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iday, August 29, 2014

賣爆谷者言(下)

免費早餐 - 徐家健
賣爆谷者言(下)

2014年08月29日

平戲飛捆綁貴爆谷,真的是院商以「量度式價格分歧」(Metering Price Discrimination)賺到盡嗎?我不肯定賣爆谷者蕭定一怎樣看,但我認為賣桔者張五常未必同意。

當年IBM出租電腦捆綁出售電腦用的紙卡,芝大口述傳統認為是量度式價格分歧。賣桔者讚「量度式」是神來之見,對「價格分歧」卻不甚同意。原因之一是當年IBM收取的電腦租金很高,紙卡之價卻是微不足道。以價格分歧變相加租,為何不大減電腦租金,然後狂加紙卡之價?更重要的原因,是賣桔者另有維修保養的解釋。賣桔者言:「如果IBM按期出售維修補養的合約,認為自己使用頻密度大幅偏低的客戶會投訴。如果IBM按修理員工的時間收費,究竟時間用了多少、零件之價是否合理等可有爭議。捆綁紙卡,在紙卡之價上賺取一點來幫補租金之外的保養費用,可以解決不同用戶的使用頻密度有大差別的困難。」
從賣桔者的維修保養角度看捆綁銷售,捆綁不是歧視豪客花得起,捆綁是因為豪客難招呼。戲院內食爆谷飲汽水需要戲院職員事後清潔,捆綁爆谷,只是在爆谷之價上賺取一點來幫補票房之外的清潔費用。而扒房裏歎紅酒歎到唔捨得走,捆綁紅酒,亦只是在紅酒之價上賺取一點來幫補翻少張枱的機會成本。
我多年仍未想通競爭之下戲飛捆綁爆谷,究竟是量度式價格分歧,還是幫補清潔費用?隨著經濟學的實證研究一日千里,量度式價格分歧之說已有一定支持。但賣爆谷者說過的「小食部收入一般夠支付所有人工支出」,亦符合幫補清潔費用之說。要分辨這兩個解說不容易,我認為,戲院爆谷一例,假如發現清潔工人工資愈高,戲院觀眾公德心愈差的地方,爆谷便愈貴,便不能抹殺幫補清潔費用之說。至於扒房捆綁紅酒,部分原因其實是揀酒存酒成本不輕,但這解釋不到開瓶費的普及。幫補翻少張枱的機會成本,正是早前Starbucks解釋內地售價高,因中國客人逗留時間長。

好的經濟學舉一反三,現在回答最初問過的兩個問題。問題一,新傳媒如何做到「蝕頭賺尾」?要「賺尾」,一個方法是懂得在新媒體推銷一些大豪客喜歡,而又本小利大的相關產品。問題二,減少中港矛盾的陸路入境稅又怎樣?之前曾國平提出公眾泳池「一泳兩價」,維持香港市容清潔的費用固然要收。至於入境稅,如果加入場費能減少些搞搞震冇幫襯的人而非趕走大豪客,為何不收? 

作者為克林信大學經濟系副教授/香港科技大學經濟系客座副教授

一宗既出世又入世的學術公案

2014年8月29日

一宗既出世又入世的學術公案


剛回美國,就花了幾天時間讀完一本新書《尋覓均衡》(Finding Equilibrium,作者Till Duppe和Roy Weintraub,2014年由普林斯頓大學出版)。手不釋卷,皆因講的是一宗有名的學術公案,有經濟學界的重要人物參與其中,情節有如電影般引人入勝。此書不單是經濟思想史,更探討了學術道德、科研合作、研究成果的發現或發明誰先誰後等問題,對學術有興趣的朋友不要錯過。

這宗公案牽涉的經濟學理論非常「出世」,卻對經濟學和當時有份參與「尋覓均衡」的學者有「入世」的影響。

一般均衡理論是什麼

話說1954年,麥堅時(Lionel McKenzie)在頂級的經濟理論學報Econometrica發表了一篇文章;數月後,阿羅(Kenneth Arrow)和迪布魯(Gerard Debreu)在同一學報亦發表了一篇文章。問題是,兩篇文章的題材極其相似,都以數學證明經濟學中的一個重要論點。

那論點是什麼?先想像一個異常簡化的世界,既有消費者,又有生產商,所有資產為私有。消費者手持一些貨品,亦可以出賣勞力,但不是富可敵國,影響力微不足道,其行為改變不了市場價格;生產商可以投入資源生產物品,但沒有壟斷力量,只能按市價做生意。雙方一樣勢孤力弱,靠買買賣賣互相競爭,兼且沒有政府干預,是個理想的自由市場。

理想還理想,但是否行得通?要問的是,有沒有一系列的市價,可以令所有物品(包括勞力)的需求量和供應量同時相等?

消費者和生產商都滿意這個透過自由市場而獲得的結果,雙方都沒有誘因改變局面,經濟學稱此現象為一般均衡(general equilibrium)。
兩篇文章以高深的數學證明,在一些條件之下,自由市場可以達至一般均衡。

這個理論發現明顯是「小眾興趣」,但對世事卻有影響:今天修讀金融學,其中的一部分內容(例如資產定價的分析)正是由一般均衡的數學理論演變而來。三位主角中,迪布魯受過正統數學訓練,是名副其實的象牙塔理論高手,對經濟學的應用以至現實世界全無興趣,創出的一套理論竟有如此實際用途,是意料之外。

60年前的兩篇文章,造就了兩個諾貝爾獎:先有1972年的阿羅,後有1982年的迪布魯。兩人先後獲獎,都跟他們合作研究的一般均衡理論有關。今天的教科書,大都稱之為阿羅─迪布魯模型(Arrow-Debreu Model)。有同一發現的麥堅時,雖然在行內有點地位,但始終沒有因為其貢獻而獲諾貝爾獎。行內的絕大部分經濟學者只知道1954年阿羅和迪布魯的作品,鮮有聽聞過麥堅時比阿羅和迪布魯出版得更早的文章。

學術研究的馬太效應

後來,學術興趣極廣的阿羅少有涉足一般均衡理論,在多個其他範疇作出重要的貢獻,一直堅持跨學科的研究方法,至今仍以93歲高齡在史丹福工作。麥堅時則繼續在經濟理論上有建樹,並一手創辦了羅徹斯特大學(University of Rochester)的經濟系,訓練出好幾代的理論專家(包括香港好幾位的經濟學者),但一直為這宗學術公案耿耿於懷,於2010年逝世,終年91歲。

迪布魯後來到了柏克萊,繼續其數學經濟的研究,但據說得獎以後受不了傳媒注視的壓力,極為內向的他變得更加古怪、孤僻,晚年時更拋棄家庭跟一位年輕學者移民法國,拒絕再跟妻女見面,於2004年逝世,終年83歲。

總結這宗學術公案,兩位作者找不到足夠證據判斷發現的先後。發現一樣而遭遇迥異,兩位作者提出了馬太效應(Matthew Effect)作解釋。

馬太效應是著名社會學者Robert Merton提出的概念,典出馬太福音第25章第29節:「因為凡有的,還要加給他,叫他有餘;沒有的,連他所有的也要奪過來。」應用到學術研究之上,指的是兩位學者雖有同一科學發現,但其中較有名的一個會得到較多的肯定(credit)。

回首1954年,麥堅時仍未得到博士學位,呆在南方一家當時不算有名的大學教書,是個邊緣人物。相反,阿羅系出名門,指導教授都是大師,在學術界已打出名堂;迪布魯是著名數學家Henri Cartan的學生,先後在多家名校做研究,同樣是經濟學界的明星。馬太效應是否最有力的解釋,還要待經濟思想史家去慢慢探究。

講完故事,有個疑惑。書講的是歷史,「案件重組」主要根據三位主角及其他「涉案人士」的書信、內部文件,是經過長時間翻箱倒櫃的研究成果。今天書信已幾乎絕迹,他日要撰寫學術史還可靠什麼?電郵來往?手機短訊?WhatsApp 對話?

作者為美國維珍尼亞理工大學經濟系副教授

Wednesday, August 27, 2014

賣爆谷者言(中)

免費早餐 - 徐家健
賣爆谷者言(中)

2014年08月27日

上回提到賣爆谷者蕭定一經營戲院之道,平賣戲飛捆綁多賣小吃,學界稱為「量度式價格分歧」(Metering Price Discrimination)。戲院規定觀眾只能幫襯他們本小利大的爆谷汽水,是向這些「捨得睇」的爆谷友變相加票價。倒轉看,戲院其實同時向其餘非爆谷友變相減票價,價格分歧為大小通吃。

同樣邏輯或亦解釋高級扒房歎紅酒,只一買一賣酒價分分鐘mark up幾倍。表面邏輯的價格分歧分析帶出至少兩個問題。首先,同樣去睇戲,為何喜歡揸靚車去的就送免費泊車,鍾意邊吃邊睇的卻要捱貴爆谷?高級扒房想大小通吃,為何「被鋸」的是歎紅酒的而非捱麵包的?其次,為何賣桔者張五常不同意價格分歧的分析?賣桔者又怎解釋賣爆谷者經營戲院之道呢?

回答以上兩條問題,關鍵在於量度式價格分歧究竟要量度甚麼?扒房一例,紅酒要量度的不是哪位顧客喜歡歎紅酒,而是假設紅酒友多數是「捨得食」的大豪客,紅酒要量度的其實是顧客有幾豪。同樣道理,爆谷一例是假設爆谷友是「捨得睇」的大豪客,捆綁爆谷是要令大豪客自我表露身份。試想你邀請你的女神去睇戲鋸扒,女神面前你當然要表現捨得睇兼捨得食,即使戲院扒房未必了解你的深情,為顯紳士風度大豪客是要付出代價的。

假設還假設,如爆谷友並非「捨得睇」的大豪客,「平賣戲飛,多賣小吃」未必是經營戲院之道,是在於如何可向「捨得睇」的大豪客賺到盡,又不流失其他觀眾。平賣戲飛可吸引唔太捨得睇的觀眾入場;多賣本小利大的小吃卻能賺盡大豪客之餘又不得失只為睇戲的其他觀眾。我一位同門師兄做過實證研究,發現對電影可睇可唔睇的觀眾爆谷消費真的不及「捨得睇」的大豪客。當戲院想減價多做生意,能吸引更多唔捨得睇的非爆谷友入場,賣平爆谷不但不會有此效果,反而賺少咗爆谷豪客的錢。量度式價格分歧確是經營戲院之道。至於經營扒房之道,賣貴酒也可能看準可吸引的新客大多不會是喜歡歎紅酒的大豪客吧?扒房紅酒大平賣,只會益咗紅酒豪客的荷包。

做生意幾時「蝕頭」幾時「賺尾」不能亂來。或正因為此,張五常認為「量度式價格分歧」的解說儘管有趣精彩,卻往往是事後孔明。但賣桔者的獨步解說,又能解釋到賣爆谷者言嗎?  

作者為克林信大學經濟系副教授/香港科技大學經濟系客座副教授

淋冰水可拯救孤兒藥嗎?

2014年8月27日


淋冰水可拯救孤兒藥嗎?


一場冰桶挑戰(ice bucket challenge)令大家都對肌萎縮性脊髓側索硬化症(Amyotrophic Lateral Sclerosis,簡稱ALS)有所認識。自7月時一名患有ALS的前棒球員Pete Frates向友人挑戰開始,冰桶挑戰透過社交網絡的傳播一發不可收拾。最近熱潮更席捲香港,一眾高官名人淋冰「找數」變成潮人潮事。

曾國平上周五分析過有關捐錢的經濟學理論。我今日想和大家談談與之有關的孤兒藥(orphan drug)問題。

什麼是孤兒藥?

首先,我們須知道藥廠開發一隻新藥的成本十分高。由於新藥在推出市面前要反覆在動物和人類身上作試驗,當中的時間和金錢所費不菲。有研究抽樣調查數十隻80和90年代開發的新藥,計算出藥廠在一種新藥在拿到美國食品藥物監督管理局(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簡稱FDA)的批文前所花的各項成本可高達8億美元(以2000年的物價推算)!【註1】

為了令藥廠不致血本無歸,現時歐美各地主要是以年期頗長的專利權向藥廠提供研發新藥的誘因。此前我曾在本欄詳述專利制度的利弊。利者,是十多二十年的專利的壟斷能為藥廠帶來豐厚利潤,用以彌補開發新藥時的各項成本。公司能利用壟斷權「大賺特賺」當然不用我多解釋,只要對無綫或港鐵稍有認識的都知道所謂何事。

窮國人民無藥可治病

在專利的市場制度下,藥廠見利忘義實在無可厚非。亦因如此,市面上能醫治一些發達國家的常見疾病(如癡肥和陽痿)的藥物成行成市,相反一些肆虐貧窮國家的頑疾卻沒有藥廠願意投資(最近在西非肆虐的伊波拉病毒便是一例)。

理論上,一種疾病如果在全球都有患者,即使該疾病主要流行於貧窮國家,但藥廠仍可以價格分歧(在發達國家收高價,在貧窮國家收低價)來「賺到盡」補貼研發新藥的成本(當然亦要假設運水貨的成本高昂)。不過,這種價格分歧卻不適用於一些只有極少數患者的罕見疾病。有研究便指出市場愈大,有關藥物供應的增加會更大【註2】;而那些可醫治這類罕見疾病的藥物由於不容於專利制度下的自由市場,所以被稱之為孤兒藥。

如何誘發孤兒藥?

為了解決孤兒藥供應不足的情況,歐美政府都立例給予研發孤兒藥的廠商各種優惠。例如,美國在1983年通過了「孤兒藥法案」(Orphan Drug Act),降低了測試孤兒藥的要求以及加強了孤兒藥的專利權,令孤兒藥變得更有利可圖。而「孤兒藥法案」的確起了一定的作用:1983年以前只有不多於50種孤兒藥被推出在市面下,而由1983年至2004年期間,有關當局批核了超過1000種孤兒藥,當中有超過200種被推出市面。

剛才說到專利誘發新藥有利亦有弊。弊者是指壟斷可能帶來的尋租問題(同樣,只要對無綫或港鐵稍有認識的都知道所謂何事)。我亦曾在本欄指出這些尋租行為更有可能令將來研發新藥的成本提高,最終可能得不償失。專利藥價格高昂亦同樣是專利制度的一個成本。一個大家都可能熟知的例子是肉毒桿菌(Botox),它的生產商Allergan在1989年以醫治半面痙攣(Hemifacial spasm)等罕見疾病得到美國當局的專利繼而推出市面。其後,Allergan把它用於美容治療而大受歡迎,根據Allergan的年報,單是2013年Botox便為Allergan帶來接近20億美元的收入!

專利權有利亦有弊

其實,大家都明白專利制度的成本,只是大家都認為這是在「無新藥」與「買貴藥」這兩害取其輕而已。借助社交網絡把全球各地善心人連在一起的冰桶挑戰,只須極低成本便能在短時間內籌得驚人善款。除了以成本不菲的專利制度誘發研製孤兒藥之外,冰桶挑戰能否為籌募研發開支的成本另闢途徑我並沒有答案。但如果答案是正面的,那些被「浪費」了的冰水亦可算是用得其所。

作者為香港中文大學經濟系助理教授、亞太研究所經濟研究中心成員

註1:DiMasi, J., R.W. Hansen, and H.G. Grabowski (2003): "The Price of Innovation: New Estimates of Drug Development Costs," Journal of Health Economics, 22, pp. 151-185.

註2:Acemoglu, D. and J. Linn (2003): "Market Size in Innovation: Theory and Evidence from the Pharmaceutical Industry,"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19, pp. 1049-1090.

Monday, August 25, 2014

睇電影學棟篤競爭行為

2014年8月25日


睇電影學棟篤競爭行為


我不是研究電影工業的專家,但我有一個同門師兄和另一位美國同事都是這方面的權威,他們之所以成為權威,純粹是因為在行內競爭下研究做得比其他學者出眾。壟斷可能是競爭的結果,權威、霸權,有什麼問題?

地產霸權,超市也霸權;旅行團話捆綁旅遊保險,大仔奶粉又話捆綁細仔奶粉。隨着實施競爭法的日子愈來愈近,在傳媒上看到對競爭條例一知半解的言論也愈來愈多。不是什麼什麼霸權壟斷企業賺到盡,便是這個那個捆綁銷售市民冇得揀。最近讀到一篇非常精彩的報道,訪問了北上開戲院的中國3D數碼(08078)主席蕭定一,內容談及電影人縱向延伸產業鏈和團購戲票捆綁小吃,令我想起之前另外兩篇文章分別批評3D電影霸權和詬病戲票送爆谷捆綁銷售。

經濟學家對電影業十分着迷,皆因電影業各式各樣的產權結構合約安排,都是學術研究的上佳材料。在兩位老友的耳濡目染下,我對電影業的認識比一般同行多。今天跟大家齊齊睇電影學棟篤競爭行為。棟篤者,產業鏈中製造、批發、零售等之間從上而下的「縱向關係」(vertical relationships)也。跟同行如敵國的「橫向關係」(horizontal relationships)不同,競爭對手生產的是「代替物品」(substitutes),對手減價與我利益衝突,禁止橫向的合謀協議還算有的放矢;唇亡齒寒的企業間生產的卻是「互補物品」(complements),你批發我零售你減價我歡迎,對縱向的限制協議指指點點後果往往是誤中副車。

電影人開戲院不為封殺

縱向關係的一個極端,是「縱向合併」(vertical integration)。電影人開戲院,便是縱向合併的一個例子。當年的邵氏嘉禾,從製作發行到放映一手包辦,跟今天的UA百老滙不同。美國40年代前的荷里活片廠制度,五大「電影霸權」美高梅、派拉蒙、二十世紀霍士、華納兄弟和RKO,與今天大型超市生產自家品牌貨品相似,院線放映自家品牌電影,亦有放映其他片廠的戲。消委會的邏輯,超市收上架費強迫供應商回收未能賣出的貨品等是為了封殺競爭對手。類似的邏輯,便是美國反壟斷法1948年派拉蒙大案的理據。但同事Andy Hanssen幾年前分析過30年代的荷里活影業,提出電影人開戲院的好處是方便溝通排片上映,因為決定一部電影何時落畫是一個棘手問題。【註一】

電影票房難測,一般戲院會與發行拆賬。一部再賣坐的電影,放映日子久了票房始終會下跌。由於電影投資是覆水難收,分成合約之下電影發行當然不希望電影輕易落畫。但戲院大部分的利潤其實來自賣小吃,票房慘淡人流稀少爆谷友何來呢? 早一日換畫便可能早一日吸引到新觀眾來看戲兼買爆谷。戲院要求發行提早落畫,發行會輕易就範嗎?

同事Hanssen的歷史研究發現,因為同一企業之下溝通較易,有放映自家品牌電影的戲院視乎票房好壞而更改電影落畫日期的機會較大,戲院排片於是較有效率。師兄Ricard Gil的研究更發現,當年荷里活的「電影霸權」票價其實較低。【註二】

發行商捆綁銷售只是批發

捆綁銷售可以是一種「縱向限制」(vertical restraint),不是戲票捆綁爆谷那一種,這裏要討論的,是電影發行商對電影院線進行「捆綁預售」 (block booking),想買好戲要搭爛戲才有交易。

電影是好是爛,發行商電影院在放映前都沒有水晶球。梁天卓年多前在本欄介紹過經濟學界對捆綁預售的主流解釋,認為是捆綁有助防止電影院在選購電影時「過度搜尋」(oversearching)導致銷售成本上升。同事Hanssen十多年前的一篇好文,否定了「過度搜尋」這個主流解釋。【註三】首先,Hanssen翻查歷史發現,捆綁預售起源於影片質素沒有好戲爛戲之分的二十世紀初,過度搜尋的問題當時根本不存在。更重要的是,現實世界中發行商與電影院一早簽下的合約,其實是容許中途更改的,影院有權拒絕放映爛戲。捆綁預售,其實只是以大量批發減低銷售成本。

看官,聽聽當年戲院商會的代表怎樣說:「The exhibitor is in the position of buying a sufficient quantity of quality product for his theater to insure a continuous supply of merchantable pictures. To quit block booking would be to greatly increase the price of pictures.」 至於「電影霸權」,今天北上開戲院的的電影人蕭定一在訪問時解釋:「我們拍電影,如果沒有戲院,繁忙時很難與院線溝通、排片,搞戲院在內地發行上有優勢。」

競委會打老虎時,請細心分析老虎怎樣為自己辯護。

作者為克林信大學經濟系副教授
香港科技大學經濟系客座副教授

註一: Hanssen, Andrew F. "Vertical Integration during the Hollywood Studio Era."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53(3), August 2010: 519-543.

註二:Gil, Ricard. "Does Vertical Integration Decrease Prices? Evidence from the Paramount Antitrust Case of 1948." 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 Economic Policy (forthcoming).

註三:Hanssen, Andrew F. "The Block Booking of Films Reexamined."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43(2), October 2000: 395-426.

GDP算不進生命的價值

免費早餐 - 曾國平
GDP算不進生命的價值

2014年08月25日

港鐵讓火車撞死唐狗,不近人情不特止,還要前言不對後語搪塞一番,難怪市民譁然。有猜測指,港鐵似乎是從成本效益著想,考慮到停駛帶來的損失,以及不用為流浪狗負上法律責任,於是寧可放棄一條小生命。跟一般企業不同,港鐵就算形象受損,大家還是要搭地鐵,依然會光顧購買車站上蓋的物業,杯葛不了,只有抗議宣洩一下。

從唐狗短暫的生命,我想到GDP的不足。上星期講過,GDP是個簡單的概念,可以粗糙量度一地的物質生活水平,但缺點甚多,既計漏了不在市場交易的貢獻(如家務),亦只能以成本計算政府提供的產品和服務。讀完唐狗的新聞感覺不安兼憤怒、被官員或政治領袖的「語言偽術」侮辱智慧,凡此種種的精神創傷,亦不會反映到GDP之上。
GDP未能計算的,還有生命的價值。《莊子》雖說「壽則多辱」(意即生命愈長,受辱的機會愈多),但凡夫俗子都以長壽為目標,想盡辦法保護生命、追求健康。人活得愈來愈長,亦有愈來愈多的新科技減輕人的痛苦;相比一百年前,活在今天的人「有賺」,但從GDP卻看不出此進步。同樣道理,源於惻隱之心,唐狗逃過一劫對不少港人有價值,但牠為了港鐵白白喪命,正所謂「畜生嚟啫唔值錢」,GDP不會因而下降。
GDP算不進寶貴的生命,「收入不均」也就不等於「壽命不均」。根據一項經濟學研究(其中一位作者,是本欄介紹過的貝加(Gary Becker)),單以GDP計算,戰後世界的收入維持不均。歐美國家發展迅速,雖有亞洲國家從後趕上,但仍有不少國家發展緩慢甚至停滯,國與國貧富的差距未見縮減。拜戰後的科技發展所賜,以平均壽命計算,國與國之間的距離卻大大減低。其中一個重要的因素,是嬰兒死亡率的急劇下跌。
又有一項研究估算過,美國1970年後醫學進步帶來的延年益壽,每年換算成金錢的價值大得驚人,約等如GDP的一半!
世界上人均GDP最高的國家是卡塔爾(Qatar),近十萬美元比香港高一倍,但我相信一個普通的香港人不願成為一個普通的卡塔爾國民。何解?是因為極權統治?是因為沒有新聞自由?是因為平均壽命較短?還是因為男女不平等?想一想,會明白人類的福祉不能單靠GDP計算,「發展GDP」更不是衡量政策優劣的唯一準則。
作者為美國維珍尼亞理工大學經濟系副教授  

Friday, August 22, 2014

賣爆谷者言(上)

免費早餐 - 徐家健
賣爆谷者言(上)

2014年08月22日

元末年間有賣柑者寓言金玉其外,八十年代有賣桔者解釋價格分歧。想不到三十年後,竟殺出個賣爆谷者再論價格分歧。賣爆谷者,中國3D數碼(8078)主席蕭定一是也。

最近讀到一篇報道,訪問了北上開戲院的蕭定一。訪問的經濟內容非常豐富,夠我一再借題發揮。思前想後,決定由「爆谷經濟」說起,原因有三個:其一,這是個我想了很久的問題,從母校芝大的傳統,到張五常經濟解釋,再到同門師兄實證調查,我學到的雖然不少,但仍有想不通的地方,今次正好請教一下賣爆谷者。其二,爆谷經濟與之前提過的免費泊車有關,兩者一起討論可加強讀者對「蝕頭賺尾」(Loss Leader)的認識。其三,我認為問題的答案,既可幫助新傳媒分析如何「蝕頭賺尾」,亦能夠幫助港人思考應否對陸路入境旅客徵收入境稅。

何謂「爆谷經濟」? 賣爆谷者曰:一家運作成熟的戲院,小食部收入一般夠支付所有人工支出。平賣戲飛,多賣小吃,經營戲院之道也。原來,全國電影票房一哥萬達院線,去年僅賣爆谷便錄得3.9億元收入!據我一位研究電影業的師兄,美國戲院票房收入佔總戲院收入近七成,但超過一半的利潤其實是來自小食及廣告等其他來源,歐洲國家情況亦類似,皆因全球行規一般都是票房收入要跟電影發行拆帳,爆谷本小利大卻是賺一元袋一蚊。

戲院爆谷本小利大的經濟分析,要追溯到三十年代美國一宗反壟斷案。當年IBM出租電腦,規定租者要同時向他們購買電腦使用的紙卡。IBM被司法部起訴捆綁式銷售,打了二十多年官司後最終被判「以槓桿效應伸展壟斷」。流傳逾半個世紀的芝大口述傳統,便是質疑這個似是而非的判決。芝大傳統認為,這捆綁是利用紙卡的使用量來量度電腦使用的頻密度,而量度電腦使用頻密度是為了價格分歧:當每張本少利大的紙卡賺一分錢,高密度用戶每多用十萬紙卡便變相多付一千元電腦租金。這個大小通吃的營商手法,學界稱之為「量度式價格分歧」(Metering Price Discrimination)。
以同樣邏輯推論,戲院規定觀眾只能幫襯他們本小利大的爆谷汽水,便是向個別「花得起」的觀眾變相加票價,而戲院比IBM更着數的地方,是如此變相加價更可以避過與電影發行拆帳,絕對合符賣爆谷者經營戲院之道。

問題來了,引你揸車睇戲消費,不惜工本補貼停車場燈油火蠟「蝕頭」;何解捆綁超貴爆谷來「賺尾」,卻又不怕趕客呢?

作者為克林信大學經濟系副教授/香港科技大學經濟系客座副教授
http://www.facebook.com/economics3.0

一場很有水分的群眾運動

2014年8月22日

一場很有水分的群眾運動


今天跟大家講一場很有水分的群眾運動。

放心,這篇文章跟「佔中」、「反佔中」無關。我要講的是一件好人好事。

美國波士頓學院的前棒球員Pete Frates患有肌萎縮性脊髓側索硬化症(Amyotrophic lateral sclerosis,簡稱ALS,美國通常稱為Lou Gehrig's disease),說話和活動有嚴重困難。據說,他於7月在twitter向友人提出一項挑戰:24小時之內要用冰水照頭淋,否則就要捐款100美元到幫助患者、資助有關研究的ALS協會。成功接受挑戰後,參與者可利用社交網絡再向其他朋友下戰書,將遊戲延續下去。由他開始,這個冰桶挑戰(ice bucket challenge)一發不可收拾,從波士頓的社交網絡擴散到全美國。

社交網絡乘數效應

兩星期內,這場看起來有點無聊的冰桶挑戰在沒有明顯的策劃下,以幾何級數的速度蔓延,拍成放上Facebook的淋水短片有過百萬條。平民百姓之外,幾乎美國所有的名人都樂在其中:包括Mark Zuckerberg、Bill Gates、Wilfred Oprah等世界首富,亦有運動員、音樂人、明星助陣,既淋水又捐錢,兼找來一班朋友集體表演,花心思拍成幾十秒的短片。有人甚至挑戰總統奧巴馬,但可能礙於國家安全理由,他只捐款了事。

據《時代周刊》引述Facebook的數據,有like過、分享過、轉貼、討論過有關報道的Facebook用戶,已經超過1500萬人,並為ALS組織帶來15萬個新的捐款者,至8月中籌得超過800萬美元(文章刊登之日,善款已超過1000萬美元)。就算大部分好事之徒純粹八卦,不一定捐款,但至少大家對這個可怕的疾病多了認識。相比之下,去年同期這個少有人認識的組織以傳統手法運作,只籌得幾萬美元。

這場籌款活動小事化大,靠的是名人社交網絡的威力:Bill Gates的Facebook專頁有過千萬個likes,不見經傳的東西只要有他老兄轉貼,保證立刻爆紅,加上活動的特點是參與者要繼續挑戰其他人,名人如Bill Gates者當然會挑戰其他同級數的名人(包括徐家健早前在本欄介紹過的Elon Musk和籌辦TED Talk的Chris Anderson),令散布消息的威力倍增,產生具持久力的乘數效應。

經濟學捐錢理論

做善事是不容易解釋的經濟行為。撇開靠捐錢少交稅的目的不計,經濟學者提出過三套理論:

一、捐錢是純粹的利他(altruism),目的只是要幫到人,不理會捐錢的方法,我捐一元和你捐一元對我的價值一樣,但這似乎跟喜歡親自幫助人的人性有點偏差;

二、捐錢帶來溫暖的感覺(warm glow),有額外的快感,我捐一元和你捐一元的效果有分別,可惜理論難以在現實世界驗證;

三、世上捐款自稱「無名氏」的人畢竟不多,捐錢求的是名氣(prestige),表現的是財力或善心,最怕別人不知道,愈公開的捐款活動愈捐得起勁。這套
理論較易以事實驗證:君不見大學建築物以善長命名,慈善拍賣會上仁翁不甘後人舉手?

事後孔明,冰水挑戰得以成功,似乎跟為名氣的捐錢理論有關係。

第一:這個活動夠直接易做

淋冰水雖然需要一點勇氣,但遊戲規則簡單,不是跑半日馬拉松,也不是模仿電視籌款飲滾油,只需要一桶冰水加上一部攝影機,參與的門檻甚低。配合炎炎夏日,淋水引來參與者的趣怪呼喊,活動好玩不嚴肅,捐錢捐得過癮。製成的錄像,可於網上大share特share,令大家都知道你好型地做了善事。

第二:這個活動有群眾壓力

名人們熱烈淋冰水,相信是私心與善心夾雜,有意建立好形象。有趣的觀察,是Amazon、Facebook、Google、Microsoft、Apple等互聯網大公司的老闆都先後參與,彷彿沒份玩就等於追不上潮流。同理,美國的幾個著名節目主持亦齊齊參與,不想being left out。普通人未必有這個顧慮,但見一眾型人都冰水照頭淋,有份參與又變得與有榮焉。

講完好人好事,我想提出一個疑慮:冰水能載舟,亦能覆舟,社交網絡既可以一發不可收拾的完成一件好事,也可以一窩蜂由名人帶領做一件錯事,得出的結果不一定有效率。若有人發起冰水挑戰,目的是籌款幫助某貪污問題嚴重的窮國,而又有不知就裏的名人響應,帶來的巨額捐款終落入貪官之手,絕非資源的有效分配。網絡的威力比傳統媒體強大,意味着名人要更懂得明辨是非,避免亂用影響力。

作者為美國維珍尼亞理工大學經濟系副教授

Wednesday, August 20, 2014

GDP的能與不能

免費早餐 - 曾國平
GDP的能與不能

2014年08月20日

上周講完旅遊業對香港GDP的貢獻,今日解答更基本問題:GDP到底是甚麼?

GDP全名Gross Domestic Product,一般譯作本地生產總值。顧名思義,GDP量度一段時期內某地製成品、服務總值。以當時市價計算,香港2014年第一季GDP接近5,300億元,去年全年GDP則逾21,000億元。扣除物價影響便得出實質GDP;除以香港人口,便得出人均GDP。

GDP計算複雜,涉香港幾百萬人經濟活動,在細節上往往估估下,錯誤在所難免,過後總要修正。統計錯誤外,GDP亦有其他難以解決的問題。

政府提供的服務、製成品的價值怎麼算?沒有市價為準,上述價值惟有以成本計算,支出多少算多少。舉個例,高鐵的650億元,值唔值都好,會當成政府投資,陸續算進GDP之中(但要扣除建築材料等入口貨),而最近的幾十億元超支,更對GDP有額外貢獻。又例如月薪30萬元的政府高官,能力低下兼言不及義,提供的服務只值每月300元,但由於沒有市價,惟有以成本估計貢獻。若將高官的月薪加至60萬元,香港GDP又會多添一筆。

除政府提供的服務、製成品沒有市價,讀者日常生活中都有不少有價值的東西沒算進GDP。你不聘請室內設計師,自己辛辛苦苦將家中重新布置得美輪美奐,設計有價值,但沒有在市場交易,不算入GDP。二次創作經濟學家森穆遜(Paul Samuelson)的一個笑話:若你娶了你的菲傭做老婆,香港的GDP會因此下降!菲傭雖然做家務賺取工資對GDP有貢獻,但做了你老婆不收工資,同樣的家務就不能促進經濟增長。

同一道理,在尖沙咀遭行李喼轆腳、等地鐵浪費時間、迫車遭肢體碰撞、在街頭吸二手煙、食完福喜大餐感到噁心等不快遭遇,雖對市民造成損失,但GDP不會因而下跌。

講到尾,GDP只是一個經濟指標,方便易明,可大概量度一地衣食住行等的物質生活水平,亦可用來比較不同國家經濟發展的高低。至於物質豐富是否等如快樂、三餐溫飽是否等如幸福等主觀問題,則非經濟學者所能圓滿解答。

由於GDP問題多多,讀者每聽到「對香港GDP有重要貢獻」之類的言論,要想起GDP的缺點,更要記得GDP和港人整體利益不一定是同一回事!

作者為美國維珍尼亞理工大學經濟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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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學者業餘講波

2014年8月20日

經濟學者業餘講波


已故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史德拉曾說過一則笑話:一個瑞典的物理學家要出國,才可找到超過50個人與他談論研究;但一個瑞典的經濟學家即使留在國內,亦有千千萬萬人對他的工作指指點點。經濟學當然不是唯一人人都自以為可以當專家的專業,在足球圈裏「無料扮專家」的球迷又何止千萬?今天我這個業餘球迷也來扮一扮球壇專家跟大家談足球。

雖然我的愛隊已多年在英超中游浮沉兼沒杯可捧,但我每年都仍是懷着熱切期待的心情迎接英超開鑼。傳統在球季開鑼前的一星期,英格蘭足總都會舉辦一場名為慈善盾的盃賽,由上季英超盟主對上季足總杯冠軍。當然,愛隊已很久沒有參與慈善盾了。這次的戲碼是由有阿拉伯油王在背後大灑金錢引入球星的曼城,對戰有經濟學碩士在幕後「計過度過」培育幼齒的阿仙奴。

歐洲足協財政公平競技條款

這場比賽本身沒有什麼特別,是一場比較正式的熱身賽,引人注目的其實是兩隊在季前一反常態的轉會舉動:在比賽開始之前,曼城在扣除賣球員的收入後,「只」花了約1000萬英鎊買入新球員,相反阿仙奴的淨轉會費支出則差不多高達5000萬英鎊。【註】

財大氣粗的暴發戶不能再雄霸轉會市場,精打細算的球會能夠健康成長,有外國的球評報道認為,這是由於歐洲足協近年實施的財政公平競技條款(Financial Fair Play Regulation,簡稱FFP)開始發揮作用之故。FFP是什麼?簡單而言,它限制球會在三個球季內的淨支出,違者會被罰款、扣分甚至禁賽等處分。歐洲足協實施這條例的目的,是為防止一些如曼城有無限財力的球會盡收天下兵器,令歐洲各地聯賽以及歐洲層次的盃賽(如歐聯)的可觀性大增。

但我對FFP的成效有點質疑。原因與上星期提到的網絡效應(network effect)有點關係。上星期提到,有網絡效應特質的產品供應商,通常會在產品推出時補貼消費者,原因是先行的消費者將為其他尚未加入網絡的人帶來「界外利益」,而當這網絡不斷壯大時,這「界外利益」亦會隨之減少,最終供應商亦會漸漸減少補貼。

網絡效應的經濟學怎樣應用到足球隊裏?

讓我們先坐時光機回到阿拉伯油王入主曼城之初。當時球隊沒有所謂的大牌球星,如果要挑戰錦標便得重組球隊。球隊在招聘最初的幾名球星時,必然要以比市價高不少的重金禮聘過來。為什麼?首先,有踢波經驗的都深深明白「不怕神一般的對手,只怕豬一樣的隊友」的道理,要球星紆尊降貴與「豬隊友」合作是要付出額外代價的。

「掙扎組」小球會無出頭天

另外,當第一個球星加盟後,這位「神一般的拍擋」是會為將來加入的球星帶來「界外利益」。於是球隊是有誘因向在初期加盟的球星作一點補貼。因此很多有新金主的球隊在「暴發」初期都會以天價重金禮聘幾名球星坐鎮,在球隊成績開始上揚後再以較合理價錢,招聘一些較為實而不華的球員。

這分析和FFP有什麼關係?在FFP的條例下,以補貼初期加盟的球星的方法來組軍挑戰列強變得愈來愈困難。假如我們把英超分為有機會爭標的「列強組」和其餘在聯賽榜中下游掙扎的「掙扎組」,那麼FFP便是把從「掙扎組」跳進「列強組」的入場門檻提高,結果可能是一些球迷眾多兼收入來源廣泛的傳統勁旅,長期霸佔「列強組」的位置,在「掙扎組」的小球會則永無出頭天。整個聯賽的「流動性」和「可觀性」其實可能會因FFP而下降。

見風駛舵的「勝利球迷」我當然見過不少,但對小球會忠心不二的球迷其實亦有很多。在FFP實施之前,我每年的其中一個心願是有一名油王能從「孤寒」班主手上買下我的愛隊,令愛隊重拾昔日光輝。不過,在FFP實施之後,我知道我的心願會長期落空。

【註】:在比賽結束後不久,曼城花了3200萬英鎊購入一位球員,但它在這暑假的淨轉會費支出仍不及阿仙奴。

作者為香港中文大學經濟系助理教授
亞太研究所經濟研究中心成員

Monday, August 18, 2014

從零售業數據中尋找自由行真相

免費早餐 - 梁天卓
從零售業數據中尋找自由行真相

2014年08月18日

林本利博士的「零售業對香港經濟貢獻全面評估報告」引來(包括兩位欄友曾國平與徐家健的)不少批評。為了「以正視聽」,林博士上周五花了「四、五小時搜集數據」在蘋果社論就林鴻達先生的評論作了幾點回應。為了寫一篇「保住基層僱員的收入和就業」的評論文章而「花上四、五小時搜集數據」委實可敬可佩。本著求真的精神,我亦花了四、五分鐘在統計處找來一些數據嘗試搞清楚自由行對基層僱員的影響。

林博士在上周五的文章引用了統計處的數據反駁林鴻達「自由行收益大部分落入店舖業主手上」的說法。同樣引用政府數據,大半年前我在友報撰文(「自由行政策誰得誰失﹖」) 得出的結論與林博士的相去甚遠:從1999年到2003年,零售舖租金和包括售貨員幾個職業的實質收入增幅差別不大;打從自由行在2003年推出後到2012年,全港(即包括一些非旺區的)零售舖實質租金升逾50%(林博士引用林鴻達的數據更指2004至去年的增幅逾七成),相反售貨員(當中包括一些售貨文員)的實質收入幾乎維持不變。

當然,林博士可能會說售貨員只佔所有零售從業員中的一部分,故此不能推斷整體零售從業員的情況與售貨員的相類似。的確,據統計處數據,零售業整的實質薪金在同期增長30%,比其他行業如「進出口貿易及批發」(約20%)和「住宿及膳食服務活動」(約9%)都要高。

不過,這裡有兩點要留意。首先是零售業薪金增長30%比起租金增幅逾七成有一段頗大的差距。

另外,零售業內不同階層員工薪金增長大有不同。林博士可能看漏了眼,統計處其實有不同行業的中、下層員工薪水數據(雖然它是把零售與進口貿易及批發當成一個行業)。據統計處數據,雖然零售與進口貿易及批發兩個行業的整體薪水自2004年來有大增幅,可是兩個行業內中、低層員工實質收入卻是零增長。即是說自由行即使有令零售業得益,受惠的也不是林博士口中的「基層僱員」。

我並不質疑自由行對零售業有貢獻,更不懷疑削減自由行對零售業會有一定的短期影響,但林博士聲稱撰寫報告的主要目的是「為了保住基層僱員的收入和就業」,卻似乎沒有認真在數據中尋找真相,令整個論述欠缺了說服力。一篇文章是否有說服力或一位評論員是否有公信力並不只視乎評論員所花的時間和精神,更重要的是他能否細心分析辛苦得來的數據,讀者的眼睛畢竟是雪亮的。

作者為香港中文大學經濟系助理教授  亞太研究所經濟研究中心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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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着邊際的自由行討論

2014年8月18日

不着邊際的自由行討論


「削減自由行兩成」可以是個口號,是個話題,甚至是個目標,但絕對不是一項公共政策。口號、話題、目標,當然不會帶來400億元經濟損失,就連引起政策討論也未能。

香港沒有政策討論,只有政治爭拗。就如家駒曾慨嘆:「香港沒有樂壇,只有娛樂圈。」沒有本地流行樂壇,真正喜歡音樂的港人還可以懷舊一番,又或索性改聽外地歌曲。然而,政策研究,既不能單懷緬逝去日子,亦不可只遙望外國先例。研究自由行政策,今天的中港矛盾社會兩極分化香港史無前例,地小人多的香港落實一國兩制更是只此一家。但最近批發及零售界委託林本利博士撰寫的《旅遊業對香港經濟貢獻全面評估報告》,和各經濟師及學者對削減自由行兩成的回應,不是正正推翻了「香港沒有政策討論」之說嗎?非也,皆因「削減自由行兩成」從來不是一項具體政策。

佛利民稱沒有經過深思熟慮的電腦統計為「garbage in,garbage out」,高斯說過「模糊不清的思想,是永遠不能清楚證明是錯了的」。問削減自由行兩成對香港經濟有什麼影響?一開始便問錯了問題。模糊不清的政策提問,後果只有不着邊際的政治爭拗。

知之為知之的批評

「削減自由行兩成」不是具體公共政策,就如「少吃兩成」不是具體瘦身計劃一樣。少吃兩成,是五餐少吃一餐?五天斷食一天?還是五穀戒食一穀?問削減自由行兩成會對經濟有什麼影響,一刀切好、慢慢減亦好,不先反問削哪兩成便怕答唔切的一眾專家,連問題還未弄清楚便急不及待「俾冧巴」,難道以為逾5000萬人次來自「同一個世界」的旅客都是「同一樣消費」的嗎?

林本利這樣解釋旅遊業對香港經濟的貢獻遠高於統計處所估算的4.7%GDP:「自從2003年下半年開始推行自由行後,過去10年,香港經濟明顯由本地消費帶動,由2004年至去年本地消費開支上升約8200億元,較同期約8100億元的GDP增長還要多。去年近1.6萬億元的本地消費開支中,近兩成(即3000億元)屬非本地居民的消費……若然旅客減少,旅遊及零售業萎縮,從事相關行業(包括直接及間接)的人收入下降,勢必影響港人的消費能力。」

我知道的是,消費開支不等同經濟貢獻,計算經濟貢獻看的是消費帶來的「增值」(value added);把相關行業的GDP納入旅遊業的貢獻比例,更是double counting計錯數;而最基本的經濟常識是,旅遊業佔GDP比例多少,其實與削減自由行的經濟影響沒有必然關係。分析削減自由行的經濟影響,要知道旅遊業是否容易被其他行業取代。

不知為不知的態度

我知道我不知道的是,削減自由行兩成有什麼經濟後果,因為我知道以不同政策削減自由行會有不同的經濟後果。

我亦知道我不知道「自從2003年下半年開始推行自由行後,過去10年,香港經濟明顯由本地消費帶動」的因果關係有幾真。2003年發生了很多事:沙士爆發、50萬人大遊行、保安局局長葉劉淑儀辭職、張國榮與梅艷芳相繼離世、西鐵通車,究竟是哪一樣導致過去10年本地消費帶動香港經濟呢?把整整10年經濟增長視作自由行的貢獻,要假設過去10年發生的所有事情通通對經濟沒有影響。

政策分析是大學問。《信報》讀者都聽過芝大高斯或佛利民的大名,對曾經同屬芝大的馬沙克(Jacob Marschak)卻可能感到陌生。被譽為「計量經濟之父」的馬沙克說過:Knowledge is useful if it helps to make the best decisions。我的芝大老師赫曼(James Heckman)更致力把馬沙克的科學精神發揚光大,堅持經濟學者應以最少的假設解答明確具體的經濟問題。「取消一簽多行」或「開徵100元入境稅」都是明確具體的公共政策,但「削減自由行兩成」不是,兩項具體的政策各有不同的經濟影響,而推算這些經濟影響時則需要不同的知識和作出不同的假設。

回應外界對零售業報告的一些批評時,林本利提到:「筆者向來重視數據,寫一篇評論文章,往往花上4、5小時搜集數據,又不會受財閥及利益集團支配,才能建立個人公信力。」重視數據我絕對認同,但我懶理別人花多少時間搜集數據,亦不太在意公信力。還是赫曼說得好:But at Chicago you are only as good as your last paper。好文章,首先要問對問題,然後答案要有啟發性。

政策討論,「不以人廢言」比「人無信不立」重要。

克林信大學經濟系副教授、香港科技大學經濟系客座副教授

Friday, August 15, 2014

以兩招應付 旅遊業的兩成GDP

免費早餐 - 曾國平
以兩招應付 旅遊業的兩成GDP


自由黨委託林本利博士做一個評估研究,得出旅遊業佔香港GDP比重逾兩成結的論。研究更指出,削減自由行兩成,會導致萬人失業,香港經濟損失400億元。

觀點似曾相識,是因和兩位拍檔曾在友報為旅遊業和自由行寫了過萬字文章,批評過世界旅遊業理事會的報告。該會最近一份報告,算出旅遊業對香港GDP的總貢獻超過兩成,直接或間接因旅遊業而受聘的有76萬人,跟林博士的結論相近。
不想舊文重提,惟有將萬言書簡化為兩招,方便讀者應對這種似是而非的經濟分析。第一招:百分比加起來等如一,才有比較的意義。
解說:為旅遊業計算間接貢獻跟宏觀經濟學計算乘數效應有點似。舉例內地遊客到港買一對名牌波鞋,養起運動店售貨員,亦留住一份物流的工,更益了波鞋批發商。於是內地遊客在港消費,除了旅遊業,更惠及物流、採購等無數行業,影響深遠。政府4.7%的數據,似乎非常誤導,要將所有有關行業加完又加,才能得出兩成貢獻的真相。
問題是,4.7%這個數字有意義:全香港生產總值是100%,旅遊業佔其中4.7%,就像一個大餅中的一小塊。算進間接貢獻,旅遊業的兩成所指為何就不清楚了。為影響著香港各行各業的金融業算一算,GDP貢獻相信有七、八成,再為其他行業計算間接貢獻,加起來百分比必定超過100%。同樣道理,將各行業直接間接就業人口相加,加起來應超過香港總人口。
為旅遊業算出兩成貢獻,亦要以同一方式為其他行業算一算,才可比較。
第二招:平均(average)和邊際(marginal)有所分別。
解說:研究報告提及削減兩成自由行的驚人破壞力。當年讀林博士的教科書準備高考,學過平均和邊際的分別,知道「削減兩成」有兩個不同意思:你要慳錢,決定每月少花兩成,所有消費樣樣減兩成,又可挑選「唔等使」消費多減些。自由行的道理一樣。從平均角度看,減兩成內地客,等如在關口隨機揀選內地客,不准某些人過關。這個計算沒有意義,因脫離現實,沒有政策的相關性(policy relevance)。從邊際角度看,就要問兩成自由行從何削起:徵收高昂的入境稅,失去的兩成內地客是較窮的一群;減少旅遊簽證,就要問簽證來自那些地區,及了解簽證分配機制,從而推論削減的內地客特徵。不同的假設,會算出不同的影響。經濟學,是有紋有路的常識而已(Economics is organized common sense)。  

作者為美國維珍尼亞理工大學經濟系副教授

歐羅區強弱兩極化

2014年8月15日

歐羅區強弱兩極化


本欄的題材一向十分「本土」,但間中總要將眼光放遠一點。狀元們喜歡讀環球課程,本報亦有個甚具規模的環球版面,炒股炒外滙的讀者就更加關心世界大事。

今日不談令人鬱悶的港事,放眼世界,跟讀者探討歐羅區的「不均」問題。

傳媒常引用歐羅區的平均統計數字,但意義其實不大:區內不同國家的經濟發展差天共地,只看平均數字會被誤導。且以德國這個龍頭加上西班牙、希臘、意大利三個問題國家為例子,再拿這些國家的表現和美國相比較。

經濟衰退表現「不均」

歐羅區1999年成立到2007年,幾個國家的失業率走勢大致一樣【圖1】,但工會勢力較大、勞工市場管制較多的西、希、意三國的失業率較高,反映的是結構性失業。由2008年金融危機開始,西班牙的失業率首先升至雙位數字,希臘亦從後趕上,至今仍維持在20%以上。最近再度陷入衰退的意大利,經濟明顯轉差則是2011年的事。

有趣的是,德國的失業率從來沒有明顯的上升,反而一直輕微下跌,最近一季只有5.1%,比美國還要低。25歲以下的青年失業率【圖2】的分別更加明顯。西、希有超過一半的青年無業,意大利亦從後趕上,最近一季的失業率超過40%。青年失業的致命傷,在於失掉了邊做邊學(on the job training)的黃金時期,對一生的收入都有負面影響,長大成人後隨時要依靠福利制度過活。相反,德國的青年失業率則一直下跌,最近只有不夠8%,情況比青年失學問題嚴重的美國好。

失業率以外,其他經濟指標的情況亦大致一樣。最近備受關注的通縮問題【圖3】,其實在希臘已維持了好一陣子,在零通脹率附近徘徊的西、意兩國亦為期不遠。相反,德國的通脹率雖然一直下跌,仍處於1%左右的水平,跟其他歐羅區弱國有很大距離。

同樣一場經濟衰退,美國的50個州縱使「個別發展」,亦沒有如此大的差別。同樣有統一貨幣及單一貨幣政策的歐羅區,何以有此兩極化的表現?

從互惠互利到各自為政

歐洲統一貨幣至少有三個好處:第一,單一貨幣消除了滙率的風險,促進了區內的貿易,鼓勵了區內互有長短的國家發展其相對優勢;第二,國家合作,有規模經濟(economies of scale)的效果,提供一些共用物品會划算得多;第三,歐羅區一體化,大大降低了國與國之間軍事衝突的機會,亦減少國家推出徵收重關稅等損人利己政策的誘因,消弭了區內的一些「自己人打自己人」的政策所可能造成的傷害。

在同一貨幣區下,有利益大家分享,但有成本就難以一齊承擔了。本國利益加上政治考慮,令各成員國之間作出一些各家自掃門前雪的決定【註】。例如,2011年德法兩國在法國小城多維爾(Deauville)達成協議,提出所謂「私人市場參與」(private sector involvement)的一招:任何一個歐盟成員國有流動性問題(不一定是破產),持有該國的主權債券的投資者就有可能給「剪頭髮」(haircut),承受損失以減低該國的負債,然後其他成員國才會施以援手。

此政策由德法兩位大佬提出,其他歐羅區弱國惟有跟隊贊成。由市場和國家共同承擔損失,這看似有理,但正如大力反對的歐洲央行所擔心,市場很快就有所反應:買弱國債券隨時賠錢,投資者當然大量拋售弱國的國債,弱國發新債亦乏人問津。愛爾蘭和葡萄牙先後中招,在市場上借不到錢,隨後其他的歐羅區弱國的利率亦大幅上升,令債務問題惡化。

整個歐羅區國債的平均利率雖然因政策上升,但吊詭的是德國從此得益不少:財政穩健的德國(以及次一級的法國),其國債成了避險首選,利率下跌,減輕了國家財政負擔,計落有賺成了政策的贏家。

同樣道理,如今不少歐羅區國家正陷入通縮的困境,正路的做法是印銀紙推行量化寬鬆政策,但德國等未受影響的國家卻要承擔一點通脹的成本,必定反對。每個國家的領袖都要為選票着想,而為選票就要顧及「本土」利益,更要命的是歐盟國家的選舉周期不一樣,你想刺激經濟時我可能想多等幾季。
制度如此,歐羅區的強弱兩極化是必然後果。有福同享卻不能有難同當,強國擔心的是弱國救得多會陷入道德風險(moral hazard)的問題,變相鼓勵不負責任的經濟政策。弱國叫救命的情況相信會不斷出現,歐羅區的經濟發展不容樂觀也。

作者為美國維珍尼亞理工大學經濟系副教授

註:Athanasios Orphanides(2014): "The Euro Area Crisis: Politics Over Economics" Atlanta Economic Journal, 1-21

Wednesday, August 13, 2014

打的補貼反競爭? 回應施永青先生

2014年8月13日

打的補貼反競爭? 回應施永青先生


一直有留意施永青先生的報紙專欄。前輩雖然不是學者出身,但在商場實戰打滾幾十年,文章大多有見地。前輩上星期一連幾日在友報評論大陸兩大打的Apps(「快的打車」和「滴滴打車」)的補貼政策。他對打的Apps以「鬥燒錢」補貼方式搶客甚為不以為然,認為這經營方式其實是「低價傾銷,先鬥財力雄厚,把蝕不起的公司趕離市場」。當中更可能觸犯了中國反壟斷法第17條第二段:「禁止具有市場支配地位的經營者,在沒有正當理由的情況下,以低於成本的價格銷售商品。」

在這裏先簡單談談兩大打的Apps補貼戰的背景和過程。內地打的Apps最早出現於2012年上半年,在高峰期市面曾有近40個性質類近的打的Apps,期後阿里巴巴的「快的打車」和騰訊(00700)的「滴滴打車」漸漸把其他對手殺退。為開發北京市場,「快的打車」去年年底開始對乘客進行補貼,「滴滴打車」今年初以同樣招數還擊,展開補貼戰的序幕。從年初至今,滴滴打車及快的打車雙方對乘客和司機的補貼金額不斷累積,分別達14億及10億元人民幣。

蝕頭賺尾策略

打的Apps補貼策略有否反競爭之嫌?首先,假如「送錢」行動持續不斷,即無了期資助下去,即使憑此而壟斷市場,我相信只要是保護消費者利益的反壟斷執法機構都會樂見其成。

當然,不會有企業這麼笨為「壟斷」而不惜工本,事實上,兩公司今年5月已停止對乘客補貼,近日更全面取消對司機補貼。經數月補貼戰後,兩公司市場佔有率已很高。根據內地研究機構易觀智庫的數據,截至今年6月,內地打的Apps用戶高達1.3億,「快的打車」市佔率54%,「滴滴打車」則有46%。
這補貼策略是否如施前輩所言,兩公司希望以「以本傷人」(Predatory Pricing)策略「把蝕不起的公司趕離市場」?我對此有所保留。理論上,要以本傷人嚇怕對手,重點在於令對手相信你會不惜工本阻止對手入場與之競爭,但很多時收購對手反更慳水慳力。

如非「以本傷人」,那麼打的Apps補貼策略是什麼?我認為更似蝕頭賺尾(Loss Leader)。徐家健上周在施前輩的免費報分析過「蝕頭賺尾」的經濟學。蝕頭賺尾其實是「世界上沒有免費午餐」的變奏,真實例子有很多:曾讀過高考經濟的都知道「一蚊一隻雞」不是真的一蚊一隻雞;曾在網上免費下載音樂的不少都曾付費聽現場音樂會;在街上拿免費報紙的亦知道要花時間「飛」走大量廣告。

兩大打的Apps怎樣「蝕頭賺尾」?前輩認為打的Apps補貼是為吸引用戶使用它們的手機支付模式,這是其中一個可能。另一個可能是它們希望借補貼策略令用戶數量超越一個臨界點(Tipping Point),在用戶和司機數量足以形成一個龐大網絡後才開始收費。後者的策略通常適用一些「人用我又用,人唔用我又唔用」這類有「網絡效應」(Network Effect)的產品上。像打的Apps這類有網絡效應的產品,其特質是愈多人用同一類產品,該產品於我的價值就愈大。例如WhatsApp,假如我的親朋好友都使用WhatsApp而不用微信,WhatsApp對我的價值就愈大,我因此亦願意以較高價購買WhatsApp。

打的Apps網絡效應在哪裏?眾所周知,內地很多城市有「打車難」的問題。幾年前有報道曾指出,內地出租車空駛率達40%,社科院發布的《2012年公共服務藍皮書》顯示,53.77%的人打車須等10分鐘以上。打的Apps價值在於能為乘客和司機更「多快好省」作出配對。對乘客來說,更多司機使用該Apps,他便愈能更快找到的士;同樣,對司機來說,打的Apps價值亦取決於使用該Apps的乘客數目。

取決網絡效應

假如打的Apps是一個公共網絡,那麼一個司機(乘客)的加入會對網絡裏乘客(司機)帶來效益,由於兩者加入網絡與否是不會理會這些自己不能獲得的「界外效益」(External Benefits),結果是網絡兩邊,即司機和乘客雙方,在沒有外來干預下會因參與人數太少令網絡不能發展起來。當然,打的Apps並非一個公共網絡,背後發展商為發展網絡通常須把這些界外效益以補貼形式吸引前期加入的用戶。這裏含意有幾方面:一、蝕頭賺尾:因為愈遲加入的用戶為網絡帶來的「界外效益」便愈少,故補貼亦隨着網絡壯大而減少;二、市場愈大潛在的網絡效應亦愈大,網絡公司初期提供的補貼亦愈多;三、新網絡能否取代舊網絡除視乎網絡質素,亦視乎新網絡有否足夠財力在初期進行補貼。新網絡是否成事關鍵在於金融體制的健康,不一定是競爭法的問題。

通常這類有「網絡效應」特質的產品最終會變成壟斷或寡頭壟斷,但這不一定表示該等產品的市場出現反競爭問題而沒有經濟效益。該類有「網絡效應」特質的產品,不同公司之間的競爭一般以某家公司贏得整個市場而告終(Competing for the market not within the market)。試想以下兩個情況:一、全市司機均用同一個打的Apps,你只需一個按鈕便可在2分鐘內上車;二、全市司機分散在10個相類近的Apps,你需要反覆確定、再取消再確定才可上車。你認為哪一個情況更合乎經濟效益?

作者為香港中文大學經濟系助理教授、亞太研究所經濟研究中心成員

李嘉誠對香港GDP貢獻超過兩成

免費早餐 - 徐家健
李嘉誠對香港GDP貢獻超過兩成

2014年08月13日

讀友報評論,標題為《旅遊業對香港GDP貢獻超過兩成》。究竟旅遊業佔香港GDP是統計處所報的4.7%,還是林本利博士所稱的超過20%?削減自由行兩成,又會否如林博士所料令香港損失400億元?

就第一個問題,我與曾國平半年前已寫幾千字解釋過。有興趣可翻閱我們的《香港旅遊業的事實與偏見》、《為4.5%辯護》、《經濟學解構四大支柱產業》及《旅遊業15%經濟貢獻之謎》。簡單講,說旅遊業對香港GDP貢獻逾兩成,錯在會計計錯數。記得十幾年前歐洲議會發表一份報告,指以李嘉誠為首的李氏家族業務包括電訊、電力、超市及地產等行業,共佔港股市場總資本約四分一到三分一。我當然知道股市總資本並不等於全港GDP,但林博士既提出財閥治港,香港應是沒有其他行業不用依靠這幾個被財閥壟斷行業的。再以旅遊業貢獻逾兩成GDP的會計邏輯推算李嘉誠對香港GDP貢獻時,當然要加上電訊、電力、超市及地產等對其他行業的「間接」經濟貢獻,這樣算起來李嘉誠對香港GDP的貢獻何止兩成?

然而,電訊還有數碼通(315)、電力還有中電控股(002)、超市還有惠康、地產還有新鴻基地產(016),治港財閥又豈止一個。計算其他財閥對香港GDP的貢獻時,又要把「直接」與「間接」貢獻加起來。問題是你的「直接」是我的「間接」,我的「直接」又是你的「間接」。這樣double count加來加去,幾個財閥便貢獻了超過100%GDP,真正憑會計打造出「財閥治港」了!又記得大半年前香港電訊(6823)購回CSL,林博士批評電訊市場淪為李家天下,皆因合併後李氏父子將共操控近七成電訊市場。為何近七成電訊市佔率不是李氏家族貢獻電訊服務近七成?又為甚麼佔逾兩成GDP的旅遊業不是逾兩成經濟淪為自由行的天下?我懂的經濟學沒有告訴我這個會計數字要高那個會計數字要低。就算電訊市場100%李家天下,可以是李家電訊服務天下第一的競爭結果。旅遊業對香港GDP貢獻100%,直頭是代表港人在本地消費市場「無碇企」。

第二個問題,我要先請教學經濟打財閥的林博士,長和系若撤資兩成香港將損失幾多百個億?答案視乎撤哪樣、賣給誰。最近一篇訪問,林博士提到:「李嘉誠已間接賣了百佳,港燈也賣了一半以上,貨櫃碼頭賣剩28%。誠哥會慢慢淡出,中資會積極介入。」那麼削自由行兩成,究竟削哪兩成?原來投放在自由行的資源又會轉到哪行業?答不出這兩個問題,損失400億元的估算根本無經濟內容。

作者為克林信大學經濟系副教授/香港科技大學經濟系客座副教授

Monday, August 11, 2014

抽廣告是幫港分化

2014年8月11日

抽廣告是幫港分化


《經濟3.0》在理財投資版刊載,自覺有責任多談些理財投資的話題。奈何,香港社會分化已成大多數評論人的共識。今天討論社會分化前,先跟至關心理財投資的沉默大多數介紹一個學術研究。兩位金融學者研究互惠基金在美國報章雜誌登廣告會否影響傳媒編採的中立原則,分析結果顯示三大財經雜誌(Money Magazine, Kiplinger's Personal Finance, SmartMoney)的基金廣告與投資建議有明顯的統計關係,財經雜誌的建議有偏頗之嫌。但兩大報紙(New York Times, Wall Street Journal)卻沒有受基金錢財,幫基金唱好。【註1】

何解只有大報的投資建議才不偏不倚呢?先賣個關子。言歸正傳,我認為香港社會兩極分化,與商界在個別傳媒抽廣告有關。

社會分化政策失誤難辭其咎

同事雷鼎鳴可能是第一個提出香港兩極化理論的人。翻讀前輩四年前的文章,雷鼎鳴當年引用理論名家Avinash Dixit和Jorgen Weibull的研究,解釋政策失敗如何導致社會兩極化,並指出經濟停滯是香港大量社會矛盾的根源。

兩極分化的根源真的因為經濟停滯?可能是吧,但我認為不會是唯一原因。早在1996年時,我到港大旁聽張五常的課,已聽過教授推斷香港會有十年以上的經濟不景,而這不景是來自中港兩地間相對工資的結構侷限轉變。風水佬騙你十年八載,教授後來承認推斷只應驗了八年,原因是2004年內地推出自由行和之後放寬內地人到香港投資。換句話,經濟不景在2004年後已開始扭轉過來,但社會兩極分化卻要在經濟見底的六年後才逐漸成形。假如兩極分化只因為經濟停滯,以解鈴還須繫鈴人的方法化解,最佳政策豈非先撤雙辣招鼓勵各方炒家入市,讓財富隨樓價一飛沖天?再加大自由行力度吸引旅客,讓內地客更大力為香港打造更高GDP?

經濟停滯,的確會令部分市民認定政府做乜都錯。真正的政策失誤,政府卻難辭其咎。雷鼎鳴除了提出兩極化理論,2010年還解釋政府土地供應不足,才是樓價高企的根本原因,2012年更建議政府撥地建專招待自由行的大商場,減少影響市民日常生活。是的,樓市升升跌跌令有樓的冇樓的財富大轉移,自由行出出入入更把舖主的快樂建築在平民的痛苦身上。經濟不景政策失誤,全民一致反政府社會未必分化。貧富懸殊政策傾斜,才是分化的元兇。

走向兩極傳媒商界推波助瀾

世上沒有無緣無故的恨,政府對社會分化難辭其咎。但毛主席亦有云「天下大亂達到天下大治」,我認為激發兩極化傳媒和商界亦有責任。

今年七一前我在本欄問過大家,從仇富仇商到中港矛盾,有意無意讓各種衝突升級的人是誰?之後我再問,長實樓有什麽問題?兩個表面風馬牛不相及的問題,其實都與社會兩極化有關。皆因地產商與內地有重大投資的企業,紛紛在一些報章雜誌抽廣告。長實樓可能有很多問題,但其中一個應該是長實等華資地產集團十多年前在某親泛民傳媒展開第一波抽廣告。該傳媒曾打趣說,他們的讀者會以為香港沒有地產發展商。現實當然並非如此,「長實又出奇盤,劏房單位囚室咁款」便是出自該報手筆。沒有樓盤廣告,卻一直宣傳地產霸權;沒有百貨宣傳,卻不停推廣超市霸權。仇商仇富,不是無緣無故的。

傳媒競爭能否減少偏頗?兩位哈佛前輩認為競爭只會令個別傳媒愈爭愈激,【註2】兩個芝大舊朋友(同是哈佛畢業生)卻認為競爭之下真理愈辯愈明。【註3】誰是誰非,關鍵是傳媒賣的究竟是新聞還是娛樂?娛樂口味人人不同,沒有傳真可言。當新聞娛樂化,傳媒縱使不扮高深,求的都只會是讀者開心。

輿論各走兩極,是新聞娛樂化的必然後果嗎?不一定。只要社會本身分化有限,商界在不同傳媒同時落廣告是可以減少兩極化的。【註4】原因不難理解,即使娛樂口味各有不同,商界求財卻是千篇一律。我知道什麼叫編採獨立,但辦過報的人都難以想像在同一份報紙上,一邊是全版樓盤廣告「三巒環匯,千色名宅」,另一邊是報道地產霸權「囚室劏房,附送祖墳」。抽廣告打擊傳統傳媒,把市場趕去少依賴廣告收入的網上傳媒,社會言論只會愈不和諧。

不信嗎?至關心理財投資的沉默大多數要留心了:互惠基金佔財經雜誌的廣告收入比例是雙位數字,而大報的相關數字只是3.8%(Wall Street Journal)和1.1%( New York Times)。錢作怪,既影響貼士準繩,亦左右社會和諧。

【註1】:Reuter, Jonathan and Eric Zitzewitz. "Do ADS Influence Editors? Advertising and Bias in the Financial Media,"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21(1), February 2006: 197-227.
【註2】:Mullainathan, Sendhil and Andrei Shleifer. "The Market for New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95(4), September 2005: 1031-1053.
【註3】:Gentzkow, Matthew and Jesse M. Shapiro. "Media Bias and Reputatio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14(2), April 2006: 280-316.
【註4】: Gal-Or, Esther, Tansev Geylani, and Pinar Yildirim. "The Impact of Advertising on Media Bias," Journal of Marketing Research, 49(1), February 2012: 92-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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