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turday, August 26, 2017

鍾永賢挑機佛利民 免費早餐: 徐家健

鍾永賢挑機佛利民
2017-08-23
活在美麗新世界,借毛主席一段話:「世界是你們的,也是我們的,但是歸根究柢是你們的。你們青年人朝氣蓬勃,正在興旺時期,好像早晨八九點鐘的太陽。希望寄託在你們身上。」
今天說一個青年人的故事,為全港青年人打打氣。
誰是鍾永賢?九十後香港人,2008年公開大學畢業,2013年浸會大學應用經濟碩士,今天是美國克林信大學的「經濟學神」(即博士生)。【註】三大不入,長春藤冇份,暑假回港自然不會群星拱照。然而,我這位學生不久前上了《華爾街日報》。本月11日,《華爾街日報》經濟版報道了一項研究,標題為《How Much-Criticized Occupational Licenses May Reduce Pay Inequality?New research shows occupational licensing conveys information to employers about skills and criminal records》,之下是一張有14名黑人兒童坐在地上聆聽一位黑人女教師講課的圖片。沒有《學者:阿媽係女人》的弱智標題,標題下亦沒有九唔搭八的名人合照。這篇報道,老老實實介紹了鍾永賢的經濟研究。
三十年代尾,佛利民也是經濟學神的時候,協助國民收入之父顧志耐(Simon Kuznets)分析醫生、牙醫、律師、會計及工程5大專業的收入,然後寫成他的博士論文。佛利民發現,美國醫生的收入平均比牙醫高超過三成,訓練醫生的成本則比訓練牙醫多不到兩成。對於這個「收入與成本不相稱」現象,佛利民的解釋是牌照管制下約束醫生供應壟斷發大財。醫學界對「醫霸」的指控極度不滿,經濟學界對這個經濟解釋卻非常接受。自此,透過牌照管制維持業界壟斷之說,成了經濟學界的傳統智慧。
今天的經濟學神鍾永賢卻提出,牌照管制亦可以為僱主帶來多一點關於求職者的資訊,包括求職者過往有否犯罪紀錄等。鍾永賢發現,牌照管制大大縮窄了男性白人與男性黑人間的工資差距,亦有助提高教育水平低的女性的就業比例。沒有推翻「透過牌照管制維持業界壟斷」的假說,他只是指出,受益於牌照管制的還有職場上被受歧視的少數弱勢社羣;沒有倡議更多管制或鼓吹任何主義,他只是用數據分析找出管制在就業市場的一些客觀效果。挑機佛利民,當然是我譁眾取寵。
想當年,老師莫里根(Casey Mulligan)在《紐約時報》介紹我的論文。在八、九點鐘的太陽之下,我到過中大、浸大讓那裏的朋友認識鍾永賢的研究。今日錦上添花,做老師,但拒做老屎忽。

「利率=貨幣政策」背後歷史神話 曾國平 經濟3.0

2017年8月22日

「利率=貨幣政策」背後歷史神話

投資界有所謂的「聯儲局觀察者」(Fed watchers),監視聯儲局官員的一舉一動,什麼又鷹又鴿的分析利率走勢,為投資者提供明燈。今天從本科以至研究院課堂上教的,一般不再是貨幣,而是聯儲局操控聯邦儲備基金率,跟隨泰勒定律(Taylor Rule),利率隨通脹和失業率(或其他經濟周期指標)改變。通脹高或失業率低加息,通脹低失業率高減息,就能妥善穩定宏觀經濟。
利率調控經濟,實情是否如此簡單?
退休多年的聯儲局高級官員Daniel Thornton是個多產經濟學者,熟知貨幣政策運作和發展歷史,一直活躍於學術界(還記得多年前參加學術會議作短講,有與會者問了我一條簡單而重要的問題,那人正是Thornton,但我如何回答就不記得了),退休後繼續踴躍發言,內容當然比身在聯儲局時「大膽」。就如他最近的一篇文章,討論的是利率政策的局限。
利率影響生產缺乏證據
理論上,私人投資、企業庫存、房地產和其他耐用品消費(如買車)等,都是受利率主宰的經濟行為。一般的理解是,央行透過改變利率影響這些支出,因而影響整體生產。尷尬的是,實證上一直找不到利率跟這些支出關係密切的明顯證據(亦即支出的利率彈性甚低)!是以凱恩斯學派對貨幣政策的效果存疑。與此同時,貨幣學派着重的是貨幣供應,同樣不相信將利率調高調低是有效的貨幣政策。
若然如此,何以今天貨幣政策利率掛帥?Thornton在文章中指出,歷史轉捩點是1979年聯儲局主席沃爾克(Paul Volcker)大力消滅通脹。話說七十年代後期美國通脹達雙位數字,前任主席束手無策。沃爾克使出「沃一招」,幾年內一度將聯邦儲備基金率扯高到20厘(與此同時,貨幣供應未有明顯大變),通脹急速回落。經此一役,利率影響經濟的講法揮之不去,到八十年代末主席格林斯平更正式以利率作為貨幣政策的工具指標。從此,聯儲局聲明以利率目標為主要內容,傳媒訪問專家財演也以加息減息為討論焦點。利率主宰經濟,更是量化寬鬆的思想源頭:當短期利率是零不能再低,但坊間的各種利率仍有下調空間,央行於是購入相關債券,期望進一步減息刺激經濟。
歷史神話如此,但利率影響支出的證據幾十年來仍然乏善可陳。
央行既專業也「不務正業」
大家不要誤會,我不是說央行毫無影響力。大量實證研究的結論是這樣的:在聯儲局有所行動後(不一定是利率),生產總值會有反應,只是反應或長或短則意見不一,反應是否因果關係也可商榷。央行有能力影響經濟,只是貨幣政策如何影響生產的過程仍有爭議,我們對貨幣政策的傳達機制(transmission mechanism)不太清楚,以利率為主的政策方針並沒有堅實根據。
講影響力,投資者都知道聯儲局的一言一行足以反轉股市債市滙市。早前在本欄講過的另一趨勢,正是央行利用其對資產市場的影響力而衍生出來的宏觀審慎政策(macro-prudential policy),透過監管金融活動(如壓力測試)調控各種的風險。就如香港沒有貨幣政策,金管局一樣可以忙於監管銀行干預樓市借貸。利率總算有規可循,這類政策相比下難看清楚也難量度,更難估政策何時放鬆收緊。不知道宏觀審慎政策能否減低系統風險(暫時是理論多於實證),但肯定增加了市場運作成本和帶來不確定性,留下更多猜度的空間。
一方面,利率主導的思潮下,央行擴大資產負債表買入各式各樣的資產,以更全面地控制利率;另一方面,利率影響不明顯,央行擴大工作範圍實施金融監管,以防範下一次的金融危機。權力愈來愈大,貨幣政策愈來愈複雜,「不務正業」是大勢所趨。政策範圍擴闊的同時,央行也趨專業化,學院出身的高級官員比例上升,公開言論常常引經據典術語連篇。不只加息減息咁簡單,「聯儲局觀察者」比以前難做得多!
香港亞太研究所經濟研究中心成員/美國維珍尼亞理工大學經濟系副教授/城市及地區禦險力環球論壇附屬學者

東方海外被收購的經濟因由 免費早餐: 梁天卓

東方海外被收購的經濟因由
2017-08-21
董伯伯(董建華)的東方海外(316)早前獲中遠海控(1919)與內地上港集團提出聯合收購要約,作價高達492億元。換句話說,現持股68.7%的董伯伯家族,可從中獲得接近340億元。
340億元對我這無用書生是天文數字,但對一個經營了大半世紀,在世界航運業舉足輕重的家族生意來說,340億元是高還是低,我真的不敢說。有外國傳媒得到「內幕消息」指,董伯伯是受到中央的政治壓力才忍痛將父親一生心血賣出,而東方海外的高層就例牌出來否認有關傳言。
我從不作陰謀論。不是因為陰謀不存在,而是陰謀論通常不易被證實。可能董伯伯真的受到中央的壓力,但無論是否如此,船運業近年的確如東方海外的高層所言,經歷合併重組潮。
根據OECD在2015年的報告,船運業內的大型船企一直有各自組成聯盟,而聯盟數目由九十年代中的接近10個,漸漸下降至2015年的4個。另外,根據東方海外高層在回應傳媒時指出,與東方海外相同規模的船企在行業整合後亦已由10家,縮減為3家,而且皆經歷重組。
一直以來,較高的固定成本是導致船運業由少數船企壟斷的原因之一。加上這幾十年來造船技術一日千里,行內運貨船由1970年代最多可承載2,000至3,000個TEU(Twenty Equivalent Units,即20呎長貨櫃的體積),大幅增至近年接近2萬個TEU(馬士基旗下的3E級貨櫃船),行內船企為求降低平均成本,要不與其他船企合組聯盟,要不就與對手合併。
除了造船技術帶來的成本因素之外,另一個與船企合併潮有關的是各地競爭法部門對船運營運模式的取態日漸嚴謹。長久以來,行內船企一直有舉行船運「會議」,在「會議」內,船企業會為各航線定下航班密度、價錢甚至各船企可在航線裡獲得的利潤。
為爭取歐美各地的競爭法的豁免,船運業便為此辯護說,由於行內固定成本太高,這些船運「會議」有助穩定航班及價格,令船企可發揮規模經濟以及不會「過度競爭」,最終影響船運服務。所以歐美各地競委會一直豁免船運業有關的安排。
不過,各地的競委會近年發現,即使沒有合謀定價,而只是協調航班的聯盟協議,亦足以令船企發揮規模經濟,於是便開始取消豁免有關「會議」內的合謀定價的協議(但仍豁免其他協調航線載貨的安排,以保持行內的規模經濟)。
最近香港競委會亦跟隨大隊,只有限度豁免船企之間協調航線的安排,並指明豁免不包括協議定價的安排。這些新的豁免安排一方面雖可令行內有關反競爭訴訟不確定性降低,但另一方面卻令各大船企更傾向成立聯盟甚至合併。當然,董伯伯是否順水推舟就不得而知了。

共醉葡萄酒 的價格異象 免費早餐: 曾國平

共醉葡萄酒 的價格異象
2017-08-18
去年認識了港大經濟金融學系的師弟、網台Ragazine的台長Calvin Choy。也許是掛念廣東話吧,人在美國常聽網台,而師弟網台我必聽的節目是「共醉會」。顧名思義是個講酒節目,嘉賓主持多是人脈廣喝遍四方的業界人士,賣酒評酒教酒的都有,節目內容極有營養。我喜歡飲酒,但經驗尚淺所知不多,竟然給師弟邀請到節目做了幾次嘉賓,結果當然是聽多過講。
喝了幾次霸王酒,就以一個有關葡萄酒的經濟學問題回敬一眾主持吧。話說普林斯頓大學有位經濟學家兼葡萄酒愛好者Orley Ashenfelter,多年來發表了一系列簡單而有趣的研究,結論是決定葡萄酒價格的因素最終只有兩個:氣候(climate)和天氣(weather)。氣候者,酒莊種植葡萄所在地也,決定了泥土冷熱雨量,一年與一年之間變化甚微(但並非一成不變。隨全球暖化,有些地方會漸漸變得適合產酒)。
天氣者,每年雨量氣溫高低分布之別也,決定了所謂的好年分和壞年分。Ashenfelter利用大量數據(主要是市場夠大、交易頻繁的波爾多紅酒),發現氣候和天氣兩個因素幾乎完全決定了葡萄酒可飲(drinkable)時的價格,其他因素相比下並不重要。
香港評論界的KOL最近集體撞車,葡萄酒的KOL又如何了?氣候和天氣都是遠早至酒花時期就可以輕易找到的資料,為甚麼我們仍需要酒評人專家們指點江山?更抵死的,是Ashenfelter分析酒評人預測評分跟成熟後酒價的關係,發現一眾KOL不是最準,加入考慮氣候和天氣可以大大增加預測的準繩度!換句話說,從投資以及享用的角度,市場上抵買就是評價差價格偏低但氣候和天氣佳的年輕葡萄酒。
葡萄酒KOL到底有甚麼存在價值?Ashenfelter發現,KOL的評論只對小量質素極高極昂貴的葡萄酒有明顯影響,唱好後,賣的價錢可以比根據其氣候和天氣的「合理」價格高一截。 Ashenfelter的解釋,是酒評人合力造就「自我實現的預言」,將本來已是頂級的酒再捧到天上去,令擁有某牌子某年分的酒成了身份名牌象徵(例如波爾多天氣並非最好的1982年),不只飲用咁簡單!這個解釋有趣,可惜不容易用數據證實。
「共醉會」的主持們又怎麼看?

Friday, August 18, 2017

增加透明度打擊圍標 免費早餐: 梁天卓

增加透明度打擊圍標
2017-08-16
競爭法實施了近兩年,競委會最近頻頻出擊。繼今年3月就一宗IT界的圍標案援引該條例入稟後,日前競委會再就大廈單位裝修涉嫌合謀定價向10間建築工程公司入稟,指涉案公司在為觀塘某公共屋邨提供裝修服務時涉嫌違反了《競爭條例》下的「第一行為守則」。
沒有證據在手,更不知道競委會手上掌握了甚麼證據,我不能斷定那10間公司有否違法。
不過,我跟進與裝修行業相關的屋苑大維修的圍標行為經已好幾年,亦曾利用傳真社早前搜集的數據進行分析,知道政府在2012年中推行「強制驗樓計劃」後,屋苑大維修的費用(即使在扣除建築成本的影響後)突然大幅上升近40%。
此外,亦知道某幾間在傳真社數據中較為活躍的工程公司之間的「溝通」在該計劃實施後亦更為緊密,若有人說香港屋苑大維修市場沒有合謀圍標的情況實在難以令人信服。不論最終那10間公司會否被判有罪,競委會開始認真調查合謀定價和圍標行為是一件好事。
以屋苑大維修市場為例,要有效杜絕圍標行為,把有嫌疑的公司告上法庭當然可以起一定的阻嚇作用,另一個可行的辦法是提高市場的透明度。我所指的透明度有兩方面。
第一是公開維修項目價格清單,例如早前傳真社公開房屋署內部進行物業維修工程時評估價格是否合理的「天書」。說過了,工程公司在圍標時,與在互相競爭時的出價模式會略有不同,在互相競爭時,公司的出價一般會與成本掛鈎,在有圍標的情況下,兩者卻可能沒有任何關係。知道每項工程的成本價,對判斷工程公司的標價是否有可疑有很大幫助。
另一方面,一個公開的屋苑大維修資料庫對監察圍標的行為也很重要。要指出的是,在某些情況下,公開資料庫可能令圍標公司互相監察對手有否出術的成本降低,公開該些資料的結果可能事與願違。例如我早前在本欄提及過丹麥競委會在1990年代收集並公布各大石屎公司的報價和優惠,令當地石屎價格上升了20%。
不過,香港樓宇大維修市場和這些例子不同。一來工程公司要從屋苑立案法團裡知道對手出價可謂易如反掌,二來香港的普羅大眾並不如美國政府般擁有全部合資格投標的工程公司的資訊,不能自行分辨有圍標嫌疑的公司。
就以這次涉案的10間公司為例,它們沒有一間在傳真社數據中出現過。這是否因為傳真社數據中的私人屋苑大維修,與公屋大裝修是兩個市場我沒有答案,不過,與房協和房委會素有合作的競委會不妨考慮與在私人屋苑市場搜集數據有優勢的傳真社合作,搞一個屋苑大維修資料庫。

後大衰退乘數爭議給香港啟示 徐家健 經濟3.0

2017年8月15日

後大衰退乘數爭議給香港啟示

大學學者、金融高官、財經演員、風水大師、牛頭角順嫂等等,個個近期都講經濟。天真一問:唔通個個都想講經濟咩?
不要誤會,我絕非批評沒有經濟學博士銜頭的人談經濟必語無倫次。相反,我認識幾位從未受過正統經濟學訓練的朋友,他們講起經濟來總是似模似樣。問題來了,他們的似模似樣,有時比一些名校研究生甚至經濟學教授更像樣。
蕭若元評預算案成絕響
應該是四年多前吧,我其中一位這類朋友蕭若元最早提出,政府財政預算如何低估收入、高估支出導致結構性財政盈餘。受到老蕭啟發,我亦在本欄寫過數千字解釋政府地價及印花稅收入不穩之下,穩定開支和收支平衡是不能並存的。當其他經濟學家警告未來有結構性財赤,2014年我寫道:「六年多前曾俊華司長準備他的第一份《財政預算案》時,香港的財政儲備約有5000億港元,先經歷了百年難得一遇的環球金融海嘯,去年再為做靚盤數,把部分盈餘注資到幾個基金戶口,一輪左袋搬右袋的『會計工程』後,今天的財政儲備還是超過了7500億元。連續6年財政預算公布的實際盈赤都是年年有餘,分明是『先使未來錢』倒轉寫 — 錢來未使先。」
最近,蕭若元退休了,一年一度的老蕭評財政預算已成絕響,以後我們只能在網上重溫那些年他的〈敢講至好聽〉。
老蕭不想再講本地經濟的時候,任總竟然出山接力批評過去10年政府一直採取「守財奴」政策!可能是《經濟3.0》影響力有限,任總任志剛先生認為香港一直錄得龐大財政盈餘,並未惹起市民大眾關注。
政府配置資源常致浪費
更值得市民大眾關注的,我認為是任志剛提出政府開支可用在乘數效應較大項目上。這個提議,馬上引來雷鼎鳴教授回應:「這願望當然是良好的,但恐怕是過於樂觀了。這當中假設了政府若用了一元,人民可受惠超過一元(即乘數大於1),否則將來政府為了填補這開支而從人民手上多抽一元的稅,人民豈不反而蒙受損失?但正如上面所說,政府配置資源的效率通常很低,經常會出現浪費,那麼乘數又怎會大於1?巴羅(Robert Barro)在他的宏觀經濟課本中列舉美國政府用錢的證據,花了一元而可取回4角已算不錯了。」雷鼎鳴之後建議政府用錢應考慮折現值:「若是真的要投資在香港,基建、科技和教育等會較適合,因為受益者較廣泛,較少涉及私人利益,比較安全。」
誰是誰非呢?兩位前輩過招,其實比美國過去幾年的爭議溫和得多。自大衰退(The Great Recession,2009年6月至2009年12月),乘數效應成為美國輿論及學界討論一大焦點。哈佛的巴羅教授認為和平時期的「財政乘數」(fiscal multiplier)大致是0,奧巴馬政府首席經濟顧問羅瑪(Christina Romer)卻估計財政乘數是1.6。《紐約時報》上,我的老師莫里根(Casey Mulligan)引用數據支持巴羅觀點,高舉凱恩斯理論的克魯明(Paul Krugman)卻站在羅瑪那邊。幾位大師爭論不休的一個重點,並非政府配置資源效率高或低,而是更根本的供應在大衰退時是否不再重要,這亦是凱恩斯學派與供應學派之爭。吵了大半個世紀,我的觀察是在失業率高企時爭論供應是否重要,是極難取得共識的。
不要漠視派錢乘數效應
多得香港全民就業,只有語無倫次的人才會質疑供應並不重要。以基建為例,除非建築工人供應彈性無限,要幾多有幾多,大手投資基建必會推高建築成本。新樓貴舊樓維修更貴,當然與供應有關。既然同意供應重要彈性有限,我不明白基建、科技和教育等為什麼較少涉及私人利益?所謂「受益者較廣泛」,眼中看到的就只有凱恩斯強調的需求。只有天真過阿嬌的人,才會以為政府用錢在供應彈性低的項目不是補貼供應商吧。基建不是獨有例子,最近的50億教育撥款,中小學每班師生比例增加0.1的另一面是增加2350名常額教師,請問師生比例增加0.1對廣泛中小學生重要?還是增加常額教師對2350名現有合約教師重要?
我不是反對政府花錢在折現值高的投資項目,只是從供應角度我看不到這些項目為什麼較少涉及私人利益。以「受益者較廣泛,較少涉及私人利益」為準則,我想不出有什麼項目比得上全民派錢更安全。退而求其次,搞全民退保吧。退保不是投資?買長壽保險算不算投資呢?另方面,在大量財政盈餘前提下,政府花錢在乘數效應較大的項目上也非毫無道理。原來,大衰退早已令學界重新考慮財政乘數。以往討論乘數,主要集中於「開支乘數」(spending multiplier)。大衰退引發各地政府干預,卻是以轉移支付(transfer payments)而非傳統的政府購買(government purchases)為主。政府及學界的凱恩斯信徒,已紛紛提出論據支持「轉移乘數」(transfer multiplier)不低,尤其在信貸市場不完善的地方。
今天關於乘數效應的新共識,是世上沒唯一的乘數效應。除了受閒置的生產要素左右,不同乘數亦會受每個地方的信貸市場、滙率制度、貿易開放、外債比例、貧富差距等影響。現屆政府有高層承認以往政策是「守財奴」,換個角度看其實是承認以往政策是「斂財奴」。有做生意經驗的朋友都知道,純粹因為閒錢多而投資新項目多數是「投井」而非投資。假如比乘數效應高低是現屆政府財政新哲學的實踐,我衷心希望各位高官不要只顧傳統開支乘數,而漠視減稅和派錢在香港獨有環境下得出的其他乘數。
香港亞太研究所經濟研究中心成員
美國克林信大學經濟系副教授及資訊經濟計劃附屬學者

電競的錢途 免費早餐: 曾國平

免費早餐: 曾國平
電競的錢途
2017/8/15
喜歡打機,可是技術麻麻又欠耐性,每遇困難必到網上尋找解決方法。網上高手眾多,將攻略錄成短片,點擊率可能帶來一定收入。比攻略短片更受歡迎更有搵錢潛力的,是直播或錄播打機。除了以青春美女作為招徠,睇人打機大概有兩種:一種是輕鬆搞笑的,可以是打機者技術差頻頻出錯,可以是眾人合作手忙腳亂,又可以是玩緊張驚嚇遊戲大喊大叫;一種是技術高超的表演,如毫無出錯過關、破紀錄分數之類。
打機片包羅萬有,成為YouTube點擊的一個主要來源,說明一個非機迷難以理解的事實︰除了花時間打機,亦有不少人年輕人(主要是男性)肯花大量時間睇人打機。
我認為打機和睇打機兩種行為是互補(complementary)的︰自己打機打得多,自然想睇睇別人打得如何;睇人打得多,自己又要模仿實踐一下。
在互聯網未興起的年代,睇人打機除了同學朋友,就唯有到遊戲機中心觀摩,機會不多。如今一片傳千里,享用和製作打機影片的成本非常低,衛道之士自然大嘆年輕人浪費時間了。
電競(esports)將睇人打機規範化加入比賽元素,緊張刺激增加點擊廣告收入之餘(甚至有得賭),對相關遊戲的銷量亦有幫助,更能透過不斷舉辦比賽延長一隻遊戲的壽命。
(研究題目︰電競興起,對生產商推出的遊戲種類和宣傳策略可有明顯影響?)
潮流興講AI比人類優勝將會取代某些工作,但電競之所以好看,正正因為人類不夠完美有機會出錯!兩部電腦電競,有乜好睇?就如看街頭賣藝,就如看運動員的超人技術,電競之吸引力在於參與者的反應快、有謀略、合作無間,觀賞的是很傳統的東西。
大家都知道職業運動員能上位發達的是少數中的少數,電競作為職業又如何?沒有數據不敢下判斷,只想指出傳統運動沒有的兩個困難。
第一,相比轉身射個三分波、反身翻騰兩周半,透過鍵盤、遙控掣比賽明顯「間接」得多,難表現個人風格,觀眾不容易將螢光幕上的動作跟螢光幕後那位參賽者連在一起,個別明星冒起有難度。
第二,今天的足球跟幾十年前的足球相差不大,一技可以傍身,但電競以個別遊戲為媒介,一種或一隻遊戲玩得好,其中的技術未必能應用到將來的遊戲之上。

乘數效應的黑色幽默 免費早餐: 徐家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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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數效應的黑色幽默
2017-08-11
臨近周末,輕鬆一點,談個嚴肅的公共財政問題。先來學界笑話兩則,基於保障當事人,以下聲音經過特別處理及打格。
笑話一,名牌大學兩位經濟學教授在討論另一教授的請辭。
教授A:「怎樣看教授B離開我們重返他以前的學系呢?」
教授C想也不想:「這可以一次過提升兩個學系的平均IQ吧。」
笑話二,某經濟學系開會討論大學準備削減對研究生的資助。
系主任:「因為財政問題,大學可能要博士課程縮班。」
教授D:「我們專注計量分析的,需要大量研究生幫忙。縮班的話,我會另謀高就!」
行家教授E和應:「教授D離開的話,我留在這裏也沒意思了。」
對只懂數學的同事一向不以為意的教授F這時衝口而出:「哈哈,這豈不是乘數效應麼?」
經濟學教授真毒舌!再來一個,這次開名的。
七十年代,佛利民仍在芝大主理他著名的貨幣工作室。根據傳統,工作室的成員必先預早閱讀將研討的文章。每次開會,佛利民的開場白總是:「第一頁,大家有甚麼問題?」一場近兩小時的大吵大鬧就此展開。
怎料一次開場白過後,一位年輕教授提出:「且慢,標題那頁我有意見。」大家正奇怪文章還未開始有甚麼意見,年輕教授續道:「請在致謝那部分刪除我的名字,我不想跟這樣的文章有任何關係。」當年直腸直肚的年輕教授,今日是研究「乘數效應」的權威巴羅(Robert Barro)。
最近有不少關於乘數效應的討論,可以不重複的我盡量不重複,唯獨「政府開支可用在乘數效應較大的項目」這一點我認為討論得未夠深入。
不同意嗎?巴羅提醒我們,乘數效應是個靜態的概念。即使大膽假設政府今天花100元能把GDP提升150元(即乘數為1.5),然後呢?然後如果將來發覺要大幅加稅或削減開支找數,以現值看眼前高乘數效應的項目可以是得不償失的。
然而,正如教授轉工其實對學界IQ冇影響,宏觀來說,東校唔教教西校的乘數效應亦近乎零。
乘數效應是高或低,一般視乎當時被投閒置散的生產要素是多或少。同理,條數點找,又視乎政府的財務狀況。可以將來唔找數嗎?香港可以,因為我們可以用今天被投閒置散的財政儲備。但既然提出比較乘數效應高低,來決定如何運用被投閒置散的財政儲備,不管你是否凱恩斯信徒,請不要忘記減稅亦有減稅的乘數(tax multiplier)、派錢亦有派錢的乘數(transfer multiplier)。

Thursday, August 10, 2017

在豉油的國度 免費早餐: 徐家健

在豉油的國度
2017-08-09
「啱啱收到消息,香港品牌李錦記斥資128億元購入倫敦芬喬奇街20號一幢外號『對講機』嘅商業大廈,打破英國歷來單幢商廈物業成交紀錄。今次交易可以證明到『有華人嘅地方就有自由』……呀……各位對唔住,應該係豉油唔係自由……呀呀……對唔住,應該係有豉油亦都可以有自由。特別報告完畢。」有時候,談自由不如打醬油。「自由薯條」(freedom fries)只係淨薯條,「豉油撈飯」(stirred rice in soy sauce)至少有嘢撈。是的,在豉油的國度我們都是醬油男。【註】只是醬缸那麼多,何解唯有李錦記發到買摩天大廈?
我知道,以上特別報告純屬舊聞二次創作。豉油的國度其實一早衝出華人世界,因為神九升空已實現了「無人嘅太空都有李錦記」的目標。我亦知道,一百年前李錦記其實是賣蠔油的。近年李錦記豉油的銷量卻已超越蠔油,最𣈱銷的「蒸魚豉油」(seasoned soy sauce for seafood)更是年賣過億支。當全球過十億華人「不豉油,毋寧死」(Give me source sauce, or give me death),只有生意規模做到上天宮、產品多元化超過兩百款醬料,李錦記的供應才可以滿足醬油男對豉油的需求。
每年過百億元營業額,背後是規模及多元化經濟。規模及多元化經濟的背後又是甚麼?答案是品牌,有質量保證的品牌。品牌的出現源於訊息費用,當消費者選購時甚至使用後都不容易分辨產品的質量,生產商投資品牌建立就是要有效減低消費者對產品的訊息費用。自建養殖基地確保材料質量、在歐美國等地取得品質認證,加上品牌的廣告宣傳,一大部分品牌建立的投資都是不受產品種類或數量影響的固定投資。因為訊息費用,豉油的國度再多醬油男,有品牌的大醬缸來來去去就只得幾個。
在遼闊的豉油國度之內,在深厚的醬缸文化當中,多數人選擇安份做個醬油男。又或者,香港可以多出產幾個李錦記,不上市不造假卻無懼與海天味業(編按:內地調味品企業)和「頭髮豉油」競爭,好好發揚「思利及人」的精神。
今日我的心水讀物是V.S. Naipaul的《在自由的國度》(In a Free State)。文人觀察後殖民地世界的「自由」,好文學比偽科學可以更接近現實。
註:嚴格來說,英語世界的「自由」(freedom)與「自由」(liberty)是兩個概念,華文社會的「豉油」(soy sauce)和「醬油」(soy sauce)卻是一種味道。醬油男成為網路紅人,源於2008年廣州電視台在街上隨機訪問老百姓對艷照事件的看法時,一位男性受訪者回答:「關我鳥事,我出來買醬油的。」

《基本法》第107條的各自表述 免費早餐: 梁天卓

《基本法》第107條的各自表述
2017-08-07
對香港公共財政有興趣的朋友必定聽過《基本法》第107條。該條文是這樣說的:
「香港特別行政區的財政預算(一)以量入為出為原則,(二)力求收支平衡,避免赤字,(三)並與本地生產總值的增長率相適應。」
大家都明白,條文是死的,解讀才是生的。想不到的是,在幾年間前官員學者之間對同一條文的解讀已大有不同。兩位在財經界大有影響力的前輩分別在幾年前和最近撰文,以下是他們文章節錄成的 「模擬對話」。
甲:過去16年,政府對上述的第一及第二部分可算及格。不過,政府對上述的第三個部分表現卻大有問題,可以說是在「腳踩紅綫」,隨時可被視作已違反《基本法》了。從1997至98年度至2012至13年度,政府開支總共的增幅是94.1%,但同一期間,香港的名義GDP增幅只得48.7%。政府用錢愈來愈多,若開支佔GDP比重將來更上升的話,則是更明顯地違反了107條所預設的「小政府」的規範了。
乙:我曾經從七十年代中開始,協助歷任財政司預備年度財政預算案及協助起草撰寫預算案演辭的工作,有接近20年的時間,是內部團隊的成員,更有機會在《基本法》第107條條文起草時,表達我的意見。
107條中這一點最重要,但遺憾地,經常被人忽略及誤解。這一個描述經常被理解為政府的支出與收入要與本地生產總值同步增長,或政府的支出應限制於本地生產總值的一個固定比例,例如20%。這些解釋都不正確。說個簡單的比喻,以駕駛汽車為例子︰當汽車行得太慢,便需要「踩油」;當汽車行得太快,便需要「收油」。
甲:經濟的發展有長期性的因素,亦有周期性的因素,我是成員之一的長遠財政計劃工作小組,重視的是長期性因素。作一個比喻:醫生向一名年輕人預告,說他40年後體力一定不如今天;年輕人於是苦練身體,一年後比之前的那年更健康,我們能否因短線的操練成績而推翻醫生對40年後的預告?
若任由政府開支如過去十多年般上升而不加控制,7年後會開始出現結構性赤字,到了2042年期間,政府不但用光她的儲備,還會欠債近10萬億元。
乙:過去10年,政府一直採取「守財奴」政策,導致大量盈餘出現,拖著經濟後腿,可說是穩健有餘,進取不足,亦不合時宜。
兩位前輩的「對話」火花十足吧?我沒有任何江湖地位,更沒有參與過未來基金或107條的討論。不過,相信大家都會同意的是,漫無目的把近萬億元的儲備放入豬仔錢罌並不是上策。究竟政府應該將盈餘投資到各項「未來基金」積穀防饑?現在就「把握機遇,投資未來」到一些「乘數效應」高的基建?還是減稅(尤其是導致近年政府收入大上大落的印花稅)或推出還富於民的措施(如我和兩位欄友提過不只一次的全民退保或全民基本收入)?我人微言輕,有關的討論我還是留待兩位大前輩互相辯論吧。

新財政哲學開庫房大水喉 ? 曾國平 經濟3.0

2017年8月8日

新財政哲學開庫房大水喉 ?

前金管局總裁任志剛一篇博客文《香港公共財政管理》引起千重浪,登上各報章頭條,爭議性遠勝以多產著名的前博客曾俊華。爭議,在於任志剛批評過去政府財政的保守作風,認為政府應利用龐大財政儲備促進增長,引起大開水喉的無限幻想。
討論焦點是《基本法》第107條︰「香港特別行政區的財政預算以量入為出為原則,力求收支平衡,避免赤字,並與本地生產總值的增長率相適應。」不是法律專家,更不懂參透立法原意,只從常識去看,「量入為出」、「收支平衡」、「避免赤字」都是保守但不一定合理的財政原則,例如為減少稅率帶來的扭曲,政府應維持稅率穩定,而非每年因應支出將稅率變來變去;又例如遇上重大天災人禍,避免赤字預算是愚蠢之舉。
解讀《基本法》107條
條文含糊的地方在最後一句,一般理解是政府收支(亦即政府規模)與本地生產總值增長率一樣,或政府支出應為本地生產總值的某個百分比。有份參與起草107條的任志剛解讀有所不同,認為條文中有利用財政政策調控宏觀經濟的含意︰所謂「相適應」,指當經濟增長放緩甚至是負數之時,應以增加開支的赤字預算應付,到經濟增長強勁以致過熱時,又要以相反的預算配合。香港今天接近全民就業,低增長似乎無關經濟周期,政府開支亦有投資未來促進增長的效果。
政府的錢應如何花?任志剛如是說:「透過擴張性的財政預算以加快經濟增長,不論是作為逆周期的措施,或是應對低於正常增長的結構性問題的安排,都可以優先考慮那些具有較高乘數效應及提升生產力作用的項目。」
任志剛提出傳統凱恩斯觀點,順理成章用上乘數效應(multiplier)的概念:政府每多花一元,生產總值增加超過一元,乘數效應便大於一。大量學術研究試圖從數據中量度乘數效應,將眾多不同答案歸納起來,較可信的結論是乘數效應是個低於一的正數。乘數效應不容易準確量度,除了實證上找出因果關係較困難(政府增加開支,同時有大量其他因素影響生產總值),我認為最大的問題在每一個收支項目效果都有所不同,不能一視同仁。
政府請人在地上挖洞再填洞,窮極無聊,對生產總值和生產力的影響,應該比不上直接派錢給市民。是的,除了要比較不同政府項目之間的吸引力,更要考慮還富於民讓市民決定如何花的回報或乘數效應。政府懂為社會投資,市民一樣懂為個人投資間接貢獻社會(如教育、創業)。
乘數效應易淪大話工具
不過,當乘數效應以及回報率等概念牽涉到整個社會,假設太多,造假空間太大,便容易成為自圓其說的偽科學工具。回首高鐵,最初計法將節省的時間換成金錢,跟高鐵成本比較,算出一個相對吸引的回報率作為支持證據。只是後來高鐵超支連連,再這樣算回報率不夠吸引,支持者便更改假設和搬出帶旺旅遊業和其他巨大商機等乘數效應。
又例如「三跑」,增加10萬個職位是似是而非的乘數效應思維,幾千億的經濟效益又是利用低折現率算出來的虛幻泡影。最滑稽的莫過於四大產業排第四的旅遊業代表,利用牽涉到物流業零售業的乘數效應將其重要性誇大,將產業形容成香港經濟的命脈。
計算對整個社會的乘數效應亦要考慮一些擠出(crowding out)影響。政府大力興建據稱回報率高的基建,扯高建築成本有份造成樓價高企的現象;為省時間中港兩地齊齊坐高鐵放棄飛機,航空流量萎縮又何苦要起「三跑」;低失業率下「製造」10萬個職位,實情是10萬人從其他行業轉工而已。
在全民就業之時搞大白象工程,擠出的負面影響隨時令乘數效應由正轉負。相比之下,全民派錢任由市民消費投資,除非全民掉錢落海,效應至少會是正數。依循任志剛「較高乘數效應」的邏輯,派錢現在似乎是排名甚高的選擇!
計算投資效益不應造假
要有效地「投資未來」,先要避免將未來的效益無限放大,堅持老實算賬。數可以計也應該計,只要明白牽涉的範圍愈廣,計算愈容易有水分,愈要將計算背後的假設向公眾解釋清楚。
新政府高舉「財政新哲學」,任志剛響應提出一些較為實在的量度準則,是值得高興的事。只希望新政府「實證為本」的競選口號得以兌現,能公開透明以科學方法統計數字說服大眾,才打開水喉。
作者為香港亞太研究所經濟研究中心成員、美國維珍尼亞理工大學經濟系副教授、城市及地區禦險力環球論壇附屬學者

分析世事的英法風格 免費早餐: 曾國平

分析世事的英法風格
2017-08-04
漫遊倫敦巴黎,除了藝術和美食,一個樸實一個華麗,也令我聯想起經濟學兩種截然不同的分析方法。英國劍橋的馬歇爾,一本厚厚的《經濟學原理》至今仍有閱讀價值;法國洛桑的華拉斯,將嚴謹數學經濟分析推前一大步。啤酒和葡萄酒的分別人人知道,馬歇爾風格(Marshallian)和華拉斯風格(Walrasian)的經濟學又有甚麼不同?
膚淺的答案,是馬歇爾關注一個市場的局部均衡,華拉斯看的是整個經濟所有市場的一般均衡。較有意思的答案,是馬歇爾注重解釋現象,為求目的,不惜作一些簡化的假設,甚至省略一些數學上存在但現實不重要的枝節,追求一套實用的分析工具。
華拉斯關注的是比較理論性的問題,如找出市場經濟的可能性和證明其有效率,以抽象的數學精確分析供求和價格,追求邏輯一致性以至美感,跟現實應用沒有一定關係。兩者的分別就如兩款地圖,馬歇爾的只要清楚指示如何到目的地就夠了,無關的地方不必深究,華拉斯卻要求整張地圖符合比例尺寸準確,能否幫你找對地方卻是次要的考慮。
小友渾水在專欄提及的DSGE模型,就是華拉斯風格十足的現代產物:消費、投資等決定符合市場均衡兼與預期一致,可是嚴謹結構下的預測往往跟現實頗有距離。華拉斯風格主宰宏觀經濟發展數十年,近年似乎有改變的趨勢,多了一些受個別現象啟發的研究,脫離了DSGE形式的局限,多了一點重視解釋世事的馬歇爾風格。
是互補不足也好,是互相排斥也好,兩種風格主導了經濟學各領域的發展。經濟學作為一門科學,從實證計量分析到數學理論建構,分門分派皆因分析問題的方法不同、輕重取捨假設不同,於是產生出各種「風格」,卻少有扯上甚麼主義。大談主義的兩種例外情況,一個是經濟學者走進哲學性的討論(如佛利民、海耶克的部分著作),一個是像電影《情迷午夜巴黎》中的假知識分子(pseudo
intellectual)充內行。可悲的實情是前者不容易消化一直小眾口味,後者經過包裝宣傳卻能吸引大量擁躉,就如電影中的藝術扮嘢男令漂亮女角為之傾倒一樣。

情迷午夜倫敦 免費早餐: 曾國平

情迷午夜倫敦
2017-08-02
寫稿之際人在倫敦,上星期遊覽完巴黎乘火車過來的。想就所見所聞拉雜寫點東西,卻為標題煩惱良久。雖然讀過《雙城記》的人不多,但聽過的不少,以「雙城」為題實在太濫太老土了。遊走古城,想念一個又一個的黃金時代,還是活地阿倫幾年前一套電影名稱來得貼切。
今次旅行的主因,是參觀兩地好幾個重要的藝術館。開始對藝術感興趣是近年的事,除了讀一點書,更重要的是親眼觀賞原作,於是計劃逐一到世界各地的重要藝術館「朝聖」。巴黎的羅浮宮和奧賽,倫敦的國家畫廊和維多利亞與阿拔,集合了歷史上最好的作品,花一整天觀賞也是走馬看花。身邊手機亂影亂拍的人再煩擾,我仍然樂在其中,一點點的積累知識擴闊眼界。
門外漢沒有包袱,不怕亂問問題:跟嚴肅音樂一樣,從技術的突破到內容的深度,西方藝術最好的年代是否都過去了,新作品都是愈趨偏鋒專門的小眾玩意?
是的,巴黎和倫敦賣的仍是一千幾百年前的舊事。一幅蒙羅麗莎,保安隔得再遠都能吸引每年百萬計的人付費入場匆匆一看;倫敦的舊城舊教堂舊「戰利品」,仍可以讓世界各地的人排隊感受舊日的帝國氣象。賣歷史,可以是長做長有的生意。
都是古城,但分別明顯。巴黎治安較差,倫敦安全;也許跟勞工法例有關,巴黎的店舖營業時間短,倫敦只比香港差一點;巴黎的餐廳平均水平也許比倫敦高,價錢也較便宜,但種類選擇少得多;巴黎本地人口比倫敦要年老;在巴黎街上聽到的語言不夠倫敦多種類;在倫敦街頭四處見到同性戀人牽手擁吻,在巴黎卻是難得一見。
倫敦不只有歷史,更是真正的國際金融中心,是年輕才俊為前途打拼之地。開放、文明、前衛的風格是因也是果。只是脫歐的陰影,令歐洲各地的專才卻步,擔心移民勞工法例隨脫歐而改變。
在倫敦翻報紙,從國際大報到免費小報,新聞評論關注的都是脫歐安排的問題。脫歐的破壞力,正是其實質內容難以預測,牽涉本國政治到國際關係的複雜變數,未來幾年只有見步行步,不利消費投資。英國最近公布的經濟增長數字差強人意,令人擔心是脫歐影響的浮現。我不知道倫敦能否逃過一劫,只知道作為一個金融中心,其替代品不會是巴黎。

Thursday, August 3, 2017

致環境局局長:誰消滅了電動車 ? 徐家健 經濟3.0

2017年8月1日

致環境局局長:誰消滅了電動車 ?

這個問題亦是十年前美國一套紀錄片的電影名稱。想當年,有人批評導演Chris Paine指控油企、車商、政客等聯手消滅電動車,太陰謀論了。隨着Tesla冒起,5年後導演一手軚掉頭製作了下集《電動車的復仇》。是的,要準確推斷市場對一項新產品的接受程度並不容易,尤其在政府有形之手干預下。不是嗎?去年Tesla行政總裁馬斯克(Elon Musk)訪港時說:「香港受惠政府大力推動,成為全球電動車增長最快、推廣最成功的市場,去年品牌在港售出多達2221輛Model S,成為本地最賣座單一車款。」被問到內地銷情遜於預期,馬斯克坦言Tesla從香港政府得到的支持遠高於中國。
然後呢?運輸署最新汽車首次登記數字顯示,今年5月Tesla交白卷,而其他電動私家車亦只共錄得5輛新車登記,總數比去年同期的81輛下跌超過九成!
市場陷入寒冬期
原來,今年2月22日環境局發言人稱:「財政司司長今天在發表《財政預算案》時公布,考慮到過往幾年私家車的整體增幅以及電動私家車漸為駕駛人士接受,政府決定修訂有關安排。由今年4月1日至2018年3月31日,電動商用車、電動電單車和電動機動三輪車將繼續獲全數豁免其首次登記稅,但電動私家車首次登記稅的寬免額將會以97500元為上限。」為首次登記稅寬免設限,等同加稅,加多少?由於首次登記稅是累進的,車價愈貴加得愈多,一輛50萬元以上的私家車,邊際上稅率是115%,除非車行願意減價,加稅後最高級版Model X要加價一倍。
根據需求定律,加價影響銷情,跌多少視乎需求彈性高低,而需求彈性有多高最終又視乎替代品有多吸引。加價一倍銷量跌超過九成,電動車的替代品應該不少吧?我電車男卻認為仍有待觀察,原因是宣布加稅後,電動私家車的登記總數由2月的7626輛,暴升至5月的10593輛,短短三個月上升逾三成;又跌九成又升三成,發什麼神經?
有發神經的政策改革,就有發神經的市場回應。【圖】示電動私家車的登記總數在今年3月一個月內暴升了近3000輛,之後市場馬上陷入寒冬期。3月的暴升,上有政策,多得政府的一次性安排:「於2017年2月22日上午11時以前,已由買家從本地註册分銷商訂購的電動私家車或已由其車主安排付運本港的電動私家車,即使於2017年3月31日後才作首次登記,仍可繼續獲得全數豁免首次登記稅」;下有對策,於是短短一個月內,有新登記的1085輛Model S和1854輛Model X趕搭免稅尾班車。
一個月內近3000輛新登記Tesla是以往一年的數字。與此同時,只登記但未領牌的電動車,比率卻由以往低於2%急升至3月份超過6%。隨着真車主逐漸領牌,未領牌電動車的比率在5月下降至約5%,相信要再過一段時間跌至以往水平,才能較清楚看到加稅的長遠影響,因此我說電動車的替代品多或少有待觀察。目前數據的經濟解讀,4月起新登記的高稅Tesla,其最佳替代品是3月新登記的免稅Tesla,但其他價格較低的電動車新登記數據反映先登記後領牌的情況並不嚴重,新登記卻由以往每月雙位數跌至現在的個位數。
要向樓市辣招借鑑
環境局聲稱「電動私家車漸為駕駛人士接受」,實際情況是直至今年5月,香港已領牌的電動私家車數目為10072輛,只佔全港已領牌私家車的1.85%;即使是新車登記,在宣布加稅前的1月,電動車的市場佔有率亦只得6%,與領先國家如挪威的逾30%差距仍然很大。
政府首先要記住,私家車跟樓宇一樣是耐用品,即使新電動車漸為駕駛人士接受,從減排角度看,只佔1.85%的電動車要走的路還有很遠。與樓市不同,樓市辣招打擊二手樓市場,「環保辣招」卻冰封了一手電動車市場。最令人費解的是,環境局又聲稱「過往幾年私家車數目的快速增長已導致交通擠塞日益嚴重」。說過了,我沒有看過任何可靠分析證明邊際上私家車數目增加與交通擠塞情況有任何關係。買車與用車是兩回事,買新車的可以是周末駕駛者,亦可以是已擁有一部甚至多部汽車的車主,這些買新車的司機對交通擠塞日益嚴重可以有多大影響呢?減輕交通擠塞,最直接的方法從來是針對性向使用交通擠塞的道路收費,而非盲目地向所有新車車主開刀。
強調電動車的替代品,因為弄清楚其替代品有助環境局制訂更有效環保措施,4月起新登記高稅Tesla的最佳替代品是3月新登記免稅Tesla,是錯不了的。然後呢?假如之後的替代品是一部傳統高排放汽油車,環境局請回答我這對推動環保和減少塞車有什麼好處?香港需要穩定有遠見的環保措施。政府已研究電子道路收費幾十年,仍在研究的期間,環境局應考慮先定下電動車佔全港路面車輛比例的目標,然後建議免稅以新電動車換舊汽油車或其他方式加快達標減排。
香港亞太研究所經濟研究中心成員
美國克林信大學經濟系副教授及資訊經濟計劃附屬學者

一地兩檢的成本效益 免費早餐: 梁天卓

一地兩檢的成本效益
2017-07-31
先「利申」一下。我這次其實做了標題黨,因為我並不會和大家討論一地兩檢的成本,只會和大家分析一地兩檢的效益。
分析高鐵的效益,很多人(包括政府在內)會集中談論高鐵的高速優勢。把這優勢解讀成乘客能節省的時間,再將這時間轉化成金錢,這就是政府在推銷高鐵的效益中的大部分。根據政府在2015年底提交立法會的文件,政府估算高鐵直接效益的現值約為900億元(2015年的價格水平)。
我參考政府文件以及之前一些行家和評論員的假設,大約可以「複製」政府那個900億元的數字。
理解這900億元的經濟效益時有幾點要留意。
第一,現在政府估算只有六成高鐵乘客是香港人,雖然說本是同根生,但在一個兩制下估算香港高鐵的效益是否要把非港客所慳的時間計算在內? 第二,有部分港人從不或絕少北上。換句話說,這900億元的經濟效益並不是人人有份。
就假設非港客在港消費可以「惠及」從沒北上的港人吧(雖然港人北上亦會「惠及」國內同胞,貢獻祖國經濟),但一地兩檢的經濟效益不一定就有900億元。
要估算現在政府提出在西九站做一地兩檢的邊際效益,我們要比較的是其他邊境管制方案下(例如兩地兩檢或在內地主要城市實行一地兩檢)乘客要多花的時間。 我問過熟悉高鐵情況的朋友,他說如果在內地主要城市實施一地兩檢,這對短途客幾乎沒有影響,而長途客如果需要在深圳轉車,則最多會多花約30分鐘。
現在政府預計長途客佔全部高鐵乘客不到兩成,以此作假設估算,朋友的方案下乘客平均車程增加不到10分鐘,在香港做一地兩檢的邊際效益是140億元左右。(而如果我們將政府似乎過高的高鐵乘客量預測再調低,這邊際效益的估算會更低。)
無論是政府說的900億元,還是我估算的140億元,要回答政府提議的一地兩檢是否划算最終要看這個一地兩檢的成本。這裡我不是指那些已覆水難收的高鐵建築成本,而是另一些在香港做一國兩制,噢,sorry,應該係一地兩檢所引起的制度上的成本。我學識有限,不懂如何量化這些成本,西九站的一地兩檢是否值得做還是要留待其他有識之士回答了。

AI顛覆不了 牛牛對教授彈琴 免費早餐: 徐家健

AI顛覆不了 牛牛對教授彈琴
2017-07-28
「公明儀為牛彈清角之操,伏食如枚。非牛不聞,不合其耳矣。」東漢牟融說故事,對牛彈琴不合其耳,一個AM一個FM嘛。
古有公明儀,今有張勝量。別名「牛牛」的張勝量,自小已被譽為鋼琴天才。記得張五常曾話過,希望牛牛長大後會成為鋼琴詩人中的李白。不久前在一個私人聚會,有緣欣賞到剛滿廿歲的牛牛為教授彈蕭邦夜曲,既啱channel且啱feel也!嫌古典音樂唔啱feel,試試這個:十年前日本已經有初音未來,今天我們為甚麼仍需要新垣結衣?
初音還未打敗結衣,英國理論物理學家霍金已警告:「工廠自動化已經摧毀了傳統製造業的就業機會,人工智能的崛起很可能會讓失業潮進一步波及至中產階級,最後只給人類留下,護理、創造和監督工作。」研究理論物理學的,識咩失業定濕熱?有自知之明,我不會寫寫吓經濟金融走去寫宇宙黑洞。自以為懂市場的人太多了,即使行內專家其實有時也會睇錯市。多得現代錄音室技術,Glenn Gould當年30出頭便放棄公開演奏而專注錄音室做音樂:The concert has been replaced, you know ... Technology has the capability to create a climate of anonymity and to allow the artist the time and the freedom to prepare his conception of a work to the best of his ability, to perfect a statement without having to worry about trivia like nerves and finger slips.半世紀後,錄音室技術更是突飛猛進,演奏會卻還未被取替。今天數碼音樂免費下載盛行,演奏會比錄音室反而變得更重要。
讓我先從供應說起。經濟學上的「鮑莫爾病」(Baumol’s Disease),指的是當社會上生產技術停滯不前的行業相對成本增加,這些行業在整個經濟的比重卻不斷上升。可不是嗎?相對於製造業,服務業的勞動生產率上升較慢。經濟學家鮑莫爾提出,服務業如教育、醫療、市政府服務等技術增長都比不上製造業。更明顯的例子是表演藝術,二百多年前的莫扎特四重奏要四個人演奏,二百多年後依然要四個人!然而,這些生產技術未有大躍進的服務行業,不但未見消失,經濟比重更是不跌反升。
200年前蕭邦一人自彈自作,200年後牛牛個人表演彈的仍是鋼琴詩人的作品。供應令表演藝術的相對收入隨相對成本上升,需求呢?戰亂期間,Maria Yudina一次演出後被問為甚麼彈Bach彈得那麼激動?她回答Because we are at war!AI欠常識已是一大挑戰,現場表演既啱channel且啱feel要有感情表達的元素,這不是人工智能技術容易取代的。

圍標的真·本土研究 免費早餐: 梁天卓

圍標的真·本土研究
2017-07-26
從本土小店日漸消失的「民生小事」,到中港矛盾這等「政經大事」,近年本土議題在社會上不斷備受關注和熱烈地討論。按理說這趨向應該對推動本土研究有正面作用,但實情是本地大學的社科研究卻日見「離地」。
有網媒在兩年前曾以「大學走向國際,香港研究卻走向死亡」為題,指出本地學術研究堅「離地」的部分原因在於各大學都要在國際排名上「超英趕美」,學者們都被要求在國際頂級的學術期刊上發表研究,又由於絕大部分這些學術期刊的主編都是長駐海外的學者,他們對太過「本土」的研究自然不感興趣。
大學要面向世界無可厚非,但做本土研究又是否必然難以在學術界生存?那又未必。我已在國際學術期刊發表了差不多10篇論文,當中有約一半集中於解釋與香港有關的經濟現象。要做本土研究當然首先要有關心香港的情懷(畢竟願意做香港研究的「老外」人數應該不多),同時本土研究的題目和結果亦要能夠一般化,影響的是整個學術界對某題材的看法,而不能只限於在「本土研究圈」裡互相圍爐取暖。我和兩位欄友最近對香港的疑似圍標數據作出分析就是當中的一個例子。
香港屋苑大維修所衍生的疑似圍標行為這題目當然本土。本土在於一方面香港人都對此民生問題十分關注;另一方面是出於香港大型屋苑之多世界少見,屋苑維修工程的疑似圍標情況之普遍和涉及金額之龐大更是其他地方所聞所未聞。不過,圍標這題目本身卻並不本土。在香港以外的圍標行為也是不少老外行家所專注的題目,研究的範圍由促成圍標的背景成因以至圍標如何影響公司的出價行為等都包括在內。對香港屋苑大維修的疑似圍標的行為作出研究一方面可以借鏡外國其他行業圍標的經驗,另一方面,這市場內的獨特情況亦能加深我們了解圍標行為的某些本質,從而為我們在分析其他圍標行為時提供一個新角度。
舉個例子,也許由於數據來源的關係,外國圍標行為的研究較少去衡量政府政策對圍標行為的影響。香港的情況有點不同,這幾年政府的政策都有「鼓勵」市民維修舊樓的作用,間接令屋苑大維修的剛性需求變得更甚,從而增強圍標的誘因。我和兩位欄友利用傳真社的數據發現,在2012年政府推出強制驗樓計劃後,每戶要承擔的屋苑大維修支出比政策推出前多5萬元(增幅約40%),有收到屋宇署通知驗樓的住戶其維修支出上升得更多,另外,我們亦留意到在屋苑大維修的業務中較活躍的承建商彼此間的「溝通」似乎在計劃實施後變得更「良好」。
正如其他成功的本土研究,我們希望這個疑似圍標行為的研究能在貢獻學術界和本土關懷之間取得平衡。

張五常:經濟學為何失敗? 徐家健 經濟3.0

2017年7月25日

張五常:經濟學為何失敗?

差不多100年前,胡適先生贈過那些不研究問題只高談主義的人一個「懶」字【註1】。差不多100年後呢?差不多先生在懶人的國度繼續做其圓通大師。
原來,胡適亦曾說過經濟理論難懂,太抽象了。然而,胡適承認錯不在老師,因為同班同學中有一位最終成了偉大的經濟學家,他叫奈特(Frank H. Knight)。這個最早提出沒有私產便沒有市場的奈特,後來影響了張五常。
學者宜多研究些問題
多年懶得去書展,今年舊地重遊。張五常教授的《經濟解釋》終極修訂版面世,當然要先讀為快。大教授做學問一點也不懶,重視事實從不差不多。這是《經濟解釋》第2次重大修訂,上次3卷變4卷,基本上是重寫,今次4卷變5卷,大改的除了把原本卷4《制度的選擇》改為新卷4的《合約的一般理論》和新卷5的《國家理論與經濟解釋的理論結構》,還在每章加上參考文獻。
毋須大改的,是我一向最喜歡的卷2《收入與成本》。大教授寫《收入與成本》,就像Glenn Gould彈Goldberg Variations,既是Bach的作品,也是Glenn Gould的Bach。本來傳統到不得了的理論架構,加上大教授不斷觀察真實世界後得出的interpretation,可謂變化多端,把價格理論提升到一個前所未有的層次。
張五常的經濟學淺而不易,皆因觀察大大小小真實世界現象需下的苦功,不會比苦練finger tapping的彈奏技法少。再以鋼琴演奏作比喻,彈得清楚是非常高的評價。4卷變5卷的修訂,我認為寫得比之前更清楚。
這裏忍不住一提,最近看到有行家談論「資本主義」時稱,若經濟理論上的市場均衡點不存在,資本主義便是建築在虛幻的概念之上,並不真實。大教授卻是這樣看均衡:「我在芝加哥大學,1967年我去的時候,有位明星學生去發表他自己博士論文的偉大發現,大名家在座,我那時是學生,就口出大言,我說外面市場為什麼會波動?他那時說外面的市場怎麼波動,怎麼可以找到均衡點。那些芝加哥大學的名教授看到這位明星學生,覺得終於出了一個好學生。我拍案而起,我說你們都是儍子,你告訴我均衡是真事嗎?你往窗外看,你告訴我外面什麼時候的經濟是均衡的?這些都不是真事。」
誰是誰非?君子和而不同。我只想說,「社會主義」同樣是可以透過那些均衡點存在的數學模型證明可行有效的。其實所謂「資本主義」,熟悉大教授的朋友都記得他從未擁護過,原因是他實在不知人云亦云的「主義」為何物(國民黨在大陸時官商勾結、弱肉強食的制度算是資本主義?),大教授一向推舉的是概念清楚的私有產權。今天經濟學兵敗如山倒,就是充斥着太多看不見的理論、太多無從觀察的術語。
政客多談主義可理解
今年重遊書展,發覺市場上多了喜歡高談「主義」的作者,當中更不乏以學者自居的。以「自由主義」為例,懂經濟學的人不可能不知道,自由永遠是指局限約束下的自由。除非所指的是我多一點自由不會導致別人少一點自由,近乎宗教崇拜般鼓吹社會上自由愈多愈好的人,根本不知道自己在說什麼。
我的觀察是,沉迷紙上談「主義」的人,往往對事實重視不夠。可不是嗎?把大部分時間都花在某某人談論過什麼什麼「主義」,哪還有精力走到真實世界那邊去?象牙塔內的差不多先生不知世事,對社會為害不大。但不知世事的人月旦時事,卻帶來另一種危險。
大教授強調我們不能解釋不知是什麼的現象,曾有滿口「自由主義」的人卻言之鑿鑿:「槍械管制無助減少槍擊案,反而會導致罪案率上升。」事實是怎樣?行內就槍械管制爭議不斷,支持的(如Steve Levitt)和反對的(如John Lott)都是朋友,因研究犯罪成因,他們從結怨到鬧上法庭,來龍去脈我比一般人知得多。那位言之鑿鑿的自由主義者,對行內20年來找尋事實真相的無知實在令人尷尬。「自由自由,天下多少罪惡,都是借你的名做出的」,胡適當年引用羅蘭夫人的名句的確可圈可點。
不要誤會,我不是說「主義」不能談。博學如鄧文正師兄從學術角度細說「某某主義」的思想和歷史背景,我虛心受教。除此以外,胡適批評的那種空談「主義」,在政治舞台其實大有市場。政客在議會投票時往往按照其鼓吹的「主義」或意識形態而非審時度勢,投票時不走樣,否則損害投資多年的政治聲譽反而得不償失【註2】。因此,我十分理解政客「多談些主義」這種政治行為。至於搞實證科學的人應否「少談些主義」,我相信張五常和我同樣站在胡適那邊。
註1:在《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一文中,胡適指出空談「主義」有3個問題:「第一,空談好聽的『主義』,是極容易的事,是阿貓阿狗都能做的事,是鸚鵡和留聲機器都能做的事。第二,空談外來進口的『主義』,是沒有什麼用處的。一切主義都是某時某地的有心人,對於那時那地的社會需要的救濟方法。我們不去實地研究我們現在的社會需要,單會高談某某主義,好比醫生單記得許多湯頭歌訣,不去研究病人的症候,如何能有用呢?第三,偏向紙上的『主義』,是很危險的。這種口頭禪很容易被無恥政客利用來做種種害人的事。歐洲政客和資本家利用國家主義的流毒,都是人所共知的。現在中國的政客,又要利用某種某種主義來欺人了。羅蘭夫人說,『自由自由,天下多少罪惡,都是借你的名做出的!』一切好聽的主義,都有這種危險。」並建議中國的輿論家:「把一切『主義』擺在腦背後,做參考資料,不要掛在嘴上做招牌,不要叫一知半解的人拾了這些半生不熟的主義,去做口頭禪。」
註2:William R. Dougan and Michael C. Munger. The Rationality of Ideology.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Vol. 32,No. 1(Apr., 1989),pp. 119-142.
香港亞太研究所經濟研究中心成員
美國克林信大學經濟系副教授及資訊經濟計劃附屬學者

香港飲食的經驗規律 免費早餐: 曾國平

香港飲食的經驗規律
2017-07-2
「在這種大都會裡,遍地黃金,追求物質,反而平安喜樂」,朋友引用過亦舒小說中這充滿智慧的句子。是的,在香港賺錢享受,美酒佳餚奢侈品應有盡有。世事煩人,是非顛倒,與其殺氣騰騰的講甚麼修補撕裂,與其不著邊際的談甚麼自由主義,還是講飲講食對社會和諧有點實際幫助。
飲食經驗尚淺,唯有勤於學習,也有幸認識一班有要求的朋友。總結經驗,暫時可歸納出4條規律。 一,認識老闆︰識人好過識字,識人也有機會吃得好一點。
老闆或經理跟你熟,建立長久關係,希望你多幫襯多跟朋友介紹,提供的食物也會好一點。識食朋友說,同一條魚同一份刺身,給熟客生客切出的部分不同,微妙的作出價格分歧(price discrimination)。要跟老闆熟就要幫襯得多,也是了解餐廳長處短處的一種投資。我只有夏天在香港,來去匆匆難以跟餐廳建立關係,就唯有靠朋友識人帶路了。
二,避開「景點」︰餐廳賣的不只飲食,還賣環境賣地點。
一心只想吃好飲好的,就要小心選擇某類餐廳。環境光鮮優雅,適合三五成群自拍呃like,又或地方豪華高貴甚至有樂隊伴奏,為周年紀念生日慶祝熱門地點,這類餐廳食物可以出色,只是質素平庸的佔大多數,畢竟顧客首要目的不是食物。至於交通方便之地,好像連接地鐵站的大型商場或遊客旺區,餐廳生意好主要是夠方便,往往價錢貴、食物普通、環境擠迫。
在香港吃過出色難忘的餐廳,絕大部分都要多走兩步甚至駕車前往。不同種類的顧客和餐廳,地點上、環境上都有經濟學中的分流(sorting)現象,不要搞錯類型就是了。
三,考慮存貨︰餐廳某些菜式銷路好,入貨頻繁,其用料新鮮的機會較高。
叫一些餐牌上的冷門菜,吃的隨時是歷史文物。例如某家餐廳主要吃牛的,每枱都叫,你卻與眾不同的要吃雞,中伏難免。又如一家以啤酒為主的酒館,你叫一杯久未有人喝過的葡萄酒,就相當可能中招。 四,自攜酒水︰眾所周知,餐廳賣酒一般是原零售價的兩三倍,加上多數餐廳選酒有限也沒有甚麼心思,BYOB(bring your own beverage)才是正道。
飲酒聊天花時間佔用地方,餐廳酒賣得貴的解釋之一是「交場租」。自攜酒水,當然也要徵收一點費用,每支酒(如葡萄酒或日本酒)收費由100至500元不等,但跟老闆熟有機會免費。事前研究合適餐廳食物的酒,相約朋友們各帶一支擴闊眼界,也是所費無幾的生活樂趣。

電費平貴的Formula E 免費早餐: 徐家健

免費早餐: 徐家健 電費平貴的Formula E 2012-12-08 我本身係一個電車男,一年又一年親身到現場支持電動方程式賽車Formula E,係好合理嘅。說過了,合理的創新formula就是要好玩。從供應角度看,賽車與房車之間的技術轉移有互補作用,幾十年前...