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ednesday, December 2, 2015

學者教授掌握貨幣大權

2015年12月1日

曾國平 經濟3.0
學者教授掌握貨幣大權
上周有一宗少人留意的新聞:愛爾蘭央行行長萊恩(Philip Lane)上任。少人留意,一來是小國的央行,二來新上任的行長不是名人。不過,對研究國際宏觀(International Macroeconomics)的同行來說,萊恩是個耳熟能詳的名字。今年才46歲的萊恩原先是都伯林聖三一學院的教授,活躍於學術界,在滙率、資金流、對外負債等題材上著作甚豐,並廣為引用

今天不是要介紹萊恩的學說,而是從他上任留意到的趨勢:學者教授在央行擔任要職,相比政府官僚出身或來自金融銀行界的,似乎愈來愈多。

央行內學術高手如雲

聯儲局上一任行長貝南奇(Ben Bernanke)是普林斯頓教授,其早年有關大蕭條和信貸的研究足夠令他成為諾貝爾獎黑馬。現任聯儲局的正副主席,一個是來自柏克萊大學的耶倫(Janet Yellen),一個是曾在MIT的桃李滿天下的退休教授費雪(Stanley Fischer)。費雪就任副主席之前,又曾任以色列央行行長。聯儲局分行中也有好幾位學術要人,如芝加哥分行行長Charles Evans的專長,正是貨幣政策的計量研究,將卸任的明尼阿波利斯分行行長Narayana Kocherlakota是極具影響力的宏觀理論大師,三藩市分行的John Williams、聖路易斯分行的James Bullard等等,也在學術上有一定貢獻。

美國以外,印度央行行長Raghuram Rajan曾是芝大商學院的金融學教授,專研金融規管。英倫銀行上一任行長金默文(Mervyn King)也是學者出身,八十年代在倫敦經濟金融學院任教。歐洲央行行長德拉吉(Mario Draghi)雖未當過大學教授,但曾在MIT研究院師從兩個諾貝爾獎得主,跟貝南奇是同學,受過一流的學術訓練。香港也不輸蝕,有專研金融學的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陳家強教授。

隨便一數,已有以上一大串的名字。每個人選一篇主要的學術著作,湊起來已是一張研究院宏觀經濟課的讀物表。未計的,還有無數名校出身的經濟學、金融學博士,畢業後投身各地央行作研究員、經濟師,出席學術會議、在學術期刊發表文章,甚至在大學擔任兼職教授。

今天世界各地的央行,由行長到研究員,我相信是歷史上學者博士比例平均最高的時期。何解?

轉趨學術化三大解釋

一、跟經濟學發展有關

相比上世紀七十年代,今天經濟學的數學、統計技術要求甚高。以宏觀經濟學來說,理論數學化,驗算理論模型要用上複雜的計量方法,更要編寫基本的電腦程式。經濟學者之間以術語溝通,尤以宏觀經濟誇張,什麼DSGE、VAR,沒有相關的學術訓練,根本不知道同事在說什麼。為了應付央行一般的宏觀經濟預測和分析,以及就個別課題作深入的研究(如怎樣有效監管銀行體系),都要用上專門的技術,於是央行上上下下員工都要有學術根底。

二、與新凱恩斯(New Keynesian)學派有密切關係

此學派的一個特點,是認為理論和實證相輔相成下,經濟學者可以巧妙地利用貨幣政策(以及其他工具)減低經濟波幅,盡量達到低通脹高生產的理想狀態。舉個著名的相反例子:佛利民認為,央行只須保持貨幣供應增長,根本不需要什麼領導,甚至央行的存在也有點多餘,因此難有跟佛利民信念相似的學者擔任央行要職。不過,新凱恩斯學派為主的情況只限央行領導層,其下的研究人員背景較廣泛。

三、建立正面形象

今天的科網公司(如微軟、亞馬遜、優步)都高調聘請著名經濟學者作顧問,或許專家真的能出謀獻策為公司帶來實際利益,但更重要的是學者助陣可建立企業重視知識、追求創新的形象,是有效的公關手段。同理,央行有學者領軍,能讓外界相信其作出的決定都有學術支持,事事科學有根有據(實情不一定如此)。再者,經歷過一場金融風暴,大眾對金融界印象極差,為了避免「官商勾結」的嫌疑,於是找來形象客觀、乾淨、中立的學者擔任頭面人物,希望外界相信央行的決定不受金融界利益左右(實情也不一定如此)。

學界、金融界、官僚系統不同出身的央行高層,歷史上平均哪一類的表現較好?還是高層的背景根本沒有影響?這個問題難答,因為牽涉的外在因素太多了。

作者為香港城市大學經濟及金融系客座副教授/美國維珍尼亞理工大學經濟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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