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uesday, October 14, 2014

為何政治人物要比白更白

2014年10月14日

為何政治人物要比白更白


香港是一個奇怪的城市。數年前娛樂圈發生淫照風波,轟動一時之餘亦出現很多奇怪的現象:很多互不相識的網友突然稱兄道弟;侵犯他人私隱的「奇拿」突然成為「揭破娛樂圈真相」的城中英雄;而本應是受害者的眾名星卻成為過街老鼠。這些受害者當中有的竟要向公眾道歉,有的歸隱再復出但聲勢已大不如前,有的更從此在娛樂圈銷聲匿迹。

如果娛樂圈是光怪陸離,那麼政壇只能說是令人匪夷所思:「處理了便不再存在」的僭建風波、把波拋給「妻子及其家人」的囤地醜聞,以至最近那份「不用交薪俸稅」的「秘密報酬」,我們沒有聽過一句道歉的說話,而起碼到目前為止,亦沒有任何一個人因此下台。

我相信絕大部分香港人都十分明白世情,起碼不會天真的以為玉女等於處女,亦不會相信政客全是「行公義,好憐憫,存謙卑之心」的天使。但在娛樂圈內,眾名星似乎都加諸自身一種無形的道德責任,認為社會需要他們保持一個「健康」的形象。同樣地,社會上亦對政治人物有一種道德的期望。為何社會對明星和政客等公眾人物有這樣的期望呢?對前者我沒有一個很好的解釋,對後者卻有一點粗淺的理解。

在解釋為何大家都希望政治人物可以whiter than white前,先說說政府為何存在。在魯賓遜的世界,我們不需要政府。不過,當其他人進入魯賓遜世界,分工合作變成可能,政府於是應運而生。為什麼?亞當.史密(Adam Smith)說過,社會上分工的程度受市場的規模限制(the extent of the division of labour is limited by the extent of the market)。高斯(R. Coase)則說過,私有產權被清楚界定是市場交易出現的前提條件(A clear delineation of private property rights is an essential prelude to market transactions)。換句話說,社會在能獲得分工合作的巨大好處之前,首先要有一個私產較為明確地被界定的制度。不過,我們都知道世上沒有免費午餐,一個私產被清楚界定的制度也有其成本。

在一家公司裏,員工分工合作可帶來巨大收益,但他們之間互相卸責怎麼辦?經理的監督變得有價值。同樣道理,社會中各人分工合作,然後相互交易,但交易需要合約,合約的執行往往帶來糾紛,所以維持社會秩序和法治的官員、警察、法官、律師以及政客等的存在都有其價值。

政客道德敗壞損法治

員工互相卸責或買賣雙方有合約糾紛可說是源自人類自私的「劣根性」,那麼「本是同根生」的經理、政府官員、法官以及政客等也應該有這些「劣根性」。那麼誰來監督這些監督者呢?公司裏的經理如果假公濟私,不能好好監督員工互相卸責,公司產出會下跌,市場會作出懲罰,公司利益會收損。但如果社會的監督者如政府官員和法官未能剛正不阿呢?我們並沒有一個靈活的「市場」可以對這些社會的監督者作出相應和及時的懲罰。那麼我們可以怎樣觀察及懲罰這些監督者?一個辦法是透過第四權的媒體監察,而這是否有效取決於新聞是否自由。此外,提高對這些社會監督者的道德標準亦是其中一個解決辦法。我們因此不難理解,爛賭成性的私企經理不一定會影響其業績,但一個債台高築的警察即使是展昭再世也同樣會引人懷疑。

娛樂圈名星生活荒淫無道我不敢苟同,而對其行為同樣不苟同的市場自會對他們作出懲罰。不過,政治人物道德敗壞卻令人懷疑其執行法紀的公正性,直接影響到香港一直引以為傲的法治。本港是一個奇怪的社會,但我不希望香港成為一個綱紀敗壞的地方。

香港中文大學經濟系助理教授
亞太研究所經濟研究中心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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