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uesday, November 25, 2014

上位難的年代

2014年11月25日

上位難的年代


行會成員羅范椒芬近日十分活躍。最近她再次語出驚人的指出,她的一些朋友因為怕了年輕人而決定移民。在這個世代之爭的年代,誰怕了誰其實並不好說。更重要的是,只談誰怕誰而不搞清楚這世代之爭的源頭,其實於事無補,而各種諸如「新潮舞會」的建議其實等同藥石亂投。

上星期我在本欄以《佔領運動的世代之爭》為題分析社會流動的轉變,嘗試分析這次世代之爭的一個(不代表是唯一一個)源頭。今日我再接再厲,試圖分析貧富懸殊、社會流動以及外國與香港的分別。

近年很多人都在談論日益嚴重的貧富懸殊問題。無疑本港的貧富懸殊愈益嚴重:堅尼系數在1971年只有0.43,但在2011年已大幅上升至0.54,在世界上名列前茅。回歸至今,大學生畢業時的平均名義月薪(即還未扣除通脹)都維持在比1萬元多一點點的水平。

這裏有兩點值得留意。首先,貧富懸殊日益嚴重並不是本港獨有現象。根據瑞銀集團及顧問公司 Wealth X 的報告,全球的財富愈來愈集中在小部分人手上。現在全球的0.004%人掌握了全球資產的13%。法國經濟學者皮克提(Thomas Piketty)在他的暢銷書《廿一世紀資本論》中亦提到,美國收入最高的10%人口的收入,佔全國總收入的比例由1970年代的35%大幅上升至近年的50%。

此外,貧富懸殊與社會流動並不能劃上等號。換言之,貧富懸殊惡化並不代表年輕人「向上流」的機會減少。一方面全球化和互聯網的普及令很多依靠資訊科技的行業相對其他行業賺得更多,但另一方面我們見到的資訊科技大亨如Bill Gates、Steve Jobs和Mark Zuckerberg等都不是所謂的富二代。在9月底我和兩位欄友以「經濟3.0」的名義舉辦了一場good talk,討論的正是皮克提的《廿一世紀資本論》【註1】,我在那次good talk談到的正是貧富懸殊與社會流動的分別,當中我引用了幾名學者最近的研究指出,即使美國的貧富懸殊日益嚴重,但年輕人「向上流」的機會並沒有因此而下跌。【註2】

社會流動 港美有別

貧富日益懸殊並沒有影響美國的年輕人「向上流」機會。香港情況是否一樣?我在《佔》文中指出在回歸後的10年裏香港年輕人「向上流」的比例的確是每況愈下。

在《佔》文中我引用的研究只計算了1998至2008年這10年裏社會流動的轉變。研究香港「向上流」的報告當然不只一份,嶺南大學的何濼生教授與他的同事在2013年發表了一份「向上流」的研究報告。與《佔》文中引用的研究不同,何教授的研究所用的數據並沒有追蹤同一人在不同時間收入,所以很難直接計算出個別年輕人「向上流」的比例,但何教授的研究的年期更長,亦有一些地方頗值得大家參考。【註3】

【表】裏顯示的是在不同年代出生的大學生他們在人生路上成功「上位」的比例。這裏成功「上位」(文中的所謂Accomplished)是指其收入為整體收入中位數的兩倍或以上。在【表】中我們可以清楚看到,60後、70後以及80後的大學生能夠成功「上位」的比例是每況愈下。60後的大學生在30歲前便能成功「上位」的比例超過四成,70後的大學生只有約三成可以在30歲前成功「上位」,而80後的大學生更只有不足三成。

讓我不厭其煩再次重申,我不認為社會流動降低是我們現時所見的世代之爭的唯一解釋,而社會流動降低亦不只源於現時的政制困局。不過,大搞「新潮舞會」的提議在為年輕人宣洩剩餘精力的同時,能否令對「向上流」絕望的他們重燃希望?我相信大家都會有答案。

香港中文大學經濟系助理教授
亞太研究所經濟研究中心成員
www.facebook.com/economics3.0

註1:有興趣的讀者可到good talk的網址重溫各講者的演講:http://www.goodtalk.tv/
註2︰ R. Chetty, N. Hendren, P. Kline and E. Saez (2014)︰ 「Is the United States Still a Land of Opportunity? Recent Trends in 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Papers and Proceedings, 104(5), 141-147.
註3︰ L.S. Ho, K.W. Huang, and X. Wei (2013)︰「Upward Earnings Mobility on the Decline in Hong Kong? A Study Based on Census Data,」 Centre for Public Policy Studies︰ CPPS Working Paper Series. Paper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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