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iday, October 31, 2014

奴隸制度下的法治?

免費早餐 - 徐家健
奴隸制度下的法治?

2014年10月31日

香港有不少精英分子語不驚人誓不休,最近的例子有:「以1861年美國解放黑奴,大約100年後,1968年黑人才可獲投票權,我唔係話香港都要100年先有民主,但係爭取民主需要時間,2017唔得啫,你點知2022無?點解唔袋住先?阿爺依家話俾你,你都唔要?」贊成「袋住先」的大有人在,要尊重。說爭取民主需要時間亦不是完全沒有事實根據,可以理解。但引用美國解放黑奴百年後黑人才獲投票權做例子,我只有O嘴再O嘴。

第一個O嘴,是如此三言兩語總結美國最重要的一段歷史,未免過分簡化。當年美國內戰結束不久,其實已在1870年通過憲法修正案第15條給予黑人投票權。只是幾年後南部個別州份還以顏色通過所謂Jim Crow laws,不但把有色人種隔離,更大大提高他們的投票成本,當中包括投票前先交稅和要識字等。這些歧視性投票門檻,除了顯著降低南部的黑人投票率,就連其他「經濟貢獻」較低的白人亦被拒諸投票站門外。如此依法治州,一依便依了近一個世紀。經歷過五、六十年代的民權運動後,1965年聯邦政府才正式通過《選舉法案》,令實施多年的Jim Crow laws不再合法,黑人的投票率隨之大幅上升。

第二個O嘴,美國、黑奴、100年、投票權,究竟是說給誰聽的?支持「袋住先」的人,不用知道外國「黑」勢力爭取了100年的是投票權還是廢除投票門檻,也會繼續支持袋袋平安。反對「袋住先」的人,聽到黑人冇投票權的比喻,卻要不是聯想起自己同奴隸一樣冇提名權,便是會諗到爭取投票權要靠打足幾年的內戰、廢除投票門檻有賴死人收場的民權運動。但這樣除了進一步撕裂社會,對香港究竟有甚麼好處?

今天撕裂香港社會的,還有港人對法治的狹義和廣義兩個不同解讀。說過了,廣義的法治要符合政治道德,而狹義的則只在乎制度穩定可測。收窄分歧的第一步,是討論時避免雞同鴨講。漠視道德的法治定義其實並無不可,只是要留意這種法治在奴隸制度下一樣可以存在。故此,狹義的法治不會是現代社會追求的唯一目標。犧牲狹義的法治去換取自由民主,從「亂世佳人」到「我有一個夢想」都曾發生過,值得與否見仁見智。就如不同人對「袋住先」有不同看法, 隨便找個亂世佳人中代表大地主「功能組別」的南方白人問問,他會答你Jim Crow laws袋足100年也嫌少。 

作者為克林信大學經濟系副教授/香港科技大學經濟系客座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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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ursday, October 30, 2014

瞎子摸象的經濟代價

2014年10月30日

瞎子摸象的經濟代價


香港最近有兩件大事,一件鬧哄哄,一件靜悄悄,但同樣影響深遠。

第一件,當然是持續超過一個月的佔領運動。運動的規模和形式在香港史無前例,有沒有外國勢力介入我不夠特首清楚,只知道參與者以學生一代為主,至今仍有秩序的佔領了金鐘和旺角兩區;事件為中港關係帶來劃時代的改變,亦令早已非常撕裂的社會浮現眼前。

第二件,是經過「外國勢力」專家們的一番努力,競爭事務委員會與通訊事務管理局於10月9日發表了《競爭條例》要求的6份草擬指引(draft guideline),展開公眾諮詢。首3份涉及調查和訴訟的程序,諮詢期至11月10日;後3份則包括第一、第二行為守則和合併守則,內容較複雜兼具爭議性,諮詢期至12月10日。

兩件事看似無關,從經濟學角度看卻有些共通之處。

但凡有大事發生,經濟學者都會觀察股市的變化去量度大事的影響。股市,不是什麼「賬面價值」,反映的是投資者對未來盈利的預期和風險的評估,是量度財富上落一個實在的指標。

事件研究法的難與易

這套事件研究法(event study analysis)源自金融學,關注的是股價於事件前後的變化。例如,上市公司主席逝世,對公司股價可有影響?我們可以搜集過去數十年的死亡事件,觀察公司股價在死訊前後幾個交易日的變化,繼而算出平均的跌幅;我們更可細分不同的死法:早已料到的(像Steve Jobs)和晴天霹靂的(如法國能源公司TOTAL的CEO上周空難喪生)是否有分別?

不過,公司股價亦受大市左右,只看股價或有誤導:若果死亡事件碰巧都在好景時發生,那就低估了死亡的影響。於是,我們要參考一個市場模型(market model,一般的選擇是大學課程會教的CAPM),算出股價跟大市的關係,再從股價中扣除其影響。事件研究法的基本假設是,市場模型「靠得住」,否則就是亂計一通。

扣除大市的影響,個別股票有法可依,那大市本身又如何處理?佔領行動維持了一個多月,期間股市多番上落,哪部分跟佔領有關?麻煩的是,數周以來全球股市同樣刺激,上落幅度不比香港小。也許香港股市不過在隨波逐流,跟佔領運動全無關係?要用股市算出佔領運動的影響,除了要等運動告一段落才作總結,也要有一個「全球市場模型」,以分辨股市上落的根源。可是,全球股市的關係不易搞得清,難為香港股市找到一個可靠的市場模型。

同樣道理,要證明香港長遠的經濟增長因佔領運動下降,也要有一個模型作根據,算出在沒有佔領運動下正常的經濟增長,才能得出佔領運動令香港增長下跌多少個百分點的結論。

前景不明降低公司價值

多年前的一篇文章【註,作者之一Hazlett是同欄徐家健在美國的新同事】,用事件研究法算出反壟斷訴訟對電腦業的影響。

話說在上世紀90年代,「電腦霸權」微軟官司纏身,正在跟政府打一場漫長的法律戰,一直打到千禧年後。官司牽涉的指控包羅萬有,較著名的是微軟「強迫」視窗用家使用Internet Explorer,令其他瀏覽器生產商難以生存。司法部門「打大老虎」,限制微軟的反競爭行為,對同行如敵國的其他電腦產品生產商應該是好消息,有鋤強扶弱的效果。

結果正好相反:每次司法部門向微軟開刀,同一行業百多間上市公司的總市值都下跌,每次的總損失平均為10億美元;每次司法部門打退堂鼓或打輸官司,微軟暫時逃過一劫,同行上市公司的市值反而上升。

也許微軟根本沒有反競爭之舉,也許司法部門的訴訟未能提升行業的效率,但事件最大的教訓是,曠日持久、打完又打的競爭法官司只會為行業帶來不穩與恐慌,阻礙行業的發展。野心勃勃的老闆本來對電腦業有信心,想作一筆巨大的投資發展新產品,但見做得成功的微軟給司法部門「照肺」頻頻,打官司損失慘重(司法部門每次行動,平均令微軟股價下跌1.2%),自然會靜觀其變,或考慮投資到其他風平浪靜的行業去。

前景不明導致經濟損失,納稅人花錢打官司之餘,消費者又未必有得益,競委會要避免微軟這類「悠長官司」。

佔領行動的最大成本,也來自前景不明。商戶生意受影響、市民生活受干擾,損失短暫兼有限。

更長遠的憂慮是,中港關係從此大變,政治及經濟上或放寬或收緊(「滬港通」是一例),齊齊瞎子摸象,說不得準的環境下各類投資決定都變得謹慎。這個成本不易計也未到時候計,但肯定是香港未來最重要的一筆大數。

註George Bittlingmayer and Thomas W. Hazlett (2000): "DOS Kapital: Has Antitrust Action Against Microsoft Created Value in the Computer Industry?"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55, 329-359.

美國維珍尼亞理工大學經濟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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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dnesday, October 29, 2014

從藍黃之別學習客觀論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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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藍黃之別學習客觀論事

2014年10月29日

記者採訪撐警活動給部分藍絲帶參與者暴力對待,又拉又扯,「漢奸」、「走狗」之聲不絕,要在警方保護下才逃脫。記者「敗走」,幾位有份吶喊助威的藍絲帶成員隨後跟警察握手,為緊張的警民關係火上加油。事件後,Facebook立刻洗板,大家紛紛譴責藍絲帶暴力行為。打罵記者加早前大小衝突,是否證明藍絲帶配戴者一般比黃絲帶配戴者野蠻、教育程度低?這問題要小心回答。

我從佔領運動明白生活圈子潛移默化的威力。物以類聚,我在Facebook、Whatsapp的朋友大部分是黃色人士。分享的新聞、發表的言論一面倒支持佔領,更不時批評取笑藍營不文明醜態。黃色資訊氾濫下,我對世事的看法不知不覺受影響,陷入所謂confirmation bias陷阱,傾向相信有利佔領的報道,多留意反佔領負面新聞,成「印象派」,隨時跟現實脫節而不自知。同樣道理,若生活圈子都是達官貴人,只進出私人會所高級餐廳,幾十年未試過迫地鐵等巴士,對普羅大眾生活的理解跟事實有距離。

要客觀解答問題,我參考中大傳播與民意調查中心的「香港民意與政治發展」調查。調查以隨機抽樣電話訪問香港市民對佔領運動看法。9月首輪調查有31.1%受訪者非常支持或幾支持運動,本月次輪調查升至37.8%,比不支持的35.5%高一點,民意對立不相上下。在15至24歲受訪者中,支持運動佔逾六成。40歲或以上支持的不夠三成,反對逾四成。年紀愈大,愈傾向反對運動,也許印證早前《年輕人為何較「激進」?》的分析。教育程度中三或以下,反對接近一半,支持僅27.4%。專上或以上,情況剛倒轉,支持近一半,反對的僅27.6%。教育程度愈低,似乎愈傾向反對運動。警方施放催淚彈,專上或以上認為恰當的僅14.4%,中三或以下逾三成。對警方信任度結果大致一樣。這是否證明藍營一般是教育程度低的「暴民」?不一定。

三、四十年前教育不普及,高中畢業已算難得,讀大學更是天之驕子。到九十年代大學學額增加,漸發展成今天8家大學。因平均教育程度一代比一代高,年齡跟教育程度關係密切,單從調查看不出年齡和教育程度各自的影響。要探究的是同一代人中教育程度跟政治取向的關係。本着求真精神,已向中大查詢有關數據,以算出年齡和教育程度那樣重要。若有回覆,再分析以了解藍黃之別。事實和數據,是打罵不倒的。

作者為美國維珍尼亞理工大學經濟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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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esday, October 28, 2014

經濟學諾獎得主如何看超市霸權

2014年10月28日

經濟學諾獎得主如何看超市霸權


法國經濟學者梯若爾(Jean Tirole)獨取今年的經濟學諾貝爾獎。正值多事之秋的香港對他的介紹和報道不算多,不過他關於壟斷和政府管制的研究其實與香港息息相關。一方面香港「霸權」處處令很多年輕人覺得社會缺乏向上流動的機會,這麼多年輕人參與佔中這也許是原因之一。另一方面,競爭法短期內將在香港實施,目的在打擊「霸權」。近日競爭事務委員會發表了競爭條例的相關指引【註】,歡迎各界人士對此提供意見。

競爭法正式實施後,為了證明其存在價值的競委會肯定會不遺餘力打擊「霸權」。而哪個「霸權」會成為競委會的首個目標?傳言大熱門之一是「超市霸權」。事緣(與競委會關係密切的)消委會在上年底發表了一份關於雜貨零售市場的研究報告,指出香港兩大超市在與供應商的合約裏加入不少如獨家交易(exclusive dealing)等的不平等反競爭條款,大有向兩大超市開刀之勢。

徐家健和我上周提到,梯若爾相對芝加哥學派是比較左傾,那麼他是否一定認為超市的獨家交易合約是反競爭的手段?在講述梯若爾會如何看待「超市霸權」之前,讓我先說說高斯的「平板電腦理論」。

生產商難為明天作承諾

話說最近蘋果又推出了新版本的iPad和iPad Mini,準備買平板電腦的人當然歡天喜地,但不久前剛買上一代平板電腦的人卻是欲哭無淚。相對於一些立刻消費的物品(例如一頓晚飯),平板電腦這類耐用品因為型號日新月異,消費者在決定消費前會多一重考慮:究竟是「早買早享受」﹖還是「遲買享折扣」?

跟很多政治人物一樣,耐用品生產商都有「今日的我打倒昨日的我」的傾向,而生產商很難在今天為明天的自己作出承諾(如果Tim Cook說:「在這次之後,未來五年都不會推出新型號的平板電腦。」你信嗎?)。消費者在決定消費前會有所猶豫,而這猶豫會減低生產商今日的壟斷利潤。高斯早在1970年代便已點出耐用品生產商面對的這個問題,並指出生產商會嘗試透過不經常推出新產品或減少產量等方法,向消費者「保證」它會信守承諾。

回到縱向關係的反競爭行為。梯若爾認為,上游的壟斷批發商在向眾多下游的零售商討價還價時,亦有類似的「誠信」問題。舉個例,假設蘋果是平板電腦的唯一生產商(上游的壟斷者),而下游的零售商則有百老滙和豐澤兩家在競爭。梯若爾的理論指出,在(對蘋果來說)最理想的情況下,蘋果可透過控制產量來提高價格以賺取壟斷租值。

不過,如果百老滙和豐澤基於很多商業理由不會互通消息,而雙方亦無法監測對手的銷售情況(這是所謂的訊息不完全假設,而這假設是否成立則因情況而異),蘋果可能一面向百老滙承諾控制產量,但背後卻與豐澤合作提升產量來賺取更大利潤。夾在蘋果與消費者中間的百老滙與豐澤,在缺乏互信以及蘋果無法作出令人信服的承諾的情況下,只能在零售層面與對手拼過你死我活,最終消費者得益而蘋果的壟斷租值下降。

上下游壟斷大不同

梯若爾的理論有兩個含意。首先,在訊息不完全的情況下,蘋果作為有壟斷能力的上游批發商會想盡辦法增加自己的信用,令下游的零售商相信它不會在背後作各種損人利己的小動作。由此角度看,拒絕交易(refusal to deal)、獨家交易以及限制轉售價格(resale price maintenance),都可以是蘋果(上游的壟斷者)向百老滙或豐澤(下游的競爭者)作出保證的工具。換言之,拒絕交易、獨家交易以及限制轉售價格,可能是蘋果保護其壟斷租值的反競爭手段。

另外,壟斷者在這產業鏈的縱向關係的位置亦十分重要。在剛才的例子裏,下游的零售商在訊息不完全的情況下「過度」競爭以爭取消費者的支持,是壟斷上游的批發商使用獨家交易等反競爭工具的原因。不過,如果有壟斷能力的是下游的零售商,即使它不向眾多批發商實行拒絕交易或獨家交易,消費者在沒有選擇的情況下,還是要付壟斷價予獨市的零售商。換言之,拒絕交易或獨家交易在這情況下並不能有反競爭的效果。

相對批發的蘋果電腦,香港兩大超市所「壟斷」的其實是相當下游的零售層面,梯若爾的看法是告超市進行獨家交易很可能對消費者沒有大用處。作為競爭法下的其中一個既得利益團體,經濟學者應該力勸政府「大、細老虎一起打」,但在「大是大非前」,「不想講假說話」的學者應該向公眾交代「邊隻老虎唔抵打」。

作者為香港中文大學經濟系助理教授
亞太研究所經濟研究中心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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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http://www.compcomm.hk/tc/draft_guidelines_2014.html

Monday, October 27, 2014

政改的Bootleggers

免費早餐 - 徐家健
政改的Bootleggers

2014年10月27日

我居住的美國南部,多年來法例規定商店餐廳周日一律不准賣酒。周日不賣酒的例子,啟發了同事揚德爾(Bruce Yandle)發明了著名的 「私酒商人與浸會教徒理論」(Bootleggers and Baptists Theory)。這套理論的其中一個含意,我認為與香港當前的政改問題有關。

周日不賣酒,固然有身為Baptists的虔誠教徒支持。教徒基於宗教理由主張禁酒,非教徒未必同意,但尚可理解。然而,這裏帶出兩個問題:其一,教徒人數未必是大多數,單憑教會的政治影響力未必能左右禁賣政策;其二,為甚麼只禁賣唔索性禁飲?

禁賣唔禁飲,執行禁飲是個難題。但除此之外,揚德爾認為支持政策還另有其人。此人樂見商店餐廳禁賣,卻不願酒客禁飲。Bootleggers作為私酒商人,背後支持政府增加規管來減少合法賣酒商人與其競爭。周日酒精禁賣唔禁飲,私酒商人可做其獨市生意去也!「私酒商人與浸會教徒理論」的邏輯,便是一些熱衷於保障「公眾利益」的團體希望推行某種管制時,有時會與個別只為個人私利的商家暗中合作起來,支持增加規管減少競爭的公共政策。

揚德爾有興趣的,不只是周日不賣酒。美國的《清潔空氣法例》,規定所有新建煤電廠通通要安裝昂貴的脫硫裝置處理廢氣。政治上得益者,明的有環保團體成功爭取,暗的除舊電廠保住既得利潤,還有東岸高硫煤的煤礦工人保住飯碗。但這樣的環保政策,不但令發電成本上升市民焗捱貴電,而被迫安裝廢氣處理器的新建煤電廠棄用市場上的低硫煤對環保益處亦不大。

今日我有興趣的,亦不是香港環保政策。關於政改,北京要保障「國家安全」,我們再不同意亦須嘗試理解。自人大落閘,不少爭普選的市民矛頭直指北京,部分學生到今天還堅持要求人大常委會撤回政改決定。然而,政改問題真的只有「浸會教徒」而沒有「私酒商人」嗎?反佔中賺維穩費信不信由你,口裏嚷着「香港問題香港解決」的人又為何一直放過功能組別這些本地既得利益團體?功能組別是否「私酒商人」,聽聽功能組別議員怎樣回應以個人票取代公司票的建議:「可以郁,我都可唔鍾意郁。」

所謂「政治問題政治解決」,長遠來說爭普選的人要想想怎樣說服北京港人要的真普選不會危害國家安全,更要思考如何迫使本地四大界別的政治既得利益者唔鍾意郁都要郁。

作者為克林信大學經濟系副教授/香港科技大學經濟系客座副教授
(http://www.facebook.com/economics3.0)

Friday, October 24, 2014

民主是窮人恩物?

免費早餐 - 曾國平
民主是窮人恩物?

2014年10月24日

特首梁振英接受《紐約時報》訪問,相當坦白:以票數定勝負的公開選舉(open elections based on who won the greatest number of votes)之不能接受,是為了防範較窮的市民主宰政治( giving poorer residents a dominant voice in politics)。特首「競選」時的民粹立場清晰,上任以來「走數」之聲不絕,今天面對外國勢力的喉舌有這番言論,是覺今是而昨非,還是說出了心底話?你認為呢?

政治不多講,倒想討論特首帶出的經濟學問題:低門檻的民主制度是否必向窮人傾斜?

傳統的理論,是政府決定稅率,再透過福利制度將收入轉移。若果政府由小圈子把持,而小圈子一般又來自非富則貴的政經權力階層,那稅率自然訂得較低,福利措施也較為輕手,但求做吓樣作一點收入再分配。誰知一場社會運動,推動了政治改革,實行一人一票冇篩選的民主選舉。鬥人多的制度下,財大氣粗小圈子的票數會給一眾較窮的「庶民」蓋過,政府由真正民粹的團隊控制,加稅加福利等劫富濟貧的政策推出一項又一項,收入分布會比改革前平均得多。這是特首描述的可怕後果,也是不少左傾人士的美好願望。

這套理論邏輯上沒有錯,但缺乏事實根據。何解?

民主制度下,有財有勢的小圈子不會坐定定靠投票在選舉決勝負。財閥大亨要比較的,是令政府政策維持原狀的價值,以及靠金錢成立壓力團體疏通傳媒等「買支持」的成本。合法或不合法的捐獻利誘,可以迫使本來應承大派福利的政客或明或暗的「走數」。民主化後政策沒有大變,窮人是空歡喜一場。

民主選舉的另一個效果,是所謂的「戴維德定律」(Director’s Law):窮人不一定是決定性的大多數,主宰選舉結果的可以是喝咖啡、看法國電影的中產階級。若然如此,推行的政策就會既劫富又唔益貧,甚麼減稅、津貼等著數都向中間靠攏,結果是收入不均可升可跌,窮人又是空歡喜一場。

去年一項極有分量的實證研究,總結了一百八十幾個國家過去六十年的經驗,發現民主國家稅收佔GDP比例較高,但用意不一定是劫富濟貧,而收入分布跟民主制度亦沒有甚麼關係。

以票數定勝負的低門檻民主選舉下,有錢人、窮人、中產都有機會掌握「話語權」。「窮人治港」的想像不一定成真。特首沒提及的,是民主帶來的多一點新聞自由和少一點政治打壓。坦白,還是有限度的。

作者為美國維珍尼亞理工大學經濟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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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ursday, October 23, 2014

梯若爾的管與史德拉的不管

2014年10月23日

梯若爾的管與史德拉的不管


80年代初,正當佛利民的《自由選擇》賣個滿堂紅之際,另一芝大經濟學派元老史德拉(George Stigler) 憑他對工業組織和政府管制的分析,贏得1982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史德拉曾說過:「米爾頓想改變世界,我卻只愛冷眼旁觀」。冷眼旁觀,就是不管。這個不管,主要來自史德拉自問管不到。是的,從企業到政府,作為經濟學者史德拉有興趣的,由始至終都是了解他們的商業及政治行為,沒有妄想能教精企業如何賺到盡或左右政府怎樣管到底。
三十二年後,法國經濟學者皮克提的《21世紀資本論》洛陽紙貴,剛好皮克提的同鄉梯若爾(Jean Tirole),成為繼史德拉後第二位主力研究工業組織和政府管制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

梯若爾是個怎樣的經濟學者?梁天卓形容梯若爾為一個左傾的經濟學者,應該錯不了。我要作補充的是,梯若爾是的就是史德拉不是的:史德拉推崇傳統價格理論,梯若爾的分析都是基於現代博弈論;史德拉把「壟斷性競爭」(monopolistic competition)的概念批評得一文不值,梯若爾不斷研究的卻是「非完全競爭」(imperfect competition)下的市場勢力;史德拉強調用數據來驗證假說,梯若爾則着重以理論推斷出改善社會的政策;史德拉不管亦自問管不了,梯若爾不但要管還要管到最好。

反壟斷案件要逐單審?

不久前,我在《睇電影學棟篤競爭行為》一文中以電影行業為例,解釋政府想透過競爭法管制產業鏈中製造、批發、零售等之間從上而下的「縱向關係」(vertical relationships),後果往往是誤中副車。原因是這樣的: 同行如敵國的「橫向關係」(horizontal relationships)之中,競爭對手生產的是代替物品 ,減價有損對手利益,禁止橫向的合謀協議保護消費者算是有的放矢;但「縱向關係」裏唇亡齒寒的一眾企業生產的是互補物品,批發減價零售歡迎之至,「縱向限制」(vertical restraint)大多有其伸延壟斷以外的經濟效益原因。

這是芝大傳統對縱向限制的一般看法。從電影業的「縱向合併」(vertical integration)到 「捆綁預售」(block booking), 再到各行各業的 「零售價管制」(resale price maintenance)和 「拒絕封殺」(foreclosure)等,芝大傳統不是認為所有縱向限制的商業行為都對社會有益,但提高經濟效率的縱向限制實在不容忽視,而要正確無誤地分辨出少數損害消費者利益的商業行為又成本不菲。寧縱莫枉,是競爭法對縱向限制應有的務實態度。

梯若爾的理論卻認為,因為 「資訊不對稱」(information asymmetry)和「承諾無保證」(limited commitment)兩大問題,拒絕封殺等獨家合約安排可以損害消費者利益,政府因此應不縱亦不枉小心地管。要做到不縱不枉,梯若爾認為執法司法的監管機構不應一本通書睇到老。書要一頁一頁讀,梯若爾主張反壟斷案要一單一單審。

自然壟斷行業應逐個管?

史德拉開創的監管經濟學,始於一個電力行業的實證研究。當年史德拉發現,美國不同電力市場的電力價格,管的不管的分別竟然不大。監管機構的存在不是為了保護消費者嗎?史德拉發展下去的理論,是政府不同的監管措施,一些向個別生產商傾斜,另一些則向大眾消費者傾斜。在史德拉眼中,公共政策向誰傾斜是需要解釋的重要現象。選民、政客、利益團體、政府官員,都為自己的利益打算。公共政策最終向誰傾斜,是多方政治角力的後果,而並非由經濟學者決定政府應如何如何監管。

梯若爾同意監管有困難,但政府應迎難以上。承認企業的資訊比監管機構充足,卻不理政治上是否可行,梯若爾的理論指出不同自然壟斷行業各自有其獨特之處,電力市場需要有電力市場的監管方式、電訊市場需要有電訊市場的監管方式。要管到最好,便要每個自然壟斷行業逐個管。

但怎樣逐個管到最好呢?政府應請教經濟學者了。考考大家,假如長實樓有 now TV 冇有線,政府管還是唔管?監管兩電唔用利潤管制協議可以點管?答案都是我們經濟學者的商業秘密。現代的監管經濟學,有一套我知你唔知的最佳監管政策理論,違反了史德拉的不管原則;梯若爾的管卻顯示當上顧問專家的經濟學者,可能已成為史德拉的監管經濟學中的一個利益團體。

作者為克林信大學經濟系副教授
香港科技大學經濟系客座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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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dnesday, October 22, 2014

邊種法治最緊要?

免費早餐 - 徐家健
邊種法治最緊要?

2014年10月22日

曾以為棟篤男神金句「搵食啫,犯法呀? 」是博物館級東西,怎知一個佔領運動衍生的反佔領運動,理據離不開「搵食」和「犯法」。基層市民搵食為口奔馳我們易理解,衣食足的中產朋友們口口聲聲「法治是最緊要的」卻把我難倒了。

關於「最緊要的」,網上流傳風水師蘇民峰最近一段說話:「全世界追求民主的目標大多是想能夠換來『法治』、『個人自由』、『言論自由』及『杜絕貪污』。無聽過、見過一個國家與地方犧牲『法治』、『言論自由』而去換取『民主』。」蘇師傅言下之意,法治和言論自由比民主制度緊要。他和其他中產朋友說的「法治」又是甚麼呢?以「法治是最緊要的」來反佔中,確有「外國勢力介入」之嫌,皆因我懂的幾個法治概念都是來路貨。先說說甚麼不是法治。犯法是個別行為,不是制度崩潰。有法律的地方就有人犯法,犯法行為的普及,全球不同地方各有高低。但假如旺角的罪案率比金鐘高,這就代表旺角的法治程度比金鐘的低嗎?來路貨的法治概念,不止於「唔聽警察叔叔話」這個層次。法治緊要,亦不只為「警察叔叔會拉你㗎」這個後果。拜託各方中產家長,請停止使用「嚇細路」程度的思維方式去理解法治。

比嚇細路思維層次較高的論述,懂得制度上有rule of Law和rule by law之分。rule of law者,法治也。而rule by law則只解作依法而治,即剛展開的四中全會強調的「以法治國 」。依法而治層次比嚇細路高,是因真正做到依法而治不是靠嚇,犯了法警察叔叔真是會拉你的。但除了有效執法,依法而治亦需公正司法。如中國能做到「以法治國」,可望向蘇師傅提出的目標之一「杜絕貪污」邁進一大步。但單靠依法而治,一般是無法保障「個人自由」或「言論自由」的。依法的法,可以是限制大部分人個人及言論自由的法。

那麼,法治究竟是甚麼呢?一個簡單的分類,狹義的法治概念是指一個凡能提供穩定及可測的社會制度,廣義的法治概念卻涉及政治道德。具體一點講,只著眼穩定(stability)及可測(predictability)的法治制度,強調的是私有產權和公正司法。而狹義之外廣義之中的法治概念,卻往往包含自由、人權、人道等現代價值觀。無聽過犧牲法治去換取民主的風水佬,沒有讀過海耶克,也不知道世上有人認為冇民主制度來約束當權者,便根本沒有法治可言。

克林信大學經濟系副教授/香港科技大學經濟系客座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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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esday, October 21, 2014

「左傾」的經濟學諾貝爾獎得主

2014年10月21日

「左傾」的經濟學諾貝爾獎得主


今年的經濟學諾貝爾獎上周一揭曉,由「左傾」法國經濟學家梯若爾(Jean Tirole)以其關於政府管制以及壟斷的理論研究一人獨佔獎項,結果「出人意表」之餘亦可算是「眾望所歸」。

說出人意表,是由於今年的諾貝爾獎得主只有一位,而這位唯一的得獎者更是一位法國人!對上一次一人獨享「和味」獎金的是在2008年獲獎、言論惹火的普林斯頓大學教授克魯曼(Paul Krugman),而對上一次由非美國人獨佔獎項,更要數到16年前的印度經濟學家阿馬蒂亞.庫馬爾.森(Amartya Kumar Sen)!

工業組織與「霸權」經濟

說眾望所歸,是由於梯若爾早在行內大名鼎鼎。他在其本行「工業組織」(Industrial Organization)的研究既廣且深,他於1988年所撰寫的教科書《工業組織理論》(The Theory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歷久不衰,是歐美各大研究院有關課程的必然讀物之一。另外一個「眾望所歸」的原因有點政治因素:根據我一位在Facebook上(在事後)聲稱早已貼中梯若爾得獎的研究院同學表示,這次諾獎評審委員會的主席是研究工業組織的專家!

「工業組織」看似是一個高深莫測的經濟學術語,但這其實是泛指有關行業內一些近似寡頭壟斷競爭行為的研究。而這方面的研究亦與今日的香港息息相關,因為一方面正如徐家健上周在友報撰文指出,最近香港的風波,或多或少與年輕人認為今日的香港「霸權」處處以至社會向上流動的機會大減有關,另一方面香港在不久的將來便會跟從國際步伐正式推行競爭法,希望以立法的方式營造一個更「公平、公開和公正」的營商環境。

相比民主制度,競爭法(或美國的反壟斷法)的「國際標準」更為模糊,各國有關法例對各行業的管制有時會大異其趣。相對來說,美國的反壟斷法比較相信市場會自動調節以衡制壟斷過度膨脹,但歐盟的競爭法則認為政府的管制在很多情況下都是必須的。在各處鄉村各處例的情況下,對有關理論有初步認識是必須的,而這在現今「非黑即白」的香港社會亦十分重要。

諾獎得主如何「左傾」﹖

香港的媒體雖然忙於報道最近香港的風波,但在梯若爾得獎後亦有對其研究作一些報道,大部分均形容梯若爾是比較左傾的經濟學者,主張政府管制,與傳統芝加哥學派的學說相互違背。外間經常有一個印象,經濟學者互相之間整天都在吵架,而最後總得不到任何共識,但其實經濟學者在很多問題上都有一定程度的共識,只是在小部分問題上爭吵不斷而已。

無疑,梯若爾的理論相對很多芝加哥學派的學者是比較左傾,但其實他也絕不是認為政府應經常干預。

舉個例,零售價格管制(resale price maintanence)一直是競爭法(或美國的反壟斷法)的一個大題目。其中零售價格管制應否「格殺勿論」(per se illegal)還是「酌情處理」(rule of reason)有大爭議,美國法庭更在最近幾年由對零售價格管制「格殺勿論」慢慢轉到「酌情處理」。芝加哥學派不否定零售價格管制有時可能是損害消費者利益的反競爭行為,但欄友徐家健和我不止一次說過的「示範假說」卻說明,零售價格管制有助防止一些服務性行業內的零售商「鬥平鬥賤」的惡性競爭,而有看過梯若爾《工業組織理論》的人,都會知道他並不反對這個假說。另外,他亦指出在一些情況下,獨市的批發商的壟斷批發價會令零售商的入貨成本上升,而零售價格管制則可以避免這所謂的「雙重邊際化」(double marginalization)的壞影響。學界裏很多人都其實贊成零售價格管制應「酌情處理」。

提到零售價格管制是因為這法例一直爭議甚大,而在考慮是否採用「格殺勿論」還是「酌情處理」,很多時候是一個政治問題。在經歷了最近的風波後,相信大部分港人都意識到政治是與生活息息相關,甚至很多事都很容易被政治化。可幸的是,在香港的競爭事務委員會最近發表了《競爭條例》(條例)的指引擬稿(草擬指引)中【註】,競委會似乎有理性地把這些學界的共識考慮在內。

作者為香港中文大學經濟系助理教授
亞太研究所經濟研究中心成員
www.facebook.com/ economics3.0

註:http://www.compcomm.hk/tc/draft_ guidelines_2014.html

Monday, October 20, 2014

光明磊落的經濟基礎

免費早餐 - 曾國平
光明磊落的經濟基礎

2014年10月20日

藝人王喜在Facebook分享他的「皇氣」經驗,憶述教官講的一番話,經刪剪後如下:「喺街外人眼中,你哋著住制服,個個一樣。識你係阿茂定阿壽?佢哋睇到有個警察做錯,就會當全部警察都一樣會做錯,呢啲就係一個害全家」。刪剪的,只是粗口。在這個甚麼都無端被消失的時期,刪剪甚麼要交代清楚。

教官的說話,與經濟學的統計歧視(statistical discrimination)理論有關係。市民平時跟警察不相往來,印象主要來自傳媒報道。見到「懷疑」警察圍毆示威者的影像,雖然知道如此超技術執法的警察屬少數,但正如教官所說,警察個個制服一樣,圍毆的習慣又跟警察的高矮肥瘦年齡大小沒關係,驟眼看不出來。

理性的市民,自然會對警察一視同仁,全部打個折扣。要知道警察荷槍實彈,有比一般市民多的權力,就算只有少數害群之馬,也應寧可信其有,對警察多幾分戒心。受害的是,警察之中守規矩的一群,被好人當壞人辦。統計歧視之下,「個別事件」有整體的效果。

同樣道理,中學校方連學生放學後的行為都要管,怕的是學生穿著校服鬧事,外人只記得校服和校徽,學生一律當壞分子看待,影響校譽。

訊息不全下,「唔知邊個打邊個」的制服組織做事要光明磊落。

當然某些市民對該段影片有截然不同反應,認為警察的勇悍有維持香港和平作用,兼有殺雞儆猴的效果。根據統計歧視,他們對香港警察又會多了一分敬意,一視同仁全部加分。

你有你罵,我有我撐,雙方印象都跟現實中大部分警察有點距離。不過,錯誤的印象可能會成為事實:統計歧視下,愛好和平的市民不欲投考警察,比較勇悍的又對這個職業更有興趣。要防止這個惡性循環,需要的是比「調職」更嚴厲的紀律處分。

講開警察,繼「學生被利用」和「有外國勢力滲透」後,「藍營」另一流行論調是「美國警察仲暴力啦」,認為香港警察暴力是小兒科。國際標準這回事很飄忽,有些不跟外國,到有需要時,又援引歐美勢力作例子,叫人無所適從。

要比較兩地警察行為,也要公道點:在美國執法,對方手持的不是雨傘或保鮮紙,分分鐘是強勁的重型武器,如敝校2007年槍擊案就是一例。警察要作統計歧視,假設有跟疑犯火併可能,先發制人。美國警察平均比香港暴力,自保是原因之一。最後要問個好naive問題:不久前有份參與「反暴力」簽名運動的市民,是否要貫徹始終反下去?

作者為美國維珍尼亞理工大學經濟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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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iday, October 17, 2014

21世紀激進論

免費早餐 - 徐家健
21世紀激進論

2014年10月17日

曾國平兩天前解釋為何激進的都是年輕人,原因是匆匆幾十年有涯之生投資人力資本要趁早——臨老學吹笛,有違需求定律。是的,人力資本與其他資本不同之處,是其他資本尚可留給下一代,人力資本卻不易轉讓。但即使生命無涯,投資要趁早的另外一個經濟原因,還有供應方面,年輕人學習自由何價的機會成本始終較低。這幾星期,在兩極分化的社會上除了聽到很多稱讚年輕人有理想的說話,但亦有聲音指,動不動便上街抗爭的人只是無聊人作無益之事。

無聊人者,時間多的是之人也。但現實是,你我都是一天只有24小時。「秒秒鐘幾十萬上落」的成年人冇時間激進,經濟學上的解讀是要他們選擇唔做鹹魚擁有夢想的機會成本非常高。支持爭取民主的人,當然不會同意示威瞓街者是無聊人。但是就算鍵盤戰士才不無聊,我們又怎樣解釋為何這一代的年輕人似乎比上一代的更激進呢?

隨着社會財富不斷累積,新一代的年輕人較少擔心賺錢養家是個普遍現象。然而,埋怨年輕人的激進是源於無聊的成年人,有否仔細想過新一代年輕人示威瞓街的機會成本為甚麼忽然大跌呢?研究政治經濟的人都知道,經濟不景是引發群眾上街示威的一個主因。但今天香港的經濟很差嗎?當然不是。新一代年輕人把時間投資在爭取民主的夢想,而不再一窩蜂學做條只顧搵食的鹹魚,「抗爭無益」之說意味著,這一代年輕人可能認為把時間投資在搵食的回報比投資在抗爭的「無益」更低!

夏愨道上,我聽過有年輕人表示香港的貧富懸殊皆因沒有普選。過去幾十年間,工資差距的確在不少先進國家不斷擴大。貧富懸殊、向上流動減慢成為全球熱烈討論的議題,經濟學奇書《21世紀資本論》大賣是有其經濟背景因素的。儘管向上流動有否減慢還是眾說紛紜,香港樓價高,年輕人置業難卻是沒有甚麼爭議。香港這一代年輕人的激進,原因有求亦有供,加上不少成年人還是喜歡從比較和諧的傳統媒體接收資訊,而年輕人則傾向選擇百花齊放的新傳媒。21世紀想唔激進,好難囉。

作者為克林信大學經濟系副教授/香港科技大學經濟系客座副教授
(http://www.facebook.com/economics3.0)

Thursday, October 16, 2014

書的經濟學 經濟學的書

2014年10月16日

書的經濟學 經濟學的書


先旨聲明,這是一個廣告。兩位朋友叮囑我要寫得含蓄一點,切勿硬銷。且看我這個「植入廣告」是否安插得巧妙。

書是一種有趣的物品。去世不久的諾獎得主貝加(Gary Becker)的貢獻之一,是指出了消費不等於買東西。在家中添置一部健身器材,首先要安裝,再學習使用,日後壞掉又要修理,再花健身的時間,才達到保持健康或消閒的目的。想跟潮流轉用蘋果電腦,先要花一段日子摸熟與視窗頗為不同的介面,又或要添置一些周邊產品,慢慢才得心應手。消費,買東西是第一步,要加上時間或其他物品,才能「生產」出消費的效果來。

買書便宜 看書不便宜

書之有趣,在於書價只佔讀書這個消費行為的成本的小部分。

何解?時間就是金錢。你一小時的光陰值多少錢?要你少睡一小時,或少看一小時電視,你至少要收多少錢才能補償損失?香港人時間寶貴,從搭地鐵轉車的萬馬奔騰可見一班,在茶餐廳午市講求的快靚正亦略知一二。《信報》讀者多為專業人士,我且估計每小時價值100元。讀一本200多頁的非小說類著作(如金融、歷史之類),如非求求其其,大概四小時可以讀完。

香港地方淺窄,呎價驚人,我曾在友報以平均實用面積呎價10000元的保守計算,算出收藏一本普通大小的書約要150元。假設書價100元,從買到讀到收藏,盛惠650元,書價不夠五分之一。這個分析有兩個推斷:一,由於書價相比之下不重要,書的需求對書價彈性甚低,書本加減十元八塊不會大幅改變你的需求量;二,時間成本的改變,或樓宇呎價的起落,對書本的需求量影響更大。升職加薪,工務更見繁忙,必定減少書本消費。不容易驗證但有趣的,是香港近十年的樓價大幅上升,對香港的「書本總需求」有什麼影響?港人閱讀習慣的改變,是否跟樓市有關係?

看書昂貴,選書應當審慎,最好是一舉兩得,寓娛樂(消費)於學習(投資)。世途險惡,社會上充斥語言偽術,紛亂的爭拗又容易令人迷失方向。為求自保,就要學習思考的方法,既不被高官專家口中的統計數字嚇怕,亦不為情緒和怨憤所左右。

經濟學者寫什麼?

看書成本高,寫書程序繁複兼花時間,成本更高。每年出版的書籍無數,但以銷路不佳居多,成功跑出賣個滿堂紅的沒有幾多本,有點像運動員、藝術家的巨星效應(superstar effect)。辛苦寫書出書,是風險甚高的賭博。

且舉幾個經濟學書籍的「巨星」例子。新鮮出爐的諾獎經濟學得主蒂諾(Jean Tirole),其學術文章當然影響深遠,我們會陸續為大家介紹。但論他對行內行外最廣泛的影響,卻是一本歷久常新的教科書《工業組織理論》(The Theory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此書於1988年出版,風行至今,內容雖有點陳舊,但始終是經濟學者及其他專業人士的入門首選。

紅到發紫的法國學者皮克提(Thomas Piketty),其研究文章受盡碩級學報青睞,但影響力衝不出學術圈;一本《廿一世紀資本論》,卻令這位象牙塔內的學者成為世界級明星,改變了無數人對貧富問題的看法。我們的偶像張五常教授,寫的英文學術文章我們行內人讀得熟,但講到街知巷聞,他的一本《賣桔者言》依然是最多香港人買過及看過的經濟書。

仰望高人,我們敬畏兼羨慕之餘,亦思考着同一個問題:我們在不出版便完蛋(publish or perish)的象牙塔裏尚算生存下來,但學報文章再多,關心的是否就只有學術界裏的少數人?我們當然會繼續站在學術前沿,刊登研究文章,但是行有餘力,也想多做一點對社會有影響的事。況且,香港這個神奇的小地方,從來不是歐美經濟學界感興趣的課題,學報絕少對香港題材的研究感興趣。缺乏動機研究香港社會經濟問題,傳媒的討論水平也就異常參差,常有估估下或想當然的情況。

我們對香港有感情,想多了解這個地方的大小經濟事,於是兩年多前開始了這個專欄。積少成多,天窗出版社剛為我們出版了《本土不敗─全球化下的香港出路》這本書。書價不高,但大家看書的代價高,所以我們不敢草草把文章結集算數。花了好幾個月的時間,我們將書的編排改了又改,再仔細修訂每一篇文章,兼加插了一篇導論。工程浩大,求的是大家讀得過癮兼學懂經濟學的思考方法,順便博一博成為暢銷書!

作者為美國維珍尼亞理工大學經濟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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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dnesday, October 15, 2014

年輕人為何較「激進」?

免費早餐 - 曾國平
年輕人為何較「激進」?

2014年10月15日

年輕人何以覺得老一輩較頑固、保守?

這是某經濟學教科書中的一條練習題,答案很簡單。假設有個新發明,學習使用需時,故要掌握新發明的成本不低,但學懂以後有明顯益處,便利一生。學用新發明與否,比較的是成本和效益。年輕人來日方長,學習雖有成本,但換來的是幾十年的得益;老一輩享用益處的時日無多,兼且受老眼昏花、腦力衰退困擾,學習成本更為高昂,學用新發明不划算。根據需求定律,故年輕人一般比老一輩敢創新、敢嘗試、敢冒險。將答案倒過來看,老一輩較頑固、保守,是因為他們已經為舊發明投資太多,用慣用熟,有動機保留舊發明,抗拒新發明取而代之,守護既得利益。

於是,有甚麼尖端科技、減肥餐單,一般難引起老一輩的興趣。學外語、學電腦都是長期投資,參與者的年齡偏低。有甚麼新派菜館奇特餐廳,會排隊反而是時間成本較高的年輕人。

從爭取同性平權、動物權益,到反國教和今天的「雨傘運動」,最踴躍參與的也是年輕人,銀髮族的比例偏低。歷史上,政治文化運動往往由年輕人帶頭:梁啟超公車上書於晚清之時(公車不是交通工具,指的是上京考試的舉人),廿歲出頭;孫文成立興中會時,未夠30歲;胡適發表「文學改良芻議」之時,只有25歲。這班年輕人,相信當年都受過「被某些勢力利用」的指責以及「不夠成熟易被煽動」的批評。

大家有時間,可做一個小調查:搜集近期有關佔領行動的評論文章,依立場分類為支持、反對、中立,再找出每位有名有姓作者的年齡,看看觀點是否跟世代有關。大家也可以研究一下大小民間組織的主要成員,比較兩者的花甲比例和立場的關係。

毛澤東講過:「世界是你們的,也是我們的,但是歸根結底是你們的。」年輕人眼望將來,沒福氣做高官子女移民歐洲升學美加,未來幾十年都要在香港工作、結婚、生仔,對影響久遠的政治制度難免多一份關注,比較起佔領運動帶來的社會成本和效益,跟老一輩的權衡會有分別。分別,不一定就是矛盾衝突,互信和溝通可以減低雙方的成本。

「激進」的年輕人發起佔領運動,不單只因為他們花得起時間,亦由於香港歸根結底是他們的,所以要站出來。

作者為美國維珍尼亞理工大學經濟系助理教授、
http://www.facebook.com/economics3.0

Tuesday, October 14, 2014

為何政治人物要比白更白

2014年10月14日

為何政治人物要比白更白


香港是一個奇怪的城市。數年前娛樂圈發生淫照風波,轟動一時之餘亦出現很多奇怪的現象:很多互不相識的網友突然稱兄道弟;侵犯他人私隱的「奇拿」突然成為「揭破娛樂圈真相」的城中英雄;而本應是受害者的眾名星卻成為過街老鼠。這些受害者當中有的竟要向公眾道歉,有的歸隱再復出但聲勢已大不如前,有的更從此在娛樂圈銷聲匿迹。

如果娛樂圈是光怪陸離,那麼政壇只能說是令人匪夷所思:「處理了便不再存在」的僭建風波、把波拋給「妻子及其家人」的囤地醜聞,以至最近那份「不用交薪俸稅」的「秘密報酬」,我們沒有聽過一句道歉的說話,而起碼到目前為止,亦沒有任何一個人因此下台。

我相信絕大部分香港人都十分明白世情,起碼不會天真的以為玉女等於處女,亦不會相信政客全是「行公義,好憐憫,存謙卑之心」的天使。但在娛樂圈內,眾名星似乎都加諸自身一種無形的道德責任,認為社會需要他們保持一個「健康」的形象。同樣地,社會上亦對政治人物有一種道德的期望。為何社會對明星和政客等公眾人物有這樣的期望呢?對前者我沒有一個很好的解釋,對後者卻有一點粗淺的理解。

在解釋為何大家都希望政治人物可以whiter than white前,先說說政府為何存在。在魯賓遜的世界,我們不需要政府。不過,當其他人進入魯賓遜世界,分工合作變成可能,政府於是應運而生。為什麼?亞當.史密(Adam Smith)說過,社會上分工的程度受市場的規模限制(the extent of the division of labour is limited by the extent of the market)。高斯(R. Coase)則說過,私有產權被清楚界定是市場交易出現的前提條件(A clear delineation of private property rights is an essential prelude to market transactions)。換句話說,社會在能獲得分工合作的巨大好處之前,首先要有一個私產較為明確地被界定的制度。不過,我們都知道世上沒有免費午餐,一個私產被清楚界定的制度也有其成本。

在一家公司裏,員工分工合作可帶來巨大收益,但他們之間互相卸責怎麼辦?經理的監督變得有價值。同樣道理,社會中各人分工合作,然後相互交易,但交易需要合約,合約的執行往往帶來糾紛,所以維持社會秩序和法治的官員、警察、法官、律師以及政客等的存在都有其價值。

政客道德敗壞損法治

員工互相卸責或買賣雙方有合約糾紛可說是源自人類自私的「劣根性」,那麼「本是同根生」的經理、政府官員、法官以及政客等也應該有這些「劣根性」。那麼誰來監督這些監督者呢?公司裏的經理如果假公濟私,不能好好監督員工互相卸責,公司產出會下跌,市場會作出懲罰,公司利益會收損。但如果社會的監督者如政府官員和法官未能剛正不阿呢?我們並沒有一個靈活的「市場」可以對這些社會的監督者作出相應和及時的懲罰。那麼我們可以怎樣觀察及懲罰這些監督者?一個辦法是透過第四權的媒體監察,而這是否有效取決於新聞是否自由。此外,提高對這些社會監督者的道德標準亦是其中一個解決辦法。我們因此不難理解,爛賭成性的私企經理不一定會影響其業績,但一個債台高築的警察即使是展昭再世也同樣會引人懷疑。

娛樂圈名星生活荒淫無道我不敢苟同,而對其行為同樣不苟同的市場自會對他們作出懲罰。不過,政治人物道德敗壞卻令人懷疑其執行法紀的公正性,直接影響到香港一直引以為傲的法治。本港是一個奇怪的社會,但我不希望香港成為一個綱紀敗壞的地方。

香港中文大學經濟系助理教授
亞太研究所經濟研究中心成員
facebook.com/economics3.0

Monday, October 13, 2014

有錢唔執的自發秩序分析

免費早餐 - 徐家健
有錢唔執的自發秩序分析

2014年10月13日

芝加哥學派的經濟學着重以市場力量解釋為何我們不會在繁忙街道拾到百元大鈔;之後崛起的洛杉磯學派提出資訊費用有助了解誰拿走那百元鈔票。怎知網上流傳一張雨傘運動照片,相中兩張在馬路的100蚊紙,上面竟貼有「唔好執,唔知邊個跌?」八個字。照片真偽難考究,但只要警方夠冷靜,黑幫夠克制,到過示威區的人都見識過區內和諧得出奇的「自發秩序」 (spontaneous order)。

自發秩序,對研究市場的經濟學者是日日思、夜夜想的東西。從市場力量背後無形之手到拿走百元鈔票的有形之手,再到傳聞寫上「唔好執,唔知邊個跌?」八字那隻撐遮之手,都是秩序,是自發的秩序。今天,港人好像忽然對自發的群眾運動驚為天人,港府似乎亦繼續對沒有領袖的和平抗爭老鼠拉龜。顯然,港人港府對市場力量認識不深,分不清楚甚麼芝加哥甚麼洛杉磯經濟學派,更未聽過提出「自發秩序」的奧地利學派一代宗師海耶克 (Friedrich Hayek)。

拋一大堆書包,目的只想說服大家「自發秩序」不是甚麼新鮮概念。自由市場非個別市場參與者能一錘定音,但市場規律受供求影響。沒有壟斷的自由市場既然可井然有序,沒有領導的和平示威為何必定七國咁亂呢?市場競爭沒有話這家生產商騎劫哪家生產商,家家有求於是各有各做,做得好就有顧客支持。群眾運動的邏輯應有兩樣嗎?然而,自由市場有價格做指引私產作後盾,自發運動靠的除了是87枚催淚彈和反佔中的挑釁外還有甚麼?

我認識的不少芝大經濟學者對海耶克早期貨幣經濟分析不以為然,但一致對他後期政治哲學思想推崇備至。《通往奴役之路》指因資訊費用龐大,只靠國家領導的中央計劃經濟會造成社會災難。但「自發秩序」下的無形之手並不代表無政府主義。《自由憲章》探討的就是社會怎藉有形之手設計避免政府權力過度集中的憲章保障個人自由。
民主社會有完善憲法作後盾,維護個人自由便安寢無憂?非也,捍衛自由除多得有形之手維持法治,還要靠無形之手推動維護個人自由的價值觀。有錢執定唔執,靠法治也靠路不拾遺的社會風氣。我對雨傘運動要短期爭取較完善民主制度不敢樂觀,但當中傳播的自由價值觀對香港新一代是一朵不枯也不散的花。 

作者為克林信大學經濟系副教授/香港科技大學經濟系客座副教授

Friday, October 10, 2014

非常時期現真身

免費早餐 - 曾國平
非常時期現真身

2014年10月10日

到餐廳食飯,朋友叫了一支價值一千大元的紅酒,舉杯暢飲,人人面露喜悅之色,朋友問酒是否好喝,對紅酒有點認識的你雖然覺得質素麻麻,但為免場面尷尬,於是連聲說好。

到藝術館,跟異姓朋友欣賞當代裝置藝術,雖然你看了半天都不知道那堆東西有甚麼意思,但為免顯得膚淺,也要讚嘆一番。

到電影院欣賞大師經典作品,雖然你悶到瞓着,但回到家中又在Facebook寫觀後感,將從影評讀過的觀點循環再用。朋友介紹甚麼世界名著,你痛不欲生的讀了一遍,不知所云,在公開場合又會豎起大拇指,稱許其文學價值。

這類大話,大家都講過不少吧?

將真正的喜好藏於心底,或只告訴最親近的人,在社交圈子則裝扮出相反或不在乎的態度,經濟學者稱之為捏造喜好(preference falsification)。這套理論由經濟學者Timur Kuran於八十年代提出,在政治科學的領域很有影響,對理解香港今次的示威亦有幫助。

日常生活講講大話跟大隊,沒有甚麼大害,但到政治層面之上,卻會帶出意外的後果。在香港,政治冷感是普遍的行為(「我不懂政治」),不會引來奇異目光;開口埋口講錢講玩講飲講食,是廣受接受的港人風格。

相反,太有政治立場,對時事意見多多,會被視為「太認真」甚至「太偏激」,在社交圈子會不受歡迎。在極權國家,政治冷感更是自保的技巧,太有意見隨時惹禍上身。

於是,對個別政策以至政治制度有意見的市民,都只會藏於心底,谷埋谷埋。不過,當有社會運動出現(示威、暴動以至革命),表露政治立場不再是社交禁忌,平時捏造開喜好的人又會紛紛「出櫃」,積極支持或反對運動。當然,亦有人會積極過頭,如某公關和某經紀。

理論的推斷,是民意調查陷阱甚多,就算親身落場面對面訪問市民,也未必會問出真相來。社會運動的規模因此難以預測,事後孔明不難做,但事前先知就往往是斷估冇痛苦了。

過去一星期,大家發現身邊有幾多捏造喜好的例子?平時風花雪月,今次忽然黃絲帶,每隔一小時下筆千言做鍵盤戰士,甚至勇闖現場吸入催淚煙;平時是「沉默大多數」,至多講講股票,卻又戴上藍絲帶,全力支持警方強硬清場,怒斥外國勢力的亂港陰謀。

沒有學生帶起這場一發難以收拾的運動,大家可能不知道身邊千奇百怪的政見和價值觀,也不知道香港社會是如此撕裂。

港人現真身,揭露巨大的民意分歧。政府要化解還是利用分歧?這場示威運動對香港是禍是福?問題多多,但我相信港人短期內不會再將喜好藏於心底,不輕易get back into the closet。

作者為美國維珍尼亞理工大學經濟系副教授
http://www.facebook.com/economics3.0

民主經濟 爭論與溝通

2014年10月10日

民主經濟 爭論與溝通


本文見報的星期五,不知道香港多處的佔領活動是否已經結束。連日來,有關這次運動的評論文章以百計,香港人前所未有的關心政治,罵的罵、讚的讚,黃色藍色壁壘分明。爭議的根本,在民主制度;爭議的關鍵,在為民主要付出多少代價。

徐家健解釋過,以股市表現計算佔領運動的問題,今天想從民主的好處看,探討民主與經濟表現的關係。

友報一篇評論文章提到一項學術研究,研究的題目清楚明白:民主促進經濟增長(Democracy does cause growth)【註】。這項研究名氣最大的兩位作者Daron Acemoglu和James A. Robinson,分別為經濟學界和政治科學界的巨星,出版過兩本重要著作。Daron Acemoglu是我們行內人人敬畏的奇才,既勤力又聰明,有「寫文快過你睇文」的能耐,未足50歲已在多個領域有重要的貢獻。這項有關民主的研究於今年3月面世,必會引起激烈的討論。

兩成人均GDP可商確

民主與經濟增長的關係,是經濟學的一個老大難問題。理論上,民主既會帶來利益團體尋租、財富再分配等無效率的結果,但民主又有減低軍費、防犯小圈子權力集團等功能。實證上,就更眾說紛紜。巴羅(Robert Barro)在1996年的一篇開山之作,找出民主對經濟增長有負面而輕微的影響。一文激起千重浪,自此一發不可收拾,多少教授研究生費盡心血,以各種高深方法試圖找出真相。結果呢?有正有負、有大有小,總是得不到確切的答案。

何解?民主與否雖有「國際標準」,但比較不同民主國家之間的民主程度高低,人人有不同的計法,而小小差別,可以帶來迥異的結果。國家亦有不同的「國情」:民主制度可以明顯觀察,但其他制度、文化、歷史等因素就未必都顧全得了,容易掛一漏萬。

更有其他較技術性的問題,都不易解決,難怪經濟學者花了十數年的努力,依然找不到可靠的答案。

這項研究用上了不易講得明白的計量方法,解決了不少常見的實證問題,兼且左試右試,以確保研究結果可靠。例如,研究以二元的方法定義民主,亦即「有就有、冇就冇」,不作程度之分。研究的結論,是民主從無到有,可為實質人均GDP帶來兩成的長遠增益。舉例,你今年的年薪是50萬元,現在香港實現無篩選的真普選,你的收入(扣除通脹後)會慢慢升至60萬元,益處可謂大矣!頗令人意外的,是民主的益處跟經濟發展程度沒有明顯的關係。無論國家是先進還是後發,都有兩成GDP的結果。

實證研究屬暫時性

好了,學術大師旁徵博引,得出兩成的驚人結論,這話題是否就此了結?

當然不。是大師又好、是三線教授如在下也好,辛苦得出的實證研究結果都有暫時(tentative)的性質,不會視之為神聖的真理,更有心理準備隨時被修正甚至推翻。實證研究令我們對世界多一點了解,靠的就是不斷的爭論、互相批評,彌補現有知識的不足。

實證研究得以進步,不是得個講字,靠的是新數據或新方法,以說服持相反意見的同行,亦即show me the evidence的求真精神也。名氣大的學者是否更有「話語權」?這個當然。是否有頑固得不為證據左右的學者?一定有。學者會否報喜不報憂,甚至捏造證據?屢見不鮮。但現實縱有不足,學術界也力求一個「英雄莫問出處」的制度:只要有理據在手,就有發言權,大衛也有機會擊敗哥利亞。我也許太天真,仍然相信政治的爭辯可取法於學術討論。政見再不同,也可以靠擺事實、講道理去明白雙方的立論,不會以為真理永遠在自己一邊,知錯更要夠膽去改。詞鋒或許銳利,卻保留基本的尊重,不亂作誅心之論,不隨便因人廢言。名銜、學位、社會地位暫放一邊,不要因身份特殊而高高在上,別擺出一副向無知平民訓話的姿態。塾是塾非,只由言論的質素定奪。

香港社會撕裂如此,語出驚人的靠嚇或靠惡文章只會令大家unfriend頻頻。真心想香港各方勢力多溝通多對話的,就算一己的影響有多輕微,都請以實證研究的態度以事論事,讓香港人有機會分享那絕對可以「信住先」的民主益處。

註:Daron Acemoglu, Suresh Naidu, Pascual Restrepo and James A. Robinson︰ "Democracy Does Cause Growth," NBER Working Paper 20004.

美國維珍尼亞理工大學經濟系副教授

Wednesday, October 8, 2014

換領隊便能起死回生?

2014年10月8日

換領隊便能起死回生?


今日輕鬆一點,跟大家談足球。

題目輕鬆,心情卻沉重。這是由於愛隊的近況與香港的局勢一樣令人擔心。其實,愛隊的弱勢已經持續了好一段時間了。自年初以來輸多贏少。除了「慘不忍睹」之外,實在想不出應該如何形容這局面。

因是之故,球迷們要求領隊下台的呼聲愈來愈大。球迷們的表達方式可說是五花八門:有的在球場內唱歌以圖「唱衰」領隊;有的在場內展示橫額希望「寫衰」領隊;有的則像我這樣的「沉默大多數」只會在心中默默禱告期望「咒衰」領隊。雖然要求領隊下台的呼聲震天,但不知是否怕被人認為向球迷屈服,愛隊的班主直至現在仍然無動於衷。

更換領隊真的可使球隊的成績起死回生嗎?相信球迷們可以找到很多例子「證明」新領隊的確可為球隊帶來新景象。英超球隊新特蘭分別在上季和前季球隊成績處於水深火熱時更換了領隊,結果連續兩季成功護級。另一支英超球隊車路士更在三季前歐聯瀕臨出局邊緣時更換領隊,立刻神奇晉級,最後更奇迹捧盃!不過,我相信有球迷亦可舉出一些反例來「證明」新領隊不會為球隊帶來新景象。近期一點的例子是前英超球隊富咸,它的班主在上個球季分別換了兩次領隊,球隊成績不但沒有改進,更是每況愈下,最終以降班收場。有報道指出,富咸現時在英冠(即英格蘭第二級聯賽)的成績持續不濟,最近又炒領隊了。

另一個反例當然是上季的曼聯了,經過上季大半季的「莫耶斯之亂」後,曼聯在上季末與莫耶斯分道揚鑣後由名宿傑斯接手,但其後曼聯的成績並沒有因此而起死回生。

效用短暫兼微不足道

我相信球迷們絕對可以信手拈來不少正反雙方的例子,但究竟平均來說,更換領隊能否拯救球隊於水深火熱之中?要回答這問題,我們要大量聯賽和球隊炒領隊的數據。幸好很多歐洲的足球聯賽的數據都頗為齊全,不少學者曾以英、德、荷、西等地聯賽的數據研究有關題目,當中的結果大多發現,更換領隊可能對球隊成績有短期正面效用,但這些效用重要性只是微不足道。

換領隊的效用短暫兼微不足道,加上領隊這樣一去一來成本甚高,那麼經常更換領隊的班主豈不是「蠢到死」?回答這問題前我們要先知道球會如何運作。
足球是一項群體運動,成績理想是由於整隊人的合作無間和努力不懈(當中亦不排除有幸運的成分)。同樣道理,成績低落不會是單單一兩個球員或領隊的偷懶或犯錯造成。由於球隊內各成員的貢獻互相影響,加上班主通常日理萬機,不會有空閒每日到訓練場地視察(通常不會有相關專業足球知識來衡量球員及領隊的表現),班主要確保領隊和球員同樣為球會盡心盡力非易事。

要準確監察領隊和球員是否為球會奮勇向前的成本太高,以成績和場上的表現作為一個委託量來決定獎罰無可避免。於是,球員入球有入球獎金,交波助攻的有助攻獎金,球隊成績達標(如強隊拿到歐聯參賽資格或弱旅成功避免降班)球員及領隊均有特別獎金。同樣道理,連續多場「食白果」的前鋒會被貶到後備席,紅牌出場的球員可能被扣起獎金,長期成績低沉的領隊會被請食「無情雞」。

換言之,更換領隊雖不一定能即時提升球隊戰績,但繼任領隊卻會明確知道這不是一個鐵飯碗。其實,平均來說,更換領隊不能為球隊帶來長遠效用不難理解:如球會體制不健全(班費不足或轉會政策不善等),即使費格遜重出江湖也只會回天乏力。

不過,更換已失軍心的領隊無疑是可在短期內振作士氣:在上文提到的研究當中,學者發現有西班牙球會在更換領隊後整體成績雖與之前差不多,但在主場成績卻有明顯進步【註】。主場球迷在班主的英名決定後更落力支持球隊,從而有助球隊主場成績。許多人(包括某些球會班主)不理解的是,班主聽從球迷呼聲非但不是向人屈服的弱者行為,卻反而是贏回「米飯班主」(即球迷和贊助商)支持的務實及進取的經營之道。

註:Dios Tena J. and D. Forrest(2007)︰“Within-season Dismissal of Football Coaches︰Statistical Analysis of Causes and Consequences”European Journal of Operational Research, 181(1), pp. 362-373.

香港中文大學經濟系助理教授、亞太研究所經濟研究中心成員

跟阿叔阿嬸談普選路的產權問題

免費早餐 - 徐家健
跟阿叔阿嬸談普選路的產權問題

2014年10月08日

「冷靜,冷靜,冷靜,冷靜……」最近有到過夏愨道一帶的朋友都應該知道我在說甚麼。留在家中邊嘆冷氣邊睇電視邊罵學生的其他朋友,請聽我的解釋。除唱生日歌,總是面帶笑容的青年學生還會向對他們惡言相向的人邊拍手打節拍邊叫他們冷靜。但當然,示威者再冷靜再和平,亦未必代表示威完全沒有影響其他村民。

幾日前晚上,夏愨道有一班青年人席地討論普選。不久一位阿嬸氣沖沖質問他們有冇俾過家用屋企?場中八、九成人舉手說有。這位阿嬸所問的潛台詞是冇俾家用就冇資格爭取民主,還是有俾家用就可隨時喺條街打橫行都得呢?「俾家用」或是對這位阿嬸的核心價值,有俾家用就有發言權,家用俾得愈多聲就可以愈大,大到可以在家中隨時打橫行都得。是的,中國傳統家庭無民主,賺錢養家的便是一家之主,才有分配家產權利。這種「家用式產權制度」伸延到整個社會,「交稅式產權制度」含意便是冇交稅就冇資格爭取民主,交得稅多條街便是你的。顯然跟這類信奉「家用式」或「交稅式」產權制度的人談人權論普選,我們需冷靜再冷靜。
之後來了一位阿叔。他對青年人說他困擾幾日,理解學生爭取民主的情操,但情操再高尚也改不了示威影響部分港人生計這個事實。這位阿叔原來是位貨車司機,做過老細打過工,人到中年還要每天工作15小時,每月賺取兩萬多元養家。怎樣說服一批手停口停的基層市民放棄他們的生計,去支持學生爭取民主呢?學生追求理想阻住阿叔搵食,唔係很不道德嗎?

讀過高斯產權理論的人會反問,阿叔掛住搵食阻住學生追求理想點計?我阻住你,或你想阻我阻住你,邏輯上並非誰是好人誰是壞人問題。唔係我阻你便是你阻我的問題,是產權界定問題。普選的提名、被提名和投票權,爭取民主的認為是基本法承諾。堵路的路是公產,不只是我的也不只是你的。任何公共政策政制改革,影響到的亦是全港市民。起高鐵冇阻人生計嗎?發展東北又有幾道德?我不是說高鐵不應起、東北不需發展、政改不可袋住先。我想說的是,當產權界定未清楚,透過政治手段確立產權時,要我唔阻你你唔阻我根本冇可能。解決政治問題時要堅持正確原則之餘,大家亦要冷靜體諒,體諒學生的理想追求、體諒阿叔的搵食艱難、體諒警察的職責所在、體諒北京的國家利益,才可減低通往普選之路的交易費用。
作者為克林信大學經濟系副教授/香港科技大學經濟系客座副教授

Monday, October 6, 2014

雨傘下與我的科大學生對話

2014年10月6日

徐家健 經濟3.0


雨傘下與我的科大學生對話


「世界是你們的,也是我們的,但是歸根結柢是你們的。」毛澤東曾說過,青年人好像八、九點鐘的太陽。成年人要相信青年人,因為幾十年後世界最終都是他們的。問題是,快將退休或像我一樣隨時移民的成年人,怎樣爭取青年人的信任?

上星期一,在警方施放了87枚催淚彈之後一日,部分學生響應罷課。早上我收到幾個學生電郵:「Now is the right time to support the righteousness and justice by boycotting classes.」什麼是Righteousness(正直)?什麼是Justice(公義)?未必人人有相同看法,但學生為正直公義而非眼前利益,做老師的我想不到任何理由責備他們。那天,全力支持學運的學生都不會留在課室,餘下來的不是對事件背景認識有限的交換生內地生,便是對學運存有疑問的本地同學。我索性用了3小時在課堂上與學生「對話」,向他們介紹「雨傘運動」的背景和解釋怎樣運用經濟學知識思考這一場運動。下課後,收到了一位學生電郵多謝我為他們安排的「罷教」課程,不支持佔中的他表示:「But the fact of what our government did was totally unacceptable: You may not disagree with your people, but you should not ignore your people.」

除了罷課和上課的學生,我還收到了另一位科大舊生的電郵,電郵表明不是要對抗我的同事雷鼎鳴,但她希望我可以就雷分析佔中對香港經濟的影響評論一下。

佔中經濟損失爭議

「雷公」的言論在社運界一向十分惹火,年半前曾估算佔中一天社會便損失16億元。這16億的估算,是基於香港的約20000億GDP中差不多五份一由中環創造,港人一年工作250天的話一日中環便創造起碼16億元。到「佔中」真的發生了,雷再撰文指根據港股兩個交易日的表現,估計「佔中」帶來的損失達3500億元。

回答同學的疑問前,先聽聽另一位學者關焯照如何批評雷的分析。據報道,關認為以恒指一兩天的跌市去推論佔中造成的經濟損失,是完全錯誤的分析:「股市波動是不被計入GDP,因為這只是賬面上的變化;要計算經濟損失應該是從旅遊業收入去計。」關估計,「佔中」持續一星期只會導致約20億元經濟損失。

是兩日3500億,還是一星期才20億? 我的答案是兩個估算各有問題,實際數字目前算不得準。首先,以為股市波動只是賬面變化當然是胡說八道。我當然知道股價與GDP是兩回事,就如有樓收租的你都明白租金與樓價是兩回事:租金是今天的收入,而樓價作為資產價格則是未來所有租金的折現。今天的租金由今天的住屋供求而定,今日的樓價卻受未來的供求預期影響。作為業主的你,假如樓價下插兩三成,即使短期內租照收,當樓價大跌反映的是將來租金大幅下調,你會同意這只是賬面上的變化嗎?同樣道理,股價反映的是未來公司表現的折現。即使一間公司的收入今天未受影響,這並不代表將來的經濟損失也是零。然而,股價上落反映的始終是市場的預期,預期可以錯,有時還錯得離譜。以千億計的所謂「損失」,極其量也只可以說是反映了一連串示威者與警方的互動後市場對未來市況預期的改變。

雨傘運動意料之外

市場對「佔中」早有預期,但「雨傘運動」不是預期之內的「佔中」。一方面,作為金融中心的中環沒有停過一秒市,中環一天創造了多少GDP,至今與「雨傘運動」帶來多少經濟損失關係不大。另一方面,到今天還以為「雨傘運動」便是戴耀廷發起的「佔中」的人,實在太高估戴對這場運動的影響力了;就連一向後知後覺的政府,找談判對象時也非找佔中三子。現實是就算學聯現在怎樣呼籲,示威群眾也未必聽其指揮。我認為,這與意料之外的「催淚煙」和傳聞的「警黑合作」有莫大關係。

評估意料之外的「雨傘運動」對香港經濟影響之難,除了是不容易分開其他一向影響港股的外圍因素,最頭痛的是意料之外的警方行動主要都發生在休市期間。上周一、二跌市745點,究竟是由於預期之中的學生靜坐抗議,還是意料之外的警方87枚催淚彈?說過了,股價反映的是未來公司表現的折現,預期之中的在運動發生前應老早被市場消化。雷既稱「佔中」是一早知道必會發生的(這一點我不但同意,亦在一年多前已跟社運界認識的朋友私下提過),掌握更多資訊的市場怎會知得比我們遲?跌市,是緣於意料之外的雨傘運動。我在此也不是追究運動的演變責任在學生還是警方,但今天還敢大手沽期指的人,賭的不會是警方對非暴力運動繼續「克制」下去吧?

同學們,課堂上學到的金融經濟知識教曉我們股價的改變是市場預期改變所致。一眾高官,請與我一起爭取青年人的信任,改變他們對成年人的預期吧。

克林信大學經濟系副教授
香港科技大學經濟系客座副教授

這是最「?」的時代

免費早餐 - 曾國平
這是最「?」的時代

2014年10月06日

「這是最好的時代,這是最壞的時代」是狄更斯《雙城記》開首的名句,常被引用。較少人提及但其實更有深意的,是同一段最後的一句。文筆太好,不敢翻譯,照抄如下:“The period was so far like the present period, that some of its noisiest authorities insisted on its being received,for good or for evil,in the superlative degree of comparison only.”,蕩氣迴腸,講的是法國大革命,亦能應用到任何動盪的時代。

所謂superlative degree of comparison,指的是形容字眼用到盡,凡事以「最」字行頭。過去一星期,以各種superlative形容香港發生的一切,也不為過:世上最守秩序的示威者、香港警方回歸以來最激烈的清場行動、香港最受國際傳媒關注的一星期……等等,這次示威肯定是香港歷史上十大最重要的事件之一。

觀察網上朋友們的行為,也superlative得很:平時不談政治的忽然活躍起來,張貼有關的新聞,照片換上了或黃或藍的顏色;惜字如金的,也忽然下筆千言,又罵又讚,作即時的感性或理性評論;也有人睜開眼睛,驚覺一向政治冷感的朋友發表某些出位言論,超出政見不同的底線,要unfriend以維護尊嚴;同學同事家人之間因這場示威而吵起來的個案,也應該為數不少吧。

今次示威的最大特色,就是沒有領導,是完全的自由放任(laissez-faire)。從佔中三子、學聯、學民,到其他大小政黨,極其量只有帶頭角色,作出的甚麼指引、勸阻,參與者都不太理會。最令我這個經濟學者感興趣的,是參與者如何在沒有領導之下,根據每人的能力天賦,自發自願的分擔各種工作?維持秩序、保持清潔、紮鐵馬等都是所謂的公共物品,教科書都說單靠人們主動貢獻不足夠,因為人人都有心卸膊,等他人代勞。今次示威證明的,是只要參與者有共同目標、理念相近,利他的行為不難出現。

今次示威,亦示範了有自由放任特色的新聞自由。每早起床,收到的WhatsApp訊息以百計;登入Facebook,平均一分鐘一張照片或貼文。重要的,是發報訊息者多在現場,憑着一部手機,將所見所聞記錄下來。單靠幾個人發放的訊息或有所偏頗,但綜合大量的親身報道,必有一定可信性。互聯網如此龐大的力量,跟傳統電視台相映成趣:據說某大台的新聞報道甚有立場兼有選擇性,某些唔啱聽的現場訪問會很快消失,但你有你報,又總有網民踴躍為其補上漏報的資訊、保存被刪除的片段。傳媒新聞編輯的自我審查,在今次事件中起不了太大作用。

最大的特色,也是最大的弱點。示威沒有領導,同時亦沒有人能代表人數眾多無黨無派的參與者跟政府談判,示威於是延續至今。政府的策略似乎是鬥耐力,希望人群終會厭倦而散去,但多拖延一天,有意無意擦槍走火的機會就愈高。怎麼辦?

大家又認為這次示威之「最」是甚麼?

作者為美國維珍尼亞理工大學經濟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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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iday, October 3, 2014

學生們給我上的一堂經濟課

2014年10月3日

學生們給我上的一堂經濟課


上周末,我因公事遠行。在美國的公路上,心情複雜,既惦念着我們籌備已久的讀書講座,亦為剛開始的罷課運動憂心。回到家中,已是香港時間的周日,只見Facebook每一分鐘多一條訊息,傳來一張又一張於我來說很陌生的照片。陌生,是因為出生於80年代,全無警方施放催淚彈的記憶。
學生手無寸鐵只有雨傘,警方跟暴力鎮壓的距離就只差一點點。想不到的是,不夠一天過後,除了佔中正式啟動,政府的激烈行動亦引來更多市民的同情和參與,周一晚上在不同地區集會的人超過10萬。執筆之時,政府未有明顯的退讓,但至少把胡椒噴霧和催淚彈收起來了。
不知道大衛與哥利亞的對決最終如何了結,只知道這場學生發起的和平示威,給我上了一堂經濟課。

讀聖賢書,所學何事?
教育,為了什麼?講過好幾次了。教育是投資,學習是為了未來的收入。從私利的角度看教育,沒有錯,但着墨不夠多的是教育對促進社會運作的效果。教育,可以培養良好的公民:從最基本的公德心、禮貌,再進一步,就是辨別是非、分清權利與義務的能力,以至捍衛基本價值的勇氣。這些質素未必能在職場上為你帶來額外的收入(太善良甚至有反效果),但社會卻因此而變得更美好,對其他人都有利。
社會上多一個人講道理、多一個人守秩序,社會少了一分野蠻,帶來界外效應,受益的不只一個人。誰想到人數眾多的街頭靜坐,會有參與者帶頭清理街道,甚至把垃圾分類?遇上緊急車輛,人潮會散開讓車輛通過?這些基本價值,主要來自家庭和中小學教育。正是由於教育所帶來的正面界外效應,只靠私人提供不足夠,政府於是要資助基礎教育。
高一個層次的質素,比較抽象,涉及的是道德判斷。制度是否公義?程序是否合適?政策是否有理?大學四年,除了專業的訓練,也是培養批判思考、綜合分析的最佳機會。大部分人沒有這種能力或訓練,往往要靠受過大學教育的人帶頭,指出問題的所在,甚至付諸行動,為社會形成一道有理有節的制衡。獨裁者都怕讀書人,怕的就是其能說會道、擇善固執。
今次運動,見識到學生的質素,讓我明白教育的重要。

自發自律的一場實驗
經濟學把人想得很壞,假設每個人都情願搭順風車,也不肯為有利大眾和自己的公共物品作出貢獻。理由是貢獻的成本由自己獨力承擔,利益卻不能自己獨享。故此,任由市民自把自為,各樣錯配惡果都會出現,無政府狀態更是不能想像的災難。
經濟學者做了幾十年的實驗,對自私的本質依然眾說紛紜,但數以百計的文章過後,結果都未必及這幾晚示威的現象有趣。數以萬計的人自發出席活動,沒有組織沒有領導,自發帶備雨傘及其他裝備,而在警方多番的挑戰下,依然保持克制,堅持消極對抗,沒有一架警車給推倒、沒有一個車軩給燒燬,更不用說什麼蓄意破壞、趁火打劫了。沒有監管之下,可以如此和平的抗議近一星期,是人類集體行為的奇迹。
更妙的是,參與者自然而然的分工合作,有的在前線跟警察糾纏、有的負責維持秩序防止參與者動武、有的負責打聽消息觀察警方的行動、有的負責照顧胡椒噴霧和催淚彈的受害者、有的負責執垃圾保持街道清潔、有的負責運送物資。人人根據各自的比較優勢各司其職,毋須什麼領導層分配工作,形成了一個真正的自發秩序(spontaneous order)。有秩序、非暴力、清潔等都是公共物品,成功要靠大家的無私付出,才能產生出對大家都有利的結果。香港給我們示範,示威的參與者沒有迴避責任搭便車,經濟學者常提及的囚徒困境並沒有出現。
今次運動,見到參與者自發的合作,讓我對人性多了一點信心。
薩伊德在《知識分子論》中提到知識分子的責任,大意為:「知識分子的天賦,在為大眾表述、展示、闡釋一個訊息、一種態度、一套哲學、一點意見。如此的角色不免有點稜角,總要提出一些令人尷尬的問題、跟傳統或教條對着幹,更不輕易的給政府或企業『和諧』掉,為的就是替被遺忘或隱瞞了的人和事出頭。」
學生們,你們都是真正的知識分子。什麼學生給利用,什麼學生衝動不夠成熟,我從今次運動中找不到一點證據。要反省的,反而是一些跟現實脫節卻又掌握權力的上一輩。

美國維珍尼亞理工大學經濟系副教授

講幾句民主老實話

免費早餐 - 徐家健
講幾句民主老實話

2014年10月03日

特首話收到不少消息,知道不少緊急救援服務受佔中影響,令傷者病人不能第一時間送到醫院。說時遲那時快,食物及衛生局長指沒有掌握統計數據,並指由消防處負責。消防處救護員主席卻回應,手頭上沒有示威活動影響救援確切個案。到警方指佔中影響中環金鐘的緊急救援服務,又有市民出來解釋是催淚彈中招的受害者大大增加了緊急救援服務的需求。要在今天兩極化的香港收窄社會上種種分歧,把事實搞清楚是第一步。

把事實搞清楚,也是追求知識的基礎。哲學家羅素自覺人生三大意義之一,便是對知識的追求。為何追求知識意義重大呢?是因知識有用、書中自有黃金屋?是的,過去幾十年讀多啲書的投資回報率一直是雙位數。但作為人生三大意義之一,其價值就是在於追求知識本身,理得知識有冇用。羅素出身富貴,比我們一般港人有條件講冇用冇錢的人生意義。然而,我們要認真談自由講理想時,民主的價值不應只限於民主有冇用。奈何,香港人太少思考民主自由的意義,太多討論民主有冇用。更弊的是,民主有冇用的討論都是不盡不實。有批評民主不是靈丹妙藥,亦有擔心民主會令政府膨脹。

世上當然無靈丹妙藥,民主制度不是,難道獨裁制度是?批評民主冇用,要比較的不應是只是天上有的靈丹妙藥。比較現實世界上的獨裁制度,民主制度真較獨裁制度容易令政府不斷膨脹嗎?歷史上政府膨脹得最厲害的制度,應該是共產制度吧?要令政府膨脹,根本毋須靠民主,眼高手低好大喜功的政治領袖,亦不需要靠無篩選的一人一票選出來。

如最近吵得熱哄哄的退休保障,有研究發現民主和獨裁國家的退保制度竟非常相似,決定退保制度的其實主要是經濟及人口因素,非政治制度。其他如教育開支和稅率等,民唔民主分別不大。輿論一直神化了民主對公共政策的影響,民主當然不是靈丹妙藥,但民主亦不會一下子令政府過度膨脹。利益團體收買政府左右公共政策,民主社會有,獨裁社會亦有。我不是說民主和獨裁國家所有公共政策都一模一樣,有顯著影響的公共政策是獨裁國家軍費開支較大,傳媒審查、政治打壓及死刑較普遍。我和芝大老師莫里根(Casey Mulligan)一直有參與民主與民生關係研究工作,為民主講幾句老實話是義不容辭。對講求實際的港人來說,買少幾十個催淚彈節省些警力、多幾個電視台少一點傳媒審查,對社會用處有多大自己想想吧。 

作者為克林信大學經濟系副教授/香港科技大學經濟系客座副教授 http://www.facebook.com/economics3.0

Wednesday, October 1, 2014

什麼是愛國?

2014年10月1日

什麼是愛國?

65年前的今天,毛澤東在開國大典中宣布:「同胞們,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在今天成立了!」自此,10月1日便成為祖國成立的紀念日。香港回歸祖國後,10月1日國慶日亦自然成為公眾假期。
除了因為「有假放」外,我不知道國慶日會否令人倍感愛國。無可否認的是,自回歸以來,香港政府及中央都希望港人能愛國(從愛國是特首參選人的必要條件可見一斑)。那麼,怎樣才算愛國?中央政府對此當然有自己的一套標準。不過,在討論何為愛國前,我們首先要弄清楚究竟什麼是「國家」。

國家大小無既定國際標準
從經濟學的角度看,國家有幾方面的作用。一方面,國家可透過稅收來建立公有用品(public good)性質如軍隊和法庭,來保護國民的人權和產權免受侵犯;另一方面,一國的語言、文字以至貨幣的統一能大幅減少國內民眾互相貿易的交易成本。
國家的大小不一而足。地理上的限制(環海或環山)將限制了軍隊的布防,從而影響一國的大小。語言文化的差異亦將影響人與人之間的交易成本。不是說一個說韓語的人與一個說廣東話的人不能交易,但在兩人語言不通下,加上文化風俗可能互不兼容,要達成交易的成本可能所費不菲。相互交易較少的族群在沒有共同利益下,要勉強留在同一國家並不划算。
此外,一些科技上的轉變對國家的分合也有相當大的影響。以19世紀歐洲多個地方的民族主義興起為例,德國與意大利這些本身由多個小國組成的大國,先後在19世紀中後期立國,其中的一個原因是工業革命後語言文化背景相類的地方相互間貿易的需求大增。德國統一前由普魯士王國主導的德意志關稅同盟(Zollverein)與德國統一後的關係不能忽視。
另外,近年全球經濟一體化及多個如世貿般的環球組織的存在,亦令大國的存在價值降低。科大雷鼎鳴教授早前撰文指出:「1945年聯合國成立那一年只有51個會員國,到了1960年聯合國的影響力已漸成熟,會員國上升至99個。不過,會員國數目並無就此原地踏步,1990年時又增至159個,現在更高達193個。」另外,據說,光是在歐洲已有100個組織在尋求更大的民族自主。
說了這麼多,其實只想指出,國家的大小甚至存亡沒有既定的「國際標準」。正如《三國演義》起首說道:「話說天下大勢,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既然國家「可大可小」,甚至「可有可無」,那麼,「愛國」又從何說起呢?
剛才提到交易成本是國家大小的其中一個決定因素,而增加人民對國家的歸屬感,是降低交易成本的其中一個辦法。如果這種歸屬感是愛國的表現,那麼,人民如何才會更愛國呢?有人認為可透過宣傳提升人民對統治者的忠誠;有人認為國家經濟蓬勃人民生活安定,人民歸屬感自會提升;亦有人認為,在深入認識國家的歷史文化後自會對其民族產生歸屬感。

勝利球迷與愛國商人
宣傳能否提升人民對統治者的忠誠?於我而言,父母從小對我管教從寬,加上殖民地的教育令我沒有養成服從權威的性格。可以想像,一個強加於我的「洗腦」國民教育是不會有什麼回報的(從近日的學生運動來看,「洗腦」國民教育對其他香港的學生也不會有什麼回報)。事實上,中學時文科出身卻故意不選修中國文學和中國歷史的我,在當時可算是毫不愛國。
國家經濟蓬勃人民生活安定,人民是否更愛國?可能。不過,這種「愛國」的需求彈性可能十分高。費格遜帶領下的曼聯球迷多如星數,但這兩年不少「曼聯迷」卻蟬過別枝。球場上的「勝利球迷」尚且不少,現實中的愛國商人可能更多。
深入認識國家的歷史文化後會否對其民族產生歸屬感?可能是人在他鄉吧,在美國讀研究院的5年裏,我反而慢慢對博大精深的中國歷史產生興趣,5年裏自願看的中史書比之前20年讀過的總和還要多。我對中華民族(並不是個別統治者)的歸屬感亦慢慢產生。

香港中文大學經濟系助理教授、亞太研究所經濟研究中心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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