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iday, November 28, 2014

拯救金融盲?

免費早餐 - 徐家健
拯救金融盲?

2014年11月28日

周一考大家三條金融選擇題:1)假設把100元存入年息2厘的銀行戶口。5年後,戶口原封不動的話將有多少錢?答案選擇:多過102元、剛好102元、少於102元、不知道、拒絕作答。2)假設銀行存款戶口年息1厘而通脹率為2%。1年後,銀行存款購買力將會如何:答案選擇:比今天多、與今天一樣、比今天少、不知道、拒絕作答。3)你認為以下說法是否正確:投資個別公司股票的風險一般比投資互惠基金低。答案選擇:正確、不正確 、不知道、拒絕作答。

時常有留意財經新聞的你老早知道正確答案,容我多此一舉,答案分別是:1)多過102元;2)比今天少;3)不正確。100元年息2厘頭1年利息是2元,只要銀行不收任何手續費,之後4年利疊利自然更和味。1厘利息跑輸通脹,購買力當然下降。互惠基金分散投資風險,因此一般情況下比投資個別公司股票的風險低。

說過了,研究發現「金融盲」較易忽視為退休生活作好準備。然而,未有為退休生活儲夠錢有何問題?其實是無問題的。我喜歡做月光族甚至先使未來錢,干卿底事?更何況有父母以養兒防老代替個人儲蓄,儲蓄準備是否足夠不用外人急着說三道四。

也說過了,研究發現「金融盲」為退休生活作打算時,亦因投資眼光較差以致投資回報偏低。但不懂得好好選擇退休基金又是個問題嗎?亦不一定。靠養兒防老的只須知道投資在子女的回報比投資退休基金高,根本不用費神了解基金是乜東東。同理,投資除養兒防老還可以讀多啲書、學做生意、買樓收租等等,要作出正確的投資選擇,不用人人變身基金專家。

是的,資訊是稀有物品。人人百事曉,反而有違專業分工的經濟原則。美國同事曾做一項研究,推翻了認為一般人對各項風險評估偏頗是非理性行為的假說。要準確掌握所有經濟活動的風險成本不菲,如你不喜歡吸煙,無必要對吸煙如何影響各種疾病風險的資訊瞭如指掌。靠其他更合適投資方法準備退休生活的人,同樣沒有必要對各種退休基金的風險和回報如數家珍。

奈何,隨着人口老化兼出生率下降,多番政治角力後,捨全民退保取強積金的結果是打工仔人人焗買基金。要打工仔的金融知識隨投資基金的參與率一下子相應提高,單靠市場可以嗎?積金局為市民設立強積金教育天地可以理解,(註)而《am730》給我稿費寫《免費早餐》是透過市場拯救「金融盲」的一個方法吧。

(註):http://www.mpfa.org.hk/tch/mpf_education/index.jsp 

作者為克林信大學經濟系副教授/香港科技大學經濟系客座副教授

Thursday, November 27, 2014

大學生收入增幅追不上租金

2014年11月27日

大學生收入增幅追不上租金


梁天卓連續兩個星期討論「世代之爭」,參考兩份本地的研究後得出一個初步結論:香港貧富懸殊一直上升,但社會流動力卻有下降趨勢,年輕一代上位(如升職加薪、置業等)似乎愈來愈難。雖然「世代之爭」跟佔領運動沒有必然的關係(支持佔領的不乏收入甚高者,反對的亦不一定是上了岸的老一輩),但運動明顯的是由80、90後的年輕人主導。

解決問題必須從認清問題的本質開始;對新一代了解不足,當權者只會鬧出如「新潮舞會宣洩精力」等時空錯亂的笑話,或講出「害怕年輕人所以移民」等莫名其妙的怪話,繼續幫倒忙而已。

入職月薪13年僅升33%

香港的大學每年都會為畢業生做問卷調查,以計算收入中位數、就業率、行業分布等數字。網上資料最齊全的是香港大學【表】:最早的1999年,港大的新畢業生總收入(包括所有津貼)中位數約為12000元,經歷過通縮和衰退,最慘烈的是2003年的10000元。我剛巧在那年畢業,猶記得同學們對就業甚感悲觀,到求職網站瀏覽,又見出價不夠8000元者為數不少。其後經濟復蘇,月薪中位數除了在2009年明顯下跌外,一直上升至2012年的接近16000元,薪金13年升幅僅33%。用綜合物價指數扣除物價的影響,得出的實質總月薪走勢大致一樣,但由於物價近年升得快,實質收入中位數最高的是2008年。

差餉物業估價署每月公布一個租金指數,為不同面積的單位計算平均的租金水平。指數的計算,已考慮同一大小單位的質素差異,所以不同年份的指數可以直接比較。我先假設1999年有一個實用面積不夠400呎的單位,月租6000元。我再利用差餉物業估價署數據內A型單位(實用面積約為400呎以下)的租金指數,計算出1999年以後同一大小但質素不變的單位的租金。在1999年,一個港大畢業生要花月薪的50%交租;到了2012年,該單位租金已升至9000元,佔了名義月薪的57%;租金13年升幅達50%。當然,人不是鐵板一塊:面對升得比收入快的租金,於是對劏房有需求,也導致梁天卓文章內提到愈來愈低的地域流動性(5年內住在同一地址的比例),「上車」對不少大學畢業生來說更是遙不可及的目標。

大學畢業生跟沒有學位的人比較又如何?

年輕大學生溢價降

1989年,港英政府開始增加大學學額,上升至今天的超過兩成入學率。教育局局長吳克儉的宏大目標,是將入學率再推高至三分一。大學生供應上升,收入會否因此下降?持大學學位平均的收入比沒有的高,兩者的差距經濟學者稱之為大學溢價(college premium)。有趣的是,美國過去幾十年大量擴充大學學額,但大學溢價沒有下降的趨勢。主要的解釋是需求升得比供應更快:科技發展,導致所謂的skill-biased technological change,對技術型大學生的需求增加。

香港的情況又如何?我想起差不多十年前的一項研究【註】。該研究利用1986年至2001年的數據,得出大學溢價愈來愈低的結論。溢價降低,可以有兩個原因:一,香港僱主對大學生的需求沒有明顯上升,增加供應的結果是收入相對下跌;二,大學生的質素下降,跟沒有學位的僱員的能力差距收窄,一分錢一分貨下溢價於是減少。要分辨這兩個解釋不容易,但有兩個迹象顯示後者的可信性較高。溢價下降的情況主要出現在年輕一代之上,但未見老一輩的大學畢業生有跌價之勢,學位價值是今非昔比也。

此外,本地畢業生平均的收入一向比外地大學回港的畢業生高,但兩者的差距愈來愈小,是為本地學位質素下跌的佐證。

研究的數據止於2001年,但願關心香港的同行可以更新研究,以繼續了解本港大學教育的量變和質變。尤其重要的,是探討內地專才對本地大學生的影響。

浸會大學校長陳新滋最近接受《亞洲週刊》訪問,提到他對「學店化」的擔憂:「靠商業推動學校發展,用商業的模式,對我們的傷害很大。學校每年都有評核老師,但如果老師為此而只着重取悅學生,這樣他們便學不到什麼是對、什麼是錯。」幾十年前佛利民也講過:「最大的錯誤之一,是以企圖而非結果來判斷政策和計劃」(One of the great mistakes is to judge policies and programmes by their intentions rather than their results)。不管學店不學店,也不管辦學理念有多崇高,只要畢業生能力高有市場,大學就是辦得成功。提升大學教育質素,從月薪及得上政府高官的大學校長,到月薪及不上中學教師的兼職導師,都有責任。

一場佔領運動,我感受到年輕人不滿現實的怨憤,也見識了年輕人潛在的創意和辦事能力。要爭取年輕人的信任、充分發展年輕人的潛質,當權者多一點的寬容和了解,比什麼「青年政策」都要有效。

美國維珍尼亞理工大學經濟系副教授
http://www.facebook.com/economics3.0

【註】Lui Hon-Kwong and Wing Suen (2005)︰ "The Shrinking Earnings Premium For University Graduates in Hong Kong︰The Effect of Quantity or Quality?"Contemporary Economic Policy, 23(2), 242-254.

Wednesday, November 26, 2014

租金與工資的殘酷現實

免費早餐 - 曾國平
租金與工資的殘酷現實

2014年11月26日

猶記得佔領行動初期,有金融專家預言樓價會跌三成。是人的天性,悲觀的預言總有市場,是對是錯卻轉眼忘得一乾二淨。「狼來了」的故事講完又講,總覺得故事的數字來源有點神秘:預言升跌幾成又幾億,言之鑿鑿,但到底這些數字是如何算出來的?

與其估估下,不如面對現實,從統計數字了解香港的現況。買樓愈來愈有挑戰性是人所共知,租樓的情況又如何?根據差餉物業估價署第三季最新全港租金指數,A型(實用面積約400方呎以下)及B型(介乎約400至700方呎)單位租金走勢凌厲,5年來上升六至七成。

租金如此,大家的收入又有甚麼變化?政府統計處定期會向約一千家機構做調查,計算不同職業的平均收入(包括基本工資和其他額外補貼)。我選取了四個常見的職業(信差/辦公室助理、普通文員、會計主任和司機)算出平均工資的增幅,結果毫不意外:近5年來工資遠遠跑輸屋租。

根據政府數據,市民5年內仍然居住於原地址的比例愈來愈高(如跟父母同住),反映的正是「上車難」兼「住劏房」的現象。常說佔領運動跟世代之爭有關,其中樓市的表現又有幾重要?九十後在這些數字中成長,對將來又會有甚麼想法?殘酷現實令人沮喪,我且問一個經濟學問題娛樂大家。政府統計處有甲、乙、丙三個不同的消費物價指數,分類根據的是住戶的平均開支。甲類指數反映的是消費較低的普羅大眾需面對的物價,包括約五成的全港住戶,乙類是中產階層,而丙類的對象則為香港消費最高的一成住戶。

不同的階層消費模式也有所不同:公屋居民的節衣縮食跟山頂富戶的紙醉金迷大有分別,物價指數因而要度身訂造。例如,名貴手錶的價格暴升,跟甲類住戶沒有甚麼關係,但對丙類住戶則大有影響。

從上列表中可見,甲丙兩類的消費物價走勢很有「階級矛盾」:甲類住戶物價的升幅,明顯的比丙類富戶要高。為何兩個物價指數有如此的差異? 作者為

美國維珍尼亞理工大學經濟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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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esday, November 25, 2014

上位難的年代

2014年11月25日

上位難的年代


行會成員羅范椒芬近日十分活躍。最近她再次語出驚人的指出,她的一些朋友因為怕了年輕人而決定移民。在這個世代之爭的年代,誰怕了誰其實並不好說。更重要的是,只談誰怕誰而不搞清楚這世代之爭的源頭,其實於事無補,而各種諸如「新潮舞會」的建議其實等同藥石亂投。

上星期我在本欄以《佔領運動的世代之爭》為題分析社會流動的轉變,嘗試分析這次世代之爭的一個(不代表是唯一一個)源頭。今日我再接再厲,試圖分析貧富懸殊、社會流動以及外國與香港的分別。

近年很多人都在談論日益嚴重的貧富懸殊問題。無疑本港的貧富懸殊愈益嚴重:堅尼系數在1971年只有0.43,但在2011年已大幅上升至0.54,在世界上名列前茅。回歸至今,大學生畢業時的平均名義月薪(即還未扣除通脹)都維持在比1萬元多一點點的水平。

這裏有兩點值得留意。首先,貧富懸殊日益嚴重並不是本港獨有現象。根據瑞銀集團及顧問公司 Wealth X 的報告,全球的財富愈來愈集中在小部分人手上。現在全球的0.004%人掌握了全球資產的13%。法國經濟學者皮克提(Thomas Piketty)在他的暢銷書《廿一世紀資本論》中亦提到,美國收入最高的10%人口的收入,佔全國總收入的比例由1970年代的35%大幅上升至近年的50%。

此外,貧富懸殊與社會流動並不能劃上等號。換言之,貧富懸殊惡化並不代表年輕人「向上流」的機會減少。一方面全球化和互聯網的普及令很多依靠資訊科技的行業相對其他行業賺得更多,但另一方面我們見到的資訊科技大亨如Bill Gates、Steve Jobs和Mark Zuckerberg等都不是所謂的富二代。在9月底我和兩位欄友以「經濟3.0」的名義舉辦了一場good talk,討論的正是皮克提的《廿一世紀資本論》【註1】,我在那次good talk談到的正是貧富懸殊與社會流動的分別,當中我引用了幾名學者最近的研究指出,即使美國的貧富懸殊日益嚴重,但年輕人「向上流」的機會並沒有因此而下跌。【註2】

社會流動 港美有別

貧富日益懸殊並沒有影響美國的年輕人「向上流」機會。香港情況是否一樣?我在《佔》文中指出在回歸後的10年裏香港年輕人「向上流」的比例的確是每況愈下。

在《佔》文中我引用的研究只計算了1998至2008年這10年裏社會流動的轉變。研究香港「向上流」的報告當然不只一份,嶺南大學的何濼生教授與他的同事在2013年發表了一份「向上流」的研究報告。與《佔》文中引用的研究不同,何教授的研究所用的數據並沒有追蹤同一人在不同時間收入,所以很難直接計算出個別年輕人「向上流」的比例,但何教授的研究的年期更長,亦有一些地方頗值得大家參考。【註3】

【表】裏顯示的是在不同年代出生的大學生他們在人生路上成功「上位」的比例。這裏成功「上位」(文中的所謂Accomplished)是指其收入為整體收入中位數的兩倍或以上。在【表】中我們可以清楚看到,60後、70後以及80後的大學生能夠成功「上位」的比例是每況愈下。60後的大學生在30歲前便能成功「上位」的比例超過四成,70後的大學生只有約三成可以在30歲前成功「上位」,而80後的大學生更只有不足三成。

讓我不厭其煩再次重申,我不認為社會流動降低是我們現時所見的世代之爭的唯一解釋,而社會流動降低亦不只源於現時的政制困局。不過,大搞「新潮舞會」的提議在為年輕人宣洩剩餘精力的同時,能否令對「向上流」絕望的他們重燃希望?我相信大家都會有答案。

香港中文大學經濟系助理教授
亞太研究所經濟研究中心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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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1:有興趣的讀者可到good talk的網址重溫各講者的演講:http://www.goodtalk.tv/
註2︰ R. Chetty, N. Hendren, P. Kline and E. Saez (2014)︰ 「Is the United States Still a Land of Opportunity? Recent Trends in 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Papers and Proceedings, 104(5), 141-147.
註3︰ L.S. Ho, K.W. Huang, and X. Wei (2013)︰「Upward Earnings Mobility on the Decline in Hong Kong? A Study Based on Census Data,」 Centre for Public Policy Studies︰ CPPS Working Paper Series. Paper 95.

Monday, November 24, 2014

挑戰金融盲

免費早餐 - 徐家健
挑戰金融盲

2014年11月24日

神劇《大時代》至今仍教不少港人津津樂道,劇中高深莫測的「股市必勝法」更曾掀起熱烈討論 。所謂的「財經演員」,從假戲真做的到真戲假做的一向亦大有市場。香港缺乏金融常識的「金融盲」究竟有幾普遍?

想到這問題,是因近日身邊認識的朋友不約而同提出相關現象。首先網台界才子蕭若元在其節目中嘲笑大台電視編劇都是「股票盲」,皆因他們筆下每逢公司被敵意收購,大股東都會無端端破產收場。之後新進股評人渾水在友報專欄《摸魚手札》講股時又不忘向讀者推介我和兩位欄友的新書《本土不敗》,鼓勵讀者多點了解如何運用經濟學的工具在投資領域上。還有向積金局朋友請教有關改革強積金問題時,談呀談,竟談到金融教育應否從幼稚園開始。

是的,我一向認為強制性公積金收費貴的根本原因就是「強」和「制」:「強」者,是強迫對金融市場一知半解的打工仔投資基金而衍生出來的「找尋成本」(search costs);「制」者,則是監管制度下愈滾愈大的「監管成本」(regulatory costs)。要監管機構大刀闊斧自行簡化監管程序來降低最終轉介到市民身上的監管成本,多少有點政治難度。但積金局意識到普羅大眾金融知識不足而推行教育宣傳以至核心基金,原則上我是認同的。要知道自己有否被大台編劇的「金融教育」洗腦,試回答以下三條金融ABC的選擇題:

1)假設你把100元存入年息2厘的銀行戶口。5年後,戶口原封不動的話將有多少錢?
答案選擇:多過102元、剛好102元、少於102元、不知道、拒絕作答。

2)假設銀行存款戶口年息1厘而通脹率為2%。1年後,你銀行存款的購買力將會:
答案選擇:比今天多、與今天一樣、比今天少、不知道、拒絕作答。

3)你認為以下說法是否正確:投資個別公司股票的風險一般比投資互惠基金為低。答案選擇:正確、不正確 、不知道、拒絕作答。

三條分別考大家對複利、通脹、分散風險的問題其實有點來頭,先後在全球數個先進國家挑戰過不少「金融盲」。研究發現,即使沒有大台編劇誤導觀眾,在金融業最發達的國家,仍有近半受訪者搞不清楚如何分散風險,而複利或通脹的問題亦有幾成人答不出來。更令人擔憂的發現,是「金融盲」不但較易忽視為退休生活作好準備,而他們為退休生活作打算時亦因投資眼光較差而導致投資回報偏低。

開始擔心自己是否「金融盲」? 答案下次開估。 

作者為克林信大學經濟系副教授/香港科技大學經濟系客座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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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iday, November 21, 2014

法源中的香港價值

免費早餐 - 曾國平
法源中的香港價值

2014年11月21日

徐家健跟大家詳細講解法源(legal origin)跟金融市場的關係,有趣又實際,我忍不住要加把口,為這個題目做些補充。

普通法(common law)始於中世紀的英國,後來陸續應用到英國的殖民地(如美國和香港)。大陸法(civil law)可以追溯到近二千年前,紮根於歐洲,既影響了今天的德法等歐洲國家,亦透過葡萄牙和西班牙的殖民主義傳播四方(如澳門和巴西)。

兩個傳統風格迥異:普通法制度下沒有包羅萬有的法典,依靠的主要是不成文法,亦即日積月累下來的案例,由一代又一代的法官參考歷史加上個人觀點,不斷的左右法律的發展;大陸法制度下有詳盡的法典可依,列明不同行為的民事刑事之分、判案程序、不同罪行的懲罰輕重,法官的職責只是分析證據,再參照法典這本「使用手冊」去判案,對法律的影響力有限。

兩種法源,海耶克在其《自由憲章》中有詳盡比較,而其中的兩個分別跟金融市場的發展又極有關係。普通法的原意是保障英國貴族財產免被皇室侵佔,發展成一個重視擁有、轉讓私產的制度,限制了政府干預的空間,對發展金融有幫助。

相反,大陸法無此原意,十九世紀時更經由致力中央集權的法德兩國修改(普魯士的鐵血宰相俾斯麥就是主事者之一),國家對司法有很大的控制權,間接令公營事業較為普遍,政府插手少一點障礙,限制了金融市場的自由發展。

除了對市場、私產不同的取態,兩個法源也有不同的適應力(adaptability)。世事常變,普通法較能因時制宜:案件一單還一單,法官可以根據不同的情況(如科技創新),作出符合實際的判決,令司法制度能夠與時並進。

相反,大陸法較「頑固」,要改變法律應付現實環境,往往要經過複雜又緩慢的過程。大陸法之中,又以法國的傳統較一成不變:話說拿破崙要剷除舊制度,重新編訂一套巨細無遺的法典;大革命時代,法官被視為跟權力階級一伙,於是在拿破崙的制度下,法官的權力非常有限,只能緊跟法例辦事。

金融市場變化多端,適應力強的普通法最能配合,相比下大陸法的變化速度慢,窒礙了金融市場的成長。這個適應力的觀點極具爭議性,學者之間的看法可能比香港市民還要分歧!

香港以重視自由市場知名,靈活變通的能力更是舉世無雙,難道跟普通法的傳統有關? 

作者為美國維珍尼亞理工大學經濟系副教授、http://www.facebook.com/economics3.0

Thursday, November 20, 2014

電動車之旅

2014年11月20日

徐家健 經濟3.0

電動車之旅

我有一輛電動車,大半年前訂的,等呀等,兩星期前終於落地。駕車到科大上班,每程約40公里。傳統汽車一來一回汽油錢差不多要100大元;電動車的話,電費只需15元左右。假如在學校停車場免費充電,燃料費的私人成本更低。

平了一大截的燃料費,加上政府豁免汽車首次登記稅,都是吸引我轉做「電車男」的原因。但除了錢,說好的環保呢?

到底有多環保要計一計

環保經濟學強調,保護環境時要不忘講求成本效益。燃料費平一大截,汽油稅固然是原因之一。除此之外,燃料成本低其實亦與環保有關。電動車的先天優勢,是相對於一般普通汽油車不到兩成的轉換效率,電動車可將超過八成的能源轉換為動力。提升轉換效率,是踏出環保的一步。

深信碳排放導致全球暖化的朋友,總不能隻眼開隻眼閉以為電動車真的是「零排放」。所謂「零排放」,所指的是路面上零排放。就碳排放而言,只有發電做到零排放的電動車才算零排放,否則,電動車的排放只是從路面搬到電廠。我看過的研究指出,電動車對減少產生溫室氣體的幫助,除了視乎發電組合有多潔淨,亦需要先進的智慧電網配合,提醒車主什麼時候充電最環保。

污染問題有全球性的亦有本土性的,根據環境保護署2012年的排放清單,可吸入懸浮粒子(RSP)的第二大源頭便是道路運輸,佔RSP總排放足足兩成。微細懸浮粒子(FSP)亦有類似的統計數字,在人煙稠密的香港,單為本地人健康着想改善路面空氣素質,我認為路面零排放的電動車是個不錯的選擇。

解決充電問題要諗一諗

了解過電動車在經濟上和環保上的優點後,還要解決使用電動車的一個最大障礙——充電問題。

電動車與充電站,在經濟學上是「互補品」(complementary goods);充電站愈多愈方便,電動車的需求便就愈大。環境保護署的資料顯示,現時全港共有約1000個標準電動車充電點、超過100個中速充電點,以及10個快速充電設施,但截至2014年9月底,全港卻只有986部電動車輛在路面行走。電動車數量和充電點數目的比例其實不算太低,問題是標準充電需時甚久。除非家中有私人固定充電設施容許晚上不用車時充足電,否則電動車充電的時間成本會令一般駕駛人士卻步。

跟大家分享一下安裝充電設施的經驗。首先,假如你是住獨立屋兼有私人車位,安裝充電設施是十分簡單的。車位附近有電源插座的話,只需做好防水措施便夠了。我是住私人屋苑的,在私人屋苑安裝充電設施方法有二:方案一,說服業主立案法團在個別訪客停車位安裝電動車充電設施,方便整個屋苑的住戶輪流使用。由於管理公司不能賣電,停車費用收高一點便可。

方案二,擁有私人停車位的人,可嘗試說服業主立案法團和物業管理公司,同意讓你在自己擁有的車位旁邊安裝一個私人的充電設施。透過車行介紹,我委託了施耐德電機負責安裝。施耐德的專家與物業管理的員工首先要一起到現場,研究怎樣把電線從機房接駁到車位附近安裝充電設施的地方。雙方同意安裝的方法後,整個安裝工程花上數天,工程完成後便可向電力公司申請電表,電力公司之後會派人來視察安裝是否合乎標準,合乎標準的話,同日電力公司便會批准供電。還有一點,充電設施從安裝到使用,都是要買保險的。

私人停車位有自己的充電設施,大大降低了使用電動車的成本,但成本效益更高的方法,我認為是社區成員共用充電設施。在歐美各地,部分積極拓展電動車市場的車廠,其實一直希望擴大自己品牌的充電網絡,這方面,香港算是落後的。

電動車未來能否更普及,視乎不同電動車生產商願意統一充電制式和合作一起發展充電網絡。區區「電車男」在此與讀者分享我電動車之旅的經驗,希望有助大家了解香港電動車市場的潛力。


作者為克林信大學經濟系副教授

香港科技大學經濟系客座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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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dnesday, November 19, 2014

外國勢力做過甚麼?

免費早餐 - 徐家健
外國勢力做過甚麼?

2014年11月19日

上星期以滬港通即將啟動打開話題,先引述財金官員對法治與金融發展的看法,後引申經濟學上關於「法源」(legal origin) 的討論。十多年來的研究發現,實行普通法的地方不但金融發展一日千里,相比行大陸法的地方,研究亦發現行普通法的地方政府干預較少、司法制度亦較獨立。

說過了,法源的經濟影響一直是學術界一個熱門話題。能成熱門話題,因爭議多多。除了不易解答為甚麼幾百年來實行大陸法的地方不能與時並進,更根本的問題是今天世界各地不同經濟表現是否真的由於不同法源所致?時至今日,香港仍比不少鄰近地區繁榮和發達,真的是多得普通法之下法治這個核心價值得以保存嗎?更有趣的比較是港澳兩個特區,前者行普通法,後者行大陸法。回歸前兩地發展比較大家有目共睹。即使回歸後,澳門因博彩業帶動經濟急速發展,第一離岸人民幣中心始終不是大陸法傳統的澳門,至今亦未有滬澳通。

這是個「相關不蘊涵因果」(correlation does not imply causation)的老問題。普通法傳統的地方一般從金融、經濟、到法治等都發展得比較成熟,但這並不代表法源是因,發展是果。港澳的例子,正好帶出很多時候法源的選擇往往是不是本地人揀的。香港行普通法,是因為香港曾是英國殖民地。而澳門行大陸法,也是因為澳門曾是葡萄牙殖民地。殖民地時代,英國人和葡萄牙人除了為港澳兩地帶來不一樣的司法制度,亦為兩地的人引入不同的公共政策和管治文化。

眼光放遠一點,港澳不是個別例子。比較六十年代英國殖民地與法國殖民地的數據,行普通法的英國殖民地不論在經濟表現、教育投資、健康水平都比行大陸法的法國殖民地的優勝。教育和健康均有助長遠經濟發展,是老生常談。今天普通法傳統地方的繁榮,多少拜法治所賜、多少是殖民地年代其他長遠公共政策的影響?就如香港的核心價值究竟是法冶還是甚麼,是個不易算清楚的難題。
另一個較少人知道的現象,是早期歐洲人到殖民地定居的死亡率也是英國人比法國人低。考考大家,這個死亡率的高或低,對殖民地往後發展會有甚麼影響?

作者為克林信大學經濟系副教授/香港科技大學經濟系客座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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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esday, November 18, 2014

佔領運動的世代之爭

2014年11月18日
梁天卓 經濟3.0

佔領運動的世代之爭


佔領運動持續至今,年輕人的投入及參與不可或缺,無論是中大或港大的民意調查都指30歲以下的年輕人,在是次佔領運動的參與度是各年齡層中最高。兩位同文早前已不只一次在本欄或友報分析這運動所反映着的世代之爭,近日其他社會人士亦開始試行對此一現象進行解讀,今天我在這裏就這話題作一點補充。

兩位同文和很多社會人士在探討有關問題時,不約而同地都認為年輕人缺乏向上流動的機會,是催生這次佔領運動及其所反映着的世代之爭的一個重要因素。

當然,有人認為民主是改善生活的一種手段,亦有不少人認為民主本身已是普世價值,故我不會天真地認為社會(缺乏)流動的機會是佔領運動及其所反映着的世代之爭的唯一解釋。不過,只要細心留意種種證據,我們便會發現社會流動性的不斷萎縮,與年輕人的種種不滿,的確息息相關。

社會流動性日益減慢之說不是今天才大行其道的。政府早在幾年前便曾委託一位前港大的經濟學教授做過相關研究,發現近年香港的社會流動性似有減慢趨勢。不知何故,這研究少有人談及,我亦是在政府的網頁上「左搵右搵」才能找到該研究報告【註】,讓我在這裏把該研究報告的幾個重點介紹一下。

「向上流」的世代之爭

要談社會流動,一個比較容易明白的指標是社會各階層「向上流」的機會如何。何謂成功地「向上流」﹖這份研究報告以收入高低把所有人劃分在五個組別,任何人只要在五年內由一個收入組別跳升到一個較高的組別,便是成功的「向上流」。

在【表】裏我詳列了各年齡和教育層在1998年至2008年這10年內「向上流」的轉變。有兩點值得留意。首先,老一輩的「向上流」機會在這10年裏沒有大改變,但年輕一輩「上位」卻愈見困難。50歲至65歲男士「向上流」的百分比由1998年至2003年的13%,輕微上升至2003年至2008年的16%,相反30歲至39歲男士「向上流」的機會,卻在同期裏由四成大幅下跌至三成,而女士的相關數據趨勢亦差不多。

另外一點值得留意的是,中大的民調指出,除了年輕人之外,教育程度較高的人對佔領運動的支持較多。從【表】裏可看到,擁有大學學位的老一輩「向上流」的機會基本沒有變化,但年輕一輩的學位持有者「向上流」的機會,卻在那10年裏下跌了超過一半,而只有中學程度的年輕人的「向上流」機會幾乎沒有變化!

「上車難」的住屋困局

收入流動不是社會流動的唯一指標。在香港這個一直相信買磚頭可以保值的社會裏,有樓階級與無殼蝸牛的鴻溝一直存在,年輕人能否及早「上車」榮升業主,也可算是社會是否有足夠流動性的一個指標。

眾所周知,香港樓價在回歸後大落又大上。中原指數由1997年的100下跌至沙士時的不足40,再到近年屢創新高。最新的指數接近130,200萬樓下的「上車盤」現在似乎已成歷史文物。

愈見高昂的樓價有沒有增加年輕人「上車」的難度?回答這個問題不需要有很高的智慧。事實上,從人口普查的數據中,我們可以看到地域流動性在這10年裏的確下跌不少。從【圖】中可看到,本港居民在5年內仍居原址的比例由2001年的約57%,大幅上升至2011年的接近七成,而收入較低的新界居民的有關比例的升幅更為顯着。

要重申的是,我絕不認為社會流動降低是我們現時所見的世代之爭的唯一解釋,事實上,我有不少「已上位」的同輩朋友支持佔領,亦有一些仍在「等位上」的朋友認為佔領等同阻人搵食,不過,年輕人對貧富懸殊加劇和社會流動性下跌怨聲載道卻是不容忽視。值得深思的是,這些關乎年輕人未來的問題有多少源自全球化的世界大趨勢、有多少源自如「自由行」政策等的規劃失當,又有多少源自傾向各大地產商(而不是收入萬四元以下階層)的政制困局?

作者為香港中文大學經濟系助理教授
亞太研究所經濟研究中心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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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http︰//www.lwb.gov.hk/chi/other_info/Special%20Topic%20Enquiry%20on%20Earnings%20Mobility.pdf

Monday, November 17, 2014

你的參與真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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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參與真的重要?

2014年11月17日

經濟學家杜洛克(Gordon Tullock)剛於月初去世。他的名字,可能沒有幾個讀者聽過,但對行內人來說,他的學術生涯是個傳奇:讀的是法律,經濟學全靠自修得來,後來在多個經濟學領域都有原創性的貢獻。杜洛克文筆流暢論事清晰,非經濟學者翻閱他的作品也會有得着。

從區議會到立法會,港人都有豐富的一人一票選舉經驗。政府宣傳又好,公民教育又好,都勸導市民踴躍投票以盡責任。民主選舉是杜洛克的研究專長,但他宣稱自己從來不投票!原因很簡單:地方選舉人數以萬計,總統選舉更是幾百萬人參與的大型活動,但自己只有一票,重要性近乎零。

投票不是舉手之勞,隨時要排大隊兼要了解一下參選者的政綱,效益低而成本高,計埋條數不值得。杜洛克不明白的,是何以每次選舉都有大量市民投票,彷彿市民都一反精打細算的常態,變得不理性起來。

就杜洛克的質疑,華盛頓大學的兩位老師於四十年前提出一個有趣的回應:說一張選票在大量其他選票之中微不足道,是忽略了平均(average)和邊際(marginal)的分別。

一場立法會選舉有約十萬人投票,但你預期雙方勢均力敵,每個候選人約有五萬票,那你的一票雖然是平均之下的十萬分之一,比重近乎零,但邊際上你的一票可以很重要,因為選舉結果隨時取決於一百幾十票的差距。

幾十年來的研究發現,一場選舉緊湊與否、選民數目的多寡,的確對投票率有影響:結果未卜先知的一面倒選舉,投票率較低;合資格選民較少的選舉,每張選票都重要一點,投票率又較高。

杜洛克的質疑,也能應用到佔領運動之上。日曬雨淋放棄公餘時間的成本甚高,但多你一個對參與人數的影響微乎其微,理性的選擇似乎是搭順風車,讓同道中人代為出力,反正結果不會因你的參與而改變。

但從邊際的角度看,答案就不一樣:警察有幾百人,佔領又有幾百人,雙方對峙的結果可能取決於人數的差距,多你一個或會左右事態發展。參與有邊際上的大影響,你就坐言起行不搭順風車了。

從投票到抗爭運動,理性計算以外還有一個解釋:有所謂快樂抗爭,也有所謂快樂投票,參與者可能是為了呃like、自覺高人一等、純粹過癮。

可惜,樂在其中的現象不容易量度,是屬於經濟學以外的範疇了。

作者為美國維珍尼亞理工大學經濟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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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iday, November 14, 2014

法源與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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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源與金融

2014年11月14日

財金官員論下周一啟動的滬港通時強調:香港金融發展要有穩定的法治基礎。非常同意,但我又要舊題重問,是哪種法治呢?說過了,法治有廣狹兩義。廣義的法治制度要合乎政治道德,而狹義的則只在乎穩定可測。但除了這廣狹兩義,與法治息息相關的還有普通法與大陸法兩大「法源」(legal origin)。過去十多年,法源對經濟影響一直是學界一個熱門話題。啟發這些討論的,正正是一篇研究法源與金融關係的文章。

研究發現,金融市場上保障小投資者的法例因法源不同而異。相比實行大陸法的地方,行普通法的地方更著重保障小投資者的利益。換句話,小投資者在實行大陸法的地方投資,對內幕人士金融大鱷要打醒十二分精神。投資者放心在行普通法的地方投資,這些地方的金融發展也就一日千里。

一石激起千重浪,之後十多年的研究發現法源不但能左右一個地方的金融發展,還可能影響到政府對市場的種種干預。由公營銀行到公營媒體,大陸法的地方比普通法的地方普遍。再從創業門檻到勞動市場的規管,亦是大陸法的地方比普通法的地方複雜。更有趣的發現,是法治、司法獨立、保護私人財產等制度,都是普通法的地方比較完善。

為甚麼普通法的地方似乎比大陸法的依賴市場呢?一個說法,是英式法律傳統的普通法,最初是用來保障貴族的土地產權免被皇權侵佔,所以法官的角色主要是按當時實際情況來排難解紛。至於歷史更悠久的大陸法是源於羅馬法律,當中的法令條文都是一早由法律專家設計的規則。

香港便是行普通法的地方。英式法律傳統的普通法,隨殖民地的開拓散播到美國、加拿大、澳洲、印度、南非和香港等地。而大陸法(特別是法式的大陸法),則影響到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等歐洲國家和不少非洲地方。法源經濟的一大爭議,是既然普通法在日新月異的現代社會好處多多,為甚麼幾百年來各地法制不能與時並進?一些法制不完善的地方,是制度問題還是當地人文化出了其他更根本的問題?法源經濟的另一個小爭議,是中國的法源究竟又是甚麼?中國的法源是甚麼,今天仍眾說紛紜,但大家都同意中國行的不是最有利金融發展的普通法。故此,在中港兩地法制不同的情況下,香港佔全中國GDP的比例雖然不斷下降,我相信香港在中國金融發展路上仍可發揮其重要角色。

作者為克林信大學經濟系副教授/香港科技大學經濟系客座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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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ursday, November 13, 2014

杜洛克看世界 理性中帶黑暗

2014年11月13日

杜洛克看世界 理性中帶黑暗


本月初經濟學家杜洛克(Gordon Tullock)逝世,終年92歲。本欄一向「紅白事件」兼顧,每逢有重要經濟學家得獎或逝世,都會給大家介紹其生平及學說,以盡傳播知識的責任。然而,這類「學術訃聞」,絕少在本地報紙刊登,極為可惜。

今次要談的杜洛克,其生平與學問皆與眾不同:他從未受過經濟學訓練,平生只上過一門經濟課(老師是芝加哥學派的老祖宗Henry Simons),受的是法律教育,持有的是法律博士學位,其經濟學的深厚功力應是自修得來的(另一位背景相近、靠自學起家的經濟學家,是以前提過的大衛佛利民〔David Friedman〕)。

五十年代,杜洛克加入美國國務院的外國事務部,派遣到中國天津工作,學懂中文,其後更被調到香港,可算是早期駐港的外國勢力。杜洛克三十多歲才投身學術界,最著名的貢獻是跟布坎南(James Buchanan)合著的《計算共識》(The Calculus of Consent),以及大量專著和論文,是公共選擇學派(Public Choice School)的開山祖師之一。我的好友蕭滿章博士是布坎南的徒孫,可謂這個學派在香港的(唯一?)正牌傳人。

理性行為看政治
從1968到1983年,杜洛克在維珍尼亞理工大學(即筆者現時的僱主)任教。據曾跟他合作的系主任向我憶述,此君是位性格巨星,天才橫溢卻不易相處。
有次杜洛克跟另一位經濟學者乘升降機,杜洛克跟這人說你很面善,但想了又想,老是記不起名字,最後補上一句:「若果我記不得你的名字,你大概也不是什麼重要人物了!」在網上又讀到,有次杜洛克將一篇文章交給一位同事評價,那位同事讀完將文章歸還,只圈出文章的幾個錯字,杜洛克多謝這位同事說:「非常好,這應該是你對經濟學的最大貢獻!」類似的故事,每問及認識杜洛克的前輩,都會聽到一兩個。

杜洛克「唔識做人」,可能是他始終得不到諾貝爾獎的原因之一。論學術題材之廣泛、影響之深遠,杜洛克絕對有資格獲獎,不少經濟學家因此為他感到不值。據說諾貝爾獎花落誰家牽涉一點政治和人事因素,杜洛克得罪人多稱呼人少,機會難免大減。

書桌上放着自由基金(Liberty Fund) 前幾年為杜洛克出版的選集,一套十冊印刷精美,長約四千頁。杜洛克的文筆好,論事清晰絕倫,間中用點數學,行外人不難讀懂。

從選集的目錄可見,除了好幾個傳統的經濟學領域外,他以經濟學的工具研究過的領域包括政治、法律、軍事、生物學、哲學、社會學,題材千變萬化,但萬變不離其宗:人是理性動物,行為取決於成本和效益,市場內如是,市場外也如是。

市場參與者自私自利,有時會造成各種的失效和浪費。市場失靈,傳統福利經濟學者和某些時事評論員都會異口同聲要求政府干預,以糾正市場的錯誤。難處是同樣一個人,在市場內這個人的行為被假設為自己的利益服務,但同一人在市場外的行為,特別是政治領域,又忽然被設想為以大眾利益為依歸。公共選擇學派的主旨,正是為政治「去浪漫化」,對政府內外的決策者一視同仁,都假設成自私自利的理性動物。政客又好、官員又好,跟市場上買買賣賣的市民沒兩樣,為的都是各自的短期或長遠利益,漂亮口號動人演說都不宜「信住先」。

「尋租」理論之父
最早由杜洛克提出的「尋租」(rent-seeking)概念,相信香港的讀者都耳熟能詳:政府限制牌照造成壟斷權力,權力帶來的巨大利潤,人人都想據為己有,無權在手的會千方百計奪權,有權在手又會奇招盡出阻止對手成事。從合法的壓力團體政治游說,到非法的賄賂恐嚇借助黑社會力量,你爭我鬥浪費資源,壟斷權可觀的租值因此消散不少。大型免費電視台的新聞報道立場明顯,杜洛克雖不是其管理層肚裏的蟲,也會懷疑這是向政府示好以保牌照之舉。

杜洛克的一本奇書,是將經濟學加上他在政府工作的經驗,從利害的觀點分析政府官僚架構內的運作細節,寫成《官僚政治》(Politics of Bureaucracy)一書,該書幾乎是一本「公務員上位手冊」。記得書中講過,在政府工作生涯之中,有能之士常遇着能力比自己低的上司。構思有利社會的政策,要先考慮政策是否上司的智力所能明白,否則提出來只會令聽不懂的上司不快,減低升職機會。所以,有能力而又要上位的公務員,不必花精神了解社會的現實需要,卻反而要全力去了解上司的喜好和局限,揣摩出上司會贊成的政策,才能步步高升。

從杜洛克的角度看世界,理性中帶黑暗。基建工程為何超支又超支?政府成立基金何以亂花一氣?審計署為什麼年年有驚人猛料爆?新成立的科技局到底對誰有利?利益團體或明或暗的支持某些政策又是否另有所圖?冷眼看時事的香港人,其實都有杜洛克的風格。

美國維珍尼亞理工大學經濟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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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dnesday, November 12, 2014

匯率的穿透力?

免費早餐 - 曾國平
匯率的穿透力?

2014年11月12日

上星期問大家一個問題:每港元兌日圓從10升至15,從日本進口到港的蘋果(同一品種和質素)在香港的價錢,到底會跟隨匯率下跌50%、少於50%、還是不變?

喜見Facebook討論區讀者的答案有紋有路、方向正確,證明日子有功,本欄的讀者經濟思維有所長進。問題觸及的,是所謂匯率穿透(exchange-rate pass through)的大學問,有近廿年的歷史,跟匯率政策密切相關。

極端的情況,是入口消費品價錢完全跟隨匯率變化,匯率百分之一百穿透。日圓兌港元下跌一半,從日本進口的蘋果價格立刻跟隨下跌,對香港消費者來說變得抵買了。若然如此,匯率政策的影響大矣:貨幣貶值,出口貨價格跟隨下跌,外地消費者踴躍購買你的貨品;與此同時,入口貨價應聲上升,本地消費者轉去買本地貨,促進「內銷」。

匯率對一國的出入口確有巨大影響力。奇怪的是,根據大量的實證研究,入口消費品的本地價格跟匯率沒有太大關係,換言之匯率的穿透力極低!那個從日本進口到港的蘋果,隨着日圓貶值,其在香港的價格難有大變。你到壽司店吃的甚麼日本進口魚生,價格也不見得會跟隨日圓上落。匯率對消費品價格無甚衝擊,那出入口以至經濟增長又何以會受匯率影響?匯率上落又與我何干?

從成本角度看,一個從日本進口的蘋果,蘋果本身之價只佔小部分,還要加上運輸、儲藏、陳列、零售等成本。想想看,你從高檔超級市場購買一個日本蘋果,當中多少是本地的租金、車費、收銀員人工?故此,就算蘋果之價隨匯率改變,香港的消費者也不容易察覺得到。同樣道理,你面前的一碟吞拿魚刺身,除靠日本漁民代為捕捉外,也要靠本地店舖東主為你提供座位,加上港人師傅為你拆肉去骨才能成事。

從宏觀角度看,國與國間的貿易以原材料、組件、半製成品為主,而實證研究也發現這些物品比消費品更受匯率影響,穿透率較強。匯率上落,改變的是生產商採購行為,出入口因而跟隨匯率變動。例如,出版社要買印刷機,日圓貶值後轉用日本貨,慢慢取代從歐洲購入的機種。原來,匯率變化對生產商的影響最深,「上游」的商人比「下游」的消費者更為受匯率波動的煩惱,不時都要因應匯率改變生產方式。

作者為美國維珍尼亞理工大學經濟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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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esday, November 11, 2014

Google Tax與新聞自由

2014年11月11日

Google Tax與新聞自由


在沒有民主的政制下,不少人認為香港的新聞自由正漸漸消失,不過,實行民主政制的西班牙最近亦有人擔心新聞自由受到威脅,事緣該國政府早前通過了一項極具爭議的法例,規定任何在網上分享任何報道的連結或其部分內容,均要向該報道的來源繳付「版稅」。最受該法例影響的公司是網上搜尋器「霸權」Google ,故該「版稅」又名為"Google Tax"(該法例的立法原意,有人認為正是要針對Google在搜尋器行業內的「霸權」)。

根據當地的報業聯盟AEDE(Association of Editors of Spanish Dailies)認為,Google免費在其平台上分享報道的連結或部分內容其實是在侵犯報紙的版權,直接令它們的收入大減,情況就有如有人把電影的連結放到網上令電影的票房收入大減一樣。所以"Google Tax"其實有如其他版稅一樣,媒體應為使用報紙報道的版權付費。

媒體互抄新聞無可避免

事實上,知識產權與其他類型的產權不同。由於它所保護的知識有共用品的特性,知識產權的保護(如專利和版權)是有時限的,保護時限的長短則決定於在知識的散播和創造的誘因之間取得平衡。在互聯網愈見發達的今天,知識或資訊的傳播的邊際成本愈來愈低,知識產權的保護時限亦應作出調整而相應縮短。正如我早前在主場新聞「倒閉」時以《論新媒體之一二》為題撰文指出,現在各媒體都有網上版的即時新聞,媒體互抄新聞無可避免。

Google News將天下新聞一大抄,當然令資訊更加流通,有助維持和保障一個開放的社會,但這會否同時令報紙收入大減,最終無人願意投身或投資新聞業?

無可否認,報業收入大減是近年趨勢,亞馬遜主席Jeff Bezos上年只以2.5億美元便能成功收購極具影響力的《華盛頓郵報》(有評論更直指他其實多付了至少四倍),但今天以crowdsourcing的方式搜集新聞亦同時可令辦報成本愈來愈低;內地「人肉搜索」的神通廣大,相信大家時有所聞,很多報紙現在亦有開設熱線鼓勵市民「報料」。

網上資訊收費是雙刃劍

互聯網改變了很多行業的生意模式,一個十分重要的問題是什麼應該免費,什麼應該收費?其中一個關鍵是需求彈性的高低。

以報業來說,靠報紙的影響力在讀者以外其他渠道(如廣告)收費是大勢所趨,向讀者收費似乎有點逆其道而行。就這次西班牙的"Google Tax"法案來說,相關的問題是,當大部分人都在用Google搜尋新聞資訊的時候,如果Google不願付版稅,往後不再提供新聞連結,對報紙的收入是好事還是壞事?

其實在西班牙之前,德國去年亦通過了類似的法案,但Google卻不因此就範,要求傳媒「自願」放棄收取版稅。早前一間德國的新聞財團VG Media心生不忿,拒絕讓Google在其網頁上提供旗下新聞的簡介及圖片,結果如何?VG Media旗下的其中一間大型出版社Springer在其後兩星期內的流量急跌,最終為避免"shot themselves out of the market",決定「轉軚」讓Google重新免費提供它的新聞簡介及圖片 。

不向讀者或轉載媒體收取費用是大勢所趨,但報紙如何賺錢?降低成本是方法之一,透過報紙的影響力在其他渠道收費是其二。有部分對政府有影響力的媒體卻可能向政府施壓,利用公權力提高媒體行業的入場門檻或強制轉載媒體繳費,這其實不是第一次有西班牙國內大型報紙企圖壟斷報業,早在2002年,它們便曾倡議成立一個由它們控制的全國性報業組織Gedeprensa。根據它們的建議,Gedeprensa會控制報業內的新聞的傳播,以及向所有轉載新聞的媒體(包括網上或實體)收取版稅,但提議最終不獲通過,而這次Google Tax的法案可算是Gedeprensa計劃的捲土重來,不過西班牙國內的大型媒體企業最終會否「轉軚」還是未知之數。

在民主社會裏,壓力團體因為利之所在,也會作出一些威脅新聞自由的行動,但民主與不民主的一個分別,是在網上資訊相對流通的民主社會裏,以公權力提高入場門檻,更大可能會令傳統媒體被邊緣化;傳統媒體在一個相對沒有被扭曲的市場中,最終只能另闢途徑開源節流。

作者為香港中文大學經濟系助理教授
亞太研究所經濟研究中心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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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nday, November 10, 2014

民選法官制的前因後果

免費早餐 - 徐家健
民選法官制的前因後果

2014年11月10日

朋友劉嘉鴻一次談法治時問:民選法官怎樣看?適逢考評局批評部分學生誤將法治等同守法,層次高低之差,再次反映今天社會分裂的一大根源。我有先見之明,兩星期前起已在本欄談法治。你可能會問,讀經濟的懂甚麼法律?是的,我不是法律專家。但是,自高斯、艾智仁、張五常,研究制度一直是現代經濟學的一大支派。加上在美國居住了十多年,對西方的法治民主制度總算有過點親身體驗。

法治不等同守法,民主也不是甚麼也一人一票。法官應透過甚麼方式產生,其實是過去半個世紀,法學界一個熱門話題。話題焦點,主要是司法獨立與司法問責之間的取捨。要保障法官判案時免受政治影響,法律學者一般同意傳統的委任制度比講求問責的民選制度優勝。那麼,何解美國今天竟有近半州份的法官是透過民選方式產生?以民選取締委任法官又有甚麼後果?我同事Andy Hanssen在這個問題下過苦功,他的研究結果值得與大家討論一下。

先談果。統計上,委任法官任期一般比民選長。以美國高等法院為例,委任的比民選的任期平均長兩年。民選法官任期短,新官上任自然多,後果可能是誰是「釘官」誰是「放官」無跡可尋,導致法庭判決較難預測。難預測即有得博,有得博於是冇得傾。爭議雙方唔肯和解,唯有對簿公堂。但同事的研究發現,官司數目反而是委任制度的明顯比民選制度的多。他這樣向我解釋:委任法官雖然任期較長,但不用擔心政治問責的後果往往是「跟官咁耐都唔知官姓乜」。司法獨立於是令訴訟結果難料,對簿公堂的情況因此較為普遍。結論是,法官委任制下司法獨立有助權力平衡減輕政府濫權問題,但當中一個成本是訴訟費用較高。

再談因。委任與民選制度的選擇,是當權者理性平衡司法獨立與司法問責之間的輕重?不一定。同事的研究發現,司法愈獨立的州份,民主共和兩黨的競爭便愈緊張。相反,長期一黨獨大的地方,法官要連任反而要像政客一樣爭取選民支持。Andy認為,司法獨立有助維持公共政策穩定,政策不會隨政黨輪替一朝天子一朝臣而左改右改。支持司法獨立反對民選法官制度,其實是現屆政府怕定下來的政策輕易被下屆政府推倒重來。

我同意法治對香港重要。就是因為重要,我們更須好好認識法治。

作者為克林信大學經濟系副教授/香港科技大學經濟系客座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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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iday, November 7, 2014

匯率與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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匯率與你

2014年11月07日

對不少香港人來說,日圓匯率是重要的「生活質素指標」:日圓下跌,代表去日本旅遊的成本下降,鼓勵對日本文化一往情深的港人越洋購物兼吃喝。
日本央行剛於上周五推出更大型的量化寬鬆政策,大量購入國債,日圓應聲插水,正邁向每港元兌15日圓的歷史水平。到東京吃一碗900日圓質素上乘的拉麵只要60港元,的確過癮得很。

匯率(exchange rate)是大家都熟悉的概念,只需在網上一查或到銀行一問,就可知道港元兌各種貨幣的價格。但港元匯率多如天上星,又歐元又日圓,要睇邊個?
港元跟某非洲小國的匯率可以大上大落,但香港跟該國甚少交流,匯率升跌再大也無關痛癢。
相反,香港跟歐元區貿易甚頻,兩種貨幣匯率的升跌重要得多。由於每個匯率逐個比較太麻煩,我們可將所有匯率加在一起,關係密切的比重高一點,不相往來的低一點,算出一個有效匯率(effective exchange rate)。
根據國際結算銀行(BIS)的數據,日圓的有效匯率十年來下跌了9%,近5年更跌了近18%。
匯率以鈔票算價,亦稱名義(nominal)匯率,跟實質貨品沒有直接關係。比較兩地貨品的平貴,匯率以外,也要考慮兩地物價的差異。
例如,在日本吃一碗拉麵要900日圓,在香港吃同樣質素的一碗卻要100港元,每港元兌15日圓等如1,500日圓,比例是9比15,在日本吃一碗的錢只夠在香港吃大半碗。不過,現實中的貨品千萬種,一般的做法是利用消費物價指數對名義匯率作出調整,以算出實質(real)匯率。
就算名義匯率一成不變,只要物價有變化(例如香港的一碗麵加價到120港元),實質匯率一樣可以上落。
港元跟美元掛鈎,名義匯率一直是7.8左右,但近年香港的物價漲得比美國的快,港元對美元的實質匯率其實上升了不少。
長期通縮之下,日圓實質跌得更厲害:根據BIS的數據,日本的有效實質匯率十年來下跌了34%,最近5年也跌了近28%,怪不得Facebook上盡是朋友到日本旅遊的照片!
最後問大家一個不簡單的問題:每港元兌日圓從10,升至15,從日本進口到港的蘋果(同一品種質素)在香港的價錢,到底會跟隨匯率下跌50%、少於50%、還是不變呢? 

作者為美國維珍尼亞理工大學經濟系副教授、

Thursday, November 6, 2014

經濟諾獎得主看公共採購合約

2014年11月6日

經濟諾獎得主看公共採購合約


再有高鐵工程延誤及超支的新聞。據獨立國際鐵路專家評估,高鐵有31%機會未能在2017年通車,更有67%機會進一步超支。到底超支多少? 數月前,港鐵(00066)公布工程延誤兩年令最新造價升至715億元,即超支65億元。

然而,立法會鐵路事宜小組主席田北辰卻估計高鐵超支逾100億元。這筆至少數以十億計的超支費用,將由誰來承擔? 田北辰稱最終可能要交由法庭處理。而政府發言人則表示,有關高鐵項目超支及相關費用承擔問題,政府將按委託協議處理,並保留一切向港鐵追究所保證事項和應負責任的權利。

政府面對兩難須解決
半年前,我在本欄以《未有結構性財赤先有結構性超支》為題,分析本港基建的「結構性超支」問題時,介紹過外地工程鬥平又鬥快的競投方式。到今天,傳媒大眾再次關注高鐵工程延誤及超支的新聞,恰巧最近剛贏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法國經濟學家梯若爾(Jean Tirole)亦是研究公共採購 (Public Procurement)的理論高手,就讓我介紹一下梯若爾的成名作。

1986年,剛出道不久的梯若爾發表了一篇名為《以成本資料監管企業》的理論文章,分析政府應如何設計公共採購合約。梯若爾的分析強調政府採購要面對兩大難題:其一,資訊不對稱的問題,政府不確實知道爭取採購合約的企業效率高低;其二,所謂道德風險的問題,政府不能夠強迫企業增加降低工程成本的投資。情況就如政府委託港鐵興建高鐵,事前只能估算港鐵的效率高低,簽約後要監管港鐵施工的一舉一動又成本不菲。在這兩個局限條件之下,最有效降低工程成本的採購合約究竟是怎樣的? 例如,政府應否一筆過撥款給港鐵承包整項工程,換言之,讓港鐵承擔所有超支的風險? 又或港鐵應否只收一筆顧問費用,然後所有工程費用實報實消全部由政府承擔?

表面看,一筆過撥款的承包制似乎對政府最為有利,但其實這是不對的。由於公共採購要你情我願,要企業承擔所有超支風險,承包制之下企業要求的撥款金額可能是天文數字。但由政府承擔全部工程費用,企業收取顧問費後又未必會盡力為政府慳錢。梯若爾的貢獻,是以博弈論推斷出在這樣複雜的環境下,最有效率的公共採購合約其實十分簡單:政府先付一筆固定的顧問費用,然後在工程完成後分擔部分工程費用。這種混合性採購安排的主要好處是,一方面能提供企業適當的誘因去降低工程成本,另一方面又不致於需要動用龐大資金去吸引企業參與工程項目。

梯若爾的另一個有趣發現,是政府分擔工程費用的比例並非一成不變。這個比例低於100%,代表企業有份承擔超支的風險。但梯若爾認為這個比例不但只要低於100%,還要隨顧問費用和最終工程成本改變。這個改變,是顧問費用愈低,政府分擔工程費用的比例便愈高。而當最終工程成本愈高,政府分擔工程費用的比例卻就愈低。政府分擔工程費用的比例並非一成不變,原因是只有效率最高的企業不介意承包合約,而效率較低的企業則傾向與政府分擔成本。

分擔成本辦法要分明

有報道指出,政府曾去信港鐵表明港鐵須致力承擔與項目延誤有關的所有費用。但港鐵則稱委託協議列明港府會支付所有建造成及顧問費用。換言之,委託協議要求政府分擔工程費用的比例是100%,有違梯若爾的最有效公共採購合約原則。在梯若爾眼中,政府沒有好好處理道德風險的問題。要改善香港的公共採購,我曾提議過的A+B投標方法,讓競投工程合約的企業在投標時除了造價要鬥低,還要自設期限鬥快完成工程,可減輕工程延誤問題。今天要補充的,是採購合約應清楚列明政府與企業如何分擔成本,這樣才可減輕工程超支的問題。

克林信大學經濟系副教授
科技大學經濟系客座副教授
facebook.com/economics3.0

Wednesday, November 5, 2014

三窗兩權的啟示

免費早餐 - 徐家健
三窗兩權的啟示

2014年11月05日

剛從杭州回來,此行到浙江大學出席張五常教授的《經濟解釋》學術研討會。我是今次會議籌備委員會成員之一,為準備這會議重讀教授花14年才寫起的作品。逾60萬字,冇可能在這裏三言兩語說得清楚。從教授口中聽到兩件舊事,倒可跟大家分享一下。

舊事一,關於一張老照片。記得年前左右,曾國平在友報向讀者介紹教授老師艾智仁一本叫《交易與生產》的經濟科參考書。當時,國平這樣形容這書封面:「黑色封面右上角有一道小窗,窗外是藍天白雲… …世事複雜多變,難以看清看透,猶如在漆黑中摸索。經濟學,會為你打開一道小窗,讓你看見漆黑以外的藍天白雲。」甚麼打開小窗看透世事,大家以為是富想像力的國平編出來。原來,那道小窗確大有來頭。

特別為今次學術研討會趕印1,000本《經濟解釋》合訂本,封面是一幅題為《窗》的攝影作品。這構圖很美的三道小窗,是教授在1956年拍下。張五常解釋,50年前艾智仁很喜歡這作品,認為它代表觀察世界追求真理,想把它放在他當時剛寫好的教科書《大學經濟學》做封面,無奈幾番要求下出版商皆不接納。《大學經濟學》便是《交易與生產》前身。後來《交易與生產》封面終用小窗做主題。但原本的《窗》卻掛在艾智仁辦公室的牆,直到年多前他離世。半個世紀前的《窗》今日得到重生,是張五常表達他對艾智仁的感激與懷念。沒有艾智仁當年教導他,張五常認為同學們今天不會讀到《經濟解釋》。

舊事二,關於一個經濟概念。研討會不少內地學者提到張五常在八十年代提出「兩權分離」概念。事緣內地經濟改革初期,教授一次到國企改革試點首鋼發表演說,建議把所有權和使用權分離。把所有權轉為私有,說到底是跟共產主義意識形態格格不入,教授一貫看法是所有權對改革開放並不重要。憶往事,張五常提到「兩權分離」最初受到極大批評,但後來鄧小平也提出這麼個兩權分離,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基礎。張五常又提到,我們都是經濟理論的推銷員,理論包裝不好便要立刻換包裝。私產不能接受,叫它做民營有何不可?

我多次強調,香港實況是政改牽涉本地既得利益者權力及收入再分配。想買斷這些人既有利益並不易,要北京接受公民提名權難度或更高。同學們請緊記觀察世界追求真理需堅持,但理論包裝不好便要立刻換包裝。 

作者為克林信大學經濟系副教授/香港科技大學經濟系客座副教授、
http://www.facebook.com/economics3.0

Tuesday, November 4, 2014

如何靠米芝蓮去開飯?

2014年11月4日

如何靠米芝蓮去開飯?


作為香港「四大支柱」之一的旅遊業,購物天堂的美譽當然居功不小(尤其在自由行政策實施之後),但美食天堂的吸引力亦不容忽視。在這個國際級的美食天堂裏,中、日、韓、法、意等各國美食應有盡有。國際美食指南米芝蓮更在2008年開始推出香港版的米芝蓮推介,是繼東京和京都後第三個亞洲地區獲這本國際美食指南的青睞。

米芝蓮的影響力可謂非同小可,原本已其門如市的食肆在經米芝蓮推介後通常都會更加客似雲來。據說有些日本餐廳因為怕人客太多影響食物質素而拒絕被推介,亦有些香港的小店亦投訴經米芝蓮推介後生意未見增長已先見業主加租。

影響力與賺錢能力

但有影響力是否代表有錢賺?很多人都知道米芝蓮的主要業務是輪胎,美食指南只是它其中一項比較小的業務。根據米芝蓮的頭三季財務報告,它的特別業務(Specialty Businesses,當中包括飛機輪胎、生活指南以及美食指南等)的銷售額只佔集團總銷售約15%。事實上,在它早前公布的上半年業務報告裏,包括這些特別業務的銷售比上年下跌了8%。我在網上找不到米芝蓮美食指南獨立的銷售數據,所以不能斷定這8%的下跌是否源於其美食指南的滯銷。不過,標榜不讓食肆在指南賣任何廣告雖然可以凸顯其中立性,但是在互聯網日益普及的情況下,推介資訊很快便會被各媒體在網上散布,愈來愈少人花錢購買整本指南是不難理解的。

互聯網為許多行業帶來革命性的改變。在音樂界、電影界和出版界,盜版的盛行令唱片、電影及電子書賣得愈來愈平。業界人士有的想極力維持現狀,希望靠道德力量甚或政府的幫忙打擊盜版,但成效如何可謂有目共睹;另外,有些業界人士則盡力適應這時代的改變,他們知道唱片、電影及電子書變為(接近)免費是無可避免的大趨勢,於是他們利用這些(接近)免費的渠道賺取知名度的同時,亦設法透過其他途徑(如演唱會、廣告代言及電子書閱讀器)賺錢。

互聯網上免費與收費

在互聯網的世界裏,什麼應該免費,什麼應該收費,是一條million-dollar question。一些可電子化的資訊由於其公有品的性質,其傳播的邊際成本十分低,免費似乎是大趨勢。相反,一些真實世界的硬體(如電子書閱讀器)和服務(如廣告代言)的需求卻受惠於免費資訊的傳播。

回到美食指南的例子。互聯網的世界裏,傳播美食推介的資訊的邊際成本只會愈來愈低,這些資訊趨向免費似乎是無可避免的,但問題是提供這些免費資訊的同時如何賺錢?以本港最多人使用的美食指南app「開飯喇」為例,它其實是一個提供美食資訊以撮合食客和食肆的平台。平台是否成功取決於使用平台的食客和食肆的數目:愈多食客使用便愈多食肆願意提供有關資訊;而愈多食肆提供資訊便愈多食客使用。如果平台不登載第三者的廣告,它只能向食客或食肆(或雙方)收費以圖利。那麼美食指南平台應向誰收費?這取決於食客和食肆對平台的需求彈性。「開飯喇」現時主要向食肆收取減價優惠和訂座服務的中介費而不向食客收會員費,這似乎在告訴我們食客的需求彈性較食肆為高。

米芝蓮在一百多年前開始推出免費的指南,當中包括地圖、換輪胎指引及酒店資訊,希望借此催谷汽車需求以增加輪胎的銷量。其後由於各種原因,美食指南開始收費。我認為原因之一是,美食指南與汽車需求的互補性其實不算大〔雖然一個有趣的現象是,對汽車需求較大的美國城市的美食指南比其他歐洲或亞洲城市(不是國家)的美食指南要便宜一些〕。現時在互聯網的衝擊下,米芝蓮會否重回舊路免費派發美食指南?我們拭目以待。

作者為香港中文大學經濟系助理教授、亞太研究所經濟研究中心成員
www.facebook.com/economics3.0

Monday, November 3, 2014

佔領立場與人口特徵

免費早餐 - 曾國平
佔領立場與人口特徵

2014年11月03日

上周提到中大一項有關「香港民意與政治發展」的調查。調查在上月收集市民對佔領運動的看法,當中問及受訪者年齡和教育程度。難題是,我們不知道受訪者對佔領運動的不同看法是來自年齡的差別還是教育程度的高低。於是電郵中大傳播與民意調查中心查詢。結果主事者不出1天內回覆並提供寶貴資料,實在感激!

受訪者共802人,數據有限,分作不同組別後人數更少,故結果只有參考價值,要take them with a grain of salt。有研究資金在手的同行,不妨做一次較大型調查,以印證或推翻以下觀察。

年齡15至24歲的不少仍是學生,今天讀中四的不代表以後不讀書,故「教育程度」概念對他們來說沒有太大意義。年齡60歲或以上,成長在教育不普及年代,受過中三以上教育比例極低,也不在分析之列。年齡40至59歲受訪人數最多,共302人,且平均分布3個教育程度組別。中三或以下教育程度的,支持佔領運動的有23%,立場一般的為23%,不支持的有49%。

中四至中七的,支持有31%,一般有20%,不支持的有46%。專上或以上的,支持的同樣為31%,一般的升至27%,不支持的跌至39%。同一年齡組別內,教育程度較高的受訪者不支持運動的比例較低。

年齡25至39歲組別,共187名受訪者,但這些七、八十後都在教育普及的年代成長,中三或以下比例不足一成,數據太少不宜分析。中四至中七組別,支持佔領運動的有46%,一般的有29%,不支持的有25%。專上或以上,支持有51%,一般有24%,不支持為26%。明顯的,是25至39歲的組別平均比老一輩支持運動,但以兩個教育程度作比較,專上或以上的組別支持佔領的比例亦較高。

從數據得到的初步結論,為年齡和教育程度兩者都跟受訪者對佔領運動的立場有關:年輕的受訪者平均明顯較支持佔領運動,而同一個年齡組別之內,教育程度較高不支持的比例也較低。數據有限,這個結論只宜「聽住先」,要留待其他調查進一步證實。

無論如何,分析政治立場與人口特徵的關係,對要化解危機的政府和爭取選票的政黨同樣重要:政治氣氛熾熱,年輕人的投票率會否上升,蓋過「老人票」的力量?為爭取選票,政黨會否放棄中間路線?選民較年輕的選區又會否選出「偏激」的議員?

作者為美國維珍尼亞理工大學經濟系副教授
http://www.facebook.com/economics3.0

與蕭局長 談貧富懸殊 免費早餐: 梁天卓

免費早餐: 梁天卓 與蕭局長 談貧富懸殊 2017-06-23 傳媒、KOL以至政府官員都喜歡引用堅尼系數。這是個看似簡單但其實不易明白的指數。讓我簡單解釋一下,該系數的數值是在0至1之間,0代表收入分布絕對平均,1則代表收入完全集中在極小數的人手上。指數看似簡單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