈等藝術表演)的獨特之處,在於同一作品不同演繹之間的分別對大部分聽眾(觀眾)來說不明顯甚至近乎零,只有專家或資深愛好者才聽(看)得出高下。

舉個例說,好幾年前《華盛頓郵報》找來著名小提琴手Joshua Bell,在華盛頓一個繁忙地下鐵路站內用他那支價值連城的小提琴演奏了大半小時【註】。話說這位名家數天前剛開完一場音樂會(演奏的作品跟地鐵演出的幾乎一樣),門票「閒閒地」1000、2000元,在車站內免費為市民演出,照理市民就算要趕返工,都會停下來聽幾分鐘享受如此高價值的演奏。誰知大半小時之內,絕大部分的市民都當佢透明,間中更有人當Joshua Bell是街頭賣藝者施捨一元幾毫,到最後才有一位市民認出他是名家(不知是認樣還是認聲)!

有趣的是,華盛頓是美國高雅文化的重鎮,當時路過的千多人中,相信不少是古典音樂愛好者,經常以高昂的價錢買票聽Joshua Bell這水平的演奏者。不同場景下,面對同一位演奏家,聽眾竟有截然不同的行為!

讀者可作另一測試:找一首著名的樂曲,比較數張唱片不同的演奏,撇除不同的錄音質素,有多少個聽眾可分得出邊隻打邊隻?同樣道理,試想像Joshua Bell開音樂會,但要「落幕」演出,聽眾只能聽不能看。若果台上換了名氣不夠大、技術次一級的小提琴手,台下有幾多聽眾會聽得出繼而大叫回水?

到底音樂會票價的高低是源自質素的差別,抑或是聽眾人云亦云?付出高價錢是為了在音樂廳to see and to be seen,發放「我識嘢」的訊息?還是高票價反映了睇明星「一睹風采」的價值?

聽眾企定唔企?

另一個有關音樂會的現象,是所謂的起身鼓掌(standing ovation)。音樂會完結後,除非質素差得太離譜要報以噓聲,觀眾一般會拍掌;若果演奏精彩,觀眾更會起立致敬,大叫encore。起身與否,跟文化差異有點關係:美國的聽眾熱情過頭,起身鼓掌幾乎是指定動作,分別是拍掌時間的長短;香港觀眾一般較冷靜,起身拍掌較少出現。

有趣的經濟學問題是,若果觀眾對音樂了解不深,會否出現「係又企唔係又企」的現象?若果大部分聽眾其實都聽得一頭霧水,很辛苦才捱完演出(如某些當代音樂),但見有人起身拍掌,又會否在群眾壓力下,怕別人認為自己「唔識嘢」,於是起身拍埋一份?若果你是新晉演奏者,想「做媒」找人帶頭起身拍掌(英文叫作shill),應該讓「媒」坐在前排還是後排?講到尾,起身鼓掌跟演出的質素到底有多大關係?

起身與否,要視乎身邊其他人的行為,而不同人掌握的資訊又有分別(有門外漢,亦有專家),互相影響之下的關係其實複雜無比,不容易推論出整體的結果。

從微觀動機推演出宏觀行為的研究方向,始於2005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謝寧(Thomas C. Schelling)30多年前的著作 Mircomotives and Macrobehavior,到今天已發展成經濟學中的一個小分支。由這個起身鼓掌問題(standing ovation problem)引伸出來的數學模型應用甚廣:從犯罪到搞群眾運動(如佔領中環),都有起身鼓掌的互相影響、人做我又做等性質。

註 讀者可到https://www.youtube.com/watch?v=hnOPu0_YWhw觀賞這有500多萬點擊率的片段。

作者為維珍尼亞理工大學經濟系助理教授

Wednesday, April 16, 2014

沒有免費教育這回事

免費早餐 - 徐家健
沒有免費教育這回事


英語free這個字,意思是免費,但亦可解作自由。你手上的免費報紙不用俾錢買,但爭取新聞自由從來都要付出代價。免費與自由,是兩個截然不同的概念。要自由選擇學校,就不要免學費的學校。天下間,其實從來沒有免費教育這回事。

看到「幼稚園被逼遷」一則新聞時身在美國。那幾天,應自由基金會邀請到美國出席一個紀念產權經濟學之父艾智仁100歲冥壽的研討會。艾智仁教出了一個張五常,今天港人對產權及市場的認知,要多得艾智仁。大家都聽過「沒有免費午餐」這句老話,「沒有免費教育」卻原來出自艾智仁。當香港傳媒熱烈討論逼遷幼稚園的業主是如何無良,我在美國與張五常的幾個師弟試圖回答艾智仁半個世紀前的問題:What Price Zero Tuition?

事緣半個世紀前,美國加州大學零學費的爭議。艾智仁當年強調,因為辦學有成本,即使學費是零,我們從來有的都只是資助教育。正名不是吹毛求疵,強調「資助」而非「免費」,不能不問資助誰來埋單? 亦不可不知資助方式是間接透過津貼學校,還是直接資助學生?從美國州立大學到香港的官校津校,資助都是由納稅人埋單。資助教育,都是納稅人間接透過津貼學校來資助學生。大學零學費的壞處,是把財富從上大學比例低的窮等人再分配到上大學比例高的有錢佬。政府津貼辦學團體而非直接資助學生,就是剝削學生及家長作為消費者的自由選擇的權利。

資助每位兒童都要上的幼稚園理據可能充分些。但不要忘記,教育界同工及政客趁機力推的「十五年免費教育」,始終是把財富從沒有孩子的家庭再分配到孩子多的家庭。而同一班人同時又乘機建議取消學券制,正正就是要剝削學生家長作為消費者的選擇權。

反對只適用於非牟利幼稚園的學前教育學券計劃的教育界人士竟然話:「幼稚園只提供家長想要的東西,但這不一定就是優質教育。」實情是世事都被艾智仁看透了,教育一係俾埋單的學生家長控制,否則就交由政客用政治方法決定。

透過津貼辦學團體的所謂「免費教育」,是漠視家長需求而又容許學校權力不斷擴大的教育制度。曾得到一些教育界人士支持的教改究竟改成點,大家有眼睇。國際學校有能力出高價租舖辦學,反而是因為有家長願意出高學費購買他們想要的優質教育。

克林信大學經濟系副教授/香港科技大學經濟系客座副教授

再談自由行誰得誰失

2014年4月16日

自由行政策在沙士後無疑能為當時低迷的香港經濟注入不少動力,但這政策近年卻惹來不少批評,其中一個是大量自由行旅客來港所帶來的擠擁問題。我自小在北區長大,對自由行所帶來的影響感受尤深。

約兩個月前在本欄曾撰文,探討現在自由行政策誰得誰失,意想不到在網上引起了一些迴響【註】。我不是什麼才子,能引起迴響的當然不是因為小弟的文筆出眾,而是一幅圖,一幅顯示在自由行實施後零售舖位租金增幅便大幅拋離普通打工仔(包括零售業內的銷售員)薪金增幅的圖。

零售舖供應不足政府有責

自由行無疑為香港的經濟帶來一些利益,但那幅圖顯示的是,政策帶來的收益分配十分不均。為何自由行收益的分配會集中在零售店東主,而不是普通打工仔?我不只一次在這裏說過,自由行政策本身沒有問題,正如我們不會阻止買賣雙方都自願的交易,但是政府的土地政策沒有予以配合卻是問題的所在。

正如我在前文指出,香港只有不足1%(4平方公里)的土地是用作商業用途,而這數字在近年的增長亦十分少。當自由行旅客屢創新高的同時,零售商舖沒有相應地增加,結果很自然是零售店租金被搶高:假如你幸運地在多年前買下旺角某一地段的零售舖位,一直將之租予一間地道的士多,現在一間大型珠寶店以數十倍租金想租下你的舖位,你也很難拒絕吧?

這裏的問題是,因為零售舖供應沒有增加,於是租金被搶高,同時,因為整體零售舖的面積沒有增加,這些零售舖能容納的銷售員數目不能大增,於是零售業對銷售員的需求亦不會大增,結果自然是零售舖租金增幅大幅拋離包括零售業內的銷售員薪金增幅。

自由行增加多少就業?

零售業對員工數目的需求,在自由行政策後到底增加了多少?我的研究助理在政府統計處找來有關不同行業就業人數的數據,計算幾個主要行業自2000年的就業人數佔總勞動人口的比率【圖】,首先,製造業和進出口貿易的就業人數比例,自2000年起便分別由6%和17%,下跌至約2.5%和14%,反映這兩個行業對香港經濟的影響力日漸下降的趨勢。

另外,部分服務行業的就業人數增長是比較快,兩個比較突出的行業是專業及商用服務(其中包括法律、會計及管理等服務)和社會及個人服務(包括教育及醫療服務),它們的就業人數佔勞動人口比例分別由2004年的7.34%和10.11%,上升至2013年的8.98%和11.96%。不過,要留意的是,兩個行業的就業比率在自由行政策前已有上升的趨勢。

最後,與自由行有直接關後的行業如零售和住宿及膳食服務的就業人數比例只有輕微上升。在零售業裏,可能由於沙士前經濟不景,零售業的就業人數佔勞動人口比例由2000年的6.25%,微跌至2004年的6.06%;在自由行政策實施後,這比率由6.06%微,升至2013年的6.83%。同樣,住宿及膳食服務的就業人數比例由2000年的6.44%,微跌至2004年的6.02%,再在自由行政策後上升至7.11%。

自由行是有增加旅遊業(如零售和酒店服務業)的就業人數,但這增幅是否如政府所說的高,我是有點疑問的。

https://www.facebook.com/notes/經濟-30/自由行政策誰得誰失/284707458346288

作者為香港中文大學經濟系助理教授、亞太研究所經濟研究中心成員

Monday, April 14, 2014

輸入外勞不影響就業?

2014年4月14日

執筆時,是產權經濟學之父艾智仁(Armen Albert Alchian,1914-2013)【小圖】的100歲冥壽。這幾天,我應邀回到美國出席一個紀念艾智仁的研討會,碰到不少張五常教授的師弟,都是「老朋友」。《信報》不少讀者都知道艾智仁與張五常的師徒關係,較少人聽過的是艾智仁一句名言:「就業機會無處不在,只是要獲得所有就業機會的有關資訊並不便宜。」【註】艾智仁的三言兩語,改變了後世對失業問題的看法。

關於香港的就業問題,數周前勞顧會通過讓扎鐵、釘板及水喉工等26個建造業工種加快輸入外勞。根據發展局的資料,目前這26個工種有超過1萬個職位空缺;發展局局長陳茂波一句「輸入外勞不會影響本地工人就業」,輸入外勞再度成為熱門話題。緊隨其後,有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陳家強引用新加坡大量輸入外勞導致經濟增長較香港快做例子,暗示輸入外勞將可能成為紓緩未來結構財赤,以致整體社會人口老化問題的其中一個重要政策方向。

我相信發展局局長應該從未聽過「就業機會無處不在」這句名言,但他那句「輸入外勞不會影響本地工人就業」又是從何說起?根據傳的統經濟理論,由淺入深有以下三個可能。

傳統理論一:工資受壓消費者得益

商界對勞工的需求,是工資愈高,需求量便愈少;倒轉看,增加輸入外勞,工資自然受壓。是的,根據最基本的經濟分析,當外勞可輕易取代本地工人,輸入外勞雖然不會影響本地工人就業,卻會減少本地工人收入。但當勞工成本降低,競爭之下勞力密集行業的生產成本和產品價格亦將隨之下降,這些產品的消費者因此得益。

輸入外勞與否,要平衡整體消費者的得和部分工人的失。

傳統理論二:工人互補的雙贏局面

假設輸入的外勞跟本地工人的能力各有所長,互相不輕易取代大家,更反而有互補作用。在這樣的情況下,輸入的外勞不但能透過降低本地生產成本而令本地消費者得益,外勞亦不會衝擊本地勞工市場。相反,外來與本地工人之間的互補,有助提升本地工人工資。

傳統理論三:自由貿易令經濟轉型

再複雜一點的可能性是,即使外來與本地工人技能一樣而沒有互補作用,輸入外勞仍不會對工資造成壓力。這是傳統國際貿易理論中著名的「羅伯津斯基定理 」(Rybczynski Theorem),這個定理指出,在自由貿易下,輸入外勞不一定會令工資下調,原因是市場可透過經濟轉型,拓展依賴勞動密集的行業增加出口。

香港輸入外勞的實際考慮

以上三個傳統理論的經濟含意,哪一個最能幫助推斷輸入外勞對香港勞動市場以至整體經濟的影響?視乎輸入的究竟是什麼類型和哪個行業的工人。

如果是輸入外傭,工人互補的雙贏局面大家不難明白;但假如輸入建造業工人與本地扎鐵、釘板及水喉工等「爭飯碗」,由於起樓建鐵路不是用作出口,如何平衡整體本地消費者的得和部分本地工人的失,將是個雙方政治角力問題。相比增加移民可能導致「福利磁石」(welfare magnet)的顧慮,輸入外勞的確可能會更有效地紓緩人口老化對勞動市場的衝擊,但香港目前的政治生態,能否容得下輸入更多與本地工人互補的勞動力始終是個疑問。

傳統的經濟理論解釋不了失業問題,因此,這些理論的含意只會是輸入外勞將影響本地工資而非就業。艾智仁改變了後世對「有人冇工做」和「有工冇人做」等問題的看法,關鍵在於訊息費用。想了解「26個工種有超過1萬個職位空缺」所謂何事,要先明白為什麽僱主不索性大幅加人工?答案是,今天香港勞資雙方的訊息不足,除了是市場問題,還有政府久不久便有官員走出來談論輸入外勞,增加了政策的不確定性。

註】(Jobs are always easily available. Timely information about the pay, working conditions, and life expectancy of all available jobs is not cheap.)

作者為克林信大學經濟系副教授、香港科技大學經濟系客座副教授

旅遊業的大餅點樣分?

免費早餐 - 曾國平
旅遊業的大餅點樣分?


根據統計處2012年的最新數據,旅遊業佔本地生產總值4.7%(扣起0.8%的外訪旅遊後,入境旅遊其實只有3.9%)。相比金融服務(15.9%)、質易及物流(24.6%)和專業及其他工商業服務(12.8%),旅遊業的貢獻明顯比較低。不過,香港同年的生產總值有2萬億港元,旅遊業4.7%的經濟貢獻都有成1,000億,不是一個小數目。

統計處又話俾大家知,旅遊業就業人數喺2012年約有25萬人。1,000億除以25萬人等如40萬港元一年,即3萬幾人工一個月,豈不是十分吸引、前途無限?

非也,旅遊業除了靠勞力(導遊、酒店招待員、餐廳侍應等),同樣重要係要有地方:金舖、藥房、酒店、時裝店不是虛擬商戶,都要靠舖位開門做生意。勞力要加上舖位同其他「生產要素」,香港旅遊業的優質服務才能成事。換句話講,1,000億的大餅要由有份造就旅遊業的各路人馬去瓜分。

點樣分?相比其他專業,旅遊業大部分的工作入行門檻較低,所需技術多數唔使進修幾年才學到,而且不少是兼職性質,方便家庭主婦或暑期工客串。用經濟學的術語,旅遊業的勞力供應彈性(elasticity)非常高,多出一點錢就能吸引其他低技術勞工入行。

員工提供勞力的同時,業主亦要提供舖位成就旅遊大業。同勞力啱啱相反,舖位的供應彈性非常低:連小學生都知,香港土地供應短缺,「地少人多」的情況下土地相當珍貴,連特首都要「搶地」起樓。自由行增加對舖位的需求,結果不是業主爭崩頭提供地方做生意,而係舖位租金大幅上升。

一個彈性高、一個彈性低,經濟現象係低技術勞工多年來薪金升幅甚低,但又時時聽見七位數字的旺區租金。

升幅有分別之餘,今天的1,000億中到底勞工又分到幾多?保守估計旅遊業平均的人工有15,000元,乘以25萬就業人數,每年就等如450億元的人工,剩低的500幾億相當的部分都係舖位的租金。一個人多數只係做一份工,一個業主的一間舖卻可以服務多好多倍的遊客(兼且一個業主可以擁有幾個舖位),將分餅仔的價值轉化成人均數字,相信每位「資本家」的得益同每位「勞動人民」的差別會更加巨大。

業主手持舖位賺大錢,同打工仔為旅客服務攞人工一樣合情合理。問題係政府同利益團體唔可以只提自由行點樣製造就業,亦要承認自由行好大部分的利益落入舖位業主之手。

美國維珍尼亞理工大學經濟系助理教授

Friday, April 11, 2014

大學銜頭決定教學質素?

2014年4月11日

本地傳媒一般稱在大學工作的教研人員為「學者教授」,這個稱呼勝在簡單直接,但弊在太過籠統,把大學內五花八門的職位一窩煮,隨時引起誤會。

「學者」一詞,是指從事學術研究的人,他們不一定要在學院內工作,但要就某些學術問題有其獨特的觀點和發現,並以學術文章或專書形式發表;只在大學教書但沒有從事研究工作的(報紙專欄文章不算),冠以「學者」頭銜有點不妥當,稱為「知識份子」反而適合得多。「教授」一詞亦有同樣問題:正教授、副教授、助理教授一概包括在內,講師、兼任教授、客座教授亦並列其中。

讀者不要誤會我有什麼「銜頭情結」,義正詞嚴的要求別人稱自己為「教授」。老實說,除了工作需要以銜頭唬人(如本欄的作者簡介),日常生活中我最怕學生、朋友以什麼「教授」、「博士」稱呼,聽來老氣橫秋,反而喜歡大家以英文別名打交道,感覺平等、隨意得多。

終身職與非終身職之別

提到大學銜頭之分,是為了指出不同職級的責任大有差別。經濟學告訴我們,面對不同的局限、誘因,人會作出不同的行為,學者教授也不例外!

大學教職員可粗分成兩類:終身職或終身職軌(tenured or tenure-track)為一種,非終身職(non-tenure)為另一種。

前者的主要職責為研究,剛畢業的博士成為終身職軌的大學職員,一般有6年時間「證明身價」,重量又重質的在學報發表文章或出版學術著作,過着所謂不出版便完蛋(publish or perish)的生活。6年快將過去時,經過校內校外的專家高層一輪又一輪複雜的評審,過關的就成為有終身職(tenured)的大學職員,大學如沒有特殊理由(如學系倒閉)不能解僱。過不了關的,就要另謀高就,或到另一家大學「重頭來過」,或轉為教學型的職員,或到大學以外謀生活。終身職評審要求中,研究佔的比重極大,教學質素反而是次要。

雖說終身職等如鐵飯碗,但以我較熟悉的美國大專教育來說,亦有制度的安排令有終身職的員工努力向上。若果大學有人工加,加幅又一般與近年的教研表現掛鈎,在通脹下教研都交白卷的員工會變相被減人工。研究出眾的終身職員工,更會有其他大學以高薪招攬,有籌碼跟所屬大學討價還價。

至於非終身職,一般為合約聘請的大學職員,以講師(lecturer)為最常見的例子,這類職位薪金平均較低,每年教的課比終身職或終身職軌的同事要多,但對研究成果的要求就相對較寬鬆,甚至全無要求。非終身職的職員續約與否,教學質素是重要的指標。

非終身職教師教學效果較佳

哪種大學教師教書教得比較好?半年前的一項經濟學實證研究【註】,問的正是這個簡單但不容易解答的問題。這項研究源於美國名校西北大學一位本科生數年前的畢業論文,後來加入研究的兩位教授之中,其中一位更是西北大學的校長(本身亦是一名經濟學者)。

問題不容易解答是由於數據難尋,但既有校長幫手研究,數據也就不成問題。研究的取樣是2001至08年西北大學15000多位的本科生,遍及不同學系,每人的選課、成績都一清二楚。研究的發現一點也不意外:相比由終身職或終身職軌職員執教的課,學生修過非終身職職員的課後,繼續修讀有關課程的機會較高(亦即學生對學科的興趣有所提升),往後的考試成績亦有較大進步。不過,研究結果有兩個重要的例外:第一,研究只考慮由一年級修讀的導論課,較高程度的課不包括在內;第二,對資質較好的學生來說,兩種教師的教學效果沒有明顯的分別。

教學和研究是沒有必然關係的兩種技能,教學出色的不一定有研究的才能或興趣,研究得心應手的又可能視教學為畏途。經濟學中的「比較優勢」概念在日常生活中應用甚廣,但大學裏教研職責的安排往往未能物盡其用。終身職或終身職軌的職員研究有看頭,其教學質素「碰巧」又高,當然皆大歡喜,但通常職員為了出版不致完蛋,教學就難免「是是但但」,照讀PowerPoint、N日後才回覆電郵等招數盡出,教學雙方一齊受罪。

註 David N. Figlio, Morton O. Schapiro, Kevin B. Soter (2013): "Are Tenure Track Professors Better Teachers?" NBER working paper, no. 19406.

作者為維珍尼亞理工大學經濟系助理教授

懂經濟的咁睇民調數字

免費早餐 - 徐家健 

我熟悉的芝大經濟學傳統,一向輕視民調。輕視的原因與民調科學與否無關,而是因為經濟學有興趣的是了解人類行為。你會問,說話不也是一種行為嗎?是吧,但從「講就兇狠」到「talk is cheap」,中外皆如此。這樣看,特首民望究竟是平均分數47.5分,還是評50分以上的比率就是62%,都係講吓睹,吹吹水有咩所謂?民調值得討論,前提是受訪者言行一致。

可能是對港人言行一致有信心,本地幾位活躍於評論界的經濟學者先後就一場「民調風波」作出回應。練乙錚教授質疑「六成二給特首打50分或以上」犯了抽水、概念僭建、打茅波、和統計學上未經加權處理一共四宗罪。其中問題最嚴重的,是把代表支持程度「一半半」的50分答案解讀為「合格」。

關焯照教授同樣批評62%合格的統計結果偏差,並建議採用中位數(Median)或截尾均值(Trimmed mean)等統計指標,剔除極高或低評分部分。聽唔明唔緊要,因為這些批評主要是針對統計甚至定義上的問題,都沒有錯,只是欠缺經濟內容。
懂統計的不一定識經濟,但懂經濟的都需要識統計。同事雷鼎鳴教授的意見跟之前兩位學者不同,他認為只要數據可靠,兩種統計分法都對。雷教授認為第一種以平均分作準的方法把回應者對特首觀感的強烈程度加了進去,可以多提供對他支持度的信息。而第二種只問合格是否過半數的方法,適用於預測投票結果。

認為兩者都對又或兩者皆錯,反而可能有經濟內容。我所指的經濟內容,是統計數字能否幫助推測市民行為?假如要推測今年七一上街人數或佔中等所謂「激進行為」,把這批張志剛口中「惡之欲其死」的極端10%剔除當然是掩耳盜鈴的做法。但當問題是要預測「和理非非」的普選結果,這又代表62%這統計數字比47.5分有用嗎?不一定。即使不管競選對手是誰、亦不論每位受訪者是否會去投票,答「一半半」支持的人怎樣投只有天曉得。而打分極低或極高的人,亦可能是最積極遊說朋友、動員群眾、甚至找出「惡之欲其死」一方的黑材料來影響選情的人。

改變歷史的一般不是牛頭角順嫂,歷史往往是由統計學上所謂的「離群數據」(outliers)所寫。懂經濟的人,關心的不應只是哪種統計方法才對,而是哪種統計分法最能幫助解釋某些重要的社會行為。
克林信大學經濟系副教授/香港科技大學經濟系客座副教授

Wednesday, April 9, 2014

是搖擺不定還是靈活變通?

2014年4月9日

我不是一個電視迷,尤其是近年公私兩忙,看「膠劇」的時間其實少之又少;加上外國的電視節目質素實在好得出奇,王維基能否成功開台,其實與我沒有什麼切身的關係;但去年發牌「三揀二」,到最近通訊辦和通訊局「搬龍門」,這已不是單純的「我們是否有看電視的權利」的問題,而是牽涉到香港整體政策環境是否有利投資的問題。
我對資訊和創新科技的行業略有研究,知道這些行業的一個特點是固定成本佔總成本比例要比其他行業高;在固定成本高昂的行業,投資者將更謹慎地注視投資環境,這是因為覆水難收的成本佔固定成本的百分比不低。

政策穩定對投資十分重要

再用上周魚蛋檔的例子,如果食環署捉到小販後把小販車充公,那麼,投資在小販車的金錢是覆水難收的固定投資,魚蛋檔老闆在決定是否開檔或會否把小販車裝飾得美侖美奐時,肯定考慮食環署執法的一貫性。

小販車的固定投資可能只是一千幾百元,但電視台的固定投資則動輒過億元,政策穩定性對電視台投資的重要性可想而知。

其實不只是電視業或創新工業,近年政府各項政策都使人有點搖擺不定的感覺,一個明顯的例子是樓市政策。眾所周知,梁特首是測量師出身,在大眾眼中他可算是個樓市專家;在兩年前那場我沒有份投票的特首選舉中,梁特首的民望在選舉後期不斷上升,除了有賴於對手不斷爆出醜聞外,他決心打破地產霸權的形象亦功不可沒。

樓市政策搖擺不定的影響

可想而知,樓市政策是他任內各項改革的重中之重,所以,在梁特首上任以來,「成熟一項推一項」的政策又以樓市政策為多,隨便想到的有「港人港地」、增加額外印花稅的「雙辣招」、俗稱「白居二」的白表免補地價購買二手居屋措施、公屋私樓比例要達到6比4,以及未來10年樓宇供應要達至47萬伙等等。

對於這些有宏大願景的樓市政策,我和兩位欄友早前已發表一些看法,其中有認同的地方(例如增加土地供應是解決樓市問題的治本之法),亦有很多不同意的地方,在此不贅。這裏我想點出的是,梁政府的樓市政策似乎與通訊局的執法一樣有點搖擺不定。

一個明顯的例子是「港人港地」政策。上周梁特首和陳局長突然異口同聲說政府暫時沒有計劃再推「港人港地」,理由是政策初見成效,樓市已漸漸降溫。不過,有趣的是,他們同時否認已擱置「港人港地」,因為政府可隨時因應樓市情況再啟動有關政策。經過接近兩年的訓練,我相信大家都對現屆政府的語言藝術有相當的了解,但很多人對政府是否已擱置「港人港地」卻仍丈八金剛:究竟「港人港地」是不再推行?還是尚未擱置?

政策推出時大鑼大鼓,暫緩時卻有點突如其來,這當然令人想起董特首時期同樣是突然被消失的「八萬五」政策,美其名這是靈活變通,政策隨推隨收,但外間看來卻有如股票經紀那些「股票價格可升可跌」的免責條款。正如香港電視事件一樣,外間無從知曉政府什麼時候、基於什麼理由推行(或收回)什麼政策。

這樣的政策不確定性對投資買樓或上車自住的市民都沒有好處。一方面是因為大部分人都不喜歡難以預料的事情;另一方面是因為這些政策不確定性某程度上是增加了交易的成本。

更甚的是,政策一時一樣的「往績」將負面地影響政府實行其他政策時的威信:在接近兩年的洗禮後;加上「港人港地」突然被消失後,試問還會有多少人仍然相信政府會(或能)增加土地供應,令未來10年的樓宇供應達到47萬伙?

作者為香港中文大學經濟系助理教授、亞太研究所經濟研究中心成員

等多班車助就業?

免費早餐 - 曾國平

2014年04月09日
第一次在《免費早餐》同讀者見面,有點實驗性質。為友報寫的文章篇幅長一倍,方便深入分析兼引經據典;相反,《am730》讀者多數起身冇耐迫車返工,本欄文章就要盡量簡單直接,務求讀者未瞓醒都睇得明。希望我們能夠慢慢掌握讀者的口味!

講起迫車,一於討論自由行這個熱門題目。
自由行遊客愈來愈多,市民等多班車條氣唔順,局長蘇錦樑解釋話等車其實是捱義氣,容許源源不絕的遊客為香港製造就業。局長的觀點聽落有道理,但其實用基本經濟學分析一下就知道大有問題。
香港自從2003年沙士之後,失業率一直回落到現在的3、4%,近乎全民就業,找到心水好工不容易,但找一份工餬口一定不夠10年前困難。讀者要問,若果自由行規模縮細,從事旅遊業的員工會加入失業大軍,抑或會退而求其次選擇人工較差或不太適合的工作?舉個例,你原本做導遊每月賺15,000元,冇咗自由行要轉行,卒之去做酒樓部長每月賺14,000元。假設兩份工性質相近、同樣辛苦,縮減自由行對你造成的損失為1,000元。根據蘇局長以及不少論者的講法,沒有自由行丟了工作,損失是全數的15,000元。
誰是誰非?答案視乎旅遊業從業員轉工有幾容易,以及旅遊業學習到的技能(如禮貌、外語能力、吹水能力等)在其他行業又幾有價值。「製造就業」的說法聽得多,但背後的假設要搞清楚。
局長講法的另一個問題,是忘記了比較成本與效益。讀者要問自己:若果每日可以等少10分鐘車(即可瞓多10分鐘覺),車廂內又冇咁迫,兼且順便減少中港衝突,你每日最多肯付出幾多錢?10元?20元?100元?問題的答案當然因喜好、收入而異,有高有低,姑且保守估計每位香港市民平均只肯付出每日10元等少班車迫少陣。香港約有370萬工作人口,再保守估計只有200萬要迫車返工,等如每日香港市民總共肯付出2,000萬港元減少擠迫。局長話等車是為了製造就業,是假設旅遊業每日可為香港帶來更多的利益?抑或其實是得不償失,要大部分港人為旅遊業從業員和店舖業主犧牲一下?  

美國維珍尼亞理工大學經濟系助理教授 

Monday, April 7, 2014

反服貿的三人行

2014年4月7日


三位明尼蘇達大學出產的華人經濟學者,對台灣「服貿協議事件」有三種不同的看法。兩個南轅北徹的看法,雷鼎鳴教授的論述強調經濟利益,練乙錚教授的分析不忘政治風險。對「中國因素」或「程序不正義」,兩位前輩有截然不同的理解。對學生,一個說「輿情大比數站在學生那邊」,一個話「學生所要求的毫不尊重人民」。

找個台灣朋友問問,兩位前輩的小師弟許文泰教授表示:「我心裏由衷感激這些學生,也建議反對這次抗議行為的,先確定你知不知道國民黨張慶忠委員做了什麼事情。如果你認為服貿協議是一個行政命令,如果你認為張慶忠委員的所作所為是合理可以接受的,那我沒話跟你說了。」一個台灣人的看法當然不一定反映台灣「輿情大比數」,但最少「毫不尊重人民」的指控是言重了。至於如何平衡經濟利益和政治風險,讀者不要錯過這位明大出產的後起之秀最近在《信報》網上平台發表的兩篇評論文章【註1及2】。

三種不同的看法,反映的正正是雷教授所說的「台灣是個社會撕裂頗為嚴重的地方」。想勝過明大出產的三位華人經濟學者,讓我今天一個人表述從小到大我對自由貿易的三種不同看法。

自由貿易要你情我願

童年時睇金庸,對不被重視的《白馬嘯西風》情有獨鍾。金庸筆下,唐太宗貞觀年間派使者到高昌要他們遵守許多漢人的規矩,當時高昌國的國王卻不服王化:「鷹飛於天,雉伏於篙,貓遊於堂,鼠叫於穴,各得其所,豈不能自生邪?」高昌人也私下說:「野雞不能學鷹飛, 小鼠不能學貓叫,你們中華漢人的東西再好,我們高昌野人也是不喜歡。」主角李文秀說得更簡單:「那都是很好很好的,可是我偏不喜歡。」

貿易再好,自由貿易始終是要你情我願。想了解「服貿協議事件」,要讀兩位前輩的文章,因為他們的經驗比我多。想明白「太陽花學運」,更要讀許文泰的文章,因為台灣不是我們的台灣。以香港小學生的眼光看台灣人反服貿,看到的問題是服貿可能是很好很好的,可是一些台灣人偏不喜歡。

保護主義是情有可原?

18歲讀佛利民,風行一時的《自由選擇》當然不容錯過。既然自由貿易對消費者這樣好,何解保護主義始終比《自由選擇》流行呢?佛利民的答案是,開放貿易有贏家亦有輸家,而這些經濟上的準輸家,卻往往可以在保護主義下變成政治上的贏家。

《服貿協議》牽涉台灣64大類服務行業,其中一些準輸家大力反對政治上情有可原;大學生程度的問題是,從「佔立」學生到「雞排妹」再到許文泰,他們都又是開放貿易的準輸家嗎?不然的話,這些台灣人究竟反什麼?

服貿的政治經濟考慮

長大後,少了書看。增進知識,靠的主要是問同事和做研究。同事Scott Baier是研究貿易協議的專家。他的研究發現一系列經濟因素增加兩國簽訂商品貿易協議的機會,當中包括:(1)兩國之間的距離要近,(2)兩國的規模要接近,和(3)兩國的生產要素差別要大,而這樣些因素,亦正反映兩國增強貿易為消費者帶來的益處要夠大。

但要留意,商品貿易協議跟服務貿易協議是兩回事,商品貿易協議涉及的是削減關稅,服務貿易協議涉及的卻是增加市場滲透,因此,假如兩地的法制系統相差很大,簽訂服務貿易協議的機會便會愈小。

另一個有趣的發現是,大多國家都是先有商品貿易協議,之後才簽訂服務貿易協議的。而我自己做過關於國際政治與國際貿易的研究,發現分析國際貿易不能忽視政治風險,特別是當貿易牽涉具戰略性行業或重大海外投資。當貿易夥伴是個獨裁國家,做生意時就更加要格外留神【註3】。

兩岸的法制系統差別有多大我們心中有數,以實事求是的角度看,為什麼兩岸不先簽訂商品貿易協議?《服貿協議》中的一些行業(如電訊、網絡設備等),又有否牽涉關鍵戰略用途或重大海外投資?這都是我一些相信自由貿易的台灣朋友心中的問題。



註3 Mityakov, Sergey, Heiwai Tang, and Kevin Tsui.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nd Import Diversification.」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56(4), November 2013︰ 1091-1121.

作者為克林信大學經濟系副教授、科技大學經濟系客座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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