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iday, January 30, 2015

電動車+打的App有得諗?

免費早餐 - 徐家健
電動車+打的App有得諗?

2015年01月30日

兩則新聞:(一)比亞迪(1211)擬在港推電動車租賃;(二)Uber Drivers Are Happy with Uber。前者是早前比亞迪亞太汽車銷售部門指,將在港透過第三方服務提供者及網上平台開展租賃E6型電動車服務;後者是最近一項研究發現,與美國交通網路公司Uber(優步)合作的司機特別快樂。兩則新聞看似關係不大,但其實我話環保概念加手機叫車有得諗。

為何比亞迪打算在港推電動車租賃呢?比亞迪電動的士年多前高調進軍香港, 還定下去年千部電的目標。但據報道目前數目只有45輛,計劃再投放幾十輛提供電召業務,是希望拉近實際數字與定下目標的距離吧。

為何與Uber合作的司機特別快樂呢? 跟傳統司機不同,與Uber合作的司機開的是私伙車,喜歡何時開工完全自己話事。工作時間彈性高加上工資不比傳統司機低,是Uber司機快樂的原因。

相映成趣的是,當比亞迪電的在港數量停留在兩位數字,與Uber合作的司機卻在美國各大城市升至成千上萬。當美國成千上萬的Uber司機感到特別快樂,香港幾十個比亞迪電的司機卻抱怨充電配套不足兼充電時間長。比亞迪想學人搞電召業務,真係有得諗?

以租賃形式增加幾十輛電的提供電召服務,我認為冇得諗。冇得諗,並非因比亞迪租賃形式有別於Uber自僱形式,而是幾十輛數目太少,不能充分發揮手機電召服務網絡效應。首先,租賃形式原本為方便推廣,但比亞迪忽略租車在電召服務另一優勢。司機抱怨充電問題,比亞迪有兩個方法解決:其一,電力不足時換電;其二,電力不足時換車。第一個方法Tesla的技術已發展到換電比入油快,目前難普及原因是私家車電池是車主賣斷,租車所有電池由租車公司擁有反而好辦。第二個方法直頭毋須技術,只要車輛及換車點夠多便可。

以數量解決充電問題後,數量還可以增加需求。手機叫車要夠快,全靠參與計劃的車輛要夠多。夠多之後,怎樣跟其他電召服務競爭呢?我的答案是環保概念。 Uber認為他們吸引顧客的賣點是不用付現金、收費能在App中看到等服務體驗。電動車能提供的服務體驗何止這些?電動車先天便吸引關心環保的顧客,乘車後提供減少路面多少空氣污染的資料、途中供應其他環保資訊、歡迎接載動物等等,方便目標顧客之餘還吸引做環保生意的商戶在車上落廣告,你話有冇得諗?
 
作者為克林信大學經濟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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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ursday, January 29, 2015

歐羅區的永劫回歸?

2015年1月29日
曾國平 經濟3.0
歐羅區的永劫回歸?
記得捷克小說家米蘭.昆德拉在小說《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的開首,提到尼采「永劫回歸」(eternal return)的概念:宇宙無限,事件有限,事件只在不斷重複,直到永遠。又記得法國小說家卡繆講希臘神話薛西弗斯(Sisyphus)的故事:天神的懲罰,是將大石住山上推,到了山頂大石又滾下來,要重新推過,永不止息。

想起兩個歐洲文學典故,是因為歐洲傳來的新聞連連(瑞郎兌歐羅的上限撤銷、歐洲央行推行每月600億歐羅量寬、左翼聯盟(Syriza)在希臘選舉大勝),也因為歐羅區的問題似乎重複又重複,有點永劫回歸的味道。

德拉吉何止是央行行長,簡直是內交家。由今年3月開始加碼的印銀紙買債(買資產其實已實行了一段時間,規模是每月100億,今次只是加碼500億買債),一直最強烈反對的是德國,今次量寬成功推行,全靠德拉吉成功游說。

買債的規模,取決於個別國家中央銀行佔歐洲央行的資本比例,約等於經濟體的大小,所以會以德法意等大國為主,不會主力拯救某些虛弱國家。量寬主要有三個效果。

一,透過買債將由短到長的息率拉低,也縮窄各國主權債息率的距離,令銀行體系資金充裕,再令企業或消費者借貸的成本下降,增加需求;二,量寬令市場相信利息有排低企,令貨幣貶值,增加出口;三,央行印銀紙,最直接的影響當然是提高通脹率,實質負利率鼓勵消費投資。

歐洲央行是內交部
歐洲央行跟聯儲局最大的分別,在其不夠「政治中立」。聯儲局自2008年來的量寬政策效果如何仍未有答案(這是個不易解答的實證問題),但聯儲局雖一直受政客批評,其行動至少不用在政治上過關斬將,獨立於政府以外,落藥能夠快夠狠。

相反,歐洲央行權力有限,早些時仍為量寬是否合法而爭吵,每有重大政策改變,都要得到歐羅區大國的同意,面對諸多制肘。就如今次的量寬,加進了一個國家自保的條款,說明區內政府各自為政的堅定立場:每月量寬的金額中,只有兩成的風險由所有國家分擔。餘下的八成,風險由個別國家的中央銀行負責,例如,意大利央行買下自己國家的資產,出了什麼意外,損失歸於意大利央行,亦即意大利納稅人。

貨幣政策扯上政治,市場對歐洲央行的信心難免會打折扣。歐洲央行成了內交部,貨幣政策是漫長又複雜的政治妥協下的產物,反映的是歐羅區一個根本的問題。
你跟四位朋友到餐廳吃飯,事前講明埋單AA制平均分,不會逐個計錢。你想多叫一杯啤酒,自己付的話要50元,現在有朋友夾錢,只要付10元。我想多吃兩隻生蠔,價值100元,但「共產」制下只要20元。結果,賬單平均分的安排下人人都怕蝕底多叫多食,總消費會比各自付款的安排高,亂叫佳餚亂開貴酒的情況會容易出現。

困境源自「食客兩難」
10年前有經濟學者付諸實行做實驗,讓學生分組到餐廳吃飯,結果一如所料,賬單AA制平均分的組別消費較高,學生們傾向唔執輸多吃一點。大班朋友出外吃飯,為免傷感情(除非有人自願請客),還是用者自付的安排較可取。

同樣道理,歐羅區各國的中央銀行,雖然沒有歐洲央行的發鈔權力,但卻有監管國內借貸情況的責任。監管要鬆還是緊?管得鬆就自己人借得開心花得暢快,出了事又有其他人夾份埋單,何樂而不為?

歐羅區內國家的稅制、福利支出、勞工政策各自為政,大花筒負債纍纍債息高升,影響到全區的穩定,不怕沒有人來救,加上慷慨解囊從來受到選民歡迎,量入為出就有點搵自己笨了。

這個各自為政累街坊的困境,借用餐廳吃飯的比喻,經濟學者稱之為「食客兩難」(Diner's dilemma)。共用一隻貨幣,銀行監管和財政政策等議題上卻為自己打算,這個累街坊的悲劇只會不斷重演。

希臘左翼大勝,要兌現放棄緊縮政策的承諾,最迫切的議題是跟歐羅區其他國家講數,起碼會要求將還款期延長減低利息,是為迫其他國家「犧牲小我」夾份付鈔的示範。左翼上台有着數,其他身陷困境的成員國又會否爭相效尤?量寬的效果,也間接令這個兩難問題惡化:買債令財政負擔下降,貨幣貶值又刺激出口,歐羅國家一些歷史悠久的結構性問題(如大手筆的福利政策、勞工市場欠缺彈性、政府辦事效率低等問題)就可以置之不顧,為下一次危機埋下伏線。

歐洲量寬,點止去歐洲旅行減價咁簡單?開拓國際視野,要由分析國際宏觀經濟做起。

作者為美國維珍尼亞理工大學經濟系副教授

Wednesday, January 28, 2015

葡萄克魯明

免費早餐 - 曾國平
葡萄克魯明

2015年01月28日

不久前諾貝爾獎得主克魯明(Paul Krugman)出席在香港舉行的亞洲經濟論壇,成傳媒焦點。他批評中國經濟數據信唔過,又話香港樓價太瘋狂,最精警一句,是有點風水佬味道的「只要熬得過未來的挑戰,長遠而言未來還是屬於中國」。老實講,以上觀點如出自本土時事評論員之口,肯定無人理會,甚至嫌冇新意。同人唔同命,除了因人廢言, 因人美言也是傳媒的特色。

克魯明和我的論文導師都是七十年代後期美國麻省理工學院經濟系出產的博士(同期名人有前聯儲局主席伯南克),跟隨同一班老師(現任聯儲局副主席費希爾(Stanley Fischer)是其一),粗略歸類為新凱恩斯學派,不少官運亨通當過政府要職。受師父影響,從研究院開始讀過不少這學派著作,對其要旨記憶猶新:市場上各種不同「缺陷」(如價格向上調整較向下容易),如何影響經濟表現?財政和貨幣政策有何作用?克魯明兩大學術貢獻(國際貿易和匯率危機理論)就是將新凱恩斯學派技術,巧妙應用到國際經濟問題上。他文筆好,九十年代幾本暢銷著作將宏觀經濟學解釋得生動有趣,講歐元講亞洲危機,講自由貿易均精彩。但近年他不作學術研究兼有點「政治上腦」,視共和黨為眼中釘,講政見罵人多過分析經濟。諾貝爾獎名氣令他成無所不能解答全才型經濟學者,連非他本行議題都意見多多。徐家健從芝加哥大學師友聽來的金句:Before he got the Nobel prize,he knew something; after he got the Nobel Prize,he knows everything.,搞笑之餘也有點道理。

克魯明現象帶出一個問題:學者作「跨專長」甚至「跨學科」評論或建議,大家信幾多成?普羅大眾只知有經濟學這學科,又聽過有經濟學者這個職業,但其中仔細分工,只有行內人才搞得清楚。一個頂尖理論家,或對香港經濟一竅不通,一個中國經濟史專家,用的可能是廿年前的統計方法。學科以內尚且如此,學者勇闖其他學科發表意見(如文化學者分析市場運作、自然科學家批評經濟學概念等),鬧笑話的機會就更高。正確的態度,是不要被「學者教授」名銜嚇怕,抱有懷疑精神,盡量將「人」和「言」分開。身為學者教授,評論非本行議題亦不妨謙虛點,有幾分了解說幾分話。理想如此,現實往往又是另一回事:「講得咁有保留,即係冇料到啦?」謙虛的代價高,唔識都要頂硬上。

作者為美國維珍尼亞理工大學經濟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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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esday, January 27, 2015

物業管理政府管的疑問

2015年1月27日

物業管理政府管的疑問


香港是一個十分奇怪的城市。一方面市民對政府及官員的信任屢創新低;但另一方面,當有行業或產品出問題時,大家卻又要求政府大手干預。
近年鬧得熱烘烘的住宅大廈大維修的圍標問題,是一個例子。根據政府的數字,全港目前約有40000幢私人大廈,當中有接近一半(17000幢)的樓齡達30年或以上,而其中4000幢的樓齡更達50年或以上。

住宅大廈年齡老化,加上近年政府推出的強制驗樓計劃,令住宅大廈大維修工程的需求大增。瘋狂的住宅樓宇維修費亦自然引來圍標的嫌疑。最出名的例子當然是沙田翠湖花園大維修的總工程費竟達約2.6億元的「天價」,即每戶在這次大維修要承擔21至33萬元,差不多是該屋苑現時樓價的5%。以9成按揭來算,這已是一半的首期,絕對足以讓眾業主勒緊褲頭。

政府規管成效必定更高?

根據報章雜誌的報道,不少有圍標嫌疑的個案,都涉及業主立案法團和物業管理公司的串謀。坊間於是有不少人認為,政府規管業主立案法團和物業管理,是杜絕圍標的不二法門。但「市場」管不來,是否代表政府規管成效必定更高﹖

先旨聲明,我不是市場原教旨主義者。有留意「經濟3.0」的讀者都知道,我們不會盲目反對政府干預。不過,在看過政府有關的諮詢文件後,我有一些疑問。

民政事務總署最近正進行《建築物管理條例》檢討的公眾諮詢,當中最多人討論的是提高業主大會表決進行工程的門檻。

現時大維修表決只須總業主人數一成人開會以及開會時一半人贊成便可,但政府建議把開會人數提高至兩成,以及希望把通過表決的門檻提高至七成半。把開會以及表決人數的門檻提高有用嗎?我們要先問,為何現在業主立案法團的開會人數這麼少?不開會的業主又是什麼人?如果現時不去開會的業主都不關心那「區區10萬8萬」的維修費,提升門檻可能於事無補,「流會」頻頻亦有可能令大維修的過程更為拖長。

小業主與管理公司周旋難度高

就物業管理公司的管理不善問題,現在諮詢文件建議,撤換物業管理公司由須業權份數五成通過降低至三成,這可能可以加強對管理公司的監督。不過,現時不少屋苑的發展商連商場等已經佔三成業權甚至超過一半,在這些屋苑的小業主,要與管理公司周旋難度十分高(當然這些屋苑的樓價也會反映這情況)。

除了降低撤換物業管理公司所需的業權份數之外,坊間亦有不少人提議政府應以發牌制度對物業管理公司進行全面監管。

事實上,民政事務總署在2010至2011年間曾就此進行過公眾諮詢。先不論發牌制會提高物業管理這行業的入場門檻,從而令大型物業管理公司的市場力量和互相串謀的機會更大(早前在友報看到香港房屋經理學會的理事指「即將實施的物業管理發牌制度,可為物管公司及從業員資格訂定一套專業基準,提高公眾對物管公司專業水平的認知,並且推廣正確管理物業的意識起很大的作用」可見一斑),政府發牌亦必須基於一些與公司的行內經濟關係不大的「客觀」準則。舉個例,在數年前政府的有關諮詢文件中提到,發牌規定的其中一個組成部分是「聘用相關專業人員的最少數目」,而這些「相關專業人員」與真實的行內經驗有多大關係?我想到著名博客「人在中環」的CK在講述他大學畢業初出茅廬見工時的經歷。

他當時見的是一份與他主修完全沒有關係的工,但老闆Patrick卻認為CK有所屈就,於是出現了以下對話:

聘請專人考試保障投標機會

我還是硬着頭皮回答:「當然唔會覺得屈就啦。我係好需要一份工作,亦對資訊科技呢行好有興趣(唉,呢句當然係假的。),我知道我冇相關經驗,所以你剛才所講嘅問題,我絕對唔會介意。」

Patrick見我這樣回答,似乎尚算滿意:「你唔介意就好啦。不過,有關點解我對你呢個candidate有興趣,我想同你坦白一啲。」
「哦?」我好奇。

「我哋班engine同事,其實個個都經驗豐富,出job做嘢絕對冇問題。」Patrick說:「不過佢哋有個共通點,就係冇人鍾意讀書考試。」
「我哋公司入面要keep住足夠數量嘅專業證書,先可以夠資格去bid啲政府同大機構嘅project做。我哋公司依家hold住cert嘅數量其實只係掹掹緊夠,所以我需要有人幫公司去考多啲證書返嚟,保障我哋能夠繼續參與投標呢亭大project。我見你話晒係大學生,應該係讀得書吓,所以我希望請你返嚟,可以主力去幫公司考試。至於真正出job做嘢嘅工作,其他同事會負責的。」

後來當CK離開呢家公司的時候,一身都係證書的他是一個實際經驗幾乎完全欠奉、簡單如裝隻windows落部機度都會搞到雞手鴨腳的「廢engine」。

作者為香港中文大學經濟系助理教授
亞太研究所經濟研究中心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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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nday, January 26, 2015

只許富豪打高球皆因球場太少

免費早餐 - 徐家健
只許富豪打高球皆因球場太少

2015年01月26日

這是《郊野公園的共產主義》的下集,為求譁眾取寵放棄原題《高爾夫球的資本主義》。這是一場行山與打golf之對決,亦是一場共產與私產的鬥爭。

面對近年房屋供應嚴重不足的問題,前天文台台長問:郊野公園存在了近四十年,怎可能「造成了近年」的問題?

回應發展局長改劃綠化地的建議,環團創辦人再問:全港有多個高爾夫球場,政府以超平地租資助富豪打高爾夫球,卻不收回起資助房屋,是甚麼道理?

問得好!但我有兩個至少一樣咁好的問題請教兩位: (一)高爾夫球場存在了超過四十年,怎可能「造成了近年」的問題?(二)全港有更多個郊野公園,政府免費資助富豪行山遠足,卻不收回起資助房屋,是甚麼道理?

冇道理!郊野公園明明屬於全港市民,怎可說成「政府免費資助富豪行山遠足」?是的,環保不應只有立場不講邏輯。首先,富豪到郊野公園行山遠足不是免費的嗎?其次,我幾時說過政府只資助富豪,唔資助大眾行山遠足呢?香港還未去到連行山都要入息審查的地步。

行山與打golf之不同,可能在於環保鬥士眼中香港打golf的非富則貴。加上四叔話過「郊野公園可起樓,高爾夫球場就唔得」,多少也加深了市民對「富豪打高爾夫球」的印象。好了,就當香港只許富豪打高球,為甚麼呢?提供一個國際參考,我在美國打golf比行山方便得多,18洞的價錢亦只須港紙一百幾十。假如高爾夫球在香港是富豪專利,拒大眾於門外的經濟解釋只有一個:物以罕為貴,高爾夫球場在香港的供應嚴重不足!

考考大家,歷史上甚麼地方的高爾夫球場供應不足,比香港今天的情況更嚴重?答案是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地方。張五常的老師艾智仁1977年在《華爾街日報》發表了一篇名為《Of Golf,Capitalism,and Socialism》的短文,問為甚麼高爾夫球場絕跡於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國度?艾老的看法是,打golf考技術,但成績受天時地利影響。冇take2打一桿計一桿,一桿入洞還是一桿落水golfer一人做事一人當。而不管你揮桿姿勢有多優美,最後始終以桿數定輸贏。這些都是資本主義的遊戲規則。還有,發明高球的地方,原來是經濟學鼻祖亞當史密斯的老家蘇格蘭。

俱往矣,當《資本的衝動》成為去年十大好書之一,在香港「捧行山藐打golf」的立場,我認為不只有環保觸覺,直頭充滿市場觸覺。 
作者為克林信大學經濟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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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iday, January 23, 2015

美元強勢的前因後果

免費早餐 - 曾國平
美元強勢的前因後果

2015年01月23日

金融危機剛爆發的2008年,當時的白宮經濟顧問羅默(Christina Romer)和前財長森默斯(Lawrence Summers)共坐一輛的士。正值存亡之秋,羅默要為各個訪問和聽證會做準備,縱橫官場學界多年的森默斯為她補課。森默斯問她對美元匯率的看法,羅默答的是經濟學的標準答案:「匯率是一個價格,由市場力量決定」。羅默的意思,是美元匯率由對美元的供求決定,跟其他貨品沒有兩樣。這個答案從經濟學的角度可拿滿分,在政治上卻肯定不合格。

「錯!」森默斯大叫道:「匯率屬於財政部的管轄範圍。美國從來支持強美元的政策。」

政治上要喊喊口號,現實卻是另一回事。最近美匯指數節節上升,由一年前80左右的水平升至最近的90以上。匯率難講之處,在於匯率時刻在影響各項經濟活動,倒過來經濟活動又會令匯率波動,因果的複雜關係不容易說得清。

為免愈想愈亂,最簡單的看法,還是學羅默一樣回歸基本,先從供求看美元走勢。歐洲、日本等國死氣沉沉,中國的經濟增長又明顯減速,美國的經濟相對下前景不錯:失業率逐步下跌、消費者信心慢慢回升。外國投資者對美國有信心,將資金調到美國,對美元的需求增加;美國人民對經濟有信心,本地的投資和消費上升,美元在外匯市場的供應是下跌。大家留意,匯率是兩種貨幣之間的價格,美匯上升不但源於美國經濟表現好,也出於與之比較的他國表現差,講的永遠是兩個國家相對的強弱高低。

除了經濟狀况,匯率亦取決於利率。美國利率上升或預期上升,國債變得吸引,於是對美元的需求增加,令美元轉強。講了又講,市場普遍認為,今年聯儲局會開始加息,美匯上升是反映投資者對未來利息走勢的預期。同理,歐洲和日本加息無期,幣值較弱,也是相對的概念。

除了明顯的入口貨變得便宜,美元轉強對香港還有甚麼影響?雖然香港跟內地的經濟愈來愈緊密,兩地的投資和貿易額一直增加,但內地的最大出口對象是美國,直接又好、間接又好,香港依然極受美國經濟影響。最近就有一項研究發現,跟香港的經濟周期最密切的,依然是美國而非中國。

美國經濟復甦,對香港絕對有利。有一說認為,美元轉強往往跟香港股樓價格下滑同時出現。我在數據裡看不到明顯的相關性,亦想不到經濟學上兩者之間有甚麼直接的因果關係。更值得思考的,是美元強勢的基本因素是甚麼,以及這些因素如何影響香港經濟。 

作者為美國維珍尼亞理工大學經濟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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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dnesday, January 21, 2015

重溫收購合併的競爭意義

免費早餐 - 徐家健
重溫收購合併的競爭意義

2015年01月21日

不時有公司收購合併新聞。近期最矚目的當然是長和合併重組。但論soundbite,可能及不上李嘉誠先生被問到會否買入亞視時反問:「你覺得我好得閒呀?」懂得搶soundbite之餘,超人亦不忘盛讚乖仔處理電訊業務好。這個「處理」應與半年前HKT與CSL合併有關吧。

收購、合併、重組,本地評論人往往認為是大鱷使財技搵小股東笨,要不便是霸權壟斷市場的一種手段。我曾在本欄引述蕭若元嘲笑大台編劇都是「股票盲」,因他們筆下每逢公司被敵意收購,大股東都無端破產收場。殊不知,大學教授有時比大台編劇好不了多少。記得HKT與CSL合併後,有市場學學者指「合併後市佔率擴大,可與其他電訊商匹敵,因此有加價空間」。言下之意是凡合併都對消費者不利。市場學者誤解市場說不過去,市場學者懶讀書更難辭其咎。今日同大家想當年,重溫半個世紀前一篇關於合併及反壟斷法的好文,紀念剛去世的作者曼尼 (Henry Manne)。

這篇經典文章《合併與公司控制權的市場》(Mergers and the Market for Corporate Control)發表於1965年。早在50年前,美國學者質疑反壟斷法看公司合併本質。那些年每逢大公司合併,就聽到類似今天本地市場學學者論述。公司合併表面看是產品市場交易壟斷上升,但很多時合併收購涉管理層調動。公司合併,曼尼看到的是公司控制權的市場交易把管理效率提升,小股東利益得到更大保障。

合併,當然比股東授權戰(proxy fights) 或在市場上直接吸納股權有商有量。你情我願的有商有量有時要以side payment換取管理層首肯,好處是比其他兩個控制權交易方法成本低。搞收購合併除要有超人口中的「好得閒」,更要懂得把握控制權市場的交易機會,故交易通常由熟悉行業運作的競爭對手發起。競爭法一刀切否定公司合併,曼尼認為是把有效率的控制權市場交易一併否定。

諾貝爾獎得主高斯曾對艾智仁說過,經濟學者不會虧待他們心目中的英雄。80年代,張五常向我們介紹他的老師艾智仁。大半年前,曼尼兒子在一個紀念艾智仁會議上,對我講述不少關於他父親的事跡。今天,我希望把我心目中這位英雄介紹給通訊局及競委會的朋友認識。競爭無處不在,曼尼教曉我們不要把眼光只集中在眼前看得見的市場。

作者為克林信大學經濟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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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esday, January 20, 2015

短評《施政報告》的樓市政策

2015年1月20日
梁天卓 經濟3.0

短評《施政報告》的樓市政策
今時今日的香港可謂奇景不絕。上星期初房委會發售居屋,引來成千上萬的無殼蝸牛排隊入表(據聞當中包括不少是系內職員),新聞報道樂富居屋銷售中心外的「蛇餅」竟然長達超過一公里!千辛萬苦成功入表的要跟另外44人爭一個單位,競爭之激烈與大學生找工作實有過之而無不及;而因各種原因未能成功入表的,更可能需要向女朋友交代。

「蛇餅」出現後兩日,梁特首發表了任內第三份《施政報告》,房屋政策仍然是當中的「重中之重」。報告內容並沒有什麼新意。

梁特首似乎認為解決樓市問題的其中一個關鍵在於公營房屋的供應量。在《施政報告》裏他提到「在2014/15至2018/19年度的五年期內,預計共有77100個公屋單位落成」,另外,「房委會將於2015/16及2016/17年度分別預售約2700個及約2000個居屋單位」。當然,當中最「劃時代」的提議是把一些興建中的公屋項目,以先導計劃形式出售予現行公屋租戶或即將獲編配公屋的「綠表」人士。


公私營樓 魚與熊掌

這些有關公營房屋的措施能否穩定樓市?以先導計劃形式出售興建中的公屋,其目的顯然是希望增加公營房屋的流轉,讓一部分家庭的單位由細轉大,令那些無殼蝸牛可以由無容身之所到可以「上車」,成為有樓階層。

不過,如果現行的補地價政策不變,相信這個公營房屋的流轉速度快極有限。

再者,梁特首預計未來5年公屋的供應量(77100÷5,即平均每年為15420個公屋單位)其實與之前10年的平均相差無幾(根據房委會的網頁資料所示,由2004/05至2013/14年度公營房屋實質建屋量為平均每年14922個單位)。而更重要的是,香港是寸金尺土的地方,在土地有限的情況下,增加政府資助的公營房屋必定需要犧牲其他例如私人住宅樓宇或商業大廈的發展。

雖說公營房屋的密度較高,但由於單位的平均呎數較低,增加公營房屋對總樓宇面積的供應其實影響不會太大,這極其量是一種由沒有公屋、居屋資格的中上階層,到有排隊資格的低下階層的財富轉移。筆者不是反對任何形式的財富轉移,不過單單增加公營房屋供應並不能令樓市「降溫」。


單位數目與總面積

一直以來,政府官員和很多有識之士都以落成的單位數目為供應量的一個指標。特首在《施政報告》除了強調未來數年公營房屋的單位落成量之外,他亦多次提到私營單位的供應量在不久的未來會有增無減:「未來3至4年一手私人住宅物業市場的供應約為74000個單位,是有記錄以來的新高。

過去5年,私營單位平均每年落成量只有約11400個單位。姑勿論未來3至4年一手私人住宅供應74000個單位是否有記錄以來的新高(「八萬五」時期曾有一段時間私營住宅樓宇的落成量為每年約3萬個單位),以樓宇總面積計,我們的樓宇供應其實是在不斷創新低。

根據統計處的資料顯示,本港樓宇總面積在2000年以前一直維持在每年超過1500萬平方米,但其後已在不斷下跌,由2005年開始(即已連續10年)每年的樓宇總面積不到1000萬平方米。

我相信,梁特首並非不知道解決問題的癥結在於增加土地供應,而當中的辦法不外乎是,一、加快更改土地用途的程式;二、解決原居民的丁權問題;三、加速舊區重建。

當然,這些都是一些說易行難的「辦法」,最終成事與否取決於政府的管治能力。觀乎最近開發郊野公園的提議所帶來的爭議,以及局長立刻出來表明任期內都不會開發郊野公園的表現來看,「增加土地供應」很可能只是空中樓閣的口號。

作者為香港中文大學經濟系助理教授、亞太研究所經濟研究中心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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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nday, January 19, 2015

瑞郎「脫帽」 傳媒冇譜

免費早餐 - 曾國平
瑞郎「脫帽」 傳媒冇譜

2015年01月19日

剛從香港回到美國,時差未及適應,就有一單財經要聞殺出:瑞士中央銀行不再設每歐元兌1.2瑞郎的下限(英文稱「限」為cap,跟帽的cap是同一個英文字),容許瑞郎升值。

當年歐元危機爆發,令瑞士這個相對穩健的富裕國家成了避險對象,資金大量流入,令瑞郎一升再升。瑞郎升,出口商大受打擊:名貴瑞士錶在外地貴上加貴,銷路大減,瑞士經濟因而受拖累。

有見及此,2011年9月6日瑞士央行宣布「戴帽」,無限量阻止瑞郎兌歐元上升,震驚市場,瑞郎兌美元等其他匯率應聲下跌,令一直對瑞郎信心十足的投資者損失不少。

三年幾以後突然「脫帽」,瑞郎立即暴升,再令不少投資者輸到喊。一進一退,同樣突如其來,瑞士央行的信譽在投資者眼中已蕩然無存,不再是避險國家之選也。

有趣的,是瑞郎的困境跟俄國盧布剛剛相反。為阻止盧布大跌,俄國央行利用外匯儲備大量買入盧布,支持不了就以高息抗衡;為阻止瑞郎兌歐元大升,瑞士央行要拋售瑞郎增加外匯儲備(以外國國債為主),支持不了就以負利率應付。

要問的,是瑞士央行有甚麼支持不了?跟幣值暴跌不同,「保持弱勢」易過借火:外匯儲備愈儲愈多,保持出口增長,何樂而不為?

如今「脫帽」,犧牲掉瑞士央行的信譽兼打擊出口,到底有甚麼好處?現在歐洲危危乎,手上愈儲愈多的歐元資產隨時損失慘重,相信是「脫帽」原因之一。但無論如何,三年之間政策反覆玩死投資者,實屬不智也。

更有趣的,是香港傳媒有關的報道。有某份知識大報連基本事實都搞錯,稱事件為「瑞士法郎急跌風暴」,更奇的是可以寫一千幾百字而不覺文中的矛盾處。

又有高級經濟師接受另一份報紙訪問,將今次事件跟香港的情況比較,話要守得住匯率,外匯儲備充足最緊要。

大佬呀,今次守瑞郎,儲備只會愈儲愈多,守得住跟儲備充足有甚麼關係?

也許本地傳媒見到「貨幣風暴」四個字,就聯想到幣值下跌,想像不到風暴會向另一個方向走,於是有此搞笑報道。也許本地專家見到「守住匯率」四個字,就想到香港的聯繫匯率制度,總要提提「儲備愈充足愈穩陣」這個主旋律。

財經新聞如此水準,點算好?

作者為美國維珍尼亞理工大學經濟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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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iday, January 16, 2015

郊野公園的共產主義

免費早餐 - 徐家健 郊野公園的共產主義
2015年01月16日
有些問題,的確是不可亂用國際參考的。我說的不是普選,說的是郊野公園。

蔡東豪先生話:「根據我仿效雷氏計數機,得出兩個結論:一、香港人的郊野公園使用率是美國人的17.5倍;二、黃石公園應減去99%面積。美國人對國家公園的態度沒錯的話,香港郊野公園面積是太小。」我不明白,為甚麼美國人的國家公園使用率低,黃石公園便應減去99%面積。據我了解,這不是雷氏計數機的運算邏輯。他的邏輯不止於港人郊野公園使用率高低,更關鍵是港人每次使用郊野公園成本是多少。如土地成本一樣,使用率高每次使用平均成本自然低。然而,美國不像香港般寸金尺土。

其實我對228億元這個郊野公園社會成本估算亦有疑問。不太明白為何削公園建房屋導致的租金下調能令全港719萬人口受惠。房屋是耐用品,現有居住單位成本覆水難收。719萬人口中,每有一個受惠租客就有一位受損業主。228億元社會成本應高估。但始終香港郊野公園社會成本比美國國家公園高得多。在美國居住十多年,我對國家公園態度是這樣的:黃石公園去過兩次,是值得一去再去地方。但美國究竟有多少人為了幾年才去一次黃石公園而其餘日子長期捱劏房呢?蔡氏計數機只數人頭不計成本的運算邏輯,除了立場還剩低甚麼?

撇開立場,等我學學蔡生跟大家講一個關於黃石公園故事。黃石公園附近的Bozeman市有一個智庫,創辦人Terry Anderson是我朋友,亦是張五常當年華大教書時一個學生。我每次去這個智庫訪問,都盡量抽空去黃石公園玩玩。作為土生土長的美國人,Terry沒有如蔡東豪所說認為國家公園是America’s Best Idea。相反,作為一個關心自然環境的智庫創辦人,Terry一直支持國家公園私有化。他解釋,不要低估市場對環保貢獻。黃石公園能成立和揚名全球,一些人眼中只有金錢沒有靈性的私企北太平洋鐵路公司(Northern Pacific Railway)應記一功。當初鐵路公司看準美國人對前往國家公園消閒旅遊需求,支持成立黃石公園建議,自1883年起更投資建鐵路和酒店令公園成全國無人不識的旅遊點。鐵路和酒店的獨市生意令法律上原本是共產的公園變得像私產般有利可圖。到1915年汽車開始可進出公園,該公司見公園徹底共產化生意難做才逐漸淡出。從此自出自入的公園便成公地悲劇(Tradegy of Common)的一個活生生的例子。 

作者為克林信大學經濟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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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耀廷帶去警署的書

2015年1月15日

戴耀廷帶去警署的書


去年12月初,佔中三子到中區警署自首。戴耀廷擔心會被警方長時間扣留,於是帶了一本書去打發時間。那本書,叫《正義的理念》(The Idea of Justice),作者是亞瑪提森(Amartya Sen)。亞瑪提森是1998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2009年出版的這本書是他為自己學術貢獻的一個總結。巧合的,是我剛讀完亞當史密(Adam Smith)的《道德情操論》,又知道兩人的學說很有關係,於是開始讀《正義的理念》了解一下亞瑪提森的學說。另一個巧合,是兩人名字的簡寫都是AS。

亞當史密的形象,總是跟自私自利扯上關係。奈何,他最為人熟悉的著作是《原富》,而書的主要訊息,是互不認識不相往來的人為了私利而交易,各展所長下往往有互惠互利的效果,是為家傳戶曉的「無形之手」(雖則這個比喻只在書中出現過一次)。

蘇格蘭和印度的兩個哲人

雖然亞當史密都關心貧窮問題,亦警告過奸商會夾埋搵消費者笨,但亞當史密的負面形象早已深入民心。少人知道的,是他寫了一本叫《道德情操論》的書,解釋人際間的愛、禮節、公義、同情心。

在亞當史密眼中,家人、朋友、同僚之間用愛維繫,但愈走出生活圈子,愛就愈淡薄,於是要靠真金白銀的交易打交道,是兩個不同的世界。只有前者(像與世隔絕的窮鄉僻壤),物質生活會很貧乏;只有後者,精神生活又會冷冰冰。不過,在公又好在私又好,人與人之間都會有衝突,需要以法律來排解紛爭,所以亞當史密的思想其實有上中下三集,但他不及寫完一本有關法理學的書,就在1790年去世了。

一百多年後的1933年,亞瑪提森在英國統治下的印度一個書香世家出生,學成後大部分時間都在美國的哈佛度過,受的是經濟學和數學的訓練,研究興趣一直在經濟學和哲學之間遊走。在六、七十年代,他有份創建社會選擇理論(social choice theory),探討有不同喜好、身家、立場的人如何透過某些制度(如投票)作出集體決定。在八十年代,他發表了一系列有關貧窮和饑荒的研究。最近,他提倡以潛能(capabilities)來量度人類的生活水平,在GDP的物質享受加上自由、機會平等、快樂等要素。亞瑪提森的研究題材從來重視濟弱扶傾,難怪傳媒給他「經濟學界良心」的稱號。

正義的理想和現實

可想而知,亞瑪提森的學說在經濟學界內有爭議。他這本《正義的理念》,我「主流」經濟學的訓練作祟,讀到不少可商榷可質疑的地方。同意的,是他提出一個有關社會正義的重要觀點。

先從一個例子說起。三個小孩正為誰該擁有一支笛而爭執:小孩A認為笛該歸他所有,因為他吹笛最動聽;小孩B認為笛該歸他所有,因為他玩具最少最貧窮;小孩C認為笛該歸他所有,因為笛是他製造出來的。三人都有道理,但三個原則和價值(物盡其用、公平、多勞多得)又互相衝突,亞瑪提森認為是現實中常見的困境。亞瑪提森借例子批評的,是他的好友和同事羅爾斯(John Rawls)的正義論。

亞瑪提森和羅爾斯曾在哈佛合作授課,互相影響極深。羅爾斯的《正義論》,從兩個有關自由和公平的原則出發,推演出一套理想的公平制度。亞瑪提森想說的,是不同的原則可以推出不同的理想社會制度,羅爾斯主張的不是唯一的可能。就算只有一套原則,從原則推演出來的理想制度也未必有現實的意義。亞瑪提森打個比喻:假設達文西的《蒙羅麗莎》是完美的畫,但這個完美的示範無助我們比較畢加索和梵高不完美的畫。同理,羅爾斯推演出一套理想的制度(亞瑪提森稱之為「一塵不染的正義」),但這個理想無助我們比較現實中各種各樣不理想的制度。亞瑪提森主張我們要回歸現實,以多元的態度比較不同制度的優劣。

不知道戴耀廷把書看完沒有,也不知道他對亞瑪提森的學說有什麼看法。亞當史密提出中立旁觀者(impartial spectator)的觀念,提醒我們要做個置身事外的第三者,客觀論事,跳出一己的立場和利益看問題。上一代或下一代、支持「袋住先」或堅拒妥協、着重搵錢或追求公義,各種價值互相衝突。在這個所謂「後佔領年代」,香港人需要的是喚醒心中的中立旁觀者。

美國維珍尼亞理工大學經濟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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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dnesday, January 14, 2015

夢遊者

免費早餐 - 曾國平
夢遊者

2015年01月14日

今日唞一唞,不講郊野公園講歷史。

為《am730》寫了大半年稿,才想起這個專欄雖叫做「免費早餐」,但其實不一定要講經濟,天南地北東拉西扯亦無不可。正如凱恩斯話齋,一個出色的經濟學家同時是個數學家、歷史學家、哲學家及政治家。我雖離「家」的境界甚遠,但生性八卦,讀書方面有點亂來。獨樂樂不如眾樂樂,何不跟大家聊聊經濟以外知識?

要講的,是2014年讀過的書中印象最深刻、獲益最多的一本。書名是《Sleepwalkers》(不知道有沒有中譯本,且譯為《夢遊者》),作者是劍橋大學歷史系教授Christopher Clark,2013年出版。作者巨細無遺的引述政府文件、電報、書信和報章,詳細解釋了一次大戰起源的來龍去脈。作者就像偵探,從大量的資料中找線索,為一次大戰爆發案件重組,清楚解釋當時每個國家的盤算和決策過程。文筆優美,結構嚴謹,難怪此書得獎無數。

你會問,一次大戰關我乜事?讀歷史,既為了不被搵笨(從達官貴人到政客學者,都常扭曲錯解歷史誤導大眾),也為了鑑古知今。我不太相信有「歷史教訓」這回事,但要了解今天的世界,我們的確要從歷史中追本溯源,而由於歷史不斷在重複,知多一點過去,也能觸類旁通的「知今」。

《夢遊者》提到塞爾維亞的恐怖主義,既是民間發起,也有軍政權力暗地裡參與,跟今天的版本可有點相像?各國之間充滿猜疑和誤解,不知對方是敵是友的,搞不清楚對方「邊個話事」,又為某官員一時口快的一句話而費煞思量。如此亂局,不就是今天國際政治的寫照?

作者一反傳統,拒絕為一戰爆發的責任找出元兇,反覆論證一次大戰其實是場悲劇:各國資訊混亂立場不定,都怪對方挑釁好戰,積極招兵買馬其實是為了自保,一次大戰原是一場複雜無比的大誤會。各國都像夢遊者,盲中中的開戰,打了四年死了1,600萬人。

這本《夢遊者》是一流作品,但全長700頁,密麻麻的英文字,我足足讀了一個月。我是「職業讀書人」,但大家有工返有拖拍有波睇,實在難以抽時間花精神看這類型的書。但這些歷史知識其實有趣又實用,我相信香港人都跟我一樣對世事八卦好奇,想知想學多一點。選出好書當然重要,但想辦法將書中精髓傳播開去亦有意義。靠我幾百字介紹當然不夠,可有其他方法搭夠?可否參考大學的課程,從「巨著」中選段講解,甚至拍成短片? 
作者為美國維珍尼亞理工大學經濟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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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esday, January 13, 2015

經濟貢獻可量度 行山亦是選擇結果

2015年1月13日
梁天卓 經濟3.0

經濟貢獻可量度 行山亦是選擇結果


科大老師雷鼎鳴近年十分惹火,從高鐵的超高效益到佔中的GDP損失,無一不惹來各方熱烈討論。最近他又再替香港的樓市算賬:如果把10%郊野公園的土地發展,即可令香港總發展面積增加20%,隨之興建的50萬個住宅單位可令平均每名港人每年省回4000元的居住成本,以香港719萬人口計算,每年共可節省288億元。

反對雷鼎鳴這種back-of-the-envelope計算的人不少,最近復活的立場新聞便有不少博客連環寫blog對雷鼎鳴批評有加。有博客認為雷鼎鳴計錯數;有博客認為郊野公園是一步都不能讓;有博客甚至認為郊野公園的價值不能量化。

郊野公園的經濟價值

坊間對雷鼎鳴有一些批評是顯出他們對經濟學的無知。例如認為郊野公園是一步都不能讓的是顯然是不懂「邊際」的概念。又例如有人認為「香港的大自然和生物多樣性是一個整體,其奧妙其珍貴其意義,只能體會,不能言喻;只能感受,不能量化。」這更是漠視了所有的資源分配必然是有所取捨。

經濟貢獻真的不能量化嗎?一個很好的例子是互聯網。說過了,互聯網的出現顛覆了很多行業。音樂界是其中之一。在互聯網出現之前,唱片收入是歌手和唱片公司的主要收入;但在網上盜版盛行時,歌手們的主要收入早已由唱片轉到演唱會和廣告代言了。

這些顛覆性的行業轉變,其中一個後果是,音樂界對整個經濟的貢獻變得難以量度:現在大部分人都很少真金白銀買唱片或上網付款下載。願意付費享受音樂的人少了,唱片價格下跌了,從唱片而來的收入亦隨之減少。經濟學人前年一篇文章便指現時唱片市場的收入只有1999年高峰時期的六成。

但這是否代表音樂界對整體經濟的貢獻只有1999年的六成?當然不是。要正確為音樂界的「無形」貢獻算賬,雖然困難但其實有很多辦法。

免費音樂的無形貢獻

首先是看免費音樂能為其他行業帶來多少額外的收入。七、八十年代的歌星能在紅館開演唱會肯定是天皇巨星,現在紅館演唱的可能比你在卡拉OK聽到的更難聽。這是由於唱片與演唱會是互補品,其中一樣(唱片)的價格大跌會令另一樣的需求大升。免費音樂的互補品當然不只演唱會;我自己的研究便發現2008年時iPod有12%的收入其實是拜網上盜版所賜!

然而,不是所有音樂界的「無形」貢獻都可反映在這些互補品的需求裏。「經濟3.0」開欄之初我曾經提到筆者的一位老死,他算是年輕才俊,有學識、有地位,同時亦有傳統中國人的節儉美德。這位「樂迷」已經很多年沒有買唱片,而節儉的他亦很少現場聽演唱會。

如果這類人為數不少,經濟學者還可怎樣量化音樂界的「無形」貢獻?經濟學者Waldfogel便試圖從別的途徑(如音樂評論人的評價)量化網上盜版盛行前後的音樂質素,發現兩個時期的音樂質素並沒有因盜版出現而大跌。

音樂界或郊野公園的「無形」貢獻難以量度,不代表它是不能量度。說出「因為世上有很多東西,是永遠不能用錢去衡量的;而那稱之為無價」的人,很可能不知道他之所以沒有每天去行山享受那些「無價」的「香港瑰寶」,其實也是他計過度過後的選擇。

作者為香港中文大學經濟系助理教授、亞太研究所經濟研究中心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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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nday, January 12, 2015

用經濟學做間尺

免費早餐 - 徐家健
用經濟學做間尺

2015年01月12日

數學,是一種語言。金錢,是一個單位。經濟學,是一門關於選擇的學問。

經濟學教授雷鼎鳴的《郊野公園的社會成本》一石激起千重浪,先後引發兩大網媒《立場新聞》和《謎米新聞》熱烈討論,甚麼眼中只有經濟金錢、非經濟用途的可量度價值一定低,都是不着邊際之見。教授估算的288億元社會成本,可以計錯數,我亦認為有錯漏,但錯不在用數字表達,亦錯不在以金錢衡量。數學是一種語言,我們不會批評雷教授的分析不對,因為分析用中文而非英語表達。金錢是一個單位,我們亦不應嘲笑他的分析有誤,由於其分析以港幣而不是美金來衡量。說到底,雷教授眼中的 relevant margin是多一點郊野公園小一點樓宇面積,還是少一點郊野公園大一點樓宇面積好?政策攸關,這是香港人要回答的選擇題。

郊野公園的社會成本究竟是多少,由得其他有識之士再多爭吵一陣。今天我想談的是方法論。未必人人都像前天文台台長那麼有人性有靈性,經濟學作為分析工具,冇人性靈性是理所當然的。用經濟學做間尺,卻有幾種量度出賣人性之價的方法。點度?讓我從一個比削郊野公園更具爭議的例子說起。

當法治等同唔好犯法,我們可以問減少罪案的價值有多少?用直接量度方法(direct valuation approach)去量,可比較環境類似但罪案率高低不一的兩地地價差異。以替代方法(substitution approach)去度,要把安裝防盜器等減少罪案活動的成本加起來。憑建設性量度方法(constructive evaluation approach)去計,就得把罪案導致生命財產各樣損失的價值加起來。

三個透過不同選擇行為去量度價值的方法各有長短,實際應用時視乎手頭上有甚麼數據。用股價改變量度佔中成本,是採用直接量度方法。替代方法一般適合量度減少個別罪案的價值,幾多維穩費花在甚麼地方,你我各有各估。建設性量度方法有時被誤用,例如計算佔中成本只計佔領區生意損失而漠視非佔領區生意增加,香港首富最近便暗指唔講良心的才會話佔中令門市損失很高。

當以上經濟學的三條間尺度得唔準,或根本數據不足,三條間尺都無用武之地,我們唯有退一萬步採用經濟學者最看不起的方法——民調方法(survey approach),我稱之為「任噏」。佔中可以殺死這城市,應該是任噏的經典例子。郊野公園的價值不易量度,於是環保經濟學中有所謂contingent valuation method這個任噏大法。任噏之所以能夠成為大法,是任噏起碼有個數,比噏都唔噏便立場堅定略勝一籌。

作者為克林信大學經濟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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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turday, January 10, 2015

撐起雷鼎鳴

免費早餐 - 曾國平
撐起雷鼎鳴

2015年01月09日

以這五個字起題,今時今日,是自殺式的寫作手法。先有人會質疑我是否想擦雷教授鞋,等前輩有一官半職後搵著數,再有人會指責我是「經經相衛」,幫眼中只有錢的經濟學界同行講說話。

撐,是因為評論之大忌,因人廢言也。

雷教授的郊野公園論引來地氈式的批評,除了因他為後來超支嚴重的高鐵算過帳,更重要的原因,是他近年有關佔中的言論太惹火。大家都記得,佔中仍係得個講字時,他先計出每日16億元的破壞,後來佔中變了佔領,他又計出11,000億元的長遠損失。

今次雷教授捲土重來算出兩萬元一次的郊遊費,一度登上《立場新聞》點擊榜首也就不足為奇。一般讀者不知其中細節,只記得雷教授曾經幫港出聲,因人廢言情有可原,但一眾金融才俊知識精英都應該有點評論的斤両,不著邊際亂罵一通就說不過去了。有留意「免費早餐」和我們在友報的專欄,都知道我們不同意雷教授有關佔領的計算,認為佔領對整體經濟的直接破壞有限,但那跟今次的郊野公園論是兩回事。

撐,不代表我照單全收,是因為雷教授夠坦白。

這種back-of-the-envelope的計算,是經濟學者常用的方法。壞處,是計算用上不少大膽假設,引人注目之餘也可以錯得離譜;好處,也就是大膽假設講得清清楚楚,合理不合理一目了然,要批評要改動悉隨尊便。雷教授一文清楚解釋計算方法,要批評就請將假設逐一檢視:信用欠奉的政府如何推行政策而不臨時縮沙?選址方面如何解決地方勢力的反對?租金下跌是否高估了?郊野公園對有行山冇行山的港人有多少價值?我對雷教授的計算很有懷疑,但認為這是嚴肅討論的一個好開始,不會假定雷教授是部失靈的計數機。

撐,是因為雷教授thinks like an economist。

經濟學教人從邊際的角度想。少一點郊野公園,多一點房屋供應,損失甚麼得到甚麼?誰得益誰受損?我不知道一個普通香港人願意為交少1,000元租放棄多少郊野公園,只知道絕大部分人的答案不會是一呎也不退讓。「呼吸天地靈氣、享受自然美景」的價值也要講邊際:你要得到多少補償,才肯吸少半啖睇少兩眼?

有商有量,其中一個意思是大家可在邊際上加減取捨。奇怪的,是有靈性高的人早已幫你揀埋,理得你邊際唔邊際,總之郊野公園一呎也不能少。

堅守立場聲討易,放開成見批評難。

作者為美國維珍尼亞理工大學經濟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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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ursday, January 8, 2015

一樁事先張揚的反競爭案

2015年1月8日
徐家健 經濟3.0

一樁事先張揚的反競爭案

「要求正視油價問題,合理降低油價」、「密切監察油政策,促請收費透明化」。不久前,有建制派議員聯同市民一行約20人跑到競爭事務委員會喊口號,表示不滿亦不解油價加快減慢,並促請競委會優先調查油公司有否違反競爭行為。

愛國愛港的議員對國際油企表示不滿,我理解。但講求有法必依的議員促請競委會優先調查油公司,其實可以等《競爭法》實施後跟從投訴指引透過電話、電子郵件、郵遞、填寫網上表格或親自前往競委會辦事處(只限預約)的方式提出便可。還有一點要提醒善於成功爭取的議員,剛結束公眾諮詢的《競爭條例》草擬指引亦提到,如果投訴被公開或因其他理由而廣為人知,競委會有效調查投訴的能力可能會被削弱。因此,為保調查成效,競委會要求投訴人將其投訴保密。

既有議員事先張揚,我不仿跟大家一起回顧世界各地反壟斷專家怎樣看汽車燃油的競爭問題。

油價三大規律影響市場

在不少市場上,反壟斷專家都不約而同發現汽車燃油的價格有以下三個有合謀定價之嫌的規律:一、並行定價(parallel pricing);二、價格周期(price cycles);三、火箭羽毛定價(rockets and feathers pricing)。

顧名思義,並行定價指的是油企一致地定價,即加價一起加,減價一齊減。而價格周期,是像鋸齒一樣的周期性,價升是一次過地升,價降是逐少逐少下降。至於火箭羽毛定價,正是汽油價與原油價的關係加快減慢:火箭者,原油加價時汽油價一飛衝天去也;羽毛者,原油減價時汽油價卻只輕輕落下也。

三大規律雖有違反競爭之嫌,卻未必有違反競爭之實。並行定價,可以是正常競爭下供求改變的後果。只要供求因素是影響着整個市場,油企隨供求因素改變一同加價減價是自然不過的事。

價格周期,連深得左翼人士歡心的本屆諾貝爾經濟學者得主梯若爾(Jean Tirole)也認為可以是寡頭市場價格競爭下的價格規律。梯若爾的邏輯可追溯到近百年前的數學經濟學家F.W.Edgeworth,因此這樣的價格周期亦稱之為Edgeworth Price Cycles:即使供求不變,油企會逐少逐少減價爭生意,直至油企支持不了減價戰而一次過提高汽油價。

火箭羽毛定價亦不一定違反競爭。議員不解的汽油價跌幅追不上原油價的跌幅,原因有幾個。其一是覓價成本作怪:當汽油價不斷上升,駕駛者為慳錢會較不介意多走一步搵平油,汽油價格於是在激烈競爭下反映汽油成本;但當汽油價隨原油價下調,覓價的成本相對提高,減少競爭使油企在即使沒有合謀的情況下仍可慢慢減價。其二是煉油需時但汽油存貨不對稱:原油價上升時汽油價同步上升需求減少,貴油存貨可以慢慢賣;原油價下跌時汽油價同步下跌需求增加,平油存貨不夠變成無貨賣。關於存貨的不對稱,還有駕駛者的入油行為:當汽油價持續上升,駕駛者會趁早去入油;相反當汽油價下跌,駕駛者會等油價再跌平時才去入油。

油價上落有理,有多年競爭法經驗的歐美各地執法機構又怎樣看?

從法理羅輯看油價規律

一般而言,國際慣例是不能單憑並行定價指控油企合謀定價的,觸犯合謀定價至少需要有其他旁證支援。以瑞士為例,當地政府深入調查後的結論是油企並行定價無損競爭。在香港,第一行為守則的草擬指引亦清楚列明:僅與競爭對手從事相同的活動(例如訂出類似的價格),並不會意味有關競爭對手涉及「經協調做法」或達成協議。如果市場競爭激烈,應可預期競爭對手會在市場上幾乎即時互相回應對方的行動。舉例而言,如果有一方降價,其他競爭對手相當可能會作出回應,以免客戶流失。這種行為本身即是競爭的精粹,並不會構成經協調做法。

至於價格周期,近年各地的反壟斷專家的共識是鋸齒一樣的周期反映着油企以價格來競爭。同樣是加快減慢的火箭羽毛定價又如何?要證明加快減慢是合謀定價的後果,一般要先找出反競爭協議存在的證據,當中包括油企之間交信件、電郵、短訊或者電話中討論如何定價。沒有明確反競爭協議的話,至少要有油企間直接或間接聯絡並向競爭對手披露其市場行為達至協調效果的記錄。

想成功爭取的議員請留意,單憑加快減慢的火箭羽毛定價,是不容易令油企成為競委會眼中的大老虎的。事先張揚,更只會打草驚「虎」。

作者為克林信大學經濟系副教授

Wednesday, January 7, 2015

有立場冇商量的膠嘢論述

有立場冇商量的膠嘢論述

2015年01月07日

執筆時,雷鼎鳴榮登《立場新聞》熱門話題首位,排名遠遠拋離第九位的何韻詩。一方面體現《立場新聞》編採獨立自主,亦驗證做學生時雷教授給我的寫作貼士:寫文章有時故意留破綻才可引起廣泛討論。

從主場到立場不乏熱愛行山之人。減少郊野公園增房屋供應,當然十分影響他們行山或寫行山的心情。《郊野公園的社會成本》平地一聲雷,先有鄒崇銘斷言「房屋vs.郊野」是兩種價值觀主要分野,同日區家麟計算與朋友行山兩日賺39萬元,之後還有丘亦生批評經濟學家估算郊野公園社會成本是口同鼻拗的膠論。

這樣想吧,既然郊野公園這麼有價值,3位立場鮮明的大作家何不馬上發起十萬人齊撐增10%郊野公園用地?反正鄒崇銘認為「增加香港房屋供應令樓價下跌」不適用於香港。增加郊野公園,區家麟不但可靠行山多賺幾十萬,丘亦生續可置身金融雲端多論10%膠嘢 。既然郊野公園這麼有價值,40%怎會是最佳比例?何不把全港變成郊野公園,讓市民去到邊都可行山爭民主?

丘亦生話齋,我們不一定知40%土地用作郊野公園是否最佳,亦不一定知郊野公園社會成本究竟多少,但不知道不代表土地政策不用制定,更不代表你們只憑感覺亂設立場。當年芝大社科院刻有Lord Kelvin一句名言:「 I often say that when you can measure something that you are speaking about, express it in numbers, you know something about it; but when you cannot measure it, when you cannot express it in numbers, your knowledge is of the meager and unsatisfactory kind: it may be the beginning of knowledge, but you have scarcely, in your thoughts advanced to the stage of science, whatever the matter might be. 」芝大元老奈特曾以此回應:「If you cannot measure a thing,go ahead and measure it anyway.」還是我們的菠蘿油王子說得簡單直接:哦,唔識,可以慢慢學㗎。

不同意10%郊野公園土地社會成本為228億元,那應是多少?倘答案是無價,請馬上捐出你居所給我行山。倘不同意雷鼎鳴估算背後某些假設,提出更合理假設來說服吧。我便是不同意郊野公園價值只在行山,即使不行山,我仍願付出代價去保留香港部分土地作郊野公園,讓園裏的動植物免受人類騷擾,讓眾生呼吸更清新空氣。倘你口中難以量度等於你其實不知道,你的立場只是基於你的無知。

有取捨,就有價值。價值有限,公共選擇便得有商有量。有立場冇商量的膠論郊野公園,比有斷估冇痛苦更膠嘢。傳媒不應只問立場不分是非,共勉之。

徐家健
作者為克林信大學經濟系副教授
http://www.facebook.com/economics3.0

Tuesday, January 6, 2015

決策快慢豈是制度優劣指標?

2015年1月6日

決策快慢豈是制度優劣指標?


民主是否很重要?這裏一個延伸的問題是:民主能否促進經濟,改善民生?徐家健和曾國平說過,學界對此的最大共識是:民主對經濟的影響不大,民主與不民主的最大分別在於獨裁國家軍費開支較大,傳媒審查、政治打壓及死刑亦較普遍。

不過,中國大陸改革開放三十多年,經濟增長縱然水份不少,但成績總算有目共睹,很多人於是認為獨裁(或不民主)國家在發展經濟和改善民生上擁有優勢,其中一個優勢是決策的速度。支持該論點的人會說:「你看大陸築橋修路效率有多高?相反香港連覓地起樓都有人上街反對。」上星期有兩宗分別在香港和大陸發生的有關交通擠塞的新聞,正好反映了在這方面中港之間的分別。

中港執行速度有差別

第一宗是深圳政府在上周一突然宣布推出的新車限購令。由2014年年初起,一直有傳聞指深圳擬仿效北京和上海等地推出汽車限購令,但去年1月深圳市市長許勤出席廣東省人大會議時還言之鑿鑿「絕對不會搞突然襲擊」,不過市政府卻在2014年即將完結的上周一(29日)下午5時40分,突然發布機動車限購新措施,並差不多即時生效。

第二宗是香港的交通諮詢委員會早前受政府委託研究交通擠塞的問題。在經過9個月的研究後,上周發表了一份報告,提出了12項措施以紓緩交通擠塞的問題,當中包括增加私家車首次登記稅15%及加牌費80%;並建議加強執法(例如取消向司機作出口頭警告),加交通違例定額罰款至少40%;以及增加路邊咪錶收費及引入電子道路收費等。

上述兩宗新聞正好反映中港兩地政策執行的差異。在解決交通擠塞以及空氣污染方面,中港兩地政府都可能決心十足,但兩地的決策速度可說是天淵之別。不過政策落實的速度高又是否代表成效一樣的高﹖

要政策落實速度高,一定不能太顧及反對聲音,最好做到在出台前毫無先兆。要這樣做有時需要在言之鑿鑿說明「絕不會搞突然襲擊」後出爾反爾,這種「中國速度」所帶來的後果,除了要動用軍警拉閘封舖,阻止民眾在限購令生效後進行交易之外,更重要的是進一步加強民眾對政府「言而無信」的印象。

不難想像,一個「言而無信」的政府在施政上的難度有多大?香港人近年應該對此有一些體會。

香港對大陸重要性不再?

另外,沒有由下而上有系統的諮詢,有時會對其他同樣可行的政策有所忽略。以這次深圳的限購令來說,到底深圳市政府在決定實施限購令之前有否考慮其他如電子道路收費等可行措施?在解決繁忙時間市中心的交通擠塞問題,到底是限購令還是電子道路收費更為有效?在沒有充分諮詢和研究的情況下二擇其一,與在賭場買大細的分別可能不大。

經常都有言論指香港對大陸的重要性已今非昔比。當然,單純以一些經濟指標看,香港對大陸來說形如雞肋,科大教授雷鼎鳴已不只一次指出,香港的GDP佔全國比例,由1990年代初的約25%大幅下降至近年的3%左右。沒錯,大陸政府的決策速度十分高,但在很多其他方面的速度仍然是追不上:世界銀行的研究發現在中港兩地成立一間新公司的時間可以相差超過十倍【註】!我想說的是,有一些制度上的優劣是GDP所不能反映出來的。

作者為香港中文大學經濟系助理教授、亞太研究所經濟研究中心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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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http://www.doingbusiness.org/data/exploretopics/starting-a-business

Monday, January 5, 2015

論盡波馬股預測

免費早餐 - 曾國平 
論盡波馬股預測
2015年01月05日

常在專欄講笑,要為香港的各種預測作「歷史見證」,給不同領域的專家做個排名。其實在學術界,類似的練習已經做了很多年。每月或每季,都有來自學術機構、政府、銀行的專家(稱為professional forecasters)為宏觀經濟作預測(如經濟增長、失業、通脹等)。

事過境遷,可以做個評估,看看專家比「斷估」優勝多少。絕大部分研究發現,專家的表現麻麻地。我也聽過一些傳說,話這些預測的製作過程有時相當求其:先由初級職員打聽一下別人的預測,然後找個不偏離太遠的數字給上司批准,只求不作離群之馬,避免錯得太過離譜。

我們幾個學者得個講字,但市場上已有人付諸行動。從友報新秀財經作家渾水的專欄得知,香港出了個叫「論盡股評人」(www.analystranking.hk)的網頁,收取一點費用,為會員追蹤一班在報紙雜誌俾冧把俾目標價的股評人的表現。

我跟渾水一樣,跟該網頁全無關係,只是覺得有點新意,不惜蝕埋廣告費介紹一下。這個網頁若果流行起來,或會令股評人更為謹慎,以保住自己的名聲。有趣的問題是,這種股評人的排名究竟反映了甚麼:到底是完全撞手神,還是某些股評人分析獨到或有獨家猛料?這個問題,也許能夠從排名的變化看出一點線索:到底排名是否像隨機抽樣般上落,還是有些股評人能長期保持高排名(或低排名!)?

且讓我這個學者繼續得個講字,談談有關香港人三大精神支柱(波馬股)的預測。作預測,先要訂下指標(benchmark),以判斷預測的高下。股票,指標就是扣除手續費後,股評人能否跑贏大市(如在某段時間持有盈富基金(2800))。波馬更簡單,指標就是能否從馬會手上贏錢。就像網頁「論盡股評人」,有心人可為各傳媒的波馬預測作紀錄,看看長期跟住買的結果如何。

賭波的特別之處,是賽事遠在天邊,除非在當地有線人,波評人只有客觀的數據在手。賭馬的特別之處(某些蚊型股票亦如是),是馬評人可能認識馬主、練馬師、騎師,比普通人多知一點。馬評人、波評人有幾多個能長期買贏馬會?兩者排名的變化跟股評人比較又如何?

另一點要留意的,是賠率受投注影響(尤其是一些冷門賽事)。若果我這個波評人有獨家消息,我會否在專欄特登提供相反的推介,利用影響力令自己多賺一點?這個「論盡波/馬評人」的工作不難做,每日花幾小時翻閱報紙雜誌、更新電腦數據即可,馬迷波迷也應該肯付一點錢了解真相。若坊間已有這類排名,請告訴我。

作者為美國維珍尼亞理工大學經濟系副教授 http://www.facebook.com/economics3.0

Friday, January 2, 2015

免費供稿的立場

免費早餐 - 梁天卓
免費供稿的立場

2015年01月02日

香港是一個充滿變化的城市。去年7月中,早於雨傘運動開始以前,《主場新聞》突然「非自然死亡」,很多人對《主場新聞》「摺埋」及蔡東豪背後所受的壓力感到痛心和惋惜。過了5個多月,在雨傘運動也「摺埋」的今天,《主場新聞》忽然「復活」變成《立場新聞》,又有不少人對蔡東豪「摺埋」《主場新聞》以及在雨傘運動中「匿埋」有所不滿。

我當然明白為何那麼多人對蔡東豪「摺埋」《主場新聞》、在雨傘運動中「匿埋」以及最近「復出」的決定感到不滿或懷疑。

事實上,在《主場新聞》被消失以前,對其經營手法表示不滿的評論時有所聞。一直以來,投稿《主場新聞》的撰稿人都沒有收取稿費。相信《立場新聞》在這方面也相同。很多撰稿人(通常是較有名氣的)對此都有不少微言。有一面之緣的健吾兄曾撰文透露,在《主場新聞》未「摺埋」前被邀替其供稿,但他認為「買書、去旅行、跟朋友見面聊天,也是需要錢的」,故最終沒有成事。另一位朋友最近亦在面書上透露類似經驗,結果也因「原則」問題而沒為《立場新聞》供稿。

我不是主場或立場新聞的撰稿人,但在不同傳媒寫稿的經歷告訴我,不同報章雜誌的稿費差異在某程度上反映了報紙影響力的差異。一個類近的例子是電視台的薪酬。一直以來(起碼直至最近一、兩年),大台藝員的報酬比其他電視台的都要低,各小生花旦(尤其是那些還未算紅的)當然不是做義工,他們看的是大台當時平均30至40點的收視。數年前香港電視以高薪挖角挖不了多少在大台當紅小生花旦不是沒有原因的。

另一個例子是我的個人經驗:兩年多前我和徐家健、曾國平以無名小卒的身份在友報開欄。無名小卒的稿費當然不高,加上那份報紙有不少大師開欄寫稿,而且據聞亦有不少政經猛人甚至內地高官閱覽。故我們在該份報章開欄,謀的也當然不是它的稿費。

相信對很多尚未上位的撰稿人來說,一個平均每天有數十萬人瀏覽的新媒體絕對是他們上位的好平台。假如我有這個榮幸受《立場新聞》邀請免費供稿,我又會否答應?這有待蔡東豪親自問我時才想吧。不過即使我拒絕邀請,應該也不會以「買書、旅行」需要成本或有違「原則」作為拒絕理由。 

作者為香港中文大學經濟系助理教授、亞太研究所經濟研究中心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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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透明度打擊圍標 免費早餐: 梁天卓

免費早餐: 梁天卓 增加透明度打擊圍標 2017-08-16 競爭法實施了近兩年,競委會最近頻頻出擊。繼今年3月就一宗IT界的圍標案援引該條例入稟後,日前競委會再就大廈單位裝修涉嫌合謀定價向10間建築工程公司入稟,指涉案公司在為觀塘某公共屋邨提供裝修服務時涉嫌違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